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时代七大凶剑的故事
上古人类刀耕火种的时代，在龙渊之地，有一个天生强悍的部族。
他们以禁断之术，铸造出七柄极具威胁的凶煞之剑……此举惊动了天神伏羲，意欲将这些逆天而为的人们灭杀，仁爱的女娲却究竟不忍，她带领着追随自己的人们，将七柄凶剑封印于人间，又为避免天神伏羲对人类的追究，而带着龙渊的人们进入无尽幽暗的地界大矩：土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吕氏春秋·察意》中说：“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煌灭：阳没找到出处各位按字面理解吧。
煌,光也。
也可以通俗的解释为光之毁灭——《苍颉篇》长目：木出自长目飞耳，比喻看得远，听得远。
比喻消息灵通，知道的事情多。
《管子·九守》：“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鸣，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
”不嗔：金出自五戒十善第九善：不嗔恚，不嗔恚者，谓不生忿怒之心，嗔恨于人，即是止嗔之善。
既不嗔恚，当行慈忍之善也。
<<大乘五蕴论》中说：“云何为嗔
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
”焚寂：火上古龙渊所铸的七把凶剑之一，位居第二，带有焚毁一切的邪煞之力。
焚寂是所有被封印的上古凶剑中，封印之力最早衰竭的一把剑。
彗蚀：阴清多隆阿《慧珠阁诗》中提到：“少微彗蚀，星陨平阳。
忠则酬君，义则殉友。
浩气常留，是为不朽。
”少微星喻指处士[1] 是指古时候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属于道家一流的人物。
再联系诗句......绝云：水猜测出自西晋傅玄《豫章行苦相篇》“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
”雨绝云：雨落下来，便和云断绝了关系。
用来比喻女子出嫁和家人离别
在神话传说中，上古七大凶剑的主人是谁，谁能告诉我
出自国产单机RPG剑奇谭》，分别为大煌灭，长目，不嗔，焚寂，彗蚀，绝云. 大矩：土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吕氏春秋·察意》中说：“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 煌灭：阳没找到出处各位按字面理解吧。
煌,光也。
也可以通俗的解释为光之毁灭——《苍颉篇》 长目：木出自长目飞耳，比喻看得远，听得远。
比喻消息灵通，知道的事情多。
《管子·九守》：“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鸣，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
” 不嗔：金出自五戒十善第九善：不嗔恚，不嗔恚者，谓不生忿怒之心，嗔恨于人，即是止嗔之善。
既不嗔恚，当行慈忍之善也。
<<大乘五蕴论》中说：“云何为嗔
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
” 焚寂：火上古龙渊所铸的七把凶剑之一，位居第二，带有焚毁一切的邪煞之力。
焚寂是所有被封印的上古凶剑中，封印之力最早衰竭的一把剑。
彗蚀，绝云。
彗蚀：阴清多隆阿《慧珠阁诗》中提到：“少微彗蚀，星陨平阳。
忠则酬君，义则殉友。
浩气常留，是为不朽。
”少微星喻指处士是指古时候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属于道家一流的人物。
再联系诗句...... 绝云：水猜测出自西晋傅玄《豫章行苦相篇》“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
”雨绝云：雨落下来，便和云断绝了关系。
用来比喻女子出嫁和家人离别始祖剑·断生：属性未知（无属性
）七剑之首，为世间铸造出的第一柄宝剑并以断生命名，唯一可以伤害到神体的神兵，由襄垣铸造，襄垣以身殉剑，为始祖剑剑灵，被伏羲封于云顶天宫，后为蚩尤夺回（桃花幻梦DLC）剑灵：襄垣铸造者：襄垣持有者：蚩尤
莫道滇池浅如渉，观鱼胜过富春江。
这句诗的出处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出自当代诗人的古诗作品《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第七八句,其古诗全文如下：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注释】 ①饮茶粤海：指柳亚子和于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间在广州的交往。
粤海：广州。
②索句渝州：指四五年在重庆柳亚子索讨诗作，书《沁园春·雪》以赠。
渝州：重庆。
③叶正黄：秋天。
④牢骚：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夜柳亚子作《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也就是诗中的“华章”，称要回家乡分湖隐居。
见附诗。
⑤长：通“常”。
⑥放眼：放宽眼界。
⑦昆明池：指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昆明湖取名于汉武帝在长安凿的昆明池。
⑧富春江：东汉初年，严光不愿出来做官，隐居在浙江富春江边钓鱼。
【翻译】 喝茶广东沿海没有忘记，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返回祖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东西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鉴赏】 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
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
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
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
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
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
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
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上古七大凶剑执剑者
没按朝代排，太麻烦了 扁鹊，原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生卒年代不详，传说中中国战国时田齐勃海郡莫州（今河北任丘）人，一说为齐国卢邑（今山东长清）人。
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
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
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
扁鹊扁鹊（公元前407—前310），春秋战国时代名医，医术精湛，所以人们就用传说中的上古轩辕时代的名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
《史记》中记载他是渤海郡的一名大夫，而卢医则是指他的出生地在卢国。
由此可见，“扁鹊”是古代医术高超者的一个通用名词。
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将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
而这个出生在卢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敬地称作“扁鹊”。
扁鹊是中医学的开山鼻祖。
世人敬他为神医。
从司马迁的不朽之作《史记》及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可以看到扁鹊既真实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扁鹊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
扁鹊所处的年代，正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发生着激烈变革、动荡的年代，也是人才流动，人才辈出的时代，各国的竞争机制，形成了一个尊重人材，招纳贤士的社会风尚。
为增强实力，各国都在拢络有用之材。
秦国地处西陲，被中原诸侯以夷翟遇之。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秦国的几位先公先王，非常重视从东方各国招徕人才。
为广招贤能，秦国采取了兼收并取之法，为各类人才创造了一个各显其能的用武之地。
秦国除重视治理国家的人才外，对医生也很尊重。
《庄子.列御寇》载：“秦王有病，招医，破费溃痤者得车一乘，所治愈下，而所得愈多。
