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艺术考察是实地观察、考证艺术形式、存在及其动态，从而获取关于艺术各方面的资料，并对它进行总结和辩证的一种研究艺术文化的方法。(纯属个人言论，有待共议)通过实地考察中国的书法遗迹和人文景观，将课堂和课外、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达到拓宽视野、提高识见、提升素养的目的。
今秋九月，六日至二十一日，书法班师生近三十人,游东岳泰山、焦山碑廊、龙门石窟、石门栈道，观三孔庙宇石碑、焦山摩崖石刻、西安碑林、千唐志斋等等，博览中国书法文化艺术之经典。这次考察的范围除历史名家名帖、名碑外还涉及与书法相关的古代石器、陶器、铜器，及其人文环境、地域环境、历史背景，让人领略和体会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无上妙谛。收集素材，体验创作，提高了文化艺术素养。下面从摩崖、碑刻、墨迹三个方面介绍这次考察：
一 摩崖石刻
泰山《纪泰山铭》 大唐开元十四年岁在景寅九月乙亥朔十二日景戍建。刻石，又称唐摩崖，刻于唐开元十四年(726年)，在岱顶大观峰崖壁上。摩崖高12.3米，宽5.3米，碑文书24行，满行51字，现存1008字，字大16×25厘米，除“御制御书”4字和末行年、月、日为正书外，其他均为隶书。额高3.95米，隶书“纪泰山铭”2行4字，字大45×56厘米，书法遒劲婉润，端严雄浑，明代王世贞评说：“穹崖造天铭书，若鸾飞凤舞于烟云之表，为之色飞”。 碑文为唐玄宗李隆基东封泰山时亲手撰书，相传由燕许修其辞，韩史润其笔，文词典雅，对研究唐代历史、书法、镌刻艺术均有重要价值。
《纪泰山铭》刻石形制端庄，气势雄奇。据史书载，“旧填金泥，元时错落。每当晴朗时，自南数十步望之，字里行间光彩照灼”，说明唐摩崖早在元代以前就已贴金。刻石下部由于捶拓者冬季在其下篝火，剥蚀严重，明人叶彬补刻108字。因长期遭受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铭文现已残26字，不可辨认的6字。建国后，碑下设置护拦，每当风和日丽时，贴金大字在阳光下金光闪烁，蔚为壮观。
焦山《瘗鹤铭》 焦山碑林在书法史上从六朝至今一直延续,存有南朝,唐,宋,元明清碑刻,共500余方,有楷,草,隶,篆各种书体,琳琅满目,为书法珍品,被誉为"江南第一碑林".按碑刻的内容可分为三类,即艺术类,文苑类和叙事类, 其中书法艺术类《瘗鹤铭》最为著称,她为摩崖,正书刻石,原刻在焦山之阴崖石上,其书者前人众说纷纭,晋王羲之,梁朝陶弘景等等.据《瘗鹤铭》记载此石高8尺,宽7尺4寸,文共12行,行约23至25字不等.原文就崖书石,故其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齐,现在我们只能看见5石,一石存2行,不足10字;二石存3行,计20余字;三石存3行 ,计10余字;四石存6行,计20余字;五石存3行,计10余字;总计88字.其结字错落有致,笔画雄健灵动,变化丰富,故学者给于好评.这是对《瘗鹤铭》的一些了解.
