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哪个好看
按观众和网友的比较来说，二剧应是不相上下，因为欣赏倾向和水平不尽相同。
但这并没回答你的问题。
简单的说，如果你想看史实多些，那就，如果你有些艺术追求，那大明更有价值。
武断点说，可能是最好的历史剧，因为可能时间点比较近，在、真实性和还原性上，会略高于东周、贞观或雍正等高分历史剧，更因题材敏感，拍摄大胆而广受关注和好评。
但却有可能是最好的电视剧，超出历史剧范畴，可以拿到整个电视剧范畴来评价，如果只强调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刻程度和艺术高度，此范畴并不介意纳入英美日韩剧相比较，当然，这么说过于武断。
所以，如果都想看的话，顺序一定要把放到前边，否则，领略过了的细腻和精致，再看走向共和，挑剔的眼光很有可能让你看不下去，以致错失。
当然，前边说了，这是基于你对电视剧的艺术性有更高的要求。
走剧的厚度，体现在历史上，大明的厚度，体现在思想和内涵上。
所以，个人更倾向于大明，始终觉得走剧趋向于纪录片，而大明趋向于艺术片，我喜欢看纪录片，但更向往艺术片。
个人觉得大明这部剧，除了具备顶级电视剧的特质外，带给人的思考与智慧，会让人细细研磨体会，其艺术高度，非它剧可比，比高标准，还要高一个标准。
演员方面，走剧看的是一部分演员的努力加另外一部分演员的功力，而大明，看的是一部分演员的功力加另外一部分演员的天份（当然，女性角色和武行除外）。
因为，我们可以说、和演的好，但对于嘉靖、和等一干角色来说，一句演得好，就明显不足以概之，包括如果仔细留意、或牢头这种非主要角色，他们伴随着剧情发展所使用的表情和眼神，是一个普通演员再努力也未必能够表达出来的戏剧语言，对于他们来说，演技的基石之上，更闪耀着天份。
尤其是细节上，已经精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然这里指的是镜头、配乐、人物表现和具体情节以及美术等关键细节，并不是指动作场面和烟火道具之类的，那种烧钱烧出来的细节，都不值钱。
虽然只与走剧时隔三年，但张黎的艺术敏感性和美学功力在大明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于演员、台词和无处不在的细节设置来说，如果光指望着在拍摄过程中的反复推敲和修改，是锤炼不出来一部神剧的，只有天份的组合才能做到。
而这些细节点能否有效并且受力，也取决于观众能够细到什么程度。
当然走剧也够细，但只是细在情节，并没有那么多精致走心的立体细节加以烘托，还没有做到一板一眼都是戏的程度，所以这方面没什么看头。
先抛开优秀的编剧和剧本不说，张黎为走剧打造了一个庄严叙事的体系，为大明打造了一个艺术和思想的舞台。
最后补充一点，很多人都说主角是海瑞，这视角就未免偏颇了点，没看清主线。
对于有厚度的剧来说，正义只是正义，却不是主题。
整部剧想表达的思想，通过海瑞的批判，最终还是体现在嘉靖身上。
即便是海瑞把君重民轻的错误扣在嘉靖头上，那本剧矛盾的根源也是嘉靖的错，而非海瑞的对，海瑞也只是一个矛盾的挖掘者而已，所以，关键的本末关系，在朦胧中透着清晰。
是否完美的社会制度和治国理念，都会永远客观的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对于政治观和历史观的判断和纠正，并不是戏剧的功能和责任。
本剧始终想表达的并不是对与错或成与败，而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凝视那些在历史滚滚车轮下，互相纠错着的平衡与智慧、因果与无奈，以及留给每个人透过这段历史故事，依据个人的水平和理解，所能够产生的，照进现实的斟酌与思考。
可惜的是，当今人心蒙尘，浅薄浮躁，本剧曲高和寡，续集胎死腹中，令人惋惜。
政治上说的“左”和“右”的区别是什么啊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
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
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反左左为右）的冒进性。
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反左右为中）的保守性。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
巴金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谁
主要内容是什么（详细）
1、巴金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林觉新 2、主要内容是什么（详细）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
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
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
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
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
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
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
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
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
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
”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
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
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
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
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
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
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
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
”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
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
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
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
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
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
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
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
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
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
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
“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
”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
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
”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
《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
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
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
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
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
“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
”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
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
《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
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
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红军长征时的“右倾”错误指什么，为什么这样说
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又指什么
为什么说它是“左倾”
左倾在当时指王明一类人的冒险主义,他们不顾当时共产党实力不足而极力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红军的重大损失 之所以左倾,是相对而言的,类似右倾就是保守派,就像现在经常听到的美国的保守派,温和派,鹰派什么的 下面是找到的资料: 左倾是激进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右倾是保守主义、投降主义。
“左派”与“右派”这一对名词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1789年7月17日，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第三等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