”给予医生以极好的待遇，各国名医纷纷到秦。
扁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秦人的。
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相传扁鹊曾医救虢太子，扁鹊死后，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
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
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
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
因为扁鹊一生游历四方，所以去过的很多地方.以至于关于扁鹊的籍贯有一些争议。
有古书记载的是渤海莫人（今河北任丘）扁鹊见蔡桓公写到渤海莫人。
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说：“(秦越人)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也。
”卢国，在今山东长清。
“渤海郡”在今山东省中南部和西北部。
“郑”，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一生创有：《难经》，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扁鹊，战国时医学家。
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扁鹊（活动期公元前4世纪初）中国战国时期的医学家。
学医于长桑君。
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
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
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概述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
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张仲景，东汉后期医学家。
生于公元150年正月十八日，于公元219年溘然长逝，享年69岁。
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
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
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
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
”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
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
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
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
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
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
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
“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
“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
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
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
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概述 华佗（约145-208） 东汉末医学家，汉族。
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华佗与董奉、张仲景被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关于华佗故里，学术界普遍认为华佗是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欣然为亳州亲笔写下了“华佗故里，药材之乡”的题词。
据人考证华佗相，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
这考证很可疑。
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
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
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
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
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
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东汉末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
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
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华佗是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后汉书》和《三国志》均为他专门立传。
华氏家族本是一个望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定居于谯县以北十余里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华庄（今谯城区华佗镇）。
至华佗时家族己衰微，但家族中对华佗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
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古籍，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
当时我国医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相继问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而古代医家，如战国时的扁鹊，西汉的仓公，东汉的涪翁、程高等，所留下的不慕荣利富贵、终生以医济世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不仅为华佗精研医学提供了可能，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
华佗精于医药的研究。
《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
人们称他为“神医”。
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
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
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是宋人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
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
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
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
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
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
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
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
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朝时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
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
