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推理小说
1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Arthur Conan Doyl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群众出版社推理小说中的《圣经》，也是每一个推理迷必备的案头书籍。
从《血字的研究》诞生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福尔摩斯打遍天下无敌手，影响力早已越过推理一隅，成为人们心中神探的代名词。
一本老少咸宜的奇妙书籍，无数人凭它跨入推理 。
2 The Maltese Falcon, DashiellHammett. 《马耳他之鹰》【美】达希尔·哈米特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理小说流派众多，旁支横斜，但解谜本格始终是正统，主流地位轻易动摇不得，唯一有能力和它分庭抗礼的大概也只有汉密特和钱德勒撑起的硬汉一脉了。
汉密特不是第一个写硬汉小说的作家，但他是第一个给硬汉小说注入文学素质和心理深度的作家，他以自己的创作开辟了推理小说的另一块战场。
《马耳他之鹰》，号称“胜过海明威任何一部小说”的冷硬派第一名作，属于那种你可以不喜欢，却不可以不读的推理小说。
3 Tales of Mystery andImagination,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短篇小说选集》【美】爱伦·坡 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是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但爱伦坡的几部短篇就算在今天看来也颇有特色。
能够利用短小的篇幅制造出缕缕不绝的悬疑之感，在严谨的逻辑推理之中融入奇幻情节，并用诡谲的文笔锦上添花，迄今也没几个短篇作家办得到。
从这个意义上说，爱伦坡永不过时。
4The Daughter of Time, Josephine Tey. 《时间的女儿》铁伊是1930年代以后，推理史上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另二位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
本书即是铁伊最著名的作品，属历史侦探小说范畴，曾在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票选中荣膺史上第一名。
名侦探格兰特探长因为脚伤住院，偶然看到一张英王理查三世的画像，激起了他的兴趣，他要探究四百年前的案件，寻求塔中王子的被杀真相...... 5Presumed Innocent, Scott Turow. 《假定无罪》法庭推理，律师悬念小说的经典之作。
男主人公拉斯迪是一位资深且极为优秀的首席检查官，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接触到一些令人心痛的社会弊端以及各式各样的犯罪，为揭露司法制度的阴暗面，他暗中操纵，不惜以身试法......结局出人意想，绝对震撼
作者斯考特·杜罗原系斯坦福大学英美文学硕士，毕业后留校教授文学创作，课余喜欢信笔涂鸦，正因为在写作过程遇到许多法律问题，于是选择进入哈佛法学院深造，其后接连出版几本轰动一时的法律惊悚畅销小说。
同为律师出身的大作家，斯考特·杜罗与约翰·格里沙姆和里查德·帕特森(Richard Patterson)并称为三杰。
本书的电影版由哈里森·福特主演。
6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Cold, John le Carr. 《受冷漠的人》 【英】约翰·勒·卡雷 新华出版社西蒙斯在《血腥的谋杀》中指出间谍小说的两大创作方向：一种以格雷厄姆格林和本书作者约翰勒卡雷为代表，他们以自身的经历为准，把神秘的间谍平民化，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们的痛苦和无奈，文学质素较高；另一种则以写出007系列的伊恩弗莱明马首是瞻，着力描写间谍生涯的传奇色彩，通过间谍和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之间的斗争塑造起“超人”似的形象。
本书是勒卡雷的成名作，还没有他后来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暮气，显得创意超群。
全书情节跌宕起伏，屡屡在读者意想不到的地方峰回路转。
在作家写实冷静有节制的笔下，漾出淡淡忧伤之情，不愧是间谍小说的排头兵。
7The Moonstone, Wilkie Collins.《月亮宝石》【英】威尔基·柯林斯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威尔基柯林斯的小说现在看来可能有点落伍，毕竟不是人人都会欣赏那种慢节奏的，缺少血腥谋杀和精妙诡计的侦探小说。
不过考虑到《月亮宝石》是推理小说草创期的作品，我们还是要佩服柯林斯说故事的本领，佩服他能够在如此漫长的篇幅中始终牵住读者的视线。
诺贝尔奖获得者艾略特曾评价此书为“最优秀的英国侦探小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8The Big Sleep, Raymond Chandler. 《长眠不醒》 【美】雷蒙德·钱德勒 群众出版社菲利普马洛初次登场的长篇小说，从此之后硬汉派侦探找到了他们的最佳代言人。
可以说，马洛这个外表冷酷内心温柔的都市独行侠角色，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硬汉侦探。
同是冷硬派大家，钱德勒的风格与汉密特却是千差万别：后者是彻底的世故和冷酷，侦探从内硬到外，而前者却始终不愿放弃心中对美好人性的希望，笔下侦探也只是个热水瓶--外冷内热。
所以汉密特被人称之为“冷酷大街的黑色巨匠”，而钱德勒却是“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
9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John le Carr. 《冷战谍魂》 【英】约翰·勒·卡雷 新华出版社 约翰·勒·卡雷18岁时便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退役后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
1963年，他以第三部作品《冷战谍魂》一举成名，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最好的间谍小说
从此奠定其文坛大师地位。
勒·卡雷一生得奖无数，包括196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爱伦·坡大奖、1964年毛姆奖、英国Somerset Maugham奖、James Tait Black纪念奖等，1988年更获颁CWA终身成就奖、1963与1977年金匕首奖，以及意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
10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Agatha Christie. 《无人生还》【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贵州出版社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这本书真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了。
从头到尾都紧张刺激，让读者欲罢不能。
前所未有的情节布置当真可说是“异想天开”，从中可看出本格推理的真正魅力。
Amazon网上有关此书的评论近五百则，几乎人人都给出了五星级的高分，可见此书魅力之大，不分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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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拍成电影，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
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一部最具史诗气魄的揭露黑社*会明争暗斗内幕的影片一幅气势恢弘的“社*会图卷”作者马里奥·普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是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心脏——纽约的美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军中服役。
复员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艺创作，后来又在社*会调查学院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他的第一部小说《明争暗斗》被认为是描写战后被占领的德国的最佳小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幸运的香客》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小经典作品”。
《教父》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说。
这部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赞扬。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霍尔·伯登在《星期六评论报》上对这部小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评价。
他是这样写的：“马里奥·普佐的新小说是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攻击的攻城锤，其主旨在于振聋发聩。