汉中《石门颂》 清张祖翼跋此碑云，“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沈府君》、《杨孟文》，隶中之草也”。这里的《杨孟文》就是《石门颂》，所谓“隶中之草”就是评价《石门颂》豪放率真，乃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
《石门颂》立于东汉建和二年(148)，原刻在陕西褒城斜道的摩崖上，此处是横穿秦岭、连接八百里秦川和汉中盆地的交通要道，古称褒斜栈道。此处由于形势险峻、开凿困难，故历代文人歌咏、题刻者甚多。有人整理出其书法尤著者十三品，此刻石及《石门铭》即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期.因修水库，此刻石和其他刻石一起被凿刻下来，保存于XX市博物馆。《石门颂》 s纵261厘米，横205厘米，全计六百余字，是汉中太守为司隶校尉杨孟文数次奏请朝廷修复褒斜栈道有功而撰写的一篇颂词。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可以想象当时的书写者持着一种豪放不羁、无拘无束的书写态度。
《石门颂》是著名的汉代“三颂”之一，其时代已经是隶书的成熟时期。《郙阁颂》和《西狭颂》属于方笔隶书，在用笔上大胆使用方笔和大捺脚，然而《石门颂》却把方笔与圆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综合成一种特殊的篆隶笔法，通篇多用圆笔，起笔时以毫端逆锋，含蓄精蕴，中间运笔遒劲沉着，肃穆敦厚，收笔时复以回峰，圆润流畅，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正是由于书写者追求的是一种淳古的艺术风格，而使隶书方圆兼备，在处理汉分的雁尾波法时运用一些虽称不上肥大但已稍粗的波笔，形成一道道稍向上弯的圆浑的笔顺，而且点画的转折之处多以方折来表现，正是有了这种“巧中
寓拙”、“巧多于拙”的书法特点，才被后人视为不朽的艺术珍品。杨守敬《平碑记》称《石门颂》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派，皆从此出”。
二 碑刻
曲阜汉魏碑刻馆 碑刻是历史留给曲阜的珍贵文化遗产，这些碑刻，充分展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书法艺术精湛卓越的成就和绚丽多姿的风采，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孔庙建筑史难得的实物资料，在中国碑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98年恢复孔庙西仓，特辟建当汉魏碑刻陈列馆，集中存放，以时代为顺序排列，永久陈列展出。并将隋唐以来部分代表的碑刻一并附列于馆内，以展现历代书法之全貌，兼呈真、草、隶、篆之多采，满足人们对各种书法艺术的审美要求。现存西汉碑刻6块，东汉18块，魏及北朝5块，为全国之冠，代表着那个时期汉字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北陛石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是汉代隶书的楷模，张猛龙碑是魏体的杰作。
龙门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中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庸、五代、宋诸朝,前后400多年,其中大规模雕造累计长达150年,石窟中北魏造像占三分之一,全部在西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石窟寺、魏字洞、药方洞、火烧洞等。唐代造像几乎占三分之二,大部分在西山,武则天时移至东山。最有代表性窟龛有潜溪寺、奉先寺、万佛洞、极南洞和东山看经寺及大万佛洞等。
古阳洞位于西山南部,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洞窟。窟内造像题记称该窟为“石窟寺”,现在名字由洞内西北角明清刻字所定。洞进深13.5米，宽6.9米高11米。
窟内造像题记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即《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造像记》，《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 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齐郡王元祜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见于清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此后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龙门二十晶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其行次规整，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结体和用笔则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 除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外，洛阳出土大量的北魏墓志，其中们匕魏元怀墓志》、《北魏元怿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书法精晶。此外，洛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的《北齐姜纂造像题记》等也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