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
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
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
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
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
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
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
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
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
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
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
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
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
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
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
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
《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
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
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中国画《李时珍采药图》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
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
李时珍早就研究它。
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
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
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
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
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
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
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
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
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
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
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
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
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
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
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
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
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
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
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
”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
”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
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岳太和山（武当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
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
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
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
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
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
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
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
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
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
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
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
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
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他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
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永远被世界人民所怀念。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 扁鹊 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
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O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O年）。
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
这是他的绰号。
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
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
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
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
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
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
张仲景 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一诗赞颂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 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
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
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
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
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
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
“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
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
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
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
这考证很可疑。
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
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
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
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
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
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
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皇甫谧 提起皇甫谧，人们可能立刻想到他编撰的《针灸甲乙经》。
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
他一生以著述为业。
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
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
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活了六十八岁。
葛洪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
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二八三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三六三年）。
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
对他的一生，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了《历代名医像赞》的一首诗来概括：“陷居罗浮，优游养导，世号仙翁，方传肘后”。
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隐逸求仙的一面。
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
其实，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
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
《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
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
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
《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
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
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
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
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活了一百零二岁（有的考证活了一百四十一岁）。
人们把他当做“神仙”，尊称为“药王”。
钱 乙 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
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字仲阳。
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
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一O三二年），卒于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朱震亨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
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
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
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
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
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
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
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
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
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
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
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
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
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
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
”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
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很有名望的医生。
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
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
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
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叶天士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
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
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
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
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
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
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古剑奇谭游戏里的七把凶剑是什么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探微 中国古代官吏制度丰富而详备，它是由官吏选拔、考核、铨叙、奖惩、监察、俸禄、致仕等具体制度所构成的-个庞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辞官制度以其独有的“异类性”，格外引起们的好奇与关注。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随着古代官吏制度的发展，逐步由辞官现象演进而成为制度，大致经历了萌芽、确立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
先秦是辞官制度的萌芽时期。
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的更替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实现的。
“禅让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力不从心者适时“辞官”让位给他人，这种辞“官”形式带有浓厚的氏族内部的民主色彩，或许可称得上是辞官思想的萌芽。
从夏开始延缓至商、周的奴隶社会，禅让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依据血缘关系来确定王位继承的世袭制，以及诸侯、卿大夫世代相继的世卿制。
