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要为国效力又不被重用,为什么不去当兵，却在自叹怀才不遇
投笔从戎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出来的，亲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古代，只有活不下去、没的饭吃的人才会选择从军这条路呢；自谓颇有才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人根本不屑去当兵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这样，辛弃疾就既是一员猛将，同时也是一介词人；岳飞的满江红和小重山也相当不错但这并不是大多数文人的梦想，他们还是希望身在庙堂，动动脑子动动笔，动刀动枪，那是武人、莽夫才会去做的事情
五年级的两句描写将士们誓死为国的诗句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与其忍辱生，毋宁报国死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报国名言明代大臣 杨继盛青山埋白骨，绿水吊忠魂。
朱德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
明代抗倭将领,军事家 戚继光会当报国耻，岂必怀封侯。
关于报国的名言明末文学家 陈子龙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
唐朝诗人 李希仲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
南宋民族英雄 文天祥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 宋教仁镜里朱颤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
报国名言宋·文天祥《酹江月》[乾坤能大]。
这两句大意是：从镜子里看到我年轻时红润的面容都已变尽，只有我的丹心难以磨灭。
这首词是文天祥因叛徒出卖，被俘后押赶燕京途中的作品。
当时，腥风血雨的孤军奋战和难以忍受的囚徒生活已经使他的容貌完全改变，可是，“朱颜”“变尽”，“丹心难灭”。
这两句用反衬手法表明自己的忠贞不渝，与陆游的“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陆游的双鬓作雪，主要是岁月流逝的结果；而文天祥的朱颜变尽，主要是人为的折磨造成，更显出作者历尽磨难，丹心不变的英雄气概。
这两句词所表现的坚定不移的报国热忱光照千古，永远值得后人效法。
南宋民族英雄 文天祥 《酹江月》赤心报国无片赏，白首还家有几人。
唐·刘长卿《疲兵行》。
片赏：一点赏赐。
这两句大意是：赤胆忠心报效国家的，得不到一点赏赐；长年征戍在外的，又有几人能在头白时回家?此二句抒发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
前句是说忠心报国者却得不到皇帝的赏赐，言外之意是得到赏赐的是那些惯会阿谀逢迎、谄媚取宠的小人。
后句说自首征战者没有几人能生还故多，写得更是凄凉悲切，戍守边塞的将士是爱国的，献身沙场是他们的义务。
他们伤心的是受到的待遇太不公平了，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同情他们。
可用以抒写爱国将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唐代诗人 刘长卿 《疲兵行》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唐·戴叔伦《塞上曲二首》其二.玉门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是汉唐时西北重要的边防要塞。
这两句大意是：愿意长期转战边塞以生命报效祖国．何必一定要活着进入五门关返回家回!这两句语言铿锵，格调豪迈,充盈着爱国主义热情。
可用于表现边防将士昂扬雄放的情怀。
唐代诗人 戴叔伦 《塞上曲二首》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宋·陆游《夜泊水村》。
青：这里指黑色。
这两句大意是：我誓以一身报国，不辞万死，而今呈现在人们面前却是不能转黑的斑自双鬓。
这是陆游五十八岁闲居山阴时的作品，作者立志杀敌报国，万死不辞，可是朝廷却弃置不用，以至双鬓斑自，一事无成。
这里前一句写壮志，音调高亢，气概豪迈；后一句写现状，音调低沉，意境悲凉。
在壮和悲的对比映衬中，作者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得到了充分的抒发。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 《夜泊水村》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巳先斑。
关于报国的名言宋·陆游《书愤》。
塞上长城：史载南朝名将檀道济曾自比为“万里长城”，唐代名将李绩也曾被唐太宗比作“长城”，陆游年青时也以可以捍卫国家，防御强敌的“塞上长城”自比，许：期望。
衰鬓：衰老的鬓角。
斑：斑白，花白。
这两句大意是：我白白地期望自己成为保卫国家的名将，现在功业未就，镜中衰老的鬓角已经先斑白了。
这首诗是陆游六十二岁时的作品，当时他因主张抗金而被罢官，已在家乡山阴闲居了六年。
壮志成“空”，两鬓“先”斑，这正是作者“愤”之所在。
一个“空”字，一个“先”字，作者内心的悲怆可见。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 《书愤》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宋·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二。
夜阑：夜深。
阑，将尽。
这两句大意是：深更半夜躺在床上听着风雨交加的声音，千军万马跨越冰河的北征景象闯进梦境来。
这是这首七绝诗的后两句。
这一夜风雨大作，陆游“僵卧孤村”，还念念不忘“为国戍轮台”。
此时，急风吹雨的声响不断传入耳中，陆游边听边思，朦胧入睡。
在作者耳中，那风雨交加的声音竟转化为铁马奔腾的声音，于是作者在梦境中见到了“铁马冰河”的北征景象，实现了“为国戍轮台”的壮志。
这两句把现实和梦境结合起来，使卧、思、听、见(梦见)融为一体，将北征景象写得有声有色，显得十分壮观，读后给人以豪迈之感。
但作者的报国壮志只能在梦境中实现，又使人感到余味悲凉。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宋·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二。
戍：守卫。
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借指宋代北方边疆。
这两句大意是：我僵卧在这偏僻的村庄并不自引为悲伤，还想为国家去戍守边疆。
这是陆游六十八岁家居山阴时所作。
陆游因坚持抗金复国的立场，屡官屡贬，两年前又以“嘲弄风月”的罪名被黜，此时他年近古稀，时常卧病，连翻身都感到困难，所以说“僵卧”床榻。
“孤村”不仅指地处偏僻，也指朝廷弃置，门庭冷落。
如此凄凉的晚景，是很容易使人感伤的。
可是作者偏偏不以个人处境、个人得失为念，不仅“不白哀”，还想去戍守边疆，报效国家。
这种雄心壮志在“僵卧孤村”的反衬下，更显得生死不渝，百折不回。
诗人的报国赤忱，确实感人肺腑。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辞家战士无旋踵，报国将军有断头。
清·李重华《书周遇吉传》。
