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曾于1986-1988年公派赴联邦德国(前西德)学习公共行政管理，回国后任教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1993年，因儿子被诊断罹患自闭症，田惠萍孤身到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从事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
自闭症比原来更流行了?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
去年三月，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表了最新的全美8岁儿童自闭症现状调查。标题宣称“自闭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1个”。这种制造恐慌的论调让不少激进的民众染上了日渐盛行的“化学恐惧症”，将自闭症和“毒素”或其他无关问题扯到一起。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上，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不过找到了更好更精确的识别方法。这只是对自闭症的认识不断加深，诊断标准和分类不断完善的结果。
56岁的田惠萍站在讲台，瘦瘦的。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站在台前的她，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座过程中不时穿插进去的“故事”带着黑色幽默，让人笑过之后，开始反思。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当然，你如果是个“圈外人”，那对她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更感兴趣，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就来源于她和儿子弢弢的真实生活。
1月16日，受昆明市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邀请，她从北京来到昆明，开展主题讲座。讲座设在昆明市五华区图书馆一楼多功能报告厅。讲座开始时，全场座无虚席。“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讲座活动很少见，以前的讲座，大多是自闭症人家长会有兴趣。”蒙多贝负责人李孝峰说，现场来了近100人，除了家长，还有很多机构的负责人。
“自闭症人家庭的生活，同样可以五彩斑斓”
在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里，田惠萍带着弢弢一起参加，当主持人与田惠萍“面对面”细数生活种种的时候，本来坐在田惠萍身旁的弢弢干脆脱掉鞋子，睡到了现场的沙发上。
对于母亲和主持人的谈话内容，弢弢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虽然所有谈话基本都是围绕弢弢展开。
田惠萍的儿子弢弢，今年28岁，是个自闭症人。
每次谈到儿子弢弢，田惠萍的脸上就会绽放微笑，口吻都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弢弢最棒了。”这几乎是田惠萍每次谈及弢弢，都会脱口而出的话。
该上班就上班，该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该到各国参加研讨会议就去，在田惠萍的生活中，弢弢的出现并未给她带来任何麻烦，普通家庭可以享受的生活，她和弢弢一样拥有。去超市，乘坐公交，许多自闭症家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田惠萍和弢弢一样没落下。当然，这样的结果得益于田惠萍从小对弢弢的训练。而这些训练，从最简单的不乱丢垃圾，到青春期的生理卫生问题，田惠萍始终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训练，直到弢弢把它变成习惯。“自闭症人的.生活，自闭症家庭的生活，同样也可以五彩斑斓”，田惠萍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能让很多家长明白，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家长们，认清事实吧，自闭症目前无药可治”
站在讲台上的田惠萍，更愿意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分享她所获知的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当今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身为自闭症的家长或自闭症服务的提供者，田惠萍觉得首要任务就是对有关自闭症的基本概念、词汇和术语要弄明白，搞清楚，因为这是认识孩子、理解孩子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是盲目的”
获悉儿子患病至今已有20多年，田惠萍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身边有个自闭症人跟着。可是，这并未令她烦恼。该过怎样的生活照样过，该享受怎样的人生照样在享受，“我可以以我的经验和大半辈子经历告诉大家，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自闭症人是我们的亲人的生活。”田惠萍说。
很多自闭症人家长总在抱怨，抱怨老天不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闭症;抱怨孩子，抱怨他什么都不学，什么都学不会。那家长，你为孩子学习了什么?
