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柬关系何时开始有所发展
柬埔寨全名柬埔国（Kingdom of Cambodia通称柬埔寨，旧称高棉，位于中南半西部及西北部与泰国接壤，部与老挝交界，东部及东南部与越南毗邻，南部则面向暹罗湾，柬埔寨领土为碟状盆地，三面被丘陵与山脉环绕，中部为广阔而富庶的平原，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以上，境内有湄公河和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又称金边湖），首都金边。
柬埔寨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建国，公元9世纪至14世纪吴哥王朝为鼎盛时期，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哥文明。
1863年起，柬先后被法国和日本占领，1953年11月9日独立，20世纪70年代开始，柬经历了长期的战乱，1993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监督下，柬举行大选，恢复了君主立宪制，此后，随着柬国家权力机构相继成立和民族和解的实现，柬埔寨进入和平与 发展的新时期。
1、史前时期柬埔寨人很早便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人类早期的文明，考古工作者在三隆森、龙甫劳及穆鲁白利等地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如石斧、骨制钓具，俄厄港的发掘进一步显示出这时人们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
由于柬埔寨地处陆海的通道，远古时代的一些部族从陆路或海上由此经过，进入印度支那腹地，或在东南亚沿海定居，公元前6～前5世纪，柬埔寨人的祖先－高棉人(又称吉蔑人)由中国云南南迁，在湄公河上游、孟河一带短暂停留后，分别向西南和东南方向移动，到达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一带，建立了扶南国。
2、扶南时期约公元1世纪，一个叫混填的印度人来到扶南娶扶南最早的女王柳叶为妻，从而成为国王。
3世纪，百姓共推大将范蔓为王，范蔓自称“扶南大王”，兼并邻近各部族，并由海道向马来半岛扩张。
3世纪时，扶南领有广大领土，成为统治中南半岛南部的一个强盛国家，其疆域大体约相当于今日的柬埔寨和越南的南圻。
扶南国开始具有国家的初步规模，有国王、城廓和宫室，实行王位继承制，并以“邑”对其诸子进行分封；有军队；有文字；人民交纳贡赋，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刚脱胎出来的初期奴隶制国家。
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勤劳、智慧的扶南人就创造了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和较为先进的文化，早期的扶南便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和比较先进的冶金术与手工业，他们能制造金银器皿，以木为料，建立宫室和房屋，从劳动中,已经懂得了某些天象的规律,有了初期的历法，在东西方海上交通和贸易中，扶南是一个中转站，也是一个商品集散地。
4世纪，扶南一度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4世纪末或5世纪初，陈如二世被举为扶南王，结束了混乱局面，他“复改制度，用天竺法”，婆罗门教和佛教也先后传入扶南，婆罗门教成为国教。
扶南和中国很早便开始了交往，公元84年，扶南派遣使者到中国访问，两国以珍贵的礼品相互馈赠，这是史书所载两国最早的接触，中国三国时，两国交往更加频繁。
3、真腊时期5世纪末到6世纪初，由于统治者内部的纷争，扶南开始衰落。
6世纪中叶，高棉人宣告脱离扶南王国而独立，中国史书称之为“真腊”，真腊国在6世纪末或7世纪初，战胜了扶南，建立起统一的高棉王国。
8世纪初，由于内战，国家发生分裂。
8世纪末，夏连特拉王朝趁机入侵，吞并了真腊王国。
9世纪初，耶跋摩二世重新统一真腊，802年定都于吴哥地区，史称吴哥王朝，吴哥王朝时期，真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成为印度支那半岛的一个十分强盛的封建农奴制国家。
在真腊时期，柬埔寨实现了由奴隶占有制国家向农奴制国家的转变，出现了农奴主和农奴的阶级分野，土地属于以国王为代表的农奴主阶级所有，农奴只有土地使用权，他们要将收获的1\\\/10作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奴隶还存在于真腊社会，但已不是社会劳动力的主体，真腊的封建农奴制延续了千余年。
4、吴哥王朝9～13世纪，高棉人民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吴哥文化。
12～13世纪是其最辉煌繁荣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是吴哥寺和吴哥通王城。
吴哥城曾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大、最繁荣、最文明的王国之一的高棉王朝皇家中心，从9世纪的最后10年耶输跋摩一世(Yasovarman I)迁都至吴哥直到13世纪初期，吴哥诸王统治着南起中南半岛南端，北至云南，东自越南，西到孟加拉湾的大片土地，在此期间，他们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从事大规模建设，以为自己和国都增色。
自闍耶跋摩七世后，国势逐渐衰落，1431年泰族军队攻占并洗劫了吴哥，此后该城便被废弃。
5、金边王朝公元1432年首都由吴哥迁往金边，王朝名由吴哥王朝改为金边王朝，王室血统未变，其中1976年1月颁布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废除君主立宪制。