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普佐的表现技巧颇见功力：在他的笔下，一个本来令人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入情入理。
一切感情冲动，一切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
但同时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 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的小说。
”普佐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成功之作，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秘密，也熟悉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隐秘。
对美国社*会的本质，他洞见症结，因而最有发言权。
无论在美国国内或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有不少人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美国社*会究竟怎么样
它是不是理想社*会
这部小说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这类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作者忠于艺术规律，既不抽象地肯定，也不概括地否定，而只是客观地把美国社*会最隐蔽的本质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
作品是通过引人入胜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剥开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的遮羞布，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而是地地道道的尔虞我诈的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处处布满了陷阱、明枪、暗箭；这里人人自危；这里，除了表面文章以外，骨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与博爱”。
作者以艺术家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漂浮于表面的璀璨夺目的现象，而是隐匿于深层的阴森恐怖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的警官、警察；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己任的法官、律师，以及身为合法民意代表的议员；以“公正、客观”自诩的报刊编辑、记者，尽管有时在同自己或自己的集团无关的问题上也能信誓旦旦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因为他们大都暗中隶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所以背地里却干着同自己的公开职责大相径庭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社*会组织关系来说，美国人大都有双重身份：一种是公开的社*会成员身份，例如警官、警察、法官、律师、议员、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演员、店主、工会头目等等，办起事来“公事公办、铁面无私”，各人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领取合法报酬，这一面实在无可指责；另一种是秘密的集团成员身份，他们暗中分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各人又必须以公开的身份、合法的形式，为自己所属的地下势力集团效忠，从而定期获得额外报酬，这一面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要守口如瓶的。
对美国社*会的本质进行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是美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往往得不到正义的保护。
原因是：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根据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总是显得“活该”；而徇私舞弊者总是可以利用法律的灵活性来歪曲本来就不合理的法律，而形式上仍然是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是在秉公办事，结果也总是显得“应该”。
因此，人们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为了预防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悲楚，也都纷纷投靠地下势力集团，要求必要时为他们伸张正义，为此他们甘愿定期预交“保护费”。
地下势力集团买通有关当局，有恃无恐地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走私、贩毒、摆赌场、开妓院等。
通过这些活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又可暗中串通公开的政治上的权贵势力，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国家要害部门。
这样，上面有了强大的保护伞，再加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附和，他们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能够无往而不胜。
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有核心领导班子、有单线联系的内部系统，也有层层外围组织；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也有自己的“军队”，还有自己的情报网。
一旦自己人受到了侵害、欺压、委屈，能谈判的就谈判解决，无法谈判的就采取破坏以至暗杀手段解决。
甚至议员选举，最佳演员的选举，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大都操纵在地下势力集团的手中。
他们一插手，就可以出冷门，出乎意料地使某些人堂堂正正地当选。
这部小说通过对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的叙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表层下面的最隐蔽的本质。
作者讲故事的方法也别开生面。
故事发展，当然有一条主线。
但常见的是，主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暂停下来，分岔伸延开去，形成支线，支线发展到尽头，然后再回到主线上来，继续发展主线。
根据需要，支线可多可少。
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与树枝的关系。
而《教父》中许许多多的支线都不是从主线上分岔出去的，而是各有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汇拢到主线上来。
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条大河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各有源，最后聚成洪流，一泻千里。
因为可以另外重新起头，所以故事继续发展可以不受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制约。
作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海阔天空，纵横捭阖。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教父”维托·考利昂是纽约五大地下势力集团之一的头头。
以他为首的考利昂地下势力集团主要经营的是从欧洲走私进口橄榄油、开设赌场等等。
他的势力遍及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在政 府各个要害部门也都有他的人。
他神通广大，渴求保护和支持的人们虔诚地尊称他为“教父”。
他对下面也有求必应，说话算数，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畏。
随便什么事，只要他暗地或公开一插手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发展变化。
他是美国社*会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
“教父”他们坚信：在公开的社*会要求正义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帮内部才有正义可言。
这是熟谙美国社*会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底蕴的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这既是小说中人物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必然有人不相信社*会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
他们不甘心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些达官贵人，任其摆布，任其捉弄。
那些人有什么能耐
只不过他们能够纠集一撮人为他们捧场，使他们当选之后当官而已。
