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陶渊明的人格、气节的诗句
一 言 陶渊明是东晋最伟大的隐的田园诗人国古家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个性的，屈原以后便算是陶潜。
梁、昭明太子特别欣赏他的作品，曾经替他作传记，序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
」 我一向欣赏渊明的安道苦节、辞采精拔，因此喜欢研究他的作品和风格，尤其他的诗，连苏轼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臞而实腴。
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
」 论诗的家数该从「建安七子」，但读了他们的诗，只能看出「七子的诗风」，很难看出那一位的诗格。
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从作品中发现作者个性的恐怕只有阮籍和陶渊明两人，而陶诗尤为甘脆鲜明、笃意真古，因此在昭明文选中作者一百三十家当中，我特选陶渊明一人来加以探讨。
二、生平事略 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浔阳紫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西元三六五—四二七年）世称靖节先生。
他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
陶侃做过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卒后追赠大司马。
祖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做过姿城太守，也都是淡漠名利，洁身自好的人。
他的母亲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孟嘉先生的第四女儿。
嘉是当时名儒，文章超卓、胸襟广阔。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陶潜一生可说影响极大。
渊明一生可分少年、游宦、和归隐三个时期，兹分述如下： 少年时期：自晋简文帝 咸安二年壬申，至晋孝武帝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自出生至二十五岁止），萧统渊明传称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更可从他诗中窥见他的遭遇和性格。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辞）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 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梁启超说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
杂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 〈2〉 游宦时期：自晋太元二十一年丙申，至东晋义熙元年乙巳（自二十五岁至三十四岁为止）他的杂诗里说：「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
」在这十年期间，渊明曾出任四次，前三次任幕僚，最后一次是当县丞。
江州祭酒期：昭明太子渊明传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不久去职，幽居达四、五年之久，州府曾请他当主簿，他不就任，宁愿在家乡，躬耕自资。
镇军参军期：隆安四年庚子，渊明作镇军参军，时二十九。
饮酒诗：「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 建威参军期：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 彭泽令期：义熙元年乙已，渊明年三十四，是年八月就任，十一月即自免归。
〈3〉 归隐时期：自东晋义熙元年乙巳，至宋元嘉四年丁卯（自三十四岁至五十六岁止），渊明自四十六岁以后，他家曾遭遇过火灾、风灾、水灾、虫灾。
他身体也是逐渐衰弱，尤其元嘉二年后的两三年中，可说是他一生中最困苦的一段日子。
贫困使他自然的质性，磨砺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使他对於死神的迫近，毫不惧怕，处之泰然。
他深知不久於人世，於是写了三首挽歌诗，及一篇自祭文，作为辞别人间的最后剖白。
陶渊明的处世态度，是恬淡、安闲、无争、任真、表面上看，他的感情似乎淡淡的、平静的，其实他是一个具有浓烈感情的典型人物，梁启超就说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他的嗜好是：爱萄、嗜酒、喜弄无弦琴、乐於耕稼，由於他是一个高雅旷达、任性自适的人，感情浓烈而笃於交谊，因此他的快乐，不是安逸中得来，完全从勤劳中得来。
三、时代背景 晋朝正是佛教盛行的时候，文人由厌世思想进而为超脱，故陶潜有释家思想。
他的性格，在儒、道、释三家中，经过了自己的溶解，运用当时的法语，於是造成他独特的思想，便是极现世主义的达观，不讲求将来，在他作品中流露得最微底的是连雨独饮：「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渊明本身的思想，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社会影响，使他养成自然、现世与孤独的个性。
因为两晋社会是贵族社会，政治也是贵族政治，只有贵族才有做大官的机会，否则就永远做小官。
他时辍时续地做了十年幕僚，幸亏他的叔父陶夔在政治上略有地位，才援引他当了一名小邑，但当时兵乱频频，他本来就不愿做官，加上时局的动荡，不想离乡太远，就决定做彭泽令，但个性耿介的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宋书隐逸传）」（诚按：萧统陶渊明传、乡里小人作乡里小儿），只做了八十天就挂印辞职了。
朱子语录说：「晋宋人物，虽日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
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於晋宋人物。
」 在他青年时期正是东晋偏安江南，胡人盘据中原；这时他热血满腔，胸怀猛志，崇拜的是田畴、荆轲之类的英雄。
在他中年和晚年的作品（如杂诗、拟古诗）中，还常常流露出他这种少壮时代的奇情壮思。
陶潜虽抱经济之器，想振复国家。
可是晋自太元八年（三八二）淝水之役，战败苻坚后，不久谢安、谢玄相继去世，孝武帝沈溺酒色，京师人士、庄园主人也多酖於苟安的生活，不打算恢复中原。
孝武帝又被张贵妃所弑。
安帝即位后，大臣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元显当国，招权纳贿，政治黑暗，时局就更加不安定。
