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园林
中国十林 1.颐和园AAAAA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海]颐和园 颐和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另三座为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苏州留园）之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距北京城区十五公里，占地约二百… 2.苏州园林（苏州古典园林）AAAAA [江苏苏州相城区]苏州园林（苏州古典园林） 俗语说：“江南园林甲全国，苏州园林甲江南。
”苏州园林从总体上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造园图景摹仿自然：以自然山水为主题，因地制宜地利用人工去仿造自然景致，沿阜垒山… 3.承德避暑山庄AAAAA全国重物保护单位 [河北承德双桥区]承德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
它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最后落成，历时89年。
清代前中期的几位皇帝几乎… 4.豫园AAAAA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黄浦区]豫园 豫园位于上海市老城厢的东北部，北靠福佑路，东临安仁街，西南与上海老城隍庙毗邻，是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闻名中外的名胜古迹和游览胜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豫园原… 5.华清池AAAAA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西安临潼]华清池 华清池是位于唐华清宫遗址之上的一座皇家宫苑，西距西安30公里,南依骊山，北面渭水。
因其亘古不变的温泉资源、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西安事变发生地以及丰厚的人文… 6.世界之窗AAAAA [广东深圳南山区]世界之窗 世界之窗毗邻“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占地48万平方米，是香港中旅集团在深圳华侨城创建的又一大型文化旅游景区。
将世界奇观、历史遗迹、古今名胜、自然风光、… 7.昆明世博园AAAAA [云南昆明盘龙区]昆明世博园 世博园位于昆明市东北郊金殿风景区，距市中心7公里，占地 218公顷（约3270亩）。
西南至东北长2.5公里，南北平均宽1.1公里。
园内森林密布，水面宽广。
… 8.锡惠园林AAAA [江苏无锡锡山区]锡惠园林 坐落于无锡城西，被乾隆皇帝誉为江南第一山的惠山，古称历山、华山、西神山，其山形犹如九龙腾跃，故又名九龙山。
锡山是惠山的余脉，无锡地名的来历与锡山有着特殊… 9.顺德清晖园AAAA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佛山顺德]顺德清晖园 清晖园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华盖里，为我国南方古典园林艺术的杰作，素有岭南四大名园之一的盛誉，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布局既能吸取苏州园林艺术精华，又能… 10.锦绣中华 [广东深圳南山区]锦绣中华 锦绣中华是国内第一个荟萃各民族的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游览区。
由香港中国旅行社与深圳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投资建造，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深圳湾畔…
李白的一生是怎样的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高度成就的十分形象的概括。
李白，字太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O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
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15岁时，学习剑术。
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纵横术。
李白勤奋好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在 20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
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开阔的襟怀，豪放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又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的隐逸生活。
这种矛盾的生活理想，在他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功成，名遂，身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
”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
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
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终南捷径。
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
此赋通过“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
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
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
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不贪恋爵禄的豪侠。
如《侠客行》赞美侯赢、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他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李白在游历中，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加上阅历的增长，使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提高，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
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天开，碧水东流直北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再如《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雄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景色，经过诗人别出心裁一番吟咏，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李白在学习乐府民歌时，创作了不少乐府诗。
《长干行》第一首开头六句是：“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游戏）。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后来“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便成了比喻小儿女相亲相爱的著名成语。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
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
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
他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白自己此时的隐居是“养贤”而非遁世，是在等待时机。
文章说，“奋其智能，愿为辅粥，使衰区大定，海县清一。
”可见隐而不忘政事。
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
韩荆州即韩朝宗，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
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
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
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
