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有关王震解放新疆的电影叫什么
部队到达酒泉地区后,战士们出于关切,逢人便打听新疆情况。
一些暗藏的敌人,乘机制造各种谣言,破坏我军进疆的行动。
他们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捕风捉影,添枝加叶,甚或无中生有,信口开河,把新疆描绘得十分可怕,说什么冬天小便会冻成冰棍,得拿棍敲;出门走路只能露出两只眼睛,否则耳朵、鼻子冻得一摸就掉;夏天的戈壁滩上,石头上可以烙饼,出门不戴帽子能晒成鬼剃头。
\ 说到风沙,讲得更玄,说能刮得大石头遍地滚,刮得骆驼在空中打旋。
在部队内部,有些人认为战争已近结束,革命已经到头,应该回老家享受天伦之乐了。
特别是那些年龄较大的战士,战争年代忙于行军打仗,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现在胜利了,个人荣辱、婚姻问题也都成了经常思虑的大事。
\ 这种思想也波及到某些干部,有些干部议论,我们部队在延安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备部队,王胡子是延安警备司令。
现在党中央进了北平,我们驻北平作中央警卫部队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连西安也待不住,兰州也住不了,要去那些最远、最穷最荒凉的地方。
跟着王胡子,一辈子吃了大苦,没好日子过。
有的还把这些牢骚怪话编成了顺口溜,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南)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 王震面对这些情况,感到恼火又着急。
他是司令员又是兵团党委书记,决定亲自动手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坚定部队进军新疆的决心。
他陆续找了一些干部谈话,还专为此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
按照他的吩咐,会场正中像下挂起大幅老中国地图。
王震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发表长篇讲话。
他针对部队中出现的那些混乱思想,联系历代战略家无不重视新疆屯垦戍边的史实,详细阐述进军新疆的战略意义。
\ 他说: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都能为祖国统一,不辞万里艰辛出师西域,难道我们当今的共产党人还不如他们吗
说路远,那时候他们只能骑马坐轿,我们今天还有汽车,苏联老大哥还要给我们派飞机来。
他们都不怕路远、干渴,我们就怕吗
有那么一些人,怕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讨不到老婆,断子绝孙。
我王震今天当着大家面保证,我绝不会让我们的部队里出一个和尚。
\ 讲到激动处,他举起爬山用的木棍敲着那幅地图问道:你们说,这地图是用什么绘成的
大家瞪圆了眼睛,不知如何回答。
他满怀深情地继续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烈用鲜血绘成的呀
他指着地图的上方说:老中国的地图就像我们常说的,像片桑叶。
1945年国民党和苏联谈判,国民党同意外蒙古独立了,这片桑叶去掉了一大块。
你们看,这里就是从中国完整的地图上划走的一块。
难道我们大家还愿意再从我们的版图上少去新疆这一块吗
那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我们勤劳勇敢的各族同胞,你们舍得吗
我是舍不得的。
\ 王震强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染了全场的每一个人。
大家顿时感悟到进军新疆责任的重大,台下激昂地呼喊起来:我们舍不得少了新疆
到新疆去
保卫新疆
建设新疆
全场立刻沸腾起来。
\ 等会场稍趋平静,接着他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进驻新疆的任务:团结各民族,帮助起义部队改编,建立革命政权,改变军民关系,掀起大生产运动。
随后慷慨激昂地说:新疆各族人民一向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剥削,他们曾发起无数次反抗反动派压迫的斗争。
我们去新疆,是为了正确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也就是全国政协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政策的全部精神,必须研究马、恩、列、斯关于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理论与策略,学习苏联的经验,应该充分估计新疆自治区①、军区和干部英勇、坚决、顽强的斗争功绩,及其与中国人民革命遥相配合的贡献。
我们进军新疆是关内外革命力量的会合,应该表示热诚的革命友爱精神,学习各民族反压迫斗争的经验教训,把新疆14个①民族四百余万人民团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来。
\ 他在讲话结束的时候,针对部队里存在的某些混乱思想说:你们告诉指战员同志们,不要听信敌人故意散布的那些谣言。
我请来了历史学家,新疆的商人,还有跑遍了新疆的汽车司机和其他很多维族朋友,分给大家当老师。
请他们给大家讲真正的新疆风土人情、地理、气候、生活方式和历史演变。
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讲出来的才是真话。
你们听了尽管提出问题,请他们回答,把部队思想上的疑问都解决掉,现在我们热烈欢迎老师们进来
\ 在一阵掌声中,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领进一队人来,他们中有维族,有哈族,有汉族,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
王震扬扬手说:各部队可以把老师们请去,召集部队听他们讲课。
散会了,各部队负责人都拥上来,争相邀请老师到各自部队去讲课。
几天后,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对王震说:你请来的那些老师起了很大作用,好多问题都解答了。
现在各级党委和支部,都让战士们的请战书、决心书给埋起来了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的春风度玉关”。
出自何处
化用了谁的诗句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说的是左宗棠当年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情景,他的军队同时也是一支种树的排头兵,到处种树,种了几十万株树,后人把它叫做左公柳。
这首诗的作者是杨昌浚,他曾是左宗棠湘军中的一员得力大将,他把唐代诗人王之焕一首《凉洲词》“ 的“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 彻底改写了。
他让“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玉门关外戈壁荒滩,连春风都不愿眷顾,偏偏被杨昌浚的词给引了进去,这“春风一度”足以让后人记得。
他本是一名带兵打仗之人,因为这一首诗从而被列入清代诗人的行列。