自孝武帝太元中至安帝义熙初二十余间，战争党祸，盗贼饥荒，濒临人间，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他在三十四岁前，为了母老家贫，还屡次为禄而仕。
晋孝帝太元十八年（三九三）到江州为祭酒。
以不堪吏职，自动辞归。
又召为州主簿，不就，晋安帝隆安三年（三九九），做前将军刘牢之参军。
四年五月，他回乡省亲。
十一月，刘牢之迁为镇北将军，他仍在军幕。
五年七月，他奉命往江陵，这一年冬天，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在家。
安帝元兴二年（四○○年）十二月，桓玄篡位。
三年，刘裕起义讨兵。
他又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剌史刘敬宣的参军。
不久，刘敬宣解职，他也就跟著罢官。
陶潜为何不爱做官
除了上面所说的时代动乱，政治黑暗，以及本性使然，同时还是由於他自己有一套理想的社会组织。
由他的桃花源记我们可以了解陶潜理想的安乐社会，是跟现实的动乱社会冲突的，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他为什麼要辞官归隐了。
从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共有二十三年，他一直在浔阳隐居，不再做官了。
义熙十四年（四一八），他四十七岁，刘裕弑安帝立琅邪王德文为晋恭帝。
元熙二年（四二○）年，刘裕又逼恭帝禅位，自立为宋武帝，晋祚於是灭亡。
晋亡后八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徵为著作郎，不就，不久陶潜也就去世了。
四、思想体系 〈1〉 儒家思想奠其基 陶渊明出自显宦之家，书香门弟，虽然家道中衰，但家中藏书丰富，又受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养成陶渊明爱好读书的习惯。
对於儒家诗书，六经之类的书籍，自少年时代起就有所偏好。
如「温柔敦厚」的诗教，给予他人格、性情的影响很深。
他的诗句引用论语的地方颇多，古直、陶靖节诗笺注，曾统计过渊明用论语典故的地方，共有三十七次之多。
由於他先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与奠基，虽处於乱世，始终固守峻洁傲霜的气节，未曾随波逐流，难怪梁启超说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
〈2〉 道家思想启其知 朱熹说：「渊明之辞甚高，其旨出於老庄。
」渊明虽不像孔子那样，但他自己尽其在我，「抱扑含真」，确保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本色，这是我们首先探讨渊明的意识里，为何没有走上儒家路线的原因。
陶渊明后来转而接受他一意不变的接受全部儒家思想外，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与学术思潮，也是原因之一。
在如此大的动乱中，老庄哲学思想，便乘机而来，应运而兴。
研究老庄，既成一股风气，影响所及，陶渊明亦必有所涉猎，在儒家思想方面所无法解决的，所不能满意的，陶渊明必定想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决，求得满足。
他吸取老庄哲学中的精华，排斥其中的糟粕，这也是由於渊明的识见超拔不同凡俗，有以致之。
庄子养生重在去欲致静，养神所以致虚静，养形所以去物欲，都是合乎自然而泯於私智的良方。
而其处世态度，却是崇尚自由平等。
至於老庄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和「生死论」，对於渊明的影响，则是在他归隐以后，才有较明显的表现，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关键。
〈3〉 释家思想助其成 南北朝时，中国思想界又有大变动。
盖於是时，佛教思想有系统的输入，而中国人对它亦能了解。
高僧传说：「慧远能引庄子义为连类，於是惑者晓然。
这种以庄学讲佛学，在当时谓之「格」。
慧远能与渊明成为素心之交，可能是因「疑义相与析」把他们连起来的缘故，由於彼此倾心，在不知不觉中，两人从互为讨论而互有影响，使渊明吸收一些释家教义，这也是极自然的事。
」 对於一切众生，佛完全采取大慈大悲的爱他心，希望人人皆能同登涅盘，人人能成佛，因此表现在处世待人的修养上，必然是谦让、慈悲的。
在渊明的作品中，固然没有显明的佛家色彩，但他确实受了佛学的影响，以致佛学灌注渊明新人生观，启示他新意识，对渊明思想的垂鍊，是有莫大助益的
〈4〉 庄子思想终其身 古直统计渊明诗用事以庄子为最多，共四十九次，可见他对庄子喜爱的程度，他在现实的世寰中找不到知音，於是只有求诸古人，结果他找到了庄子，看「拟古诗」的第八首：「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 魏晋时代，老庄之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还是与时代背景有关，钱穆、庄子纂笺序：「庄子，衰世之书也。
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也。
」 陶渊明的根本思想，主要来自庄子，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他也曾吸收过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精华，经过提炼酿，而使其思想既能博大又能高远。
五、风格创作 儒家的固贫，加上道家的自然，形成了陶渊明的思想既不同於儒家，也不同於道家，在两晋时道家的思想是想成仙的，然而他对鬼神、成仙、长生不死，都在怀疑，所以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 怨诗楚调）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连雨独饮） 「诚愿游昆华，邈然此道绝
」（影答形） 「彭相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神释） 创作本是人类心灵至高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不仅需要艺术家丰富的感情作源泉，更重要的是能把情感适时地表现出来。
陶渊明创作的态度，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线索，如：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移居） 「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诗序）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饮酒诗序） 他的人格高尚坚卓：有不屈不挠的积极精神，表现他的感士不遇赋说：「嗟乎
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 他有安贫乐道的达观怀抱，表现在他的怀古田舍 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有任真自适的自然质性，苏东坡说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