旋踵(zhǒng肿)：转过脚跟，此处为返回之意。
这两句大意是：辞家而去的战士就没有想活着回来，以身报国的将军早就准备着献身。
两句写将士们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报国精神。
表现今日反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可引此名句。
清代文人 李重华 《书周遇吉传》英雄已尽中原泪，臣主元无北伐心。
报国名言明·张以宁《过辛稼轩神道》。
英雄：指辛弃疾，也泛指南宋主张抗金的爱国志士。
元：本来。
这两句大意是：主张抗金的爱国志士已经流尽了不能收复中原的沉痛之泪，而皇帝却本来就投有北伐金人收复失地的决心。
诗句抒发了对辛弃疾等爱国志士北伐无望，报国无门，空流英雄泪的惋惜，和对南宋最高统治者苟且愉安，不思北伐，误国误民的痛恨。
吊古伤怀之情甚浓。
两句将“英雄”的壮志与“臣主”的庸碌进行对比，突出了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感情，使颂英雄之情与谴庸主之意更为浓烈。
可化以写在腐朽的朝代，国破家亡之时，统治者与志士仁人对待救国救民的不同态度。
元末明初文学家 张以宁 《过辛稼轩神道》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
明·俞大猷《咏牡丹》。
国色天香：指牡丹，语出唐人李正封“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
这两句大意是：人们歌咏牡丹，尽都以“国色天香”赞美它的美丽，可是有谁知道它丹心独抱的姿质呢?这首诗全文是：“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
～?”诗人借牡丹自况，比喻自已报国济世的赤子之心不为人理解。
明代民族英雄、抗倭名将 俞大猷 《咏牡丹》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
见宋·陆游《陇头水》。
太白：星名，即金星，也叫启明星、长庚星。
传说太白星主杀伐，诗文中多用以比喻兵戎。
南宋小朝廷主张对金“和亲”，以屈辱求苟安，故以“太白收光芒”喻之。
这两句大意是：夜间观察天象，太白星收起了光芒，国家不会有军事行动，我想以死报国．已没有了战场。
陆游毕生以驰骋疆场、杀敌报国为素志，以委身锋镝、裹尸马革为乐事，由于甫宋小朝廷以屈辱投降为国策，以至诗人壮志成空。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太白收光芒”比喻朝廷不修武备，不图光复，颇为确切。
由此引出“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慨叹，也十分自然。
确实，对一个满怀壮志的爱国志士来说，没有比“报国欲死无战场”更可悲的了。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 《陇头水》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
见宋·陆游《陇头水》。
太白：星名，即金星，也叫启明星、长庚星。
传说太白星主杀伐，诗文中多用以比喻兵戎。
南宋小朝廷主张对金“和亲”，以屈辱求苟安，故以“太白收光芒”喻之。
这两句大意是：夜间观察天象，太白星收起了光芒，国家不会有军事行动，我想以死报国．已没有了战场。
陆游毕生以驰骋疆场、杀敌报国为素志，以委身锋镝、裹尸马革为乐事，由于甫宋小朝廷以屈辱投降为国策，以至诗人壮志成空。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太白收光芒”比喻朝廷不修武备，不图光复，颇为确切。
由此引出“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慨叹，也十分自然。
确实，对一个满怀壮志的爱国志士来说，没有比“报国欲死无战场”更可悲的了。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 《陇头水》一片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旧为忠家。
关于报国的名言明代明臣 于谦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北宋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名将 岳飞凭将士气扶中夏，泪洒山河对北风。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 康有为离家自身寻常事，报国惭无尺寸功。
明代明臣 于谦辞家壮志凭孤剑，报国先声震两河。
报国名言清代状元 彭定求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
宋·陆游《沁园春》[粉破梅梢]。
许国：报效国寡的志愿。
朝天：朝见皇帝。
这几句大意是：报国之心虽然坚定，朝见天子却没有门路，万里遥远，心境凄凉，有谁给我寄个音讯?这是陆游五十一岁时写的词。
“当时岂料如今，漫一事无成霜鬓侵”，词的过片两句，反映了陆游当时的心境。
岁月流逝，壮志成空，年过半百的诗人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词中反映许多老朋友都在朝内飞黄腾达，自己却远在蜀中，不仅“朝天无路”，连个问讯的人都没有，心情的悲凉可想而知。
几句词直抒胸臆，写出了报国无路的悲愤。
南宋爱国诗人 陆游 《沁园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平生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明代大臣 杨继盛名在壮士藉，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三国文学家 曹植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
临政无阿。
关于报国的名言《孝肃包公遗像赞》。
龙图包公：包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故称“龙图”。
肺肝冰雪：内心像冰雪一样纯净。
胸次山河：胸中怀着国家河山。
阿(e婀)：曲从。
这几句大意是：包拯一生清正廉洁，内心像冰雷般洁净．胸中装着祖国山河，一心想报效国家，施政时刚直不阿。
可化用以形容一生为国效忠，正直清廉，无私无畏，执法如山的人。
《孝肃包公遗像赞》 《孝肃包公遗像赞》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
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
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
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
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
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
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
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
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
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