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
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二人一见如故。
当他们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又举家南下，住到安徽南陵去了。
不久，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临行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一诗，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狂喜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
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滴仙人”。
《蜀道难》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的山川，一开头就以“噫呈*，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种充满磋叹的情调很快抓住了读者，中间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援”等，竭力形容人蜀途中山川的高危险峻，再衬以“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的凄厉气氛，以及诗人的反复嗟叹，把蜀道的高危艰险渲染得十分突出而激荡人心。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
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浩诏令之类文件。
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
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
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
他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请将”．深居官中，沉溺声色。
玄宗曾一度受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
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
从李白方面来说，玄宗之所以疏远他，与他那傲岸性格有关。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这种无视封建秩序的叛逆精神，显然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
相传，玄宗在便殿召见李自时，李白曾让高力士为他脱靴。
高力士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大宦官，为解“脱靴”之恨，他挑拨杨贵妃说，李白《清平调》词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二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
”使杨贵妃由此深恨李自。
他们都是玄宗最宠的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自然会影响玄宗对李白的看法，何况对他进行中伤的，还有驸马张*等人。
权臣贵成的谗毁，玄宗的疏远，使李白很苦闷，发出“行路难”的感叹。
天宝三载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
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还”。
李白在长安实际上只有一年半时间。
这期间，他亲眼看到朝政的黑暗腐败，以满腔忧愤写下了许多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诗篇，如《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
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与李白意气相投。
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又在漫游中度过了1O年。
这时，他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广州梁国（在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所以他说：“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国”。
以梁园为中心，李白往南到过越中，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
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欣赏大自然的美。
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
”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
他在《梁园吟》中说：“东山高卧时走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 这个时期，朝政更加黑暗，把持朝政大权的宰相李林甫，大兴冤狱，打击迫害正直贤能的官员。
目睹国是日非，李白内心的痛苦也与日俱增。
但他决不向权贵屈膝，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写道：“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表现了他的高尚人格。
他还写了许多揭露和鞭挞黑暗现实的诗篇。
《远离别》对玄宗宠信李林甫等奸臣，大权旁落，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北风行》批判了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而挑起的对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
在长期的漫游中，李白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写了一些反映他们的诗篇。
《宿五松山下苟媪家》对“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
”深表同情。
《秋浦歌》第14首歌颂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对酿酒老头也充满感情，｛哭宣城善酿纪叟》写道：“纪英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例如对黄河的描写，就有不少名句：“西岳峥嵘何壮哉
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独坐敬亭山》一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会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则把山写活了。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率所部兵15万，认范阳（今北京大兴）出发．进攻中原。
仅30多天，洛阳就陷于乱军之手。
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号大燕皇帝。
六月，京都屏障憧关失守。
玄宗仓皇西选，于是京都长安也为乱军所据。
安史之乱初，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到江南避难。
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
《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诗人这时渴望报国杀敌，《赠张相镐》诗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誓欲斩鲸*，澄清洛阳水。
” 天宝十五载，玄宗西逃成都，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
永王李*奉玄宗之命，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
次年正月，永王经过寻阳，知道李白在庐山隐居，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
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他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平定叛乱。
但没想到，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永王即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
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一带）。