1432年，暹罗人攻陷吴哥，柬埔寨国都向南迁移，两年以后，定都百囊奔(金边)，吴哥旧都从此荒芜，暹罗人一再入侵遭到柬埔寨人民的激烈反抗，巴隆·拉嘉一世(1566～1576在位)甚至一度将王都又迁回吴哥。
暹罗人于1594年攻陷柬埔寨都城洛韦(在金边稍北)，为了对付暹罗人的入侵，萨塔王设法从侵入东南亚的西班牙人那里寻求援助，1596年西班牙把远征军开进柬埔寨，次年把萨塔王的幼子推上王位，成为巴隆·拉嘉二世（1597～1599在位），在暹罗军队的帮助下，萨塔王的弟弟索里约波返回柬埔寨，夺取王位，被称为巴隆·拉嘉四世（1603～1618在位），从这时到19世纪中叶，统治集团内部纷争频繁，从1603～1848年，国王22次易位，使柬埔寨处于十分软弱的地位。
17世纪前期，吉·哲塔二世（1618～1628在位）一度摆脱了暹罗的羁绊，但因和一位越南公主结婚，越南人趁机而入，逐渐蚕食柬埔寨领土，力图实现对柬埔寨的控制和吞并，为此，越南同暹罗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终使柬埔寨处于越南和暹罗双重奴役的地位，成为它们共同的附庸。
1993年9月21日，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决定恢复君主立宪制，柬埔寨王室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始祖来自历史上的真腊国，如果计算母系和父系，互相有血缘关系的柬埔寨王室已经维持统治1940多年了，在亚洲是仅次于日本排第二位的最长王朝。
6、法国殖民统治时期1863年法国人强迫诺罗敦国王签署了丧失主权的法柬条约，把柬埔寨完全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在法国“保护”之下，柬埔寨国王徒具虚名，法国驻柬埔寨留守使是真正的统治者。
法国保留“土人政府”推行殖民政策，法国人控制了全部军队和警察，经济命脉也完全掌握在法国人手中，他们剥削柬埔寨人民，掠夺柬埔寨财富，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文化遭到窒息，教育极端落后；特务到处横行，人民的一切权利被剥夺，此时期的柬埔寨，与殖民地无异。
从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柬埔寨社会继续保持着封建农奴制的性质，法国的殖民统治破坏了柬埔寨原有的社会结构，封建农奴制开始解体。
1940年9月，日本占领柬埔寨，法国的行政机构继续存在，但必须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1945年3月，日本直接控制柬埔寨，同年8月日本投降，10月，法军重新入侵柬埔寨，恢复殖民统治，柬埔寨人民和越南、老挝人民一起共同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抗法战争。
1946年1月，柬埔寨和法国签订临时协定，法国放弃对柬埔寨的保护，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作出爱国的选择，在外交战线上坚持同法国殖民者进行斗争。
1953年2月9日至11月8日发动了“争取独立的王家改革运动”，迫使法国交出统治权力，11月9日，举行了权力移交仪式，柬埔寨王国宣布独立。
7、王国政府时期1954年7月21日法国被迫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文件上签字，与会国一致承认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领导的王国政府为柬埔寨唯一合法政府。
1955年3月18日，西哈努克宣布退位，让位给其父诺罗敦·苏拉马里特；4月，西哈努克组织柬埔寨人民社会同盟，自任主席；9月举行普选，人民社会同盟获得国民议会全部席位，西哈努克出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1960年4月苏拉马里特国王病逝，西哈努克宣布取消王位继承制，同年6月，国民议会推举他为国家元首，独立后，西哈努克政府执行和平、中立、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得到好评，1958年中柬两国正式建交。
1969年，柬埔寨军队同西哈努克亲王统治集团中的左翼反对派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西哈努克亲王的处境随之恶化。
1970年3月18日朗诺集团在美国的指使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同年3月23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5月5日宣布成立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人民经过5年多浴血奋战，终于在1975年4月17日解放了金边，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8、民柬政府时期1976年1月5日，《民主柬埔寨宪法》公布；4月，西哈努克宣布退休；同年召开了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团、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等国家机构，乔森潘任国家主席团主席，宾努为高级顾问，波尔布特任政府总理。
1975～1978年期间，柬埔寨政府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同时进行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斗争。