“教父”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进入公开的大社*会，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任人宰割。
他们决心在地下世界利用一切手段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成为强者，然后再“改邪归正”。
这样，他们一进入弱肉强食的公开的大社*会，就可以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上层实权人物带规律性的相同发展道路。
哪一个大财团或亿万富翁不是从营私舞弊、投机倒把起家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看了这部小说，我们也有理由说：“一人发财万骨哭。
”因此，作者在小说第一章正文的前面摘引了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这句名言引用到这部小说的前面，实在贴切极了，真是画龙点睛之妙笔，点破主题之警句。
“教父”是美国社*会的灵魂，是美国社*会的精神之父，他和他的精神影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也是美国社*会的主角。
整个小说出现的人物将近一百个，着重刻画的有二十多个，大都是美国那个社*会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他们既是美国社*会的产儿，又是美国社*会的缔造者，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社*会，也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美国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美国社*会了。
在这里对所有的人物一一加以评价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让读者一面读一面想吧。
但除了主角以外，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的妻子恺·亚当姆斯。
她心地善良，大学毕业后就去当教师，想当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她同迈克尔结合了。
她只知道迈克尔作为普通人是可爱的，却不知道他作为考利昂集团的成员是可怕的。
等她知道迈克尔杀人不眨眼并对她撒谎的时候，她忿然离开了他。
但是，当她认识到迈克尔杀人都是“情有可原”、“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迈克尔的身边。
她天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迈克尔的灵魂。
恺·亚当姆斯的性格同她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发人深省的。
在美国那样的社*会，即使有决心当好人，也难于出污泥而不染，也难于独善其身，除非是真正的彻底革命者。
作者最后让恺·亚当姆斯忿然离开迈克尔，不久又让她欣然回到迈克尔身边，这绝不是一般爱情纠纷的喜剧结局，这个突兀奇特的结局有其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
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文艺理论问题：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应该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个别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具体一点说，处于黑暗的旧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痛恨个别坏人抑或整个社*会结构
处于光明的新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膜拜个别英雄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教父》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尽管描写的全是坏蛋，但作者曲尽妙笔，竟然能让读者不痛恨个别坏蛋，而痛恨整个龌龊的社*会结构。
教父及其继承人——他的小儿子迈克尔本来都是坏透了的坏蛋，但是却并不显得令人痛恨，因为他们杀人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杀的也都是更坏的人。
他们同那些在幕后“坐地分赃”的政客比较起来，在“坏”的程度上，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一想吧：明明写的是坏蛋，而且还把坏蛋的“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但又要设法不让读者去痛恨坏蛋，而是痛恨那个产生坏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个社*会结构。
这谈何容易
这需要多么高超的艺术技巧啊
恺·亚当姆斯能够原谅迈克尔，读者也会原谅迈克尔。
要把迈克尔的灵魂从罪恶的渊薮中拯救出来，天真的恺·亚当姆斯同无知的老太婆一样，也只能乞灵于上帝。
古今中外，杰出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绝不以“教师爷”自居，绝不滔滔不绝地大讲正面道理；他们绝不蔑视读者，绝不侮辱读者；他们都非常尊重读者的判断力；他们往往只“举一隅”，而让读者自己去“三隅反”；有时，他们甚至故意指出一条走不通的路，让读者自己返回到正路上来。
要挽救教父的灵魂，要挽救迈克尔的灵魂，祷告，此路不通。
那么，出路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有些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得很深刻，但揭露的大都是表面现象，而《教父》才真正挖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男女关系，不是哈代笔下的那种以虔诚的爱慕和缠绵的柔情为基础的、受命运捉弄的爱情悲剧，而是彻底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剩下来的赤*裸裸的兽欲。
人与人之间的高尚的爱情关系，已沦为禽兽与禽兽之间毫无感情的低级下流的兽欲关系。
美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这就是小说里全体人物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引起读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尽管在我们看来有点阴阳怪气、荒诞不经，但在美国却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现实主义作品。
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认识美国社*会本质的理想的读物。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者在小说正文的前面特别声明说：“这本书里面的一切人物都是虚构的，若书里的描写同现在还活着的或已经死了的真人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也纯属巧合。
”作者的这一声明，酷似“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反面点明了这部小说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它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社*会风俗史。
普佐是一位严肃、庄重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小说，不是在现代派作品里所常见的那种以扑朔迷离的荒唐的渲染作为噱头来诱使读者陶醉于虚无缥缈之中，而是以引人入胜的真实可信的素描作为楔子来启发读者认识美国社*会的本质。
至于现代派，这里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述，只想援引英国文学史家艾奈特·鲁宾斯坦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严肃的西方学者对现代派的看法：“世纪末的美学观，在他们（按指十九世纪末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派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引者）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昙花一现的表现。
后来又在从超现实主义到存在主义之间的许许多多陷于邪门歪道的文学流派中借尸还魂了，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化加速衰退堕落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肖伯纳》英文版，1969年，美国，下册第850页）在现代派各种光怪陆离的变种的文艺思潮泛滥成灾的美国文坛，普佐显然是一位巍然屹立的现实主义作家。