自闭症有很多分类，可因为专业知识的缺失，很多家长，甚至康复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法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个孩子或个案，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自闭症。
田惠萍不管去哪里开展家长培训，都会进行关于“你的孩子属于哪个自闭症类型”的测试，可结果得到大多都是“疑惑”。而这也恰好说明了目前中国面对自闭症领域的状态：因为信息的缺失，传递性不够，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孤独症是盲目的。
“自闭症领域，很少有人说真话”
田惠萍介绍，欧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不管孩子健康与否，从出生开始，就能享受社会保障中的医疗、失业、养老三大义务保险。在美国，虽然是自愿参保，但如果是残疾人，也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如果你的孩子被诊断为发育障碍，也就是说终生残障，那从诊断之日起，你的孩子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就开始全面启动。家庭不用出一分钱。可是，这样的社会保障，目前在中国还享受不到”田惠萍说。
所以，在中国，身为自闭症家长就要付出其他国家的家长绝对不会付出的高昂代价，要放弃爱情、婚姻、工作、爱好、朋友，全身心扑到自闭症孩子身上。可即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甚至连最简单的信息，都无从获得。
而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性，因为他们很多时间就是家长获取正确信息的源头。“自闭症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即使家长不愿意接受，也要告诉他。”田惠萍说，事实上，就连这样最基本的事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家长不知道。
“家长之所以在里面越陷越深，在治好自闭症这里成为无头苍蝇，就是因为很少，或者说没有听到真话。而专业工作者也没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来告诉他们这些真话。”田惠萍说，目前自闭症的领域最让人的无奈的现实是，说真话的人太少。
“逼一个凯纳人说话，只会把他逼疯”
虽然统称自闭症，但自闭症还分为很多亚类型。比如，绝大多数的凯纳自闭症不选择有声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如果有个孩子已经五岁了，是凯纳自闭症，家长或康复工作人员每天教孩子学发声，“那孩子长大后，除了被逼疯没有别的后果”。
是阿斯伯格障碍的孩子，这样的自闭症人早期的言语发展和使用不像凯纳那般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障碍的。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判断为“是正常的孩子。”
在中国，典型的混淆就是凯纳和阿斯伯格的混淆，很多人容易把阿斯伯格的发展个案放到凯纳自闭症上。比如说，用训练阿斯伯格发声的方法训练凯纳自闭症，结果往往会导致，凯纳自闭症无路可走。
所以，为孩子学习专业的知识，对于家长和康复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孩子的将来和生命的健康。
田惠萍建议，康复工作者的个案通过某些训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的时候，要冷静并警觉，分辨个案是凯纳还是阿斯伯格，观察孩子的表现，在不同的个案身上，使用不同的策略，不要轻易把个案的表现，套用在其他个案身上。
自闭症有不同的亚类型，但是缺乏硬性数据。判断自闭症不能通过验血或者其他途径知道，只能通过专业领域的人，通过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来进行软观察，并确定是否为自闭症患者。
正因为如此，自闭症的误诊率也很高，临床上也曾出现过有些孩子某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类似自闭症的症状，被误诊为自闭症，后来好了。但这不足以成为治疗自闭症的个案。
每个自闭症发病的原因不同，即使是用一个类型的自闭症，但每个孩子成长发育过程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一个孩子的个案不能轻易复制到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我的儿子他叫杨弢，他是1985年11月1日出生的，他出生5个月，我就出去留学了。他两岁半的时候我回到他身边，那个晚上我都记得，我到家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多坐的火车。我回到家的第二天起来，我的母亲这么说，说弢弢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这么说。然后我爸爸就立刻说“没事儿，他就是说话晚点。”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弢弢从那走过去，我爸妈就喊“弢弢，你看，妈妈来了”。他理都不理，就从那个地方往厨房走过去，我妈就说，你看，他就像没听见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是1988年，我就把他带回了重庆，由我自己去带他，这一年的时间，到1988年的秋天，这一年的时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必须得承认我的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自己跟我自己说，“田惠萍，你这一辈子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到现在你会发现，能够活得跟别人一样，原来是那么奢侈”。我特别特别的害怕。我希望他是一个跟周围所有的孩子一样的孩子，哪怕他是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人。但是我只要他能说话，只要他能跟别的孩子一样。这一年当中，我自己的形容就是交织在一种希望、失望、绝望这样一种情绪当中。我找不到生活的感觉，我每天都在想着有什么办法让我死去，很早我就下了这个决心。如果在我走的时候，我不能看到弢弢有尊严，安全，有保障地活着，我就带他一起走，首先我在死之前，我首先做的事，浏览当时我们这一代人，翻译进来的所有的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书籍，然后我为了寻找人为什么一定得活着。然后我找了半天，在哲学家这里找，最后我自己还是给出了一个答案，我的答案是：如果生命继续存在下去，只意味着被践踏的话，结束他更人道。我就真的去实施了一次，我把一堆的安眠药放到粥里边。我准备带着弢弢一起走，我觉得伦理上我已经说服自己了。当然了现在我还活着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个话，说明那个行动肯定没成功，对不对。但是我着实地跟大家说，我熬了那碗粥之后，全部都是空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今天都回忆不起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求死不能啊!然后我就对儿子发脾气，我说因为你，老子连死的权利都没有。那么对我来说，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只有权利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绝没有权利决定这个生命的消失。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态度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的很多朋友都这么说，弢弢，改变了你的人生，弢弢挖掘了你的智慧，弢弢发挥了你的权利，我说是弢弢让我活得幸福，让我活得明白!那么我就知道了：所有以前附在我身上的我自己以为值得我去骄傲，值得我去自豪，值得我去怎么样的得意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那么的表面，我发现其实拷问你最后自尊尊严和你骄傲的支撑的这些东西是你能否担当得起责任。
1992年的国庆节10月份，我带着孩子到北京，我想最后尝试一下，医学还能做些什么。那么到了北京以后，当时的全中国，我后来才知道，只有三个半医生能开具自闭症的诊断书。当时我跟医生说，“如果我要有条件，我就办这样一个学校，我把这些孩子都领到我身边。”然后当时医生看着我的雄心壮志，忍不住给我泼个冷水，他说，“田惠萍你做不完，全中国有50万呢!”