这种“世卿世职”制，官爵世袭，几乎不存在辞官问题。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随着世卿制的破坏和士阶层的形成，各国的变法和人事制度的革新此起彼伏，也无形中孕育了辞官思想，辞官现象也开始展露仕途，由于没有形成制度，辞官现象处于无序状态。
辞官现象的出现，与先秦诸子的用人思想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如，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但他也抱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曾辞官周游列国，劝谏君王行道治国，有的弟子为追随他而辞官前往。
秦汉是辞官制度的确立时期。
秦汉时期，由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制度，使辞官制度的确立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这一时期，官吏制度逐渐形成，在实行“察举征辟制”选官的同时，准许辞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官吏人权和自由的尊重，这是辞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条件。
另从政府组织结构来看，有了专门负责官吏管理的机构，象汉代宰相的“秘书处”有十三曹，其中东曹主二千石长吏的迁除，相应官吏的辞官事宜归其管理。
再从官吏的任免权限来看，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重要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命，其辞官也要呈皇帝批准。
宰相下面的十三曹，由宰相自己辟用。
此外各衙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行辟用。
如此以来，掾属辞官批准权在各首长。
强调辞官须经批准，从程序上保证了辞官制度的规范化，也表明了这一制度实际上已经确立。
汉代之后，辞官制度进入稳固实行和发展时期。
由于各朝代政府组织结构有异变，官吏的任免权限也宽严不一，势必造成辞官的批准权也有所变化，但辞官制度的基本规范大体保持了相对稳定。
象唐朝，五品以上高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六品以下官吏通过了吏部考试，由尚书省吏部任命，官吏要辞官也得经皇帝恩准或吏部同意。
地方长官之掾属的任用，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除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吏部，郡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也就无权批准其辞官。
辞官制度从秦汉时确立，历经数千年的实行，其规范性内容--辞官者依程序请辞和任官者依权限批准辞官的有形准则，基本得到了较好地坚持，从而保证了辞官制度的经久不衰，也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把辞官喻称为“挂冠”，《辞海》的注解是：王莽时逢萌为了避祸，“即解冠挂东都城门”而去，后人因此称辞官为“挂冠”。
成语“神武挂冠”的由来也是如此：南朝梁陶弘景“家贫，求宰县不遂。
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
后以“神武挂冠”指辞官隐居。
今天，我们翻阅古书辞章，文人墨客关于挂冠辞官的诗文随处可见。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有名句：“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陆游诗句：“挂冠神武莫踌躇，家具何妨载鹿车。
怨谤相乘真市虎，技能已尽似黔驴”。
《说岳全传》有诗曰：“挂冠归隐不贪名，富贵浮云看得轻”。
诗言志，这些辞官诗文抒发了诗人们决意辞官归隐，以求济世的情怀。
封建集权的官吏制度以人治为本，官吏作为仕途中人，常有不测风云，他们循孔子教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愤而辞官”归隐山林，或“畅然挂冠”浪迹天涯，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辞官者既有重臣名将，也有名不见传的小官小吏。
透过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辞官现象，来考察辞官制度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其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辞官的种类和原因不尽相同。
古代辞官制度并未就辞官的种类形成统一的范式，从实际辞官的情形分析，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辞官。
官吏自愿辞官，也可称之为自动辞官，其有多种背景和方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子们唯一光明的大道是“当官作老爷”，但也有如愿以偿入了仕途的人却要辞官自罢而去，反其道而行之。
这正如古人所言：“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官吏辞官“下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各有志”，其真正原因错综复杂。
有的是心甘情愿的“不愿仕”而自愿辞官，象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等辞官即是如此，这种辞官者大多是比较超凡脱俗的士林中人。
有的自愿辞官则是心悦诚服地辞官让贤。
如春秋时，楚国的宰相虞丘发现孙叔敖才能出众，有将相才华，便将孙叔敖接到京城，自己向楚庄王辞去宰相职务，推荐孙叔敖为相。
汉代时，周勃有除诸吕、立文帝之大功，位居右丞相，但自知其能力远不如陈平，于是称病辞官，让位于陈平。
这种辞官者多是德高望众之辈，辞官解印是为了国家社稷，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还有的因丁忧、身体健康等原因不宜继续任职而提出辞官。
前面几种主动自愿辞官情形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自愿辞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自愿，实乃是迫于无奈或走投无路的被动自愿。
如有的不愿受官场的拘束、“不堪吏职”而辞官；有的由于为官清廉正直而不为官场所容，被迫自愿辞官；有的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不得已只好自愿辞官求得安稳。
此种被动自愿的辞官形式，多因官场黑暗，受情势所迫，只能辞官独善其身。
但无论那种背景与情形的自愿辞官，其行为结果都是相同的，都以自行弃官去职为目的。
且从程序上看，一般都会主动提请，征得同意而后行，这是自愿辞官的一般程式。
另一种是引咎辞官。
官吏因工作失误或失职等原因，造成一定损失或影响，自感难辞其咎而提出辞官。
引咎辞官是官吏对自己在行权主事的履职过程中的失偏、失准和失范事实的自责行为，是负咎思过的一种义举。
辞官思过从表象看是咎由自取，实乃是对其官德的考验。
引咎辞官多为个体行为，既有军中武职，也有各司文官。
史载三国时，街亭失守，损兵折将，诸葛亮不是将马谡斩首后就了事，而是不辞己过，引咎责躬，上表白请贬官三等，并且“布所失于天下”。
清雍正十三年苗疆复叛，鄂尔泰战败，为此引咎辞官，并削伯爵。
历史上也有集体引咎辞官的例证，只不过这种方式较为罕见。
相传汉朝宣帝时，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马史高，因关东饥荒，百姓流离而集体引咎辞官。
自愿辞官与引咎辞官，类别不同，动因相异。
一般而言，自愿辞官是在有资格继续为官的前提下的“不愿仕”而辞官，而引咎辞官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其前提都是因咎而不宜再继续为官，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辞官的形式及待遇相差甚远。
官吏辞官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不同的辞官形式享受的待遇不同。
下面简析两种常见的辞官形式及其待遇。
辞官致仕。
古代官员退休称“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
致仕分为自愿致仕和责令致仕。
辞官致仕，是指官员自愿请求辞官以致仕。
选择这一形式辞官，一般要符合致仕的条件。
一是年龄条件。
一般说，在明清以前，通常要求七十岁以上，明清以后则提前为六十岁。
二是身体条件。
因身体原因难以继续供职者，可请求辞官致仕。
如唐代规定“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
宋代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而不胜其任，亦奏请之”。
