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方士好吗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
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
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
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
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
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
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
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
《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
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
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
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
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
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
”《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
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
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
《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
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
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
《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
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
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
’”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
《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
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
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
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
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
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
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
”（《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
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
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
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
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
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
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
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
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
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
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
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
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
”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
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
”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
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
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
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
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
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
《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
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
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
“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
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
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
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
”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
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
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
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
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
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
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
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
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
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
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
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
”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
”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
”（《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
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
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
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
”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
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
”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
”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
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
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
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
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
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
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
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
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
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
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
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
”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
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
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
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
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
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
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
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
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
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
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
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
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
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
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
”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
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
”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
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
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
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
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
“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
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
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
”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
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
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
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
”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
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
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
”（《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
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
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
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
”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
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
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
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
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
”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
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古代养生术的种类有多少种
岐黄探索长寿之理 岐黄论谈人生发育 岐黄评说养生“四种人” 彭祖论摄生养神 姜子牙垂钓养生 春秋战国 管子论节食止怒 医缓论行恶损寿 医和“六淫”致病论 公孙侨论近婚不殖 晏子论破迷信保性命 老子论遵循自然法规修身养性 老子论“玉泉”驻颜 孑L子论以德助寿 孙子养生处实论 程子华以智养生 墨子“五行”养生论 孟子论养“浩然之气” 庄子论养生须少私寡欲 列子论心理诊治 屈原论端操持正 苟子论“以公义胜私欲”，勤劳健身 扁鹊论有疾早医 韩非啬神养生论 吕不韦论损寿“三患” 汉晋三国 仓公答文帝论养生 枚乘《七发》养生论 刘安养生之训 司马迁忍辱养生 扬雄养生大论 桓谭论形神持养 王充论养气健身 潜夫论治病犹治国 荀悦“秉性中和”养生论 张仲景论官吏养生 郭玉养治论 应劭论惊恐自伤 曹操论养怡之道 诸葛亮论以静养性 华佗阴阳养生论 董奉倡导植树卫生 阮籍论祛焦养生 嵇康养生服食之道 向秀养生适中论 葛洪论丹药养生 陶渊明田园养生 褚澄论除疾康生 陶弘景论养生方、契、要 萧衍为帝养生四法 颜之推养生家训 隋唐五代 孔志约修本草拯生灵 孙思邈论“性自为善” 孙思邈论养老之要 孙思邈《卫生歌》 司马承桢“五解”养生术 王冰注《内经》，倡奉生 杜甫论怡心养生 陆羽著《茶经》，益养生 白居易乐天养生 白居易讥讽求仙 刘禹锡论生由养致 柳宗元教诲庶民养生 吕洞宾论人身“三宝” 钟离八段锦引导法 钟离五脏真气说 马自然德善养生说 陈抟论睡功 孟昶论赏对联益年寿 两宋金元 欧阳修论“五友”养生 邵雍论睡眠养生 王安石“清心治本”养病论 沈括论治病“五难” 王令论用医之道 钱乙实言笃行救苍生 苏轼论养生“三戒” 苏辙论茯苓养生 王怀隐论枸杞延龄 蒲虔贯论养生药枕 温革养生语花 陈直论病前自防 陈直录养老奉亲歌 陈自明论妇人养生 陈自明论胎儿养教 刘完素论修真之要 洪迈论日灸健身 陆游养生座右铭 陆游“四爱”养生说 范成大割愁养生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春)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夏)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秋)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冬) 张从正祛邪养生论 李东垣论养生真趣 文天祥图志养生 曾世荣正心修身论 朱丹溪养老论 李鹏飞男女房事论 王圭论泰定养生 明代清朝 宋濂论积劳成疾，精护祛病 刘基论养生安邦 贝琼论心明眼亮寿延长 方孝孺论损生来自昧治身 方孝孺论养身治疾之道 朱权论耄老调养 沈仕论“七情”致病 万全论弃疑养生 万全谈婴儿养护 万全养生“四要” 李时珍集药学大成，开生民寿域 李时珍《奇经八脉考》 李时珍论饮酒利弊 杨继洲针灸卫生论 李贽论读书怡性养神 龚廷贤家病家之要 沈之问忘我攻恶疾 王肯堂辞官习医济世 徐春甫论庸医害生 李梃正宗养生论 陈实功论医家修德养生 吴有性杂气伤生论 张景岳论养形 喻昌调和营卫说 李中梓记述黑发良药“何首乌” 冷谦论修龄要旨 蒲松龄论除妖护生 玄烨倡导国民健身 程国彭论知医保身 叶天士论颐养功 叶天士抗老秘诀 曹雪芹论放风筝健身心 郑板桥论仁慈养生 徐大椿论人参药用 乾隆皇帝养生诀 袁枚论文人养生 沈金鳌尊生论 赵学敏论草医济世 吴鞠通论爱民慎医 陆以活论医家周察救生 王清任绘脏腑救黎民 陆懋修论安逸生疾 曹慈山论粥食养生 高桐轩论老人“十乐”上古西周 岐黄探索长寿之理 岐黄论谈人生发育 岐黄评说养生“四种人” 彭祖论摄生养神 姜子牙垂钓养生 春秋战国 管子论节食止怒 医缓论行恶损寿 医和“六淫”致病论 公孙侨论近婚不殖 晏子论破迷信保性命 老子论遵循自然法规修身养性 老子论“玉泉”驻颜 孑L子论以德助寿 孙子养生处实论 程子华以智养生 墨子“五行”养生论 孟子论养“浩然之气” 庄子论养生须少私寡欲 列子论心理诊治 屈原论端操持正 苟子论“以公义胜私欲”，勤劳健身 扁鹊论有疾早医 韩非啬神养生论 吕不韦论损寿“三患” 汉晋三国 仓公答文帝论养生 枚乘《七发》养生论 刘安养生之训 司马迁忍辱养生 扬雄养生大论 桓谭论形神持养 王充论养气健身 潜夫论治病犹治国 荀悦“秉性中和”养生论 张仲景论官吏养生 郭玉养治论 应劭论惊恐自伤 曹操论养怡之道 诸葛亮论以静养性 华佗阴阳养生论 董奉倡导植树卫生 阮籍论祛焦养生 嵇康养生服食之道 向秀养生适中论 葛洪论丹药养生 陶渊明田园养生 褚澄论除疾康生 陶弘景论养生方、契、要 萧衍为帝养生四法 颜之推养生家训 隋唐五代 孔志约修本草拯生灵 孙思邈论“性自为善” 孙思邈论养老之要 孙思邈《卫生歌》 司马承桢“五解”养生术 王冰注《内经》，倡奉生 杜甫论怡心养生 陆羽著《茶经》，益养生 白居易乐天养生 白居易讥讽求仙 刘禹锡论生由养致 柳宗元教诲庶民养生 吕洞宾论人身“三宝” 钟离八段锦引导法 钟离五脏真气说 马自然德善养生说 陈抟论睡功 孟昶论赏对联益年寿 两宋金元 欧阳修论“五友”养生 邵雍论睡眠养生 王安石“清心治本”养病论 沈括论治病“五难” 王令论用医之道 钱乙实言笃行救苍生 苏轼论养生“三戒” 苏辙论茯苓养生 王怀隐论枸杞延龄 蒲虔贯论养生药枕 温革养生语花 陈直论病前自防 陈直录养老奉亲歌 陈自明论妇人养生 陈自明论胎儿养教 刘完素论修真之要 洪迈论日灸健身 陆游养生座右铭 陆游“四爱”养生说 范成大割愁养生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春)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夏)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秋) 丘处机四时摄生论(冬) 张从正祛邪养生论 李东垣论养生真趣 文天祥图志养生 曾世荣正心修身论 朱丹溪养老论 李鹏飞男女房事论 王圭论泰定养生 明代清朝 宋濂论积劳成疾，精护祛病 刘基论养生安邦 贝琼论心明眼亮寿延长 方孝孺论损生来自昧治身 方孝孺论养身治疾之道 朱权论耄老调养 沈仕论“七情”致病 万全论弃疑养生 万全谈婴儿养护 万全养生“四要” 李时珍集药学大成，开生民寿域 李时珍《奇经八脉考》 李时珍论饮酒利弊 杨继洲针灸卫生论 李贽论读书怡性养神 龚廷贤论医家病家之要 沈之问忘我攻恶疾 王肯堂辞官习医济世 徐春甫论庸医害生 李梃正宗养生论 陈实功论医家修德养生 吴有性杂气伤生论 张景岳论养形 喻昌调和营卫说 李中梓记述黑发良药“何首乌” 冷谦论修龄要旨 蒲松龄论除妖护生 玄烨倡导国民健身 程国彭论知医保身 叶天士论颐养功 叶天士抗老秘诀 曹雪芹论放风筝健身心 郑板桥论仁慈养生 徐大椿论人参药用 乾隆皇帝养生诀 袁枚论文人养生 沈金鳌尊生论 赵学敏论草医济世 吴鞠通论爱民慎医 陆以活论医家周察救生 王清任绘脏腑救黎民 陆懋修论安逸生疾 曹慈山论粥食养生 高桐轩论老人“十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