新疆是被谁解放的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
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20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11月7日,王震、徐立清等同志到达了迪化。
迪化后改名为乌鲁木齐
王震的所有秘书,有记载的
王震:老子打天下
老子就要做天下
继续依靠特权背景发家的王震家族
作为央企中信集团第三任董事长的退休干部王军,退休后他再度闪电般现身,大举进军新疆的大展身手投资50亿,瞄准内地煤化工、煤电、银行、房地产等项目
成立了中国天然的香港上市公司
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并以香港为核心开展业务。
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保利集团(国资直属中央大型企业)属下的保利投资有限公司以及美国投资基金PEM.GROUP如果
按照央企的工资福利的退休计算
王军50亿的款项投入是你几十年积蓄的清白的工资和所有福利吗
王震和十八团大渠的资料
十八团渠是王震将军遵照“”命令,率领二军六师十八团全体官兵,于1950年9月开工修建,1951年5月15日竣工建成通水。
42公里的工程全部靠战士肩挑背扛,用了8个月时间建成的,十八团大渠是当年解放军入疆后的第一条大型人工渠,军区首长将该渠正式命名为”十八团大渠”。
在当时的新疆军垦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十八团渠位于。
据说放水那一天,库尔勒军民7000余人在库尔勒老飞机场举行放水典礼。
王震代司令员兼政委偕同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出席祝贺。
为深切怀念王震将军和十八团官兵“、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于1992年7月5日修建了十八团渠纪念碑,此纪念碑现为库尔勒市。
因为有王震将军的亲笔题词,这座碑被库尔勒市民亲切地称为王震的雕像,其实纪念碑顶站立的,是一位手拿铁锹的兵团战士。
1951年5月15日这天记载着:“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师十八团在库尔勒修建的十八团大渠今日举行放水典礼。
这是驻疆部队最早建成的一条大型渠道,全长42公里,可灌溉土地20余万亩,王震代司令员偕同中央派来的水利专家参加典礼。
” 1949年进军新疆,9月25日。
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奸商囤粮,哄抬粮价,而且只收现银。
当时的后勤部部长甘祖昌不得不每月用飞机从北京专运一趟银元回来购买粮食。
周总理曾对甘说:人民解放军要长期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
为了解决驻军的吃饭问题,1950年1月,王震司令员向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动员:一面守卫祖国边防,警卫新疆全境,肃清土匪特务,严防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一面要从事生产建设,就地取粮,克服财政困难,改善部队生活,要求全年生产粮食5000万公斤,棉花180万公斤,每人1只羊1只鸡,10人1口猪1头牛。
就这样,驻疆部队只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奔赴新战场。
一时间,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地图,炮兵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战马变成了耕马,马镫变成了犁头,20万将士在天山南北按师团布点,就地驻防就地屯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1950年初,前身是的解放军步兵六师十八团进驻库尔勒并投入,实现了从到的伟大转变。
同年3月中旬,王震将军带领他的几个老部下,从库尔勒向西沿着上户、大敦子到吾瓦进行实地踏勘,并听取了水力资源情况的详细汇报。
这里原有一条长达30多公里从孔雀河引水的上户渠,如果把这条渠加宽延伸到大敦子以西的大片荒地,基本上可以满足农业灌溉的需要。
但是为了不与民争利,王震将军提议从上户渠北边新开挖一条57公里的灌溉渠道。
黑夜里,王震将军借着篝火在地图上划出一条线,这便是日后有名的“十八团大渠” 。
王震将军驱车从荒地来到铁门关,指示十八团领导从公主峰以下孔雀河开阔地段修筑一条拦河大坝,引孔雀河水入十八团渠,并把修建这条大渠的任务交给了十八团。
1950年秋,新疆省水利局第二水利工作队对沿线地形进行测量,9月15日动工。
秋收一结束,十八团3个营和团直人员就全力以赴投入挖渠战斗,1000多人的修渠大军摆在从大敦子到孔雀河边龙口几十公里漫长的战线上。
严冬时节,挖渠部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上施工,住的是地窝子或帐篷,甚至在野外露宿。
这里没有水,靠马从大敦子驮水。
战士们不能刷牙,不能洗脸,水仅供饮用和做饭。
饮水也限量供应,渴得大家嗓子直冒烟。
粮食供应紧张,吃了上顿找下顿,甚至吃高粱原粮,很难消化。
但大家干劲十足,手上打起了血泡,腿疼得抬不起来,就跪着挖。
当时挖渠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开凿。
工具很简单,只有十字镐、铁锹、坎土曼、红柳条编的抬耙和挑筐。
十八团大渠沿线土壤结构非常复杂,从龙口到上户全部是砾石,上户到大墩子虽然土质比较疏松,但冬季施工冻土仍然坚硬,非常难挖。
就这样,战士们硬是用十字镐刨砾石,用杠子撬冻土块,一寸一寸地挖出了几十公里长的大渠。
王震将军到工地时也与战士们一起劳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从一开始修建十八团大渠,王震将军就强调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不与民争利。
根据工程设计,渠道要穿过一家维吾尔族老乡的房屋和果园。
为了协商搬迁,部队曾协同地方政府反复做动员解释工作,答应给他另盖房子,用最好的土地和他交换。
但是老乡强调果园里的果树已经结了果子,坚持要用果园交换,否则不肯搬家。
部队没有果园,无法交换,只好以民族政策大局为重,修改设计,让渠道从老乡宅院旁绕过,改道后仍让老乡利用渠水浇果园。
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把解放军与旧军队作比较,交口称赞共产党好,解放军好。
这些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士,把作战地图换成了生产规划图,将犁绳套上了战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让荒原变绿洲,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千里戈壁建设成一个新世界。
十八团渠是库尔勒垦区的骨干渠系工程,十八团大渠在建成60年运行期间,先后经过几次较大的扩建。
从根本上解决了渠道渗漏问题,1980年7月至1984年2月,十八团大渠完成了改建防渗工程。
1984年农二师投资将总干渠改为硅板衬砌渠道形成现有规模。
干渠全长58·81千米,龙口最大引水流量23立方米\\\/秒,年均引水量2.55 X 108立方米。
