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有儒家思想吗
体现在哪
概述：《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
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释：《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分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
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
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
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
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
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
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
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
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美蓉花和未央宫的乖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貔。
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人睡的情景。
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
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
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雨到奏凯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
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4-6] [3] 思想变化《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
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白居易《长恨歌》的儒家思想
对白居易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有风情,十首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白居易现实主义的诗句
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年——846年）， 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处曾相识”等许多不朽诗句。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
原籍山西太 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
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 平诗歌理论文学创作本集和研究资料生平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
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
少年时读书刻苦。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
二人订交。
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罢校书 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
作《观刈麦》、《长恨歌》。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
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
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
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
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
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次年写下《琵琶行》。
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
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
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
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
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
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 歌 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
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 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
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
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 感于事而系于时政。
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大历（766 ～ 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 作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
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
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
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
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这些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
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
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
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
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
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
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
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
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
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
《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
《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
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
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
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
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
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
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
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
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
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
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叙事结构与诗歌主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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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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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吏》《三别》与杜甫的儒家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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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结构《长恨歌》是一首抒彩相当浓郁的叙事长诗，凡一百二十句，八百四十字，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开头至“不重生男重生女”，叙述李、杨会合经过及李对杨的眷恋宠幸。
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述李、杨会合过程。
叙述简明，舍去一切枝蔓，为下文大肆铺写长恨留足余地。
首两句暗寓讽刺，为君者多年专求美色，荒废国事之意已豁然其中。
接下来的十六句为第二层：写李、杨遇合后的欢爱眷恋，为后文写二人之诀别、长恨作衬垫。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两句，明言玄宗迷恋美色；“春从春游夜专夜”、“三千宠爱在一身”两句，突出贵妃得宠专房。
末四句为第三层：写贵妃举家腾达，势焰熏天。
后两句写因一贵妃而竟使天下父母易志，语句夸张而语意怨怼。
第二部分：自“骊宫高处入青云”至“不见玉颜空死处”，叙述安史之乱爆发，杨贵妃因禁军兵变而殒命，这一部分，又可分为四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写变生不侧，战乱骤起。
前四句上承第一部分的有关情节，进一步蓄足文势；后两句启下，折转简捷干练，描写也颇有气势。
接下来十句为第二层：写马嵬驿兵变，贵妃丧生。
从这一层开始，作者对李、杨的态度由批评转为同情，感情也由怨怼转为哀悯。
再下来八句为第三层：写李隆基于幸蜀途中怀念贵妃，不胜哀伤。
“圣主朝朝暮暮情”一句是这一层次的神魂。
末四句为第四层：写安史之乱平定，李于回长安途中路经马嵬驿，凭吊遗踪。
第三部分：自“君臣相顾尽沾衣”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写李回返长安后对杨的无穷思念。
这一部分也可分成四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写李初回长安时睹物思人，恍若隔世。
接下来两句为第二层：写李对杨的无穷思念。
“春风桃李”、“秋雨梧桐”概括了一年四季、各种场景，以显示李是思念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再下面四句为第三层：写李的凄凉晚景和感伤怀抱。
这一层与第一部分的有关描写遥相对比，以李怀念往昔之欢娱热闹，虚写他对杨的怀念。
末八句为第四层：写李对杨的刻骨相思。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两句，既 绾（wǎn）束上文，以想入非非表明思念之深；又开启下文，以想入非非生发出道士招魂。
第四部分：自“临邛（qióng）道士鸿都客”至结束，写已身登仙界的贵妃仍心系尘寰（huán），对李思念不已。
这一部分也可分为四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写李忍道士去寻找杨的亡魂，以其想入非非见其思念之深，紧密呼应第三部分之末两句。
接下来十句为第二层：写道士寻觅的曲折经过。
“忽闻海上有仙山”一句生面别开，使情节绝处逢生，波折再起。
再下面十二句为第三层：写道士历经波折，终于找到贵妃。
“云鬓半偏新睡觉”以下所写杨之步态容貌，是道士眼中见到的景况。
最后二十四句为第四层：写杨托物寄词，以表明她对李之感激、思念和忠贞不渝。
末句“此恨绵绵无绝期”点题，结束全诗。
白居易的写诗风格是什么
《长恨歌》是白居易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
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
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
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
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
“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
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
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
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
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
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
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
“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
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
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
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
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
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
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
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
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
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
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
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
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
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
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
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
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
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
本文作者持爱情说。
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
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
观点也颇具分歧。
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
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
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
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
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
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
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
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
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
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
《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
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白居易的伤情诗句
最著名应该算<琵琶行>了琵琶行·并序 白居易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
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
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
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琶琵于穆曹二善才。
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
遂令酒使快弹数曲。
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徒于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
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
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炉。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消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清衫湿。
白居易贬到浔阳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消极，开始揉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明哲保身”的法宝。
他抵湓城不久，即于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建一草堂。
这个草堂，前有奇松数十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板，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詹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旧唐书、白居易传》)，真是贬官闲居的好地方。
所以他准备“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
”(《九江史话》)至于被贬为司马之心情，他说：“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无言责，无事忧。
”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
何哉
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泳，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攸(修)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
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旧唐书、白居易传》)。
这些年，他往往是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香炉峰顶，或闻鸟语泉鸣于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留下诗文一百余篇。
其中以《与元稹书》和《琵琶行》最为著名。
《琵琶行》是借一个被抛弃的歌女形象，抒发自己沦落之感，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
诗中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漂零憔悴、流落江湖的长江歌妓，一个是遭谗受贬的诗人自己。
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不平，却有相同的感受。
在浔阳江头，琵琶声里，他们的哀怨和激愤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倾诉了社会的不平。
从对被压迫、被蹂躏的弱女子的同情，揭露封建社会对才人、志士的打击和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