在1992年，1993年的时候，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的发病率是万分之四到万分之五，而今天，我们去年11月份，从美国回来，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给我们的是100个人里边有8个，就是这个发病率。我一听这个数字，如果田惠萍还真有什么不一样，大概就在这种时候，我就会蹦出来，我说“你要跟我说，全中国就40个，那就拉到吧，我带着孩子回家认命吧。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中国有40万，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当时还真激励了我，我唯一一个就是，我要跟我这个大学老师这个职业说再见有点遗憾。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我那么喜欢的职业，但是义无反顾。
1993年2月12日凌晨2点40分，火车因为晚点，进北京站就是这个时间。我在北京站看到北京所有建筑物都是个剪影。那一瞬间我有一点胆怯，我说“田惠萍你是不是有点太大胆了!”我说实话，多年后很多人问我那时候你有什么条件来创业，我说我就是一个旅行包，旅行包里我所带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换洗衣服，一个是我内心的想法，我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我要告诉社会，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孤独症，他们有自闭症，就带这样两个我来到北京。
1993年3月15日，第一批6个孩子，真的招进来了，招进来了。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有6个孩子，全都吓坏了。我在北京西城区招了4个老师，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这6个孩子我形容叫“海陆空”。什么意思呢?床底下钻的有，床上跳的有，窗台上站的也有，招来的这4个幼师是普通的老师，都被吓坏了。那个鞋掉了，那个拉了大便以后自己拖着大便在跑。我能回想起来，我累得……我盯了三天三夜，后来那天他们说，田老师你去睡一会吧，后来那天他们说，你这一躺下就没气了，他们说我们都过去摸你的鼻子，你是不是真的死了，就说因为我累得就累成那样。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弢弢在北京，一方面办着“星星雨”。那么我要是每天都要接送他去学校的话，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干了。因为我每天从我租的房子到“星星雨”去，来回路上是4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所以我根本是不可能兼顾。最后我想不行，我就试试看弢弢能不能够上学，我发现他不认识车牌，所以我就带着他到公交总站去，说“弢弢这是几路车”，让他去摸这个车牌。“5路，哎呀，弢弢真棒!”任何一个车，那是27路，那是54路，那是多少路……直到弢弢都能认出来，再站到我们那个车站上。然后那天弢弢又到了，我和弢弢如往常一样，我就看他在后面已经站在门口背着书包这样站着，我从心里面说，我说“弢弢真棒!”结果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车，北京那么长个公共汽车一共三个门，他前面两个开了，关上，车启动走了，我们弢弢站的那个后门没开。我就跟过去，我就冲过去拍那个车门，我嗓门本来就大，你知道我就这么喊，我楞喊前面那个司机停车了，不等售票员说话。那售票员就说有人下车吗，我说后门有人下，你开门，他一开门，我们弢弢就下去了。那个售票员气不打一处来，“我问了他了，我问了他那么多声了，他都不回答，他怎么不答应?”我当时就冲过去，我就跟售票员说，我说“我只想跟你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答问题!”车接着开走了。一车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得练，于是我就模拟北京售票员说话(……)然后叫弢弢回答下车，知道吧。他在三年级下半学期，就完全自己背着书包自己上学放学了。所以我想说，每当我今天路过这种普通小学在下午放学时期门口，我看着那么多的家长，我的妈呀，我就在想，看我们家弢弢多能干!
2008年的8月份，在北京东郊的村庄里面，也就是“星星雨”现在所在的地方，我是做最后一次工作汇报。因为从下个学期开始我就退休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骄傲的一次，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工作，我们带动了中国从特殊教育到中国的立法、法律上对自闭症人的关注。中国随着这种新媒体社会监督这样的能力的增强，拷问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的财务那么多，但是你想想20年的“星星雨”我们从来都没有被质疑过，难道我们不该为此感到骄傲吗?