千唐志斋 千唐志斋位于XX县城西的铁门镇，距XX市区约45公里，是我国收藏墓志最多的博物馆，也是唐代墓志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内存墓志石刻一千四百一十三件，其中唐志一千一百八十五件，所存墓志从唐代第一个年号武德到最后一个年号天佑，几乎每个年号都有，这些志石记载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武则天改元，安史之乱等。另有西晋、北魏、隋、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代墓志二百二十八件;还有墓志盖以及书法、绘画、造像、经幢等石刻艺术品。该馆为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将军(新安铁门人)收集民间散落的志石，在其营建的园林"蛰庐"内，修建十五孔拱式建筑，将志石镶嵌于壁而成，保存至今。
千唐志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唐代的第一个年号武德到最后一个年号天佑 ，几乎每个年号的墓志都有，这些志石记载许多重大事件，如武则天改元，安史之乱等，具有证史、纠史、补史作用;千唐志斋集书法名家的作品于一室，象唐代的颜、柳、欧、褚，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俯 ，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王铎，还有世人鲜见的唐代诗人王昌龄，政治家狄仁杰的书迹和郑板桥诗竹等。
西安碑林 位于西安城内三学街15号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院内。它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文物较早的地方，以碑石精华荟萃而闻名中外。其建置的历史可追溯到北宋乃至唐末五代，是从保存唐代所刻《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开始的。这两种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唐昭宗天祐元年(904)，佑国军节度使韩建缩建长安城时，移集《石台孝经》等一批重要碑石于唐皇城尚书省西隅(今XX市社会路一带)以防散失。其后，五代朱梁
时刘鄩守长安，又将《开成石经》迁移到同一地点。至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漕运使吕大忠等倡议将全部石经及其它重要碑石移至府学街北面(即今碑林)并修建了保护碑石的房屋、廊、亭等建筑，排列了陈列次序，使碑林得到妥善保护，为碑林奠定了初步基础，遂有“碑洞”之称。此后，历朝均对碑林作过修葺并有碑石归藏。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对碑林的修葺，增置和整理。“碑林”的名称，也从清代中叶以后逐渐确定下来。至民国时期，于1938年成立了“碑林管理委员会”，1944年改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1949年以后，国家对碑林进行了多次整修和增建，增加了许多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碑石、墓志，并在原西安碑林的基础上，利用孔庙旧址建立了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在建成陕西历史博物馆后，又改称西安碑林博物馆。
现在的西安碑林，共有6座大型展室、7座游廊和1个碑亭。其中收藏、展出汉、魏、隋 、唐、宋、元、明、清各代石碑、墓志等2300余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石台孝经》现立在碑林的碑亭之内，系唐玄宗亲笔隶书，由4块高5米、宽3米的青石拼成，碑额上雕有飞云蟠龙，碑座镌刻番莲舞狮，是碑林中刻工精美、碑身最高大的石刻;《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是唐代继承汉魏刻石校经传统，在太学刻石作为供人校勘的标准本。它是碑林中保留下来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经籍石刻，内容包括《周易》 、《尚书》、《诗经》、《礼记》等12部经籍，共114石，两面刻共计228面，65万余字，俨然一座石质书库。