古今贤人，贵其真也。
」顾亭林也说：「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
」他有异於儒家的道德观，在作品中常提到古圣先王名字，却很少提及孔子儒家修齐治平或五伦之教。
六、作品分析 〈1〉 诗文的源流：钟嵘诗品：「宋徵土陶潜诗其源出於应璩。
又协左思风力。
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
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
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 诗源辨体：「太冲诗浑朴与渊明略相类。
又太冲常用鱼虞二韵，靖节亦常用之。
其声气又相类。
应璩有百二首，亦用此韵。
中有云，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用，酌酒焚枯鱼。
又三叟诗简朴无文，中具问答，亦与靖节口语相近。
嵘得之於骊黄间耳。
要知靖节为诗，但欲写胸中之妙，何尝依仿前人哉。
山谷谓渊明为诗直寄焉耳，斯得之矣。
」 叶少蕴曰：「晋宋间诗，以排偶雕刻为工，靖节则真率自然，倾倒所有，当时人初不知尚也。
颜延之作靖节诔云：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延之意或少之，不知正是靖节妙境。
」 刘熙载曰：「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
屈子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
陶自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其赋品之高，亦有以矣。
」 〈2〉 作品的形态：钟嵘诗品以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可是萧统文选仍录古诗十九首於苏李之前，玉台新咏且注明其中八篇为枚乘之作。
刘勰文心雕龙亦谓：「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
」其后王世贞艺苑扈言却说：「意者中间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未可知。
」这些论据虽谓臆度，自有其理。
根据陶澍的注本，渊明诗计有：四言诗三十九首，五言诗一百十六首，辞赋文章近廿篇，以及一些无关宏旨的杂著。
作品虽不多，但在魏晋南北朝的诗家，他把流传的作品，应该算是很丰富的了。
四评诗到了陶渊明应该算是尾声，五言诗是他最重要也是分量较多的作品。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归田园居」、「饮酒」、「拟古」、「杂诗」和「咏贫士」而「咏荆轲」和「读海山经」里的几首则是流露其襟怀的名篇。
他也有许多篇赠答之作，由此可了解他的交游情形。
他的辞赋文章有几篇是千古争相传诵的：「归去来兮」、「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
而他的「感士不遇赋」则是藉赋以抒发其深沈的感触。
孟嘉传是与他个人有关的好史料，祭从弟敬远文、祭程氏妹文两篇流露其真挚的感情，「自祭文」则是他的部分人生观。
甚至对一名仆从（做彭泽令时才有的），他也要自己的儿子「善遇之」，他说「此亦人子也」。
〈3〉 结构优劣：宋、严羽、沧浪诗话：「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诗，四变而为沈宋律」又说：「五言起於苏武李陵，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汉武柏梁。
」雪浪日记：「为诗欲词格美，当看鲍照、谢灵运，欲浑成而有正始以来风气，当看渊明。
」 在崇尚艳丽雕琢的文风的晋南北朝，他旷达自然的作品，虽未被当时文学批评家另眼看待，像刘彦和文心雕龙才略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叙晋代诗流名家，独遗陶潜；钟嵘仅将他列为中品，但这都不足以抑低他的作品真正价值，其实陶潜伟大的地方，是能将他的生活与作品融一片。
唐代大诗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柳宗元诸人都是学陶诗出名的；韦应物、白居易、薛能，更仿效其体作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提高，如杜甫将他与谢灵运并举，白居易将他与韦应物等类，薛能将他与李白同列。
七、学术上的贡献及对后世之影响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归纳起来共有下列几 点： 第一、陶渊明喜欢酒，他的诗篇里，几乎没有一首没有「酒」字，於是酒在后代文人的心灵里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陶渊明曾为彭泽令，於是「陶彭泽」、「彭泽令」、「彭泽」、「陶令」 都成了后代诗人抒情的对象。
第三、陶渊明曾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於是「五柳传」、「五柳」，也成了后人向往的所在。
第四、陶渊明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於是「桃花源」、「桃源」、「武陵人」、「武陵溪」、「武陵」，成了理想的国土与理想人物。
第五、陶渊明喜欢菊花，并有一句名诗「采菊东篱下」，於是「东篱」、「菊」也成了后代诗人歌咏的对象。
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 第六、陶渊明曾用头上巾沿酒，於是「陶巾」也成后人歌咏的材料。
第七、陶渊明曾写过一篇「归去来兮辞」，於是「归去来」也成后世的典故。
第八、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说：「三径就荒，松竹犹存」，於是「元亮径」，「三径」也成了养性的所在。
第九、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说：「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於是『北窗』、『羲皇人』，也成了典故。
第十、昭明太子在「陶渊明传」说：「岁终，会郡遗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於是「五斗米」、「折腰」，也成了典故。
第十一、陶渊明在「饮酒诗」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於是「拂衣」也成了典故。
第十二、陶渊明在「读山海经」诗里说：「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於是「 爱吾庐」、「吾庐」都成了歌咏的对象。