全长62公里。
十八团渠灌区包括兵团农二师28团、29团、30团三个团场和地方两个乡一个村,灌溉土地50多万亩。
万顷良田种植着高产水稻、小麦、优质长绒棉等农作物和香梨、葡萄等瓜果。
60年来,肩负屯垦戍边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西部边疆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纵观中国屯垦戍边的历史,兵团以其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大屯垦”的历史地位,历代延续的屯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各族儿女共同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祖国的繁荣作出贡献,共同担负着发展边疆经济、维护祖国统一的崇高使命。
兵团人之所以能在西部荒原扎下根,得益于一种凝聚力,一种文化的积淀。
延续千年的屯垦戍边伟业代表的信念和正气的历史,成为屯垦戍边的人格内涵和精神追求。
通过屯垦文化独特的作用和力量,成为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胸怀,一种情操。
王震军衔,王震是什么级别,王震大将排名
王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贡献王震同志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
在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洪流中,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在工人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
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投身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创建工作,先后任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红八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朱德(中)、关向应(右)和王震(左)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
在湘赣苏区斗争中,王震同志英勇善战,曾获三等红星奖章。
他坚决执行同志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指示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尽力保护同志,抵制“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影响。
1934年7月起,王震同志先后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为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与军团长肖克同志一起率部西征。
同年10月与红二军团会师。
此后,王震同志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分会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
1935年11月,为摆脱国民党重兵“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主动转移,继续长征,于1936年7月初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其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王震同志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一道坚决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行径,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1936年10月,共同北上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胜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大会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震同志任八路军一二0师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二0师三五九旅副旅长,随一二0师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起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他指挥部队对日寇英勇作战,配合忻口战役有力打击敌军,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其后,按照党中央部署挥师向晋察冀边区挺进,创建了以恒山为依托的雁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8月,王震同志奉命回师陕北,同年10月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1年初,他率部进驻南泥湾,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参加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政治斗争。
1942年,他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
为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他率三五九旅部队在南泥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
同志为王震同志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
王震同志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三五九旅被中共中央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1944年10月,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由三五九旅为主力组成以王震同志任、朱德由王震陪同检阅三五九旅部队司令员、王首道同志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执行南下作战、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部队长途跋涉,英勇转战,途经八个省份,跨越半个中国,行程两万余里,先后突破敌人一百多条封锁线,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余次,于1946年秋胜利返回延安,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谱写了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被誉为“第二次长征”。