清代又补刻《孟子》后，合称十三经。除了作为重要文献资料的大量石经外，在碑林所藏各类碑石中，反映古代中西交通史的`，还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基督教中景教一派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往来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用中文和巴利维文合刻的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波斯人民友好相处的产物。其他宋代以后有关记载修建、纪功、赋税、粮收及农民起义的碑刻，如《明德受纪碑》、《荒岁歌》、《兴学碑》、《修城记》、《修庙碑》及《平利教案碑》等都为研究陕西省地方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从艺术价值来说，碑林的不少碑刻在书法艺术上是负有盛名的。篆书，有秦代李斯的《峄山碑》(宋代翻刻)和唐代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的李阳冰所写的《三坟记碑》、《栖先茔记》等;隶书，有汉合阳令《曹全碑》、《熹平石经》残石及晋代《司马芳残碑》等，都是碑林中的瑰宝;草书，则以唐代智永、张旭、怀素等写的《千字文》最为著名;楷书，有欧阳询的《皇甫诞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宋翻刻)、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和《多宝塔碑》等，都是负有盛名的书法佳作。此外，还有宋徽宗赵佶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也都是举世稀有的珍品。
一篇有趣的'散文
国庆长假，秋高气爽。洛阳几个文友，驱车来到铁门，一进戬穀小院，就羡慕房舍整洁，花香浓郁，空气清新。
客人进屋坐下，我一边斟茶，忙让老伴准备饭菜。
这时一友说不用忙，小歇片刻，你领咱们去凤凰寨顶，先浏览古镇新貌。顺着老街走走，看几间老字号商铺旧门面房，感受点传统商业文化气息；模模沿河老城墙的红石头，想像夏雨河涨大水时浪花飞溅的激流壮观；去仰望南城门上方“龙飞”青石匾额，远眺河对面藏龙卧虎的天生自然景象；驻足慈禧太后行宫旧址，叹昔日奢华湮不见，赞今天新貌福村人。百间老屋张公馆，千唐志斋蛰庐园，听香读画谁过客，花是主人驻永年。游遍胜景近中午，回家尝鲜蒸红薯，糊涂面条解嘴馋，茶香诗笺获赠书。
我一听就笑了，糊涂面条好做。门口就种有小青菜、香菜，鲜嫩好吃，没有施过农药化肥。玉米糁，手搟面，香花辣椒油，保证味可口。可要吃红薯，有点难。咱们先去山上转，电话叫南乡亲戚赶紧送红薯，再顺手从山上拔点野小蒜。秋末小蒜，香死婆汉。
蒸锅红薯待高朋，文友心欢赞有声。过去生活全靠它，现在稀罕吃着中。
红薯是老品种，外皮紫红，内瓤白而甘甜，俗称干瓤。大家不仅吃饱吃美了，临走时把半笼熟红薯也带走了。
大门口惜别时都还说，下次来还吃这样可口饭。
导语：王之涣是我国唐朝的著名诗人，他性格豪放不羁，生前常击剑悲歌，文采俱佳。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导致他所流传下来的诗歌并不多。
唐代诗人王之涣存诗不多，但其作为边塞诗人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凡上过小学的国人，必读过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登鹳鹊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以及《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至于古典文学爱好者，也一定听说过被誉为盛唐文学界交游美谈的王之涣、王昌龄与高适的“旗亭画壁”的故事。然而细考之，却发现如此著名的诗人相关史料却极少，屈指可数的几条记录又皆为不确，真令人如坠迷雾。
两唐书无王之涣传，《新唐书·艺文志》中无其诗集记录，唐宋文献材料中鲜有记载，甚至连包罗万象的宋代公私书目中也未见其诗集记录。在作品几乎不传世的情况下，诗人之英名竟也一路飘荡下来。到了清代，曹寅主编的《全唐诗》中收录他的作品六首。此六首作品夯实了王之涣的文学史地位。
然而，《登鹳鹊楼》作者的署名却一直有争议。现存的古籍中，此诗首次见于中唐时期芮挺章编辑的《国秀集》。据考证，《国秀集》是芮挺章应秘书监陈希烈、国子司业苏源明的建议而编。苏源明盛名于唐代，杜甫与苏源明相交三十余年，杜甫的《八哀诗》之一即为其所作。韩愈评价为“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国秀集》开编约在天宝十二载，芮挺章大约花了七到十年广泛搜集各家名诗，“探书禹穴，求珠赤水”，网罗官员、平民、隐士之作品，精选220首所成。其中收录了王之涣署名的《凉州词二首》(另一首是“单于北望拂云堆”)和《宴词》(长堤春水绿悠悠)，而将“白日依山尽”这首诗以《登楼》之名归于布衣朱斌名下。以地位论，王之涣是官员，朱斌是平民;以诗名论，朱斌籍籍无名，不能与王之涣同日而语;且成书离王之涣去世不远，王之涣家人健在，高适、王昌龄等健在，苏源明、杜甫、为诗集作序的楼颖也在世，很难想象他们能允许芮挺章将此佳作张冠李戴。正因历来有署名争议，《全唐诗》收录此诗时兼顾两位作者，在卷203收入朱斌《登楼》，注明“一作王之涣诗”，在卷253王之涣名下收入《登鹳鹊楼》，注明“一作朱斌诗”。施蛰存亦指出这首诗是登近海的楼台，不适于鹳雀楼。