第十三、昭明太子在「陶渊明传」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意」，於是「无弦琴」成了后代诗人赞美的对象。
第十四、「陶渊明传」又说：「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於是「醉欲眠」，也成了典故。
第十五、「陶渊明传」又说：「渊明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於是翟氏也成了模范人物。
白居易、赠内：「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
第十六、「陶渊明传」说：「公田令吏种秫，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梗」，於是「元亮秫」、「种秫」也成了后代歌咏的材料。
第十七、「宋书、陶渊明传」说：「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自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
」於是「甲子题诗」或「诗题甲子」也成陶渊明的美德。
第十八、除陶渊明的一言一行，都为后代诗人的自喻、自慰与赞赏外，「陶诗」或「陶集」也成为后人歌咏的材料。
第十九、除「陶集」「陶诗」外，「陶渊明」「陶元亮」「陶潜」「渊明」「陶公」的整个人格，又为后世诗人的赞誉对象。
总之，陶渊明的一言一行，无不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举凡唐代各大诗人没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
到了宋朝，他的影响更大，地位更高。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
《归去来兮辞》陶渊明诗文的艺术特点是“平淡自然”。
前人说此赋“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
例如，作者辞官是因为鄙弃官场的黑暗，但文中并无只言片语涉及官场中的黑暗情形，而只说自己“惆怅而独悲”的心情；对已往的居官求禄，也只说“不谏”和“昨非”，不作更深的追究；他决定今后不再跟达官贵人来往，也仅用“息交以绝游”一语轻轻带过，胸怀何等洒脱，是见役于物的人做不到的。
又如文中写田园生活的乐趣，看起来都是一些极为平常的细节，但又处处显示出作者“旷而且真”的感情，句句如从肝肺中流出，而不见斧凿之痕。
这种淡远潇洒的文风，跟作者安贫乐道、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陶渊明和谢灵运诗风的比较
中国文学发展到东晋，文学自然健康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由于魏晋以来门阀地主的统治，形成了士统这一特殊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特权地位，极力从文化等各个方面垄断。
以此掩盖精神的空虚和日益没落的特权地位。
于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成为这一时期文人普遍的习作，建安，正始,太康以来健康的文学传统被抛弃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这一文学题材的艺术性、形象性几乎消失殆尽，诗歌成了解释老庄消极思想和佛理玄言的工具，成了有韵的说理文，这一情况的出现，迫切需要有人来打破，使文学发展步入正轨，陶渊明和谢灵运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两个著名诗人，他们开创的山水诗派和田园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由于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动乱、政权更替频繁，大一统的思想局面被打破。
因此，才能产生崇尚自然的田园诗歌。
真正用“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谢灵运，用大量优秀的山水诗歌创作的实绩，树立了在诗坛的地位。
要理解二人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必须从二人的思想入手，二人不同的思想经历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而且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诗歌艺术和表现技巧。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有济苍生的远大报复，担任过几任小官，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淳朴善良、反感于政治腐败和官场斗争，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其耿介孤傲的个人秉性与迎合官场的习气格格不入，是在官场上不得适应的情况下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
而谢灵运出身士族，刘宋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为了回避政治迫害，也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官场，情归山水，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
可见，谢灵运一时也未曾忘记官场。
与陶渊明的彻底决裂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诗作中，陶渊明以一个隐士的形象亲自溶入田园中，表现其中的乐趣，而谢灵运则以游览田园山水来消遣政治上的苦闷。
仅仅从思想上思想入手,很难理解陶谢诗歌的异同,还要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即归隐上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文人在东晋和刘宋的年代,就有很多的隐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躲避战乱,政治黑暗,官场倾轧,报国无门等等原因加入了隐居的行列.他们企图用隐居这种“终南捷径”来求得出仕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加流行.而陶谢二人的隐居基本上代表了两类隐居的类型:一种是真的隐居,彻头彻尾的隐居;一种是亦官亦隐,希望通过适当的机会再度东山再起.这对他们的诗歌呈现的内容以及表现方式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生活在家乡的农村,亲身体验着农村生活,对农村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起初在军阀和野心家桓玄的手下当差,深感自己的志向和报复无从施展,而且,更加为自己替野心家效命而耻辱.后来的归隐是在当县令时,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去了官职.成为了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