他这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在经历15个月的流放，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
他随即雇船东归，名作《早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
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
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
上元二年，当东南地区又告吃紧，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时，61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参加李光弼的军队。
可惜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未能如愿。
第二年，李白在安徽当涂与世长辞。
李白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在贫病中死去，但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
他继承了屈原和庄子开拓的浪漫主义传统，反对齐梁柔靡诗风，在诗歌革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的诗留传下来的近千首，各体皆备，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尤以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成就最大。
其诗气象宏大，格调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开阔，清新自然，余味无穷。
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
关于唐诗的资料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
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
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的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
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
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
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
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
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
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
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
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
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
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
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
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
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编辑本段] 【初唐诗歌】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
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
“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
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
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
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
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
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
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
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
他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
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
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
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
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
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
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
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
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
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
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
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
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
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
(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
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
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
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
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
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
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
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
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
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
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
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
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
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
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
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
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
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
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
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
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
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
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
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 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
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
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
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
排律通常为五言。
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编辑本段] 【盛唐诗歌】 到公元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所说的“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
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
其中田园山水诗和描写边塞战争的诗占相当比重，李白、杜甫也出现在这时。
下面分别作扼要介绍。
田园山水诗 这类诗歌最有名的作者首推王维。
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
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僚生活，长期隐居于辋〔wǎng网〕川别业，热爱自然，熟悉农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
如《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村落(墟落)，归牧的牛羊涌进村巷中。
老人惦念着去放牧的孙儿，拄着拐杖在柴门外望他归来。
在野鸡声声鸣叫中，小麦已经秀穗，吃足桑叶的蚕儿开始休眠。
丰年在望，荷锄归来的农民彼此见面，娓娓动情地聊起家常。
这美好的情景使诗人联想到官场明争暗斗的可厌，觉得隐居在这样的农村该是多么安静舒心；惆怅之余不禁吟起《诗经》中“式微，式微，胡不归?”的诗句(意即:天黑啦，天黑啦，为什么还不回家呀?)，表明他归隐田园的志趣。
王维精通音乐、绘画、书法，艺术修养深厚；苏东坡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上面这首诗就可以说是一幅田园画。
与王维齐名的诗人是孟浩然，原籍襄阳(在今湖北省)，常被称为孟襄阳，据说他曾在张九龄官署偶然遇到唐玄宗。
玄宗知道他的诗名，命他朗诵诗作。
他诵读了《岁暮归南山》，其中有“不才明主弃”(我缺乏才能，所以圣明的君主不用我)一句，玄宗听了大不高兴，说:“是你不求当官，不是我不让你当官，你怎么能怪我!”后来他考进士没被录取，也没正式做官，长期漫游和隐居，以山水诗闻名于世。
他的一诗流传最广: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老朋友杀鸡做饭，请他到村中作客。
近看，茂密的绿树严严地围住村庄；远望，青翠的山峦向远方延伸开去。
打开轩窗，可见到堆着谷物的场院和青青的菜园；端着酒杯兴致勃勃地聊起桑麻的长势和收获。
在这样天然图画中与好友饮醇酒，啖佳肴，纵情谈笑，该是多么快乐和惬意!酒后，朋友间仍恋恋不舍，约定九九重阳节再来欢聚，痛饮美酒，醉赏菊花。
储光羲也是一位失意的隐士，他的《钓鱼湾》写了隐居的情趣: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绿荫蔽天，落花飘地，清潭见底，荷动鱼散，渔翁之意不在鱼，单是这美好的景致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日暮罢钓系船，在绿杨芳草中等待好朋友(情人)来相见，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就等于神仙了吗?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没有困扰和烦恼，然而作诗时要暂时抛开它，抓住某一美好的场景和情绪，尽情发挥和渲染，诗人满足了创作欲，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这就叫作诗。
[编辑本段] 【边塞战争诗】 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
著名诗人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有代表性: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
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 夜半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
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
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诗中的“走马川”、“轮台”、“金山”、“车师”都是常见的北方或西域地名，这里用来做地名的代号，并非实指，所以读诗时不必求真，只注重理解诗意诗情。
这首诗一开始，就大笔淋漓地描绘出西域狂风弥天、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
匈奴(代表强悍的北方民族)来犯，狼烟四起；将军带兵奔赴战场迎敌。
夜行军兵器互相碰撞，尽管寒风如刀，落雪的五花马背上依然热汗蒸腾，很快又结成冰凌。
在帐幕里起草讨敌的檄文(战书)，还未等写完，砚台里的墨水已冻成冰块。
这样吃苦耐劳勇武向前的军队，一定会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交战；那我们就在车师的西门等待胜利凯旋的捷报吧!诗中表现的乐观豪迈的气概，正是盛唐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
李颀的《古从军行》也很有名: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军队白天要登上山头了望烽火报警的情况，黄昏时又匆匆赶到交河(在新疆吐鲁番，此代有水的地方，非实指)去饮战马。
刁斗是一种铜制的锅，白天用它烧饭，夜里做打更的柝〔tuò拓〕用。
军人们背着刁斗在刮得昏天黑地的风沙中艰难行进，这时联想到汉代从这条路远嫁乌孙王的公主一路上弹奏的琵琶曲，一定是充满幽怨。
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野营过夜，飘起弥漫天地的大雪，和远处的沙漠连成迷蒙一片。
秋夜里南飞大雁的鸣叫声凄厉又哀伤，交战对方的胡兵也耐不住这艰苦生活而落下眼泪。
听说朝廷已传下不准后退的命令，只能拚着性命跟随将军(轻车将军为官名)去死战。
玉门被遮，即不准退入玉门关，用的是《史记·大宛列传》的典故: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失利，退至敦煌，请求朝廷退兵，汉武帝“闻之大怒，使使(派使者)遮玉门，曰:有敢入者辄斩之!”拚命向前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战死，年年有无数人抛骨荒远的异乡，唯一的成果是葡萄(蒲桃)从西域传入中原种植，供富贵者享用。
诗中虽流露出哀怨的情绪，基调还是高昂进取的。
战争是残酷的。
公元714年唐朝军队与吐蕃在临洮的长城堡附近有过一场大战，杀获吐蕃数万人。
王昌龄的写到这场战争: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战争过后多年，战场依然暗淡凄凉，漫漫的黄尘，杂乱的蒿草，白骨散弃其中，永远被人遗忘。
无论死者是哪一方的，对其本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凄惨的悲剧。
[编辑本段] 【诗仙、诗圣】 李白的诗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今甘肃)，先人曾流落西域，大约在李白五岁时迁至四川昌隆(今江油县)，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
李白家境富裕，少年时饱读百家书，表现出不凡的文学才能。
同时好交游，受朋友和社会影响，喜谈修道成仙，向往行侠仗义，慷慨有大志，性格豪放不羁。
25岁时离开家乡，漫游长江、黄河南北各地，结交社会名流，以诗文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友人荐举，唐玄宗召见他，任他为翰林待诏，做皇帝的侍从文人，居长安近三年，使他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直接了解。
由于权臣排挤，于天宝三年(公元745年)离开长安，再度开始漫游生活。
在洛阳，他与比他小11岁的杜甫相识，结下终生友谊。
安史之乱开始时，他已55岁，正在宣城(在今安徽)。
在安史之乱中，他怀着报国之情，应永王李璘之邀，入其幕府做事；后李璘被肃宗李亨铲除，李白则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中途遇赦而归，生活于金陵(今南京)和宣城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于当涂(在今安徽)，享年62岁。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
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