人有多皮实，你怎么想象都不过分。所以我就觉得回顾我的一生，我有过高峰， 有过低谷，在别人的眼里我可以很悲惨过。但是今天我想说，我跟大家说每一种人生他的路上都有独特的风景线，每一种人生都是精彩的。不管你们这一代人面对的社会有什么样独特的挑战，相信自己，走你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们也是改变时代的一代人。
谢谢大家!
2017年感动中国晚会观后感范文一
今晚，我观看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这次颁奖典礼中，有为了中华民族付出了一切的科学家于敏;有为了山区孩子的前途而放弃优越条件去艰苦的地方教学的朱敏才、孙俪那夫妇;有坚持做好事30年的炎黄张纪清;有跟听力障碍的儿子同桌16年的母亲;也有为了新疆的和平不畏牺牲的警察木拉提等等，其中令我印象最深而又让我最感动的是警察木拉提和炎黄张纪清。
木拉提是一民警察，这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木拉提跟他的同事们每天有任务，每天都不分昼夜地工作。因为他们在新疆，众所周知，新疆是恐怖分子的根据地，所以有很多恐怖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坏人，每年都有许多无辜百姓受到伤害，但因为木拉提以及他的队伍，使得老百姓能在这里安居乐业，虽然木拉提他们很可能在某次任务中殉职，但他们依然不畏牺牲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木拉提的许多战友都因为执行危险任务而牺牲离开了我们，但木拉提依然为了和平与恐怖分子勇敢战斗着。
还有一位也令我非常感动的人物炎黄，炎黄的真名叫张纪清，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他为孤儿院，学校，灾区捐赠了许多资金，每次捐款都以炎黄的化名填汇款单。他原本有三百平米的房子，可他为了捐款，卖了房子，住在70平米的屋子里，默默地坚持做好事。因为他每次捐款都用化名炎黄，人们找了他三十年，直到2014年因为他在银行汇捐款时摔倒被送去医院，人们看到他撒落地上的汇款单才知道他就是默默做了三十年善事的.炎黄。三十年来，他一共捐了几十万元。当主持人问他每次捐款时都怎么想，他却说：捐款只是一个小事，很多人在捐，只是我捐的时间长了一点而已。他让我倍受感动的地方是他做了三十年的好事却从不留名，其实他的真名是张纪清，正如主持人给予他的颁奖词：是一个善良的背影，汇入茫茫人海。你用中国人熟悉的两个字，掩盖半生的秘密，你是红尘中的隐者，平凡的老人，朴素的心愿，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炎黄不是一个名字，是一脉香火，你为我们点燃。
看完颁奖典礼，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们都是如此平凡的人，却又那么伟大，他们值得我们敬佩，我们都应该学习他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贡献出应有的一份力量!
2017年感动中国晚会观后感范文二
(一)
田惠萍，中国第一家自闭症服务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创始人。
1988年，田惠萍留学归来，发现自己的孩子患有儿童自闭症，从此开始了走了上了研究和治疗自闭症儿童的道路。1993年，田惠萍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服务自闭症儿童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3年来，田惠萍坚持以正确的理念推动自闭症议题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关注;她和她的机构，帮助了6000多个自闭症家庭，让这些父母逐渐掌握与自己孩子相处的方式方法。著名导演薛晓璐根据她的故事制作了电影《海洋天堂》， 2013年她登上央视《开讲啦》栏目，向国内公众普及自闭症知识。
(二)
王兰兰，女，50岁，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幸福家园小区“爱心食堂”负责人。
十年前，王兰兰女儿因病去世，她一度在悲痛中不能自拔，但发现女儿“我要成为一名慈善家”的遗愿后，她化悲痛为力量，从此她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王兰兰下岗后靠政府低保补助和打零工为生，但她相信慈善不仅仅是富人的事。
2012年，王兰兰发现身边小区内有很多独居老人，吃饭是一大难题，有了开办爱心食堂的想法。爱心食堂每天向老人提供午餐和晚餐，每餐3元，有的老人连这个价格也承受不了，他们就免费。
三年来，爱心食堂为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提供中餐和晚餐，每餐有一荤两素一汤，每餐收3元钱，按当地物价，实际每餐成本5.5元，差额部分均来源于社会资助。2015年，爱心食堂运转困难，这个小区的8位大姐也加入到爱心食堂的义工队伍，她们没有工资，和王兰兰一起免费为老人们做饭、洗衣、陪护。周边学校、部分公益组织也会定期组织志愿者前来食堂帮忙，为食堂义工减轻部分工作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