每当政治失意时,就拿陶渊明的事迹安慰自己.他不断在出仕和隐居中进行痛苦的选择.终于摆脱了所有的顾虑,毅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陶渊明的隐居是真的隐居,是看破官场以后自觉的行为,绝对没有半点的虚假在里面.他在诗中不止一次的重复表现重返家园的快乐.有鱼归大海,鸟入山林的味道.从那些诗句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那爽朗的笑声和轻快的脚步.如释负重般的超脱感觉洋溢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从精神上来讲,陶渊明的隐居比谢灵运是快乐的，少了很多的精神负担.其诗有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可以说,在古代文人当中,做到真隐的只有陶渊明一人.他的回归是自然本性的回归,与陶渊明热爱自然是分不开的.是真正农民化了的隐士,这在封建等级制度严密的晋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陶渊明还亲自参加了农村的劳动,在诗里赞美了普通农民可贵的品质和邻里乡亲之间深厚的友谊.当时,在文人当中普遍流行鄙视劳动生产的风气,陶渊明以身作则,即使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也没有磨灭他的坚强信念.因此,陶渊明的诗集里,随处可见真真切切的农村生活的场景.让我们能够清晰的体会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贴近农村生活,没有一点的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自然天真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而谢灵运的隐居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由于谢灵运是氏族后裔,而且是前朝的遗老,在刘宋时代采取的压抑士族的政策里痛苦的生活.他有充裕的物质基础,所以能优游山水,徜徉其中而且乐此不疲.谢灵运热中官场,希望出仕来建功立业,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当政治斗争激烈时,他就归隐来躲祸,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他又很着急的再度出仕.这种痛苦的心情一直陪伴他的一生,他的一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出仕的渴望,现实世界是残酷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给他一个充分发展才能的机会.因此,.他只能靠游山玩水来消遣,排遣自己苦闷的心情.这些情况,导致了其诗歌内容的贫乏空洞,题材也不多,后人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穷途多厄的陶渊明最终能平心静气在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
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作者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诗篇中。
陶渊明的崇尚自然一直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多次由仕而隐，以至最后长期隐居农村，如果说谢灵运的时仕时隐是现实社会和上层统治者给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那么，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大都是他的人生理想的必然反映，是主动追求。
他的每次归隐都是自身理想与丑恶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并不是明显的外在压力。
虽然陶渊明、谢灵运都和当时的名僧慧运有过交往，但陶并未象谢那样接受佛家思想，陶的思想中也缺乏佛家的种种生死轮回、善恶相报观念。
正因为陶渊明自小热爱自然又始终抱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归隐时期，他能心平静气地接受田园和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
因而在他的田园诗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田园的热爱，而是赋予田园新的生命和审美价值。
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的前四句叙述自己不幸落入罗网，接下来二句用比兴手法说明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八句极力叙写田园生活的环境，由近及远，又收束到身边，末二句直接说出返归自然的愉快心情，结合全诗，不难看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
相反，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作者对尘世的依恋每每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而陶诗的闲适之情则得自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
谢灵运出身好,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很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给他大带来了不尽的困惑与矛盾。
综观谢灵运的一生，尽管有过荣耀，有过高官，但痛苦失意和孤独始终伴随着他，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谢灵运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实的凶险与仕途的挫折又迫使他接近佛家思想，通过回归自然以摆脱现实的苦难。
谢灵运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本身对那种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