1979年1月7日，越南侵略军占领金边，成立了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和“柬埔寨人民民主共和国”，民主柬埔寨政府领导柬埔寨军民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英勇抗击越南侵略者，他们经受了越南侵略军大规模进犯的考验，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民柬政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纠正了过去政策中的某些失误。
1979年12月15～17日，柬埔寨人大常委会、政府、军队和各部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中止执行民柬宪法，并改组政府，由乔森潘任总理，他同时担任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
1981年9月4日，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在新加坡会晤，并签署了三方联合声明，表示了联合抗越的共同愿望；12月6日，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
1982年7月9日，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主席、乔森潘为副主席、宋双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在国际上，民柬联合政府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国内,各派爱国力量纷纷团结在民柬联合政府周围，他们捐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1984年8月，柬埔寨抵抗力量实现战略转移，深入内地，开展游击战，打击侵略者。
1985年1月，西哈努克再次回国视察；2月3日主持了民柬联合政府国防协调委员会会议；9月，乔森潘签署了一项新闻公报，宣布由乔森潘任民柬主席，宋成任民柬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原民柬最高军事委员会自8月24日起停止活动；波尔布特退休并改任高等国防学院院长。
1986年民柬联合政府三方在北京会晤并举行内阁会议，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8点建议，主要内容是：同越南谈判，越南分两个阶段从柬埔寨撤军，在越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后，韩桑林集团可参与同民柬联合政府的谈判，组成以西哈努克为主席，宋双为总理的四方联合政府，实现民族和解，民柬联合政府八点建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与支持。
1988年1月4日，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表示在越南撤军问题上决不让步，次日，西哈努克致电乔森潘和宋双，重申民柬三方共同进行反抗越南殖民者的斗争决心。
1991年7月，西哈努克被推举为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10月23日，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通称《巴黎协定》）；11月，西哈努克亲王返回祖国，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设立总部。
1993年5月23日—28日，柬埔寨在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利机构的组织和监督下举行大选，选举产生制宪会议；9月21日，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决定恢复君主立宪制；9月24日，西哈努克亲王签署新宪法，制宪会议转为国民议会；9月26日，联柬机构宣布结束在柬的使命；11月2日，柬王国政府正式成立；11月15日，联合国驻柬埔寨维持和平部队全部撤离，柬王国进入和平重建历史新时期。
1993年5月，柬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首次全国大选；9月，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重登王位，11月，柬王国政府成立，拉纳烈和洪森分别任第一、二首相。
1994年柬国会通过立法宣布民柬为非法组织。
1997年7月，联合执政的人民党（以下简称“人党”）和奉辛比克党（以下简称“奉党”）爆发军事冲突，拉纳烈被废黜第一首相，流亡国外。
1998年7月26日，柬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人党获胜成为第一大党，11月30日成立以洪森为首相的第二届联合政府，奉党国会议席居次，拉纳烈出任国会主席，12月，前民柬领导人乔森潘、农谢归顺政府，柬民族和解取得重大进展，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
2003年7月，柬举行第三届全国大选，人党获胜，人、奉、森三党在权利分配上分歧严重，组阁陷入僵局。
2004年7月15日，组阁僵局被打破，人党和奉党就联合执政达成协议，拉那烈和洪森分别任国会主席和政府首相，第三届王国政府正式成立。
2004年10月6日，西哈努克国王在北京宣布退位；14日，柬王位委员会9名成员一致推选西哈莫尼为新国王；29日，西哈莫尼在王宫登基即位。
柬埔寨为什么和中国关系这么好，以至于被称为柬铁
因为1978年，越南柬埔寨。
欧美各国刚在越争中吃了大只在道义上支持柬埔寨愿意付诸行动。
只有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支持柬埔寨国王领导的抵抗。
之后柬埔寨国王，因年老多病，也就常年在中国治疗、疗养。
什么是中柬文化交流
