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1
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读完了钱穆先生写的，中国文化精神。读完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应该自信，都应该把“应该”这个词去掉。很多时候我们不自信，是我们对自己根的文化了解的太少，在当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我们少不了对物质的追求，但在物质追求中，不能忘了我们的精神文化。
书中说到，中国文化就体现在中国人身上，就像英国文化也体现在英国人身上一样。从中国人身上就能看到传统的家文化，国文化，中国文化看中如何“做人”；西方文化看中如何“成物”。因此中国文化更重在“践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更重在“追寻物理”。让我想到大学老师说的，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可以看出来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精神，做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做人得大家做，所以要无条件的做。我们今天，还能学做孔子，至少可做一不贤的孔子，复兴中国文化的大道就在此。
书中写道，作者去日本，感受到日本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的本民族氛围也很浓，他们能不忘本，日本人很以日本为荣，甚至还带些傲慢，而在中国讲中国，中国人则觉得中国的全要不得。我们就要学习西方的，我们急于前进，要变，使我们陷在一时常的病态下，我们知变而不知化。让我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作战方式都与苏联不同，苏联是从城市开始进攻，而根据我国实情，则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所以在面对文化交流，学习中，我们首先想到的也应该是根据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加以了解判断与吸收。
在讲到文化传统中的冲突与调和时，我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文化强大的调和性，想想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有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发起的，他们之间的冲突乃是西方文化内部自身的大冲突，西方文化中一面讲“个人自由”，一面讲“集体统治”，这本来不就是一大冲突吗？看看我们中国文化，照中国人的想法，一男一女，配合在一个家庭之内而成为了一夫一妇。既同在一家之内，大可不必再各争自由互论平等。在中国，就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路贯通下去。之所以说中国文化调和力量很大，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很有“分寸”。比如，佛教再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那时的中国人，一面信受了一个出家的宗教，而另一面又保留着一个大家庭传统，其间却没有发生过冲突。不得不说，中国文化调和性，兼容性都很大。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完整性，先要学“为人”。学为人，要“尽人道”。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寄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人可以影响其他人。穷则独善其身，先影响我自己，其次可以影响到我家，影响到我朋友。达则兼济天下，就从这里达去。范仲淹为秀才时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名句中，就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种士的理想与培养。我们现在提倡文化自信，我觉得首先就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士精神。
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人不看重外面事业，而看重在内面的性情上。看到这句话时，我首先想到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读后感里面的108位梁山好汉，个个都是性情中人啊，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家可以做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对外可以做一个够得上朋友的，或做一好下属，好上司。这些从哪里来，一切皆从“性情”来。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圣人是不存占有之心的，而是尽力照顾别人，他自己也更为充足；他尽力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这是中国人一番极高深的道理，而在一种极平凡的人生中表现。
看完这本书，才发现自己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竟了解的那么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品读一下《论语》《道德经》。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2
文化无疑是一个高频率使用词语。但究竟何为文化，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再进一步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更是很难说清。张岱年先生与弟子程宜山博士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则试图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将这些文化问题讲个明白。
文化定义的中西之辨
在世界文化研究史上，曾发生过一场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的词义之争。英美学者在指称文化时，常常用文明这个词，但是德国学者则常常使用文化这个词。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咬文嚼字的争论，实则体现了西方文化研究中两种对立的传统：即英美的实证社会学传统和德国的历史哲学传统。在实证社会学传统的研究者看来，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历史哲学传统的研究者认为，文化是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或者说是生活的样态，他们认为文化的形态化、制度化、模式化正意味着文化的死亡，因此也就有“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的观点。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之意，西汉的刘向曰：“凡武之光，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不难看出，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通俗地讲，文化是“文”与“化”的合称，如果“文”不能影响、教化、感化人类的心灵，给人精神性的启迪，那就不能成为“文化”。比如，自然界中的一座山，本身是没有文化的，可文人对山进行赞美写成优美的诗句，并给人带来美的感受与启迪，那么自然中的这座山，就赋予了文化的意蕴。
此书对文化如此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生活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书中探讨中国文化精神时，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之上拓展开来。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个定义，可是对此定义中提到的物质、精神等关键要素，想必不会提出强烈的质疑。
文化精神的中西之异