无论是供职京城，还是放任外郡，都没有忘情山水，没有放弃过日后隐居的打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
总之，谢灵运一生中确有隐居的打算，只是这种感情有时浓烈，有时淡薄罢了。
也正因为如此他山水诗中的感情既有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歌颂，又放不开对人生世事的议论，他山水诗中那种写景抒情(说理)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自然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要的描写客体还是农村的生活以及农夫和农耕.而谢灵运的诗歌则偏重于山水风景.主要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感受,他的诗往往和纪行联系在一起.陶渊明主观上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但客观条件也逼迫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他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乞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荒种豆,披星带月的劳动.安贫乐道的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躬耕垄亩,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只有作家亲身体验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作家笔下的素材,才能更加真切的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心境.读者才能经过千百年以后,还能体会到陶诗所蕴藏的真意!而谢灵运的诗歌,内容无怪乎优游卒岁,湖光山色,登游揽胜.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游览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佳境,仿佛是有韵整齐的山水游记散文.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也与士大夫耻于农事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事劳作,鸡鸣狗叫的村居情趣,在谢诗里是难觅踪迹的. 在创作方法及艺术风格上,陶渊明写作的诸多田园诗歌里,可以清楚地发现,陶渊明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田园生活的客观描写,而在于体现自然和各种生活中的意象相结合的感受与情趣.陶诗在选材上,经常截取方宅,草屋,榆树,桃李,村落,狗吠,菊花等田园意象,几乎无不摄入笔端.这些意象都是最能引起诗人思想感情的东西,达到意象与感情的共鸣.陶渊明做诗自然平淡,并不追求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极其相似,在描写当中,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往复,陶诗所描写的都是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的农家常事.用这些家常事来伸发出自己高于别人的哲理.陶渊明通过创作,经常把自己比喻成:青松,归鸟,菊花等等,尤其是菊花,来表现自己不同于流俗,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同伟大诗人屈原的香草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菊花也成了陶渊明的代称.陶渊明开其先导以后,历代吟咏菊花的文人习作渐渐多了起来.例如陶诗《归园田居》其三有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此,诗人截取日常农事活动为创作素材,语出自然,真率,选择自己热爱的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入手,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农民,衣着简朴,荷锄躬耕,种豆南山的情景历历在目.诗人久在樊笼,复得自然的快乐洋溢在字里行间,连露水浸湿了衣服都浑然不觉.谢灵运的诗歌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是诗人描摹的客体,在谢诗里,山水姿态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了主要的艺术追求,陶渊明诗里情景交融的情况在谢诗里被严重的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了巧似的地步,他没有进入陶诗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他却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展示给读者。
这样，陶诗和谢诗的艺术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
陶渊明写松意不在写松，写菊意不在写菊，意在言外；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是要描尽山态，写水就要写尽水姿，象中国的工笔画。
陶谢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不同，自然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诗歌艺术。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
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
文学意境论早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开始全面形成。
此后，意境论逐渐成了我国诗学、画论、书论的中心范畴，历代都有学者文人对它作补充、发挥，意境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概念。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
它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清末的王国维历来被学者公认为意境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一种意境的分类方法。
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所谓“有我之境”，是指那种感情比较直露、倾向比较鲜明的意境。