明清也有类似规定。
官员选择辞官致仕，可享受致仕官的相应待遇：在政治待遇上，有加官晋阶、荫补子孙等，甚至还可享受一些诸如送别礼仪、冠带还乡、班列朝会等等礼遇；在经济待遇上，通常要发给俸禄、赏金赐物等。
辞官致仕，不为生计操心，不为养老焦虑，待遇上有保障，生活上有依靠，脸面上也光彩。
因此，一般说来辞官致仕是辞官者首选的正途。
辞官归隐。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辞海》释义为“隐居不仕的人”，其由来主要是读书未能做官、读书不愿做官及做官后又辞官归隐的士人。
选择辞官归隐大致有三种动因：其一是“不堪吏职”。
此为陶渊明式的辞官归隐，他们在职时“不私事上官”，往往要降志辱身才能立足于官场，故厌恶官场而解绶去职。
其二是求得自保。
官场似战场，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恋战的结果很有可能就要以生命为代价，为了躲避祸患、逃避迫害不得已只好辞官归隐以求自保。
其三是以退为进。
此类辞官归隐者“身在山林心在庙堂”，归隐乃是缓兵之计，伺机等待东山再起，重归仕途。
辞官归隐者，作为弃官而隐的“旧官僚”，由于他们归隐的动机和真正目的不同，因而只有真隐者才能较彻底的溶入“隐型社会”，他们在“隐”期间一般无待遇可言，无俸禄可享，大多只好选择“力耕”务农、“舌耕”以教，或从医、经商等，自食其力，自得其乐。
而辞官假隐者，虽无官俸待遇，但其实际收益也多有来路：有的兼业谋生，半耕半渎；有的依靠旧时积蓄度日，翘首等待征召辟用；有的名隐实官，步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之后尘，或当朝廷、官府的顾问，或周旋于官绅之间，以获取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
辞官归隐，虽不如辞官致仕那般实惠、那样体面，但历朝历代选择这一形式辞官的都大有人在，甚至一些人因此而声名远播，青史留名。
辞官者命运多有波折。
辞官无疑是辞官者人生的重大转折，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或暂停，预示着其命运之船的航向可能因此而改变。
细心考察，同是辞官，但辞官者的命运相去甚远。
有的因辞官触动了某些高官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神经，抑或冒犯龙颜，因而举步维艰，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有的因辞官而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有的因辞官归隐而见其人格的伟大，留芳千古；有的因辞官而见其性格的懦弱，遭世人耻笑。
辞官者命运扑朔迷离，悲喜交加，但总体而言，大多是一波三折，多有不测。
史载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陶渊明四十一岁时自行辞官归隐，回到了庐山山脚西南部的老家，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
在归来最初的三年里，他似乎颇感惬意，躬耕、爬山、作诗、饮酒。
温饱不成问题，家中的孩子与他一样天真、幼稚而又可爱。
他四十四岁那年，一场大火将他的家焚毁一空。
此后，他的家境日下。
虽终年辛劳，竟常常弄到难以糊口的地步。
他也因此明白世人为何热衷于官场与权力，而对劳作与农业有一种唯恐躲避不及的心态。
其实，陶渊明一生曾先后几次辞官：在州祭酒任上辞官是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桓玄军幕任上是因母丧丁忧辞官；镇军参军改为建威参军，再求为彭泽县令先后一年多时间而自行辞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堪吏职”。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场。
他的晚年贫困而又凄凉，有时甚至出门乞借粮食以度时日。
陶渊明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因而受到了世代后人的尊敬和颂扬。
唐朝开国元勋李靖，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曾作《乞解职表》，以“疴疾日侵，腰脚疼疲”为由请求辞官。
唐太宗李世民还特意下诏褒扬李靖激流勇退的气度，诏书说：“自古富贵而知止者盖少，虽疾顿惫，犹力于进。
公今引大体，朕深嘉之。
欲成公美，为一代法，不可不听。
”对于官场中人来说，做官是其一生的职业与追求，一旦辞官下台，那滋味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
这与专制社会中做官可以得到的巨大利益是分不开的。
所以，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官僚们都是生命不息，官欲不止，象李靖这样知足常乐的达观之人，实在是太少了
浩浩乾坤，因辞官而受到皇帝的赞誉的，李靖可谓是华夏第一人。
民族英雄岳飞，出于对卖国议和的愤怒，不仅言辞激烈，表示“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而且先后五次辞官，甚至不待朝廷批准，便径自回庐山第宅养闲。
加之秦桧百般进谗，便注定了岳飞被杀的厄运。
晚清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
在仕途上，他可谓官运亨通。
但他也曾多次想辞官隐退，据说因上折批评皇上，差一点遭来横祸而辞官回乡。
另因丧母辞官丁忧。
他曾写过一幅对联抒发他想辞官隐退的心理：“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此联书于咸丰四年，当时曾国藩正领着自己组织起来的湘军全力追剿太平军，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流露出辞官隐居躬耕的迹象。
特别是他五十五岁时，上疏请求辞官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致仕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
虽然曾国藩多次流露出辞官隐退的思想，并身体力行，但与之相反，他的官越做越大，直至两江总督，并死于任上。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辞官制度却有彰显官吏的人权与人格尊严的意向，甚至有挑战皇威，争民主、要自由的意向。
揭开中国古代官吏史的神秘面纱，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实质，是保证君主对人事管理权的完全控制和垄断，以实现君主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稳固。
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已经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封建专制君主，视国家一切为他个人的财物，所有官吏也都是为他镇国安帮的“家奴”而已。
官吏的政治行为，行政行为乃至一切言行都必须、并且只能对皇帝负责，这就决定了君臣之间只能是主奴的关系。
因而，无论是官职的设置，抑或是重要官吏的任免，甚至生杀予夺都由皇帝主宰。
尽管在层级节制的官僚体系中，官吏之间存在着高低、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区别，每个上级都视下级为仆役，在下级面前可以颐指气使，极尽威严；而每个下级在他的上级面前都是“卑职”和“奴才”，都必须对其上级奴颜婢膝，俯首听命。
但在皇帝面前，所有官吏的尊严和权利都等于零，他们只能绝对地忠于皇帝，唯命是听，毕其身心以尽犬马之劳直至肝脑涂地。
这种集权的人事制度充分保证了皇帝的权威性和对大小官吏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强化了官吏的奴仆地位和奴化心理。
纵观古代官吏制度，似乎唯有辞官制度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在官贵民贱的封建社会，腐朽的官文化对官吏的影响根深蒂固，官吏的“官本位”意识相当严重，他们对名利地位趋之若鹜，“一朝为官，终身受禄，福泽四方”成为世代不变的“官经”，因而追逐入仕成为“布衣小民”的梦想，加官晋爵成为官吏们的期望。
而辞官者反其道而行之，其辞官行为隐含着对皇帝及“上司”的不满与不敬，既有张扬他们弃官为民的“傲骨”之意向，又有藐视当权者“赐与”的官位与荣华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公然鄙视官场与官位的行为，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与封建主流意识更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却“容忍”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使此现象事实上演进为制度而世代相继，反过来又保护了这种现象的长久存续，从而凸现出辞官制度也具有宽严相济的特征。
希望对你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