在率领南下支队执行任务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震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震同志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李先念同志成功指挥了中原突围。
1946年11月,任中共吕梁区委书记、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绥军区野战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后参加指挥了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
1947年春,他率部从晋绥回师陕北,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取得了陕北三战三捷,继而陇东三边战役和榆林、沙家店等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西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转变。
随后,率部参加和参与指挥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9年,他相继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震同志主动请缨进军新疆,获得批准。
陕甘宁青诸省解放后,1949年9月,他率部直逼新疆,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最终实现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巩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务。
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领导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团结1949年底,王震司令员起义部队,指挥军队屯垦戍边、兴修水利、发展工业和各项事业,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实现了新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新疆边防,倾注了全部精力,也为新疆现代化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创建的。
1954年2月,王震同志转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他亲赴一线,率领铁道兵部队抢建黎湛铁路、鹰厦铁路,圆满落实了中央军委关于开辟华南出海通道、巩固东南海防的战略部署。
1956年以后,王震同志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
他领导农垦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转业官兵,在祖国边陲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创建了一大批军垦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使之成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一支主要力量,成为国家生产粮食和油、棉、橡胶等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并创造了农工商贸一条龙的成功经验,锤炼出传承至今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1955年,王震同志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1956年在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王震同志遭受迫害。
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党的九大、十大上,仍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2年,他参与国务院的业务领导。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协助周恩来总理抓经济工作,支持同志进行全面整顿,发展国民经济。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坚决支持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为挽救党、挽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他积极参与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41年南泥湾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评价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
在党的十一大、十二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连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震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他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推动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国务院分管国防工业部门工作和担任中央军委常委期间,他为改善我军装备,推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军转民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上,他支持经济特区的创建,关心民族地区的建设,牵挂科技文教事业的发展,重视外交工作和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
晚年岁月中,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和社会政治稳定,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完全统一寄予殷切期望。
临终前,他仍然牵挂着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对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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