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道出了作者历经战乱，特别是目睹安史之乱后京城的破败景象的痛苦心情。
草本不含泪，鸟儿也不会因人的别离惊心，只因诗人痛苦不堪，所以都有了人的情感色彩，这就是“有我之境”。
所谓“无我之境”，并不是指作者不在意境画面中出现，而是指那种情感比较含蓄，不动声色的意境画面。
王国维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无我之境”，作者自己虽出现在画面中，但他的情感却藏而不露，一切让读者自己从画面中去体会。
描写了景色，但未评价景色，中间无一字臧否，也是于不动声色之中见意境。
但人们却可以从画面开拓的意境里，间接地领略到诗人欢欣的情绪和开朗胸怀。
因此“无我之境”，只是情感不外露，并不是没有情感.这样,陶诗与谢诗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显现出来了，陶诗有生活中诗人总结和体验的生活之理,而谢诗则没有.相反,谢诗里有很多玄言诗的玄理搀杂其中,不免给谢诗的光辉染上了瑕疵. 在二人的诗歌创作中，就通向了两种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即充满生机的主观情感的外射，与超脱尘世的客观、冷静的刻画。
田园景色是陶渊明宁静内心的外界的自在观照。
其诗中之景，莫不笼罩或渗透着他轻快从容的“心象”，也就是他作为精神寄托的田园生活中的眼前景、胸中意。
陶集中最多的，就是他在田园农庄中劳作的情景。
田园诗歌无法忽略和回避田园生活主体“人”的生活。
乡居生活离不开山水林壑，陶诗中也偶有这类景象。
但与他田园景色中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一样，他笔下的山水秀色也少不了“人”的点缀，换言之，也都是“有我之境”。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无非眼前之景。
窗下之兰，堂前之柳，并可见主人的雅趣。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其七)，瞩目也不仅在描写的这些意象里,而是这些意象所包含的各种人情.即使是<游斜川》这样陶集中不多见的专为登山临水而作的纪游诗也从不忽略人情的存在.并未如谢灵运那样，对郭山穷形刻镂，精雕细琢，而只是用区区一句来造境写意，将天澄气和的自然美景融入到浓浓的人间情味中，也把他的诗拉近到现实人生中，立足在对生活的热爱中。
这里还不能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他创作山水诗的数量不多，而应该考虑到，他的注视点始终没有忽略掉“人”，这不能不让人联系到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自然观，并为他在诗歌境界上形成“有我之境”寻求到一个合理而充分的依据。
前人称陶诗“篇篇有酒”，其实更是篇篇有“人”，篇篇有真生活。
反观谢灵运诗，在他现存的100余首诗中，山水诗占据了首要的位置。
谢氏毕生钟情山水，有山必登，有水必临，山水色寓于目，动于中，发为诗歌，于是佳山秀水之丽句纷至沓来，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但他笔下的山水都只是山水本来的面目，作为诗人观照游玩的客体和对立面而存在。
其境界超旷、秀美，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
他最负盛名的诗篇， 漠视自然的山水与人间社会的位置关系，返回到它本身的“无我之境”。
陶渊明则反之。
他的隐逸并不是对世俗生活的厌恶，否定与离弃，恰恰相反，乡村生活中绝假纯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质朴自然规律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最能体现这一规律的人群之中，去感受同样真实同样切近的田园乡野、自然山水，感受生活的本来面目。
他笔下的景色，已经同生活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浓浓的人间情味，充盈洋溢在他眼中、心中，凝结成文字，积淀为诗，更唤起他投向生活怀抱中的渴望，以及对自然最高的崇敬甚至信仰。
陶之所以高于谢，正在于他已将自然之美融入到了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对它远远观望、鉴赏，作为浑浊人间社会的对立面进行心理上的补偿。
因而其诗歌意义更加丰富，更加贴近人生，也更耐人涵咏，更醇厚、有味。
《浣溪沙》这首诗的意思
1.诗《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宋代文学家的词作。
此词描写雨中的初春，表达作者虽处困境而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洋溢着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
上阕写暮春三月兰溪幽雅的风光和环境，景色自然明丽，雅淡清美；下阕抒发使人感奋的议论，即景取喻，表达有关人生感悟，启人心智。
全词即景抒慨，写景纯用白描，细致淡雅；抒慨昂扬振拔，富有哲理。
2.《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作者：苏轼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春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3.译文：山脚下溪边的兰草才抽出嫩芽，浸泡在溪水之中。
松间的沙石小路经过春雨的冲刷，洁净无泥。
时值日暮，松林间的杜鹃在潇潇细雨中啼叫。
谁说人老不会再回年少时光呢
你看看，那门前的流水尚能向西奔流呢
所以，不必以白发之身愁唱黄鸡之曲。
4.创作背景：这首词是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三月作者游蕲水清泉寺时所作，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蕲水，县名，即今湖北浠水县，距黄州不远。
《东坡志林》卷一云：“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日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
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
……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
寺在蕲水郭门外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
余作歌云。
”这里所指的歌，就是这首词。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什么意思
出自江淹的《别赋》翻译：让我黯然消魂的事情,也只有分别了!-----请采纳~