另一首佳作“黄河远上白云间”无署名争议，命运貌似平缓许多。传说慈禧太后看到书法家奉旨抄的扇面上少了一个“间”字，以为书法家欺负她没文化而大怒，书法家急中生智地断句为“黄河远上 ，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解了危局。这个传说反映出句读的重要，以及本诗、特别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句之深入人心。
然而，连这句妇孺皆知的话也有疑点。这句话在《国秀集》中为“黄河直上白云间”，《全唐诗话》、《全唐诗》中皆为“黄沙直上白云间”。玉门关在嘉峪关外，那里看不到黄河，自古就有人提出诗人如何能站在一个看不到黄河的地方想到黄河的疑问。“黄河”还是“黄沙”成了千古谜案，众说纷纭。物候学家竺可桢特意实地勘察，认为是错将黄沙传播成了黄河。王汝弼更是说，“‘黄沙直上白云间’有甚么不好?诗人只用一句话就把边塞风光的典型特征概况出来，而且上天下地，囊括包举，请问这是何等笔力!”慈禧若是读过《全唐诗》，肯定不会令书法家轻易过关。
两首力作之外，为人熟悉的王之涣轶事便是“旗亭画壁”，而该轶事细究亦伪。旗亭画壁出自薛用弱《集异集》，大意为：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被写作王涣之)在酒楼聚会，遇到梨园乐工和市井伎也来聚会。乐工、乐伎们喝酒唱歌，三位诗人以谁的诗被唱得多为赌，边听边在墙壁上以指甲划线来记录被唱的.诗数。乐伎唱了王昌龄两首、高适一首后，王之涣坐不住了，说乐人们都是乡巴佬、不懂阳春白雪，又指着最漂亮的那位市井伎说，如果她不唱我的诗，我就甘拜下风。佳丽开口，唱的果然是《凉州词》。酒楼又被称为旗亭，故此事被称为“旗亭画壁”。因其喜闻乐见，后被改编为传奇杂剧，如明清两代均有人创作《旗亭记传奇》。故事中提到“梨园乐工”，则必发生于长安或洛阳，因梨园是玄宗特设的私人乐坊，梨园弟子又称为“皇帝梨园弟子”，梨园乐人随玄宗往返于东西二都。开元二十四年后，玄宗再未去东都洛阳。所以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开元二十四年前的东西二都或者是其后的长安。而故事中，乐人唱的第一首是王昌龄诗歌《芙蓉楼送辛渐》，据考证，这首诗应写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春夏以后，则将故事限定为开元二十九年春夏之后的长安。而彼时王之涣刚赴任文安县尉，高适寓居淇上。次年二月，王之涣病故。三人应无机会聚首长安。
近一个世纪，陆续出土了王之涣及其妻李氏、祖父、祖母、叔父、堂弟、堂弟媳、堂侄、堂侄重孙共八人的墓志。经多方考证还原：王之涣，原名王奂，后以字之涣为名，另取字季凌(古籍中将王之涣写作王涣之者，也许与其曾更名有关)，出身官宦世家，先祖郡望为太原晋阳，后迁籍至绛郡，又迁至邺，再迁至长安。到王之涣父辈时，迁至洛阳。王之涣出生于垂拱四年(688)洛阳私邸，卒于天宝元年(742)文安县县尉任上，次年葬于洛阳北原。王之涣排行第六，而非素来认为的排行第七。一直以来，学界认为高适的《和王七度玉门关吹笛》是高适唱和王之涣的，是高王交游及王之涣出关的力证之一，但当证实了王之涣是王六而非王七后，这些论断又成了疑点。
知识扩展：后世的纪念
从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获悉，该馆先后征集到王之涣的堂弟王之咸及王之咸第五子王绾的墓志，据该馆有关负责人称，截至目前，洛阳曾经出土过王德表及其夫人、王洛客、王之咸、王绾、王之涣等王氏家族的九方墓志，足以说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家族的墓地就在洛阳。
王之咸的墓志记载，他的祖父名叫王德表，曾做过瀛州文安县令;父亲名叫王景，曾做过登州和莱州刺史等官职;王之咸曾做过长安县尉等职，后因故被贬为淄川郡司士。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四月十二日，五十七岁的王之咸因病死于淄川官舍。天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和夫人李氏被合葬于洛阳北邙山。
王绾墓志记载，王绾一生曾做过十个官职，最后被授予左赞善大夫之职。公元七九三年，王绾死于京城长安。王绾的二哥当时在江南任御史中丞，听到消息后，让儿子赶到长安，护送王绾灵柩回洛阳，并于第二年四月七日葬于北邙山祖茔。
据千唐志斋博物馆研究员赵跟喜介绍，志文记载，王之涣家族原籍山西太原，死后最早葬在洛阳的为王之涣的祖父王德表。王德表晚年住在洛阳，共有五个儿子，其中一子名字不详，另外四子分别叫王昱、王洛客、王景和王昌，死后也都葬在洛阳。王之涣为王昱的儿子。千唐志斋博物馆共收藏有王氏家族七方墓志，王洛客的墓志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之涣的墓志出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现藏南京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