在《上李邕》一诗中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以《庄子》里讲的那个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宣父)“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
诗人在政治上十分天真，实际他未必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他的“大言”遭冷笑并不奇怪。
然而作为诗人，他却是个天纵之才，是一只遨游天海的大鹏。
他一生作诗人，政治上无作为，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幸，可是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大幸。
唐诗如无李白，那就同华美的大厦抽掉一根栋梁，那才是极大的遗憾呢。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是对社会不平的揭露和抨击，如《古风五十九首》之一首: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ní倪〕，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讽刺皇帝身边得势的佞幸人物。
他们坐着华贵的大车招摇过市，荡起漫天灰尘。
一些宦官(中贵)钱多得不得了，修起宏丽的住宅。
替皇帝开心的斗鸡人，也坐着带华盖的车耀武扬威。
他们鼻孔朝天，喷出的气息仿佛吹动了天空的云霞(极言其骄横)，路上行人被吓得不敢靠近。
最后诗人慨叹，社会上再也没有许由(洗耳翁)那样的贤人了，谁还能分出好人(尧)和坏人(跖)呢?传说古代的圣君唐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说后认为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他被认为是厌弃名利的贤人。
跖，是传说中古代的“大盗”，当然是作为坏人的代名词。
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王朝走下坡路，李白敏感到这一点，在诗中给以暴露和讽刺。
李白直接描写人民苦难的诗不太多，但写得极精彩，如《战城南》: 去年战，桑干源； 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yuān渊〕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
“桑干”、“葱河”、“条支”、“天山”都是边疆地名。
唐代兵士远离故土到这些地方征战，往往有去无回。
有些边疆民族以战争劫掠为业，古今不知有多少人战死荒漠之中。
秦代修筑长城防备匈奴的地方，至今(“汉家”，唐人习惯用“汉”代称“唐”，实指唐朝)仍然烽火不息，战争不断。
战败的马匹在战场上悲鸣寻找它的主人，而它的主人却被乌鸦和鹰啄食，肠子都挂上枯树枝头。
士卒战死，领兵的将军也空忙一场，毫无所获。
最后诗人用古代兵书的话说:战争可不是好玩的东西，有德的君主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到它。
唐玄宗好大喜功，连年征战，百姓遭难，这首诗即为此而发。
李白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很多，多为杰作。
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
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
长江大河，巉〔chán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
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庐山景色: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多么宏大的气势!只有李白的胸怀才能装下这样的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气势。
又如著名的《蜀道难》中的一段: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猿猱〔náo挠〕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 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 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谢朓山水诗有什么特点
解读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内容摘要】：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加强了十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影响了一代诗风。
谢朓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细致，清新的特点，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情景交融的地步，同时还摆脱了玄言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利的风格，对山水诗的发展和永明体的探索作出巨大贡献。
【关键词】：谢灵运 谢朓 山水诗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的诗歌增加了一种新的题材，还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
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一)谢灵运与谢朓山水诗在创作题材内容方面的解读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数是写游山观景的心得，多写山水的奇异景色，于山林中而得志，寻找乐趣，谢灵运第一个以成功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山水题材的独立地位，为山水诗展示了无限的发展潜力。
谢灵运的山水诗可以分为庄园山水诗和远游山水诗两大类。
谢灵运是贵族阶层中具有高栖意向的士人，他的诗注重在描写庄园区域的自然风光和园林建筑，以及他在庄园生活中对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体悟和感受，同时他还在行旅途中或仕宦之地写下的山水诗就称之为远游山水诗。
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产生，与士族文人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在所有山水诗中，庄园山水诗最能体现他们的士族意识。
庄园区域的山光水色成为了诗人审美的对象和诗歌表现的主体。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后所写，他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的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
谢灵运在这里“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
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
”谢灵运还追求庄园建筑上的艺术化和文人化，这种追求从东晋南朝时代开始，已经由实用转为审美，由粗犷转向秀美，这种山墅园林为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精神上的坞堡。
味灵运之诗，诗中有园；观灵运之园，园中有诗。
沈潜德《古诗源》云：“（谢灵运诗）山水间适，时遇理趣。
”谢灵运诗歌在山水描写中，亦掺杂着玄言名理。
“夫衣食，生之所知资；山水，性之所适。
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
……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
”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徜徉于山水间，体道适性，舍却世俗之物累。
一方面始终不向现实低头，另一方面借助玄言佛理，通过山光水色而悟道解忧，相对于仕宦生涯，走进山水的谢灵运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精神上的愉悦，从而达到一种思想感情上的宁静和谐，表现在诗歌里，便常常具有一种新鲜欢愉的姿态。
如其《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中“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诗人怀着愉悦的心情，整天游山玩水，似乎与万物皆化，他注重对山水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独立于诗人的性情之外，从不同角度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美。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诗人在仕途绝望后，回归庄园，徜徉于山水之间，体会到了心灵的解放与逍遥。