陶渊明的田园诗赏析~~1000字的哦~~
归 园 田 居（其三）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共有五首，这是其中的第三首。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写的是田园劳作之乐，表现的是归隐山林的遁世思想；但把这首诗和其他的诗对比来看，作者的“愿”其实有它特殊的内涵。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这两句写在南山下种豆，草很茂盛豆苗却稀稀疏疏的。
起句很平实，就像一个老农站在那里说话，让人觉得很亲切。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为了不使豆田荒芜，诗人一大早就下了地，到了晚上才披着月光回来。
虽然很辛苦，但他并不抱怨，这从“带月荷锄归”的美景就可以看出来。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路窄草长，夕露沾衣，但衣服打湿了有什么可惜的呢
这句话看似平淡，但这种平淡正好映射了结尾这一句“但使愿无违”，使得“愿无违”强调得很充分。
这里的“愿”更蕴含了不要在那污浊的现实世界中失去了自我的意思。
这首诗用语十分平淡自然。
“种豆南山下”“夕露沾我衣”，朴素如随口而出，不见丝毫修饰。
这自然平淡的诗句融入全诗醇美的意境之中，则使口语上升为诗句，使口语的平淡和诗意的醇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陶诗平淡醇美的艺术特色。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
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
“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
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荷锄归”幽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
全诗在平淡与幽美、实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野外罕人事①，穷巷寡轮鞅②。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③。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④。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⑤。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⑥。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⑦。
【注释】①野外：郊野。
罕：少。
人事：指和俗人结交往来的事。
陶渊明诗里的“人事”、“人境”都有贬义，“人事”即“俗事”，“人境”即“尘世”。
这句是说住在田野很少和世俗交往。
②穷巷：偏僻的里巷。
鞅(yīng央)：马驾车时套在颈上的皮带。
轮鞅：指车马。
这句是说处于陋巷，车马稀少。
③白日：白天。
荆扉：柴门。
尘想：世俗的观念。
这两句是说白天柴门紧闭，在幽静的屋子里屏绝一切尘俗的观念。
④时复：有时又。
曲：隐僻的地方。
墟曲：乡野。
披：拨开。
这两句是说有时拨开草莱去和村里人来往。
⑤杂言：尘杂之言，指仕宦求禄等言论。
但道：只说。
这句和下句是说和村里人见面时不谈官场的事，只谈论桑、麻生长的情况。
⑥这两句是说桑麻一天天在生长，我开垦的土地一天天广大。
⑦霰(xiàn现)：小雪粒。
莽：草。
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来临，使桑麻如同草莽一样凋零。
其中也应该含有在屡经战乱的柴桑农村还可能有风险。
【赏析】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
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
《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
诗人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之后，回到了偏僻的乡村，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所以他非常轻松地说：“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
正因为没有俗事俗人的打扰，所以“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诗人的身心俱静。
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荆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不过，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他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桑麻。
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人披草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人事”；一起谈论桑麻生长的情况，绝对不同于计较官场浮沉，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
所以，不管是“披草共来往”，还是“但话桑麻长”，诗人与乡邻的关系显得那么友好淳厚。
与充满了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
——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它的喜惧。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庄稼一天天生长，开辟的荒土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毁于一旦，心怀恐惧。
然而，这里的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正反映着经历过乡居劳作的洗涤，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淳朴了。
——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及自己心境的恬静。
而在这一片“静”的境界中，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
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