因为他在社*会调查学院受过熏陶，所以他的小说具有特别明显而突出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马克思在谈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辉煌成就时说：“以他们那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文版，第二卷第402页）恩格斯在谈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也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463页）我们也可以说，《教父》通过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导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我们从这里所能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报刊杂志那里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这本书，对译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译，对读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读，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的作品，内容提要：美国纽约五大黑势力集团之一的维托•考利昂一家采用多种极端手段，实现了在整个美国黑势力团体中的独尊地位。
在这场斗争中有黑团伙之间的火拼；有走私贩毒的嚣浪；有赌场的烟云；有红灯区的人欲横流。
本书被认为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黑社*会现象的最具权威的作品。
谁知道《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词作者王建
王健(1928—— )女歌词作北京人。
天北师范学乐系肄业。
1949年业于华北大学三部音。
长期在中国音协《歌曲》、《词刊》任编辑，为副编审。
代表歌词作品有《绿叶对根的情意》、《历史的天空》、《生命的星》、《妈妈的小屋》、《小小的我》、《让世界充满爱》（合作）、《歌声与微笑》 、《我是小鼓手》等。
我与上海真是有缘 ——访艺术节节歌《地球是个美丽的圆》词作家王健 有点平常心，会有不平常的结果。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歌最终选择了《地球是个美丽的圆》。
这首歌的词作家王健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写着她喜爱的歌词，她淡泊名利，不论成败，只是为灵魂而写，为信念而歌。
“说起来我与上海真是有缘。
”王健对记者冲出来的第一句话带出了一个小故事，1986年12月上海举办国际电视节，开幕式上需要有一首电视节节歌。
8月份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的一封征稿信，为了不辜负千里约稿、千里的期待、千里的切盼，王健写了一首《歌声与微笑》的歌词，由老搭档作曲家谷建芬作曲，寄给了上海电视台，以后通过视唱会后定下《歌声与微笑》为电视节节歌，一唱就唱了十几年，成了电视节、电影节、各种喜庆节日经久不衰的歌曲。
这次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歌征稿办公室也是给王健去了一封约稿信，要得很急，王健一边唱着一边写，唱着写，唱着改，一气呵成写出了《地球是个美丽的圆》这首歌词，上海的作曲家徐坚强被这首歌词打动了，谱出了深情美丽的曲子。
没想到又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歌。
王健率真地说：“我是一个正宗的北京人，我不认识上海任何人，从不走后门，两次选节歌都选中了我的歌词，上海真宽容，真正地面向全国，有大上海的胸怀。
” 谈及《地球是个美丽的圆》的创作过程，王健说构思酝酿的时间很长、写得很快。
写地球这个意向萌发于80年代，知道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人类需要彼此接近、交流、沟通，尽管还有战争、天灾人祸。
一万年以前这个地球还是个不毛之地，以后有了生命，是人类一代一代地把它打扮得这么美丽，怎能忍心去破坏它，希望明天的地球比今天更美丽。
王健总是强调自己仅仅是个业余写歌词的，从1947年开始学着写短诗、歌词作为练笔，居然写到了70岁。
她和作曲家谷建芬合作了整整十五年，其中《绿叶对根的情意》，刘欢还把它翻译成英文演唱，另外又创作了《洒下一片深情》以及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歌曲11首，其中《历史的天空》等都被广为流传。
王健说：“一个声乐作品的完成需要许多工序：作词、谱曲、配器、演唱、广播、电视、MTV、印刷等，写词只不过是第一道工序。
感谢上海的作曲家徐坚强用美妙的旋律把《地球是个美丽的圆》托起来了。
歌词本来就是诗歌的重要部分，但由于要为将来谱曲作准备，歌词与朗诵的诗不一样，要有音乐性，内在的旋律性，外在的节奏特点，要依赖于听觉。
歌词的功能是要人唱，要人听，要人欣赏。
诗歌只要默默地写，歌词必须唱着写，它要求通俗上口。
王健曾出版了收集她所创作的歌词一百九十首的《作词歌曲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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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蚀》三部曲的时代背景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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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电影文学作品,影视,历史背景的论述
产生背景清嘉庆，中国封建社会已微而处于崩溃前夕。
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伏。
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
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
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
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
)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
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
)，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
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历史渊源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
)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
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
实际还不止此数。
)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
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
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
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
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
)等主张。
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
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
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
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
“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
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
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
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
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
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
一九零七至一九零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弱点和局限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
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
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
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
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
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
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
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
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注：《新民主主义论》，《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3五四期编辑背景介绍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
