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曾国藩为事例写一篇反省作文
大员曾国藩在带领部队讨伐太平天国战势失利，使其陷入绝望，投入江中，自杀谢罪或者说是洗辱，所幸被随从所救起。
后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到战况是「屡战屡败」，当时众人觉得不妥，经过商议，从死亡边缘回来的曾国藩改为「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是「衰尾道人」，而「屡败屡战」是越挫越勇的人。
朝廷在看到奏章后，认为其勇气可嘉，没有处罚反而委以重任。
原字未动，仅仅是顺序的改变，也使得曾国藩从中受到鼓舞，重整士气，最终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
原本败军之将的狼狈变为英雄的百折不挠。
评价曾国藩，至少1000个字（突出个人观点）
梁启超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正集，不可不日也。
”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即使是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
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
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
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
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
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
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
”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是怎么“戒多言”的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
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
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
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
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
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 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
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
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使好端端一座杭州城，不费一刀一枪便拱手让与宿敌，实令亲者痛仇者快而遗恨千古。
后来，蔡锷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
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
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
……由伪生疑，由疑生嫉。
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
呜呼
伪之为害烈矣。
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
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
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
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 曾国藩酷爱读书，志在功名。
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
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又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观点。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
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
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
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
”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
”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
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
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
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咸丰七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
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咀嚼，细细的品味，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为人处世的奥秘。
这些貌似出世之书，实则讲述了入世之道。
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
尘世间唯大智慧者可善下，唯善下者从不谄上欺下，从不自高自傲，始终虚怀若谷谦退自如，方可成大气候。
水能屈能伸，它常悄悄然，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旮旯。
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其涵养，其深沉，其宽厚，正如一部活生生的《道德经》，滋润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千古哲思，至理名言，老子真是个将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慧者
曾国藩研读得入了迷。
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
他读罢《老子》，又读《庄子》，这其中深邃的哲理，浩瀚的智慧，都令他深深折服，悠然神往，心灵产生了许多难以言喻的共鸣。
至此，曾国藩又终于悟出了老庄和孔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结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业，又可泰然处之，保持宁静谦退之心境。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
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
他谆谆告诫道： 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我本人身居将相之位，沅弟（曾国荃）所统领的人马有五万，季弟（曾国葆）所统领的人马有六千，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
沅弟近半年以来，七次拜受君恩，近世像弟弟这样的人有几个
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
管子说，斗斛太满则人概之，人太满则天概之。
我认为天概人是无形的，仍然要假手于人来概。
霍光家族太盈满，魏相来平灭他，汉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大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国君主也来平灭他。
等到别人已经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太迟了。
我们家正处在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
自概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想也不外乎“清（廉）、谨（慎、谦）、勤（劳）”三字罢了。
沅弟过去在金钱的取舍方面不太斟酌，朋友们的讥议指责，其根源实际上都在这里。
去年冬天买犁头嘴、栗子山（此二处均在湖南双峰县荷叶乡。
作者注），我也很不以为然。
今后应该不乱拿一分钱，不寄钱回家，不多馈赠亲友，这乃是“廉”字功夫。
内在的谦虚是看不见的，而其外在的表现主要有：脸色、言语、信函、仆从属员，以后该在这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痛加纠治，这是“谦”字功夫。
每天临睡之前，默默地计算本日劳心的事情有几件，劳力的事情有几件，就会觉得为国家所做的事情还不多，应当更加竭诚地为国效劳，这就是“劳”字功夫。
身为三军统帅，能有如此胸襟，亦不是等闲之辈了。
曾国藩如此稳慎如此谦恭，终能善始善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本打算在荷叶家乡建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吓得他从不敢进富厚堂的大门。
此后十多年，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
……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
”并以此“深为浩叹”。
并写信告诫纪泽儿：家中新居富厚堂，莫作代代做富之想。
“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
”在那绵延数百里山谷之间，广大老百姓都是低矮的茅屋，独有富厚堂金碧辉煌胜似皇宫，因而曾国藩考虑再三，他坚持不回故居了，故居留给他妻子、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们住好了。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更稳重处事，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
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
同治六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目的是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曾国藩讲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什么意思
他是在评价《曾国藩》传。
因为曾国藩和他都是湖南人，以治理天下为己任。
曾国藩很擅长反省，修身，每天都要复习经典，连多看了几眼女人都要写日记反省，非常的讲究，被后人称为“完人”。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做不到曾国藩的这些特点。
曾国藩的优良品质
的优良品质,就是中正,廉洁.曾之所以能在40岁就不如中国的权力中心,无外乎就是因为那一脱,让道光帝对其放心.
曾国藩处世之道
曾国藩的一生无论从政交际还是带兵打仗均以一“谦”一“隐”一“诚”三字取胜。
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的“谦”。
曾国藩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守缺”的观点。
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
”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
”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
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
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
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后来经过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经过默默的咀嚼，终于大彻大悟。
尤其是老子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唯善下方成海。
水能屈能伸，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地方。
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和涵养，其深沉和宽厚。
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
至此，曾国藩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宁静谦退之心境。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的“忍”。
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去长沙读书，当时他的书桌是放在窗前的，后来有个同学来了，因为来得晚，书桌只好安排在墙角。
一天他突然冲着曾国藩吼到：“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近来的，你凭什么遮挡别人
”曾国藩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挪开了，这位仍不满意，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竟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
曾国藩来到没说一句话，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
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此人又来寻衅，气呼呼的：“你读书的地脚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
”在旁的别的同学为曾国藩打抱不平，问道：“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吆二喝三的非要换过来的吗
”这位同学无理取闹的说：“所以呀，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
”别的同学说：“那好啊你在搬回墙角吧，明年准能中举。
”众人哄堂大笑，这位同学一脸狼狈，曾国藩在旁始终和颜悦色的听着。
在唐浩明著的《曾国藩传》中也多次提到，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是最著名的，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
“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
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
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
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
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请看他给弟弟的家书，便可知道他的当时心态。
他谆谆告诫道，“我们家目前正处在鼎盛时期，……近世像这种情况的曾有几家
太阳上升到最高点以后就会向西偏，我们家现在也是最高最满的时候了。
我们不必等待天来平，人来概，我与诸位弟弟应当先设法自己来概。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更稳重处事，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
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其“诚”。
曾国藩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
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处世立人的不二法则。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身边的人。
在写给九弟曾国荃和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之中，他说，“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
在写给下属的另封信中更是强调，“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
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
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 可见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人，以至于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
反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甚至连号称忠王的李秀成也叛变了（在民间野史中记载，李秀成的投敌实为太子逃跑争取时间，可信度不大）。
对于曾国藩的“血诚”之举，后人蔡锷极为认同：“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
……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
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的一生风风雨雨，有起有落、有荣有辱，虽没有平步青云，也从没有掉进深渊。
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这与曾国藩的一生坚持“诚”、“谦”、“忍”的原则有重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