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题目是两个字的有哪些
赠内、自遣、拟古、对雨、春感、春思、初月、春怨、思边、咏槿、晓晴、观猎、对酒、独酌、桃源、古意、送别、阙题、怨情、九日、秋思、春感、钓滩、军行、惧谗、咏桂[
推荐几首带“规矩”两个字的古诗或古文。
六艺”即易》、《书》、《诗》、《、《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
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
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
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
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
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
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
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
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
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
”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
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
《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
2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
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
《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
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
3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7.马王堆帛书《要》8.马王堆帛书《缪和》9.马王堆帛书《昭力》《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
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
《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的。
《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周易》。
《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
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统。
4乙、书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
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 》一条，共十条。
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
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
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
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
5丙、诗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
无书题。
与今本《毛诗》对勘，知有《国风》与《小雅》两种。
《国风》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幽》等14国残片，只有《桧风》没有发现。
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有的仅有残句，如《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4首诗的残句。
6从残存诗篇文字来看，和今本《毛诗》有许多不同。
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
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
7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论论》全书有29枚简，共存1006字，有60首诗名。
原无书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
全书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但不见传世文献的记载。
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而《孔子诗论》与传世本的顺序正好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
《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
简本《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
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
“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
”“《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
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
8关于出土简帛书籍中的《诗》，除上述外，我们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缁衣》篇中也发现有引《诗》19条，其中包括逸诗1条。
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邿》，裘锡圭先生的按语认为当读为《虞诗》，《虞诗》引文也不见文献记载，故也当为逸诗。
9丁、礼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几次《礼》书文本，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写本《礼记》等书；10河间献王刘德得《周官》六篇，11河内民女拆老屋得《礼》三篇，12孔子故里鲁淹中《礼古经》五十六卷等。
13二十世纪出土简帛书籍所见《礼》书约有五种：1.武威磨咀子汉简《仪礼》甲、乙、丙本武威汉简《仪礼》共存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
14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
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
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
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
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
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搀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
15而沈文淖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传本，沈文淖先生称之为“古文或本”，他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
16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现存竹简 枚。
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内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173.马王堆帛书《丧服图》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该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
此外，图中还有6行56个字的有关丧服制度的记载。
据陈松长先生介绍，这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人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
因此，陈松长先生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
18戊、乐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乐记》的文本，但却发现了两种与“乐”有关的书籍。
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采风曲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共存7枚竹简，原无书题，“采风曲目”为整理者据内容所定。
简文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
据马承源先生介绍：“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
这九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
一个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
19此外，在这7枚诗曲音调的竹简中还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现。
2.店楚简《乐说》郭店楚简《乐说》，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
原无书题。
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
从1号简至36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
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
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
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
”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
20已、春秋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类简帛书籍，目前尚未发现，但附于《汉书·艺文志》后面的史书类文献倒是出土了一些。
从《七略》开始就没有专立史部，历史类书籍皆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史学还不发达、史学著作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
春秋为史书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
晋秘书监荀勖因三国魏秘书即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将经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录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专列史部之肇端。
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史书的著录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书类，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另一部分列在“数术略”的历谱类。
李零先生认为，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学术。
21因此他将出土简帛书籍中的史学类书籍单独抽出来列为“史书类”，另立一目，没有附于“春秋”之下。
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过分牵就了后世的“四部”分类法。
既然“春秋”为史书所自出，《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书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
我们今天一仍其旧，仍将这部分出土简帛书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发现的史书类简帛书籍主要有纪年类和故事类两大类。
纪年类有：1.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共存竹简53枚，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
简书原无书题，“编年记”是整理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
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22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
过去曾有学者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又有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
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
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
232.阜阳汉简《年表》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看来是参考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称谓。
该材舷衷谏形捶⒈恚
诗句解析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与“孤”这两个字，写出了诗人怎样的处境
它们在诗中有什么作用
心寒哪，他不能去沙场为国杀敌，他盼望这祖国统一，作用是层层深入表达感情
有没有关于形容书，但句子中确不含“书”字的名言警句或诗词
路漫漫其修道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孙洙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陶渊明
诗 书 礼 乐 分别是哪些
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四书五经》中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四书五经》之《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
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
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
《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
《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
《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
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四书五经》之《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
“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
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相传为孔子编定。
《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四书五经》之《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
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
《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四书五经》之《礼记》：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
《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四书五经》之《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
《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
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
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