“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主要作用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
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
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
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
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
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
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思想变革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
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
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
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
)，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
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
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
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
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
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阶级变革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
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
“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
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
特别是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人民革命事业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
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
而一九四二年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
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
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曲折前进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
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
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
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
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
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
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地位凸显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
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
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
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
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
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到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
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
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思想斗争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
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
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
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
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
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
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
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
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
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
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
“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
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变化和发展“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
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
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
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
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
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
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
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一般文学语言知识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本人可是过来人，这也算是经验之谈。
文学语言综合知识，首先看就分两大类，文学类和语言类。
文学类的，大致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
这其中肯定要考查你的文学基础知识，比如作家作品，作品分析等等。
语言类的，现形式都是常见的，不过就是难度不同。
考研的常见科目，除了这一个，还有就是理论批评或是批评写作。
理论批评一般就是让你分析作家，作家作品之类的，或是分析某种理论，或是结合理论分析作品，结合作品分析理论。
批评写作就是让你写文章了，基本上算是命题写作了。
大致就这些了，你可以看看往年真题就有谱了。
加油啊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叶圣陶文学选集作文
我有一本名叫《叶圣陶文学全集》的书，看完它，使我受益匪浅。
叶圣陶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又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先行者。
在他的一生中，为文学·语言·教育·出版等事业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在《叶圣陶文学全集》里，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衣”。
“皇帝的新衣”是叶圣陶先生根据安徒生写的“皇帝的新衣”的后续，主要内容是当那些人们笑皇帝没穿衣服时，皇帝马上便搬出一条新的法律：凡是皇帝经过的时候，人民一掠不准出声音；出声音，不管说什么，立刻捉住，杀
法律宣布后，人们便觉得这太过分了，讥笑治罪固然可以，怎么小声说被的事也犯法，也要杀死人呢
人们便想了个办法，到了晚上，国王听到有一间屋子里有人唱歌，有人笑，有人哭，皇帝便派人去那间屋子，可到了那间屋子里的时候，屋子里的人全部都冲向皇帝，伸手撕皇帝的肉，嘴里说：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
”“撕掉你空虚的衣裳
”而士兵看到皇帝被一群人围在一起，便大声地笑了。
皇帝呢，他看见士兵也倒向人民那一边就像天上掉下一块大石头砸在头顶上，身体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这本书里的好故事太多了，请大家和我一起品味书中的乐趣吧
我想要学习关于电影的知识,介绍些非常有用的书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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