但是他的远游山水诗则体现出焦虑愤懑之情，如其《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中“长与欢爱别，永绝平生缘。
浮舟千仞壑，揽辔万寻巅。
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
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
”这首远游山水诗中不仅有对山川景物的描写，其中也包含了复杂的情感，固然有乐善怡水之情，但更多的是诗人的牢骚失意，烦躁不安，惆怅感伤。
再有《入彭蠡湖口》中“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诗中表现的远游时的忧愁并非一端，还有无法挥去的离乡外任的阴影。
谢灵运的远游诗有隐与仕的矛盾，有被贬谪的落寞，还有对故乡山水的怀恋之情。
谢朓虽出身于世家大族，但由于沉浮于政治漩涡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常常在诗中表现仕宦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此种环境对谢朓诗歌有很大影响，其诗歌缺乏灵运的精神风貌所表现出来的风日流丽，放逐深厚的特点，而是流露出清凄婉转，气低力弱的情感。
谢眺山水诗比谢灵运山水诗要丰富，谢眺所生活时代统治阶级政治斗争分场激烈，他在诗歌中表现了对政治的畏惧和不满，反应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和，和谢灵运相比，诗歌的社会意义更加突出。
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细致清新的特点，但是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情景交融的地步，避免了晦涩平板以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名理成分，形成了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
谢朓善于从平常景物中发现美，表现美，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致，都能姿态欣然，诗画一体。
明人钟惺《古诗归》卷十三所云：“玄晖以山水作都邑诗，非唯不堕清寒，愈见旷逸。
”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不仅仅局限于一山一水的审美欣赏，而是力图在更广大的空间和更贴切的世俗生活的范围里去发现美、创造美、欣赏美。
如其《游东田》：“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
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不仅情景相生，错落有致，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心驰神往，还将流动的音声之美同诗中充满动态的山水景色相配合，使画面更加细腻秀美，清丽自然，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再有《入朝曲》云：”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
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通常情况下，这类题材的诗不太好写，要么全过于典雅而深奥，要么会流于形式而板滞，谢朓却能将都邑风光、垂杨绿柳、高楼华盖融合一体，显出远近高低动静相宜，色彩多姿多彩，语言平易流畅，写出建康都城的繁华，从而显出藩王的气象。
这是谢朓在创作题材内容上较谢灵运有所扩展突破的表现。
（二）谢灵运与谢朓山水诗在诗歌艺术技巧方面的解读以山水写景之作为例，盖灵运写景，善于精细刻画山川形貌，如工笔画然；又其以景言玄、谓佛，致其山水诗在景、情、理方面有隔；再是灵运之写景，专务于崇山大岭，名川大河：此三点，实为灵运山水诗之大要。
谢灵运在艺术上主要特点是以细致地刻画达到巧似，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自然的美，情调开朗、清新，给人以艺术享受。
他的诗喜欢描写山水名胜，善于刻画自然景物，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主要地位，他往往以游赏的方式移步换景，模山范水，以情入理。
他以生动鲜明的辞色，细致逼真地刻画了自然景色，表现了山水的绚丽多姿。
创作了一大批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奠定了中国山水诗的写实的雏形。
同时，他在继承前代古诗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追求“极貌以写物”和“尚巧似”。
他尽力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余力的勾勒描绘，力图把他们一一真实地再现。
如其《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描摹动态的“回合”“崩奔”、“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印象。
他的诗多按游览顺序写来，以移步换形法将沿途所见景物收入诗中，具体描写山水，也常常使用上句写山，下句写水的模式。
如《过始宁墅》写回始宁别墅游览的情景，用山水交替排偶的形式写出其居山临水的地形和周围环境：“山行穷登顿，水涉尽回沿。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
”谢灵运在局部景物描写中，通过细腻的观察与把握以及非常具体的画面，表现出某一景观的情思韵味，朝着景物与情思交融的方向发展。
体现这一特点的名句就是《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这个特点对后世的山水诗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游记，而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如其《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中“……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晚。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从早上出游开始叙述，顺流而下描绘寓目之景，最后一句以情入理，体会到了心灵的解放与逍遥，典型的玄言名理尾巴。
他的诗歌注重写实性，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充分发挥语言的表现力，精心细致的刻画山水景物，力求真实的再现自然美，保持山水景物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文心雕龙·明诗》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尽管刘勰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是正好概括了谢灵运诗歌语言的特点。
如谢灵运诗句中多处出现的“反对”“骈枝”及双声叠韵的大量使用，从总体上看，还是散乱而无规律的，这也是谢灵运诗古意较浓的原因之一。
谢朓诗歌虽源于灵运，而又不囿于一人，而是广取前人，自铸新体。
如其“善自发诗端”，多学曹植、鲍照，山水情性能承灵运遗韵，声律格调得意当时理论，语言辞句善于杂以风谣，凡斯种种，遂使谢朓成为“独步当时”的大家。
而其诗歌之最佳者，又首为其篇幅较短之五律、五绝。
谢眺的山水诗自觉运用声律，对句整齐，体式严格，体现了永明体的诗风，又有挣脱以诗谈玄说佛的束缚，独具清婉流美之风格，往往通过自己仔细观察，捕捉自然景物之中最有情趣的部分，精心剪裁安排，使谢灵运山水诗的画境重新返入诗境。
他的山水诗常常以情观景，由景入情，使自然景物成为自己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活景。
在声律方面，谢朓诗字句工整，音律调谐，华丽别致，擅长描摹山水景物，融情入景，即景应物；在写景抒情方面，已绝少玄言佛理的影响，而是能以所表现之情感为山水景物的底色，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故能做到景随情移，成“一切景语皆情语”之意境，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水平；在诗歌的意象创造方面，清新明丽，语言流畅明白，有的甚至完全接近口语，他有明确的诗歌思想，即追求一种清新明丽之美。
如钟惺《古诗归》卷十三云：“谢玄晖……似撮康乐、渊明之胜，而似皆有不敌处曰‘厚’。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亦云：谢朓诗“特不如灵运者，匪直材力小弱，灵运语俳而气古，玄晖调俳而气今。
”如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州，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在他的诗中即使写离忧哀伤的主题，情思也是纯净明秀，非感慨深沉。
这首诗是谢眺赴宣城守时离京所作，行至三山，回首瞻望京邑，触动了何日归来的思绪。
百感交集之时，但他在诗里展现却是一望中的明丽景色和面对这景色的一片眷恋情思。
谢朓诗工于声律而异于灵运之对仗、隶事，在格律化、节奏、语顿等方面都呈现出新变特色，明显地呈现出后世五言律诗的特色。