任何一种文化能持续发展，必然有着特定的精神作为支撑。文化失去了精神，就如同失去了灵魂。何为中国文化精神？这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此书中，张岱年和他的弟子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纳为四点。一是刚健有为，这涵盖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个方面。二是和与中，其思想主要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三是崇德利用，主要是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四是天人协调，其精神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对这四种基本精神进行重要性的排序，那么天人协调的精神，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今天，唯有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书中认为，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方面。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
中国传统文化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自15世纪以后逐渐衰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程。这种论调虽然偏激，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最主要的缺陷，张岱年在书中认为：那就是缺乏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
它具体表现在人们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关系轻实体、重实用轻理论。这对于以分析、知解、实体和公理化体系为特点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利的。另外，中国古代强调“天地一体”“变化日新”，其许多结论与支配近代自然科学的“理学自然观”格格不入。
这里要指出，中国人缺少实证科学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科学技术。比如，当前很多人都套用西方科学的标准，认为中医药学不是科学，原因是中医药学不能把病理说清楚，中医药学中的“穴位”“脉象”“养气”“食补”等学说，在西医科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科学”根据。然而，中医药学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缺少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就彻底否认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盲从或者贬损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必须引起警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充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要将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正可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做到美美与共。中国传统文化之探索，是一条没有止境的道路，无论世界变化的节奏有多快，作为中国人，永远都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陈来先生在其新书《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后记中说，这本书是他近十几年来关于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史的部分
在《儒教研究的方法》一文中陈来先生分析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至少有四种对“思想史”的不同理解。第一种是“观念史（history?of?ideas）”，相当于哲学史，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研究、理解和分析。第二种是“思想史（history?of?thought）”，主要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以及思想自身的发展史，这是中文世界通常的用法。第三种是“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history）”，比较注重思想观念在实际的社会、历史中的诸种文化表现。第四种是“社会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强调思想与社会的'时间—空间维度上的关联。比如书院讲学与州县地方的关系、与地方宗族的关系等。
简单来讲，上述四种含义可以归为两种，前两者比较重视思想本身的研究，是一种哲学式研究思路，而对于后两者来讲，其重点在于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效果史”。因此我们可以将思想史的路径分为“思想的”与“历史的”两种。
陈来先生在此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思想优先的研究原则，应当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其他的不注重思想本身的研究，则不必称作思想史研究，而应当按其主题分别视为对儒学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
只有明白了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本论文集之中隐藏的两种思想史路径的紧张关系。
“历史”的思想史路径不仅仅关注哲学家的个人生活史，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生活的政治世界，从而寻找其哲学思想（文化史）与其所处的政治历史世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这种路径是将经典文本（textcanon）的理解需要置于语境（context）之中。这种历史的思想史路径并不是要将文本完全转化为语境，相反，它们强调的是，唯有通过这种语境才能达到对经典文本的真正理解。只有将哲学家的言论看成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而发的实践行为才能把握经典的本来意思。
可是在《“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一文中，陈来先生说道：“作为儒家经典学解释的大师，朱熹的皇极讨论，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言，只是要消解当时某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在经典的解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在讨论太极之义时亦论及皇极之义。”
由此可见，陈来先生更加重视的是隐含在经典文本之中的“哲学”的内涵。在陈来先生看来，历史的思想史路径会将经典的超越其时代的层面降低，哲学家之为经典，固然是由某个具体情势而发，但是其思考却是有超越其时代的可能的。无论是对天道的形上探寻，还是对最佳政制的理性设计，哲学家的思考都是超越其时代的。在陈来先生看来，这就是经典自身所拥有的永恒魅力所在。
“经典文本中任何一个观念，本身都具有其独立的经典解释意义，对朱子来讲，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申发其政治思想的应用。”
在陈来先生看来，文化精英理想性观念是从经典中获得动力的。他们对政教制度的实际塑形以及对实际政事的主动参与，实际上就是在将自己所认可的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具体体现在政治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思想史角度而言，士大夫的思考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世俗利益与政治情境，他们往往会对整个现实有更为深刻和本质的理解。因此哲学经典文本自身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而这个思想世界就是我们从事现世思考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这是陈来先生这本论文集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他正确地揭示出一种“思想”的思想史。也就是说，我们从事的思想史工作是要历史性地回到思想世界之中，从而试图找寻到我们自身的思想处境的源初经验。毫不夸张地讲，我们只有从思想史中才能获得对自身的更为本真的理解。因为我们获得的对过去甚至将来的认识大部分是从那里得到的。经典文本透过思想史向我们传递着哲学家的思想世界。这个思想世界尽管没有直接创造历史，但是却塑造了历史，就像它没有创造生命，却给予生命意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