然而，由于阶级利益要求不同，革命阵营出现了分化。
在1791年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和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米拉波一伙，只要求对旧制度作某些改革，反对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共和制；而代表第三等级下层的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等，由于不满意君主立宪的统治，要求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由此形成了两派。
当时，拥护革命措施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反对继续革命的议员占据了右边的席位。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语言中，在词汇中便出现了“左派”与“右派”这一对政治概念。
进步或激进者称为“左派”，倒退保守者称为“右派”。
当然，这样的区别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左派、右派不尽是一回事。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
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
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反“左左为右”）的冒进性。
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反“左右为中”）的保守性。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
所谓左派右派之分是个历史的产物，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诞生的名词，又被马克思主义做了进一步的引申，所以要讲清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还和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有关。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无产阶级的立场，所谓左派就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群，而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所以在今天左派就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群。
有一个经常和左派右派混淆的问题就是左倾和右倾的区分。
同样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因为对现实的认识不一致，因此就产生了对采取何种措施的分歧，认识落后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右倾，认识超前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左倾。
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属于左派，属于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另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危害，因此就需要即防左又防右。
对认识上有偏差的左倾或右倾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思想上给以帮助，促使他们转变。
所谓防，只是说要防止在策略上出现左或右倾，不是说象防贼一样的防人，甚至是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
由于右派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历史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右派是代表着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势力。
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要万万年的，因此他们并不承认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是什么左派，在他们那里，左派恐怕是要被称作空想派、乌托邦的。
但右派在如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也还存在路线之争，主要地区分为改革派与维持派（也称保守派）。
改革派就是要割除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一些改良，这就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学习和靠拢，其政策主张也就必然更多地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由此，一般也称其为左翼或左派。
而维持派（或保守派）则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因此其主张就必然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一般称其为右翼或右派。
不过也常常不用左右派的称呼来表示，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属左翼，但通常称之为自由派，而美国的右翼共和党则被称为保守派。
与左倾和右倾的概念相对，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又有保守、稳健和激进的区别。
比如激进的右翼极力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对已进行的改革拼命反对并主张撤消之，一般称为极端保守派，而激进的左翼就主张实行大胆的、迅速的改革，这大概是叫极端自由派吧。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两派的主张变得模糊起来，都在向中间靠拢，也就是保守的保守派和保守的改革派在互相靠拢。
其实左派也有保守、稳健和激进的区别，但这通常和右倾、左倾混在一起，不容易区分.
《激流三部曲》中《家》,《春》《秋》的故事简介
《激流三部曲》以成都为背景，描写了1919年至1924年中国历史处在转折时期这一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中，封建大家庭高家四代人的生活。
记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分化与衰落，以及青年一代冲破封建宗法束缚，走向新生活的过程，描绘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掀起的改变旧生活的伟大力量。
此外，《憩园》是《激流三部曲》尾场，主要讲述了一座以“憩园”命名的花园的先后两代主人的命运。
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是作者的代表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33年5月，首次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家》中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
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
作品在描写青年一代爱情悲剧的同时，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封建大家庭的必然的衰落过程：高觉慧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创办杂志，对家中在道德礼法掩盖下的种种腐败现象十分厌恶，他的祖父高老太爷是家中的专制魔王，一手包办儿孙的婚姻，造成了梅芬、鸣凤、瑞珏、觉新等人的悲剧，觉慧不满大哥觉新的“作揖主义”，积极支持二哥觉民抗婚。
最后，当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象征高老太爷死去时，觉慧毅然离家出走，奔向新的生活。
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193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主要情节是，高克明要把女儿淑英嫁给轻浮浪荡的陈公子，周伯涛要把女儿蕙嫁给品行恶劣的郑某。
尽管她们都对自己的婚事不满，但生性懦弱的蕙逆来顺受，对她充满同情爱慕的觉新又不敢帮她摆脱困境，她只得按照父命出嫁，最后含恨死去。
蕙的死教育了高家的年轻人，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帮助下，淑英终于逃到上海，重获新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自由、美好、绚丽的春天。
这部小说表现了不合理的、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批判。
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7月初版。
作品《秋》的从封建家族后继人的堕落上以及从封建观念受毒最深的懦弱者的反抗上，描写了封建大家庭高家的最后衰败。
主要情节是：经过一系列事变之后，克明和觉新虽然还想维持高家的门面，但它已经到了千疮百孔、无法挽救的地步。
克明的儿子不争气，克安、克定公开纳妾宿娼，克定的女儿淑贞不堪父母逼迫而自杀。
克明死后，克安、克定闹着分家，最后将高公馆卖掉，各家搬出另觅住处，高家彻底崩溃。
《秋》是解剖封建社会教育弊病的一本书。
巴金在揭示这种愚昧、专制的封建家庭教育戕害灵魂的同时，又深入地提示了这种反动教育在怎样地一步步地伤害这个少年的生命，梅的夭折就是对万恶的封建制度杀害下一代的血泪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