如《离夜》云：“玉径隐高树，斜汉耿层台。
高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
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
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怀。
”其诗歌语言节奏初步形成了五言诗二、二、一这样一种基本节奏，从而形成了五言律诗在诵读上的“美之数”。
同时，在语言方面，谢朓诗已遗去了灵运的繁茂古拙，而代之以清婉华丽，既吸收民歌语言特点，又不失雅致之气。
谢朓以自己的时代为背景，重声律，讲雕绘，靠巧思，求婉美，取灵运之新丽，遗灵运之古朴，以其诗歌特征代表永明诗风，而成为齐、梁之首杰。
从表面上看，以谢朓为代表的永明体诗与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元嘉诗的主要区别是在创作中运用声律的自觉与否，亦即“灵运古律参半，至谢朓全为律矣”。
但实际上，它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文学理论与诗歌美学观点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标志，是诗歌从玄言、佛理及儒学教条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走向自觉成熟的体现。
综上所述，谢灵运是诗歌史上自觉以山水入诗的第一人，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谢灵运的诗正如钟嵘所说：“譬尤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诗品》卷上）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影响。
谢朓是继谢灵运之后的一位山水诗人，其山水诗创作深受灵运是我影响，但是谢朓能在灵运的创作基础上融汇自己的个性、经历和时代背景，又挣脱了诗歌谈玄说佛的束缚，独具清婉流美风格，对后世的山水诗创作以及永明体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影响。
以丁香姑娘为题写一篇作文
西湖都市生活对我们乡村来说有很大的力，我喜欢一下城市细肌肤与跳动的脉搏，但对城市的体验毕竟少之又少，在我的记忆里，杭州是最有感受的城市。
杭城的面容是秀丽的，性情是温柔的。
一个妩媚的西湖就让杭城容光焕发。
太多的城市，尤其是城市建筑，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僵硬而冰冷的面孔，而杭城就不是这样，我们感到杭城是亲切的，是有温情的，这大约是西湖给了杭城一个温柔而多情的个性。
到杭城总要去看看西湖，春风吹拂，细柳柔情，桃花微笑，湖中波光粼粼，整个西湖就像一个明眸的女孩子含春不露。
秋天的西湖看上去要瘦一点，那是一个苗条的女孩子，湖水像姑娘的眼睛那情温情脉脉。
无论何时，西湖都是妩媚的，重感情的，就像西湖上苏小小、白娘子一样，她们总是美丽、温婉与多情。
不只是西湖，杭城的温柔是出了名的，就是以潮涌闻名的钱塘江在杭城一带通常也是温柔的体态。
在杭城，可以直接触摸到它的美丽而温柔，这大概也是人们喜欢去杭城的一个缘由吧。
我们前面提到的西湖不只是外在的美丽，更具有内在的文化底蕴。
西湖上的苏堤和白堤是苏东坡和白居易为解除百姓疾苦、兴修水利而筑就的生命堤坝，深厚的文化内涵物化了，我们能具体触摸到了两位伟大文人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良知；林和靖的《咏梅》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充分体现了林和靖的才气，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就在湖边的孤山上隐居，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过着避世的生活，这代表着另一种底蕴深刻的文化。
西湖真是一个文化的载体，西湖上的一景一物无不具有文化的品位，雷峰塔、灵隐寺象征着杭城的宗教文化，多少善男信女成了西湖的过客，接受了杭城宗教文化的洗礼；岳飞坟、于谦墓是不死的爱国精神的物化，岳飞的《满江红》、于谦的《石灰吟》都是千古绝唱，唱出了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真谛；鲁迅铜像、秋谨的塑像都是文化的丰碑，闪烁着近代思想的光芒。
一个西湖的文化就有说不尽的内涵，况且杭城的文化是随处都有的，随便走进一条小巷，比如孩儿巷，便撞见丁香一样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就是从戴望舒的《雨巷》中走来的，无疑带着文化的气息。
触摸杭城，就不能不惊诧于文化底蕴的深厚了。
杭城的市民受城市温柔多情的陶冶，又深受丰厚文化的熏陶，他们的身上总是流溢着一种叫做气质的东西，这种气质是这个城市所具有的，那就是美丽的、温婉的、善良的、孝顺的、爱国的。
于是，杭城的生活是和睦的，体现了“礼之用，和为贵”的儒家文化的品质，杭城传递给我们的是祥和的气氛，没有不和谐的城市硬伤。
杭城的市民是最知道享受生活的，他们的状态有点儿闲情逸致，很少有人说话急风暴雨式的，大多是不急不躁，是吴侬软语的风韵；杭城的市民很少有秋风扫落叶式的饮食，大多是细嚼慢饮，是文明雅致的风格；杭城的市民很少有急着赶路的，大多是从从容容地走着，甚至是闲散地走着，似要细细地感受路途的风光。
如此说来，闲情逸致的生活成了杭城的另一道风景。
因为杭州离我们乡村最近，去的次数也多，便触摸到了杭城美丽的肌肤、温柔的情怀、悠闲的生活以及杭城的时代脉搏。
鞋子是谁发明的
鞋子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不同称谓而异，具体考古已经验证。
大约在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时，也缝制兽皮鞋子，用以护脚，追寻捕获猎物。
相关的考古物证有：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前3500）遗址中，出土了裸彩少女陶塑像，其头部，右足缺失、残高不到250px，但在左足上却赫然穿着短靴（现藏辽宁考古所）。
另外在二十世纪初，人们意外地在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遗址中，发现了一件裸形少女红陶塑像，可惜头部、右足缺失、残高不到250px，左足上却穿着一双短革幼鞋，即短筒皮靴，其特征十分明显。
这就是把我国皮鞋工艺史上溯到5500多年前。
另一件，是新疆温泉县阿尔卡特草原发现的一尊石人像（据测定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它身高2m，圆领深目，面部饱含威武神情，身穿宽厚的翻领大衣，腰间束带，足登高筒皮靴。
现在所说的“鞋”，泛指：“履、靴、鞋、屐”等的统称。
古时称鞜(音同：榻)、靸(音同：洒)或履，也有称为履(屦)、屩、屐、鞮(音同：低)。
履、屦为同一物，只是穿着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汉前称屦，多为由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如：春秋时代编撰的《诗•魏风“葛屦”》载：“纠纠葛屦”。
后汉称履，它是由麻、丝制成的鞋。
屩系草鞋。
据东汉刘熙所撰《释名·释衣服》记载：“屩，草履也……出行著之，屩屩轻便，因以为名也。
”屐也是鞋子的一种，通常指木底，或有齿，或无齿；也有草制或帛制的。
《释名•释衣服》载：“帛屐，以帛作之，如屩之。
不曰帛屩者，屩不可践泥也，屐可以践泥也。
此亦可以步泥而滚之，故谓之屐也。
”另据《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
”古代的“鞮”是指用兽皮做的鞋，高筒称靴。
“靴”是指高到踝骨以上的长筒靴，相传皮靴是战国时孙膑发明的。
孙膑被宠涓敲碎了膝盖骨后，不能行走，就用硬皮革裁成“底”和“帮”，然后缝成高皮靴。
皮靴在汉代后才大量出现，到了唐朝才普及。
《晋书•刘兆传》：“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
”靴的特点是保温性强，在泥土、沼泽中行走，便于骑马等。
“鞜”也是指用兽皮做的鞋。
据《汉书·扬雄传下》载：“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
”“靸”则是指拖鞋。
《急就篇》卷二载：“靸革是昂角褐袜巾。
”颜师古注：“靸谓韦履，头深而兑，平底者也。
今俗呼谓之跣之。
”亦名靸鞋。
三代皆以皮为之，始皇二年改用蒲制，从晋到唐多甩草制，梁武帝时曾用丝制。
据陶宗仪所撰《辍耕录》卷十八“靸鞋”载：“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靸鞋。
”此时已提出拖鞋也是鞋的一种。
据考证，早在四千年前的夏朝，人们已开始穿草鞋。
在三千年前的《周易》中已有“履”字记载，并明确履就是鞋。
东晋时，著名诗人谢灵运发明了“谢公屐”，屐底有齿，上山时用前齿，下山时用后齿，是理想的登山鞋。
为此，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下了“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的著名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诗人登临高耸人云的天姥山，尽情享受“神仙世界”绮丽的乐趣。
南北朝时期，传说有一女子做布鞋，内里用香垫子，鞋底用麻绳纳成莲花图案。
这种鞋踏在泥土上会留下美丽的莲花图案，时人称这种鞋为“步步生莲鞋”。
在唐代还有人发明了适宜步行的远游鞋。
据说，大诗人李白很爱穿这种鞋，尔后，许多文人墨客争相效仿，它的出现要比现在风靡全球的旅游鞋早一千多年。
据传说，在古代的齐鲁大地，还流行一种面上用牛皮包的鞋，名日“踢死牛”，可与现代的优良足球鞋相媲美。
至于屐，一般采用木制。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流亡国外19年，即君位后封赏随从。
其中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臣子，他不愿接受晋文公的封赏，于是隐居深山，敦请不仕。
晋文公一怒之下，以焚山相胁，而介子推抱树焚死。
事后，晋文公甚为哀惜，便以此树制成木屐以作纪念，于是木屐在民间广为流传。
据考证，古代百姓穿木屐，一是为了凉爽，行走硬朗；二是为了防湿，尤其是潮湿阴雨的南方，常把木屐作为雨鞋穿用。
在明末清初，仕女和小孩多穿红色木屐，而男子则穿黑色木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便鞋。
即使是姑娘出嫁，也要漆画彩屐作为妆奁。
在古代，鞋、靴、屐是分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什么场合穿靴，什么场合穿鞋或屐，都有严格的规定。
现今的鞋多为制式的标准，便于选择、使用，而且功能款式都有细分，满足人们多不同工作、用途的使用。
参考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网址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哪些文人有影响
具体的诗歌创作之类的，最好详细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
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
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
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
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
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
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
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
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
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
”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
“六亲不和有孝慈。
”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
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
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
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
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
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
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
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
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
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
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
又说：“万物出乎无有。
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
《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
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
”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
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
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
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
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
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
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
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
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
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
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
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
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
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
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
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
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
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
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
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
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
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
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
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
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
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
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
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
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
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
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
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
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
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
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
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
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
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
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
“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
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
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
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