外来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影响东南亚诸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东南亚国家接受的，主要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其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从沿海到内地，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基层。
在广泛接触的基础上，选择并吸纳这些文化中适合自身的因素，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发展为新的文化。
柬埔寨属小乘佛教文化圈，因此，比较起来，它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
《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有对扶南、扶南国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扶南人生产与生活的大段描写，详尽而具体：“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指东西的长度）袤（mào，指南北的长度）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人海。
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海边生大箬（ruò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
人民亦有阁居……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
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即占城）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hǎn，稀少）至”。
建立于公元一世纪的扶南古国，从一开始便与中国友好相处，密切往来。
三国时期，扶南王曾先后三次遣使与东吴通好。
东吴皇帝孙权亦曾派朱应、康泰作为正式使者出访扶南等国。
当时的扶南，国力强盛，其势力已扩展到今日的泰国、缅甸和马来半岛等地区，控制着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
同时，它又是佛教东传的中间站，也是中国通往印度。
波斯、大秦和东南亚贸易互市的中心，其地位的重要与西域的于阗、龟兹不相上下。
为了探寻通往大秦的通商航路，朱应、康泰在扶南居住了多年，并把自己到过的和传闻中国家的详细情况记录了下来。
朱应所写《扶南异物志》和康泰所写《吴时外国传》，都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以及中国和南海交通的珍贵史料，更是研究柬埔寨古代史的珍贵文献。
可惜的是，这两部著作都已失传，今天只能在《水经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通典》等书中见其片断。
从有关记载中可知，中国丝绸早已传到扶南，但在朱应、康泰到扶南时，当地的男人还是裸体的。
扶南王接受了朱、康的建议，用中国丝绸和布制成纱笼（即筒裙），才改变了男人裸体的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中印两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他们所走的路线不外乎陆路和海路两条。
当时在广州和建康（今南京）译经的外国高僧，多是经由海路来华的。
位于中印之间的扶南，成了中印两国文化相互传播的重要媒介。
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以及名震一时的“扶南大舶”，既是构成扶南王国强盛的原因，又是决定扶南在南海交通中居于要冲地位、掌握海上霸权的物质基础。
扶南境内（包括其属国），几乎汇集了所有重要的南海交通线，形成了一系列明珠般繁荣的港口或贸易城市。
这些港口和城市，构成了强大的南海交通网，在人类航海史、贸易史、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zhān）遣使献乐人及方物”。
可能是由于扶南乐具有独特魁力，东吴曾特建“扶南乐署”，以教宫人演习。
《隋书·音乐志》中，记有隋文帝下令置乐伎的情形：“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日国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使，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
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当时，朝廷曾聘用扶南乐工，用印度乐器演奏音乐，这是因为扶南很早就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其乐工多能熟练地演奏印度乐器的缘故。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也都有对扶南乐的记载。
《新唐书》卷二十二对扶南乐有这样的描写：“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
”扶南乐的美妙旋律在吴都建业的乐署和唐都长安的宫廷里回荡，不仅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艺术享受，而且也为中国音乐增添了新内容。
除了扶南乐，在中国的许多典籍中，还有有关“扶南大舶”的记载。
扶南“山有异木”，这种“异木”，是一种质地特殊而优良的木材，很像柚木，细胞纤维中含有脂液，抗水力颇强，且能防白蚁蛀蚀，是制造船只和家具的理想木材。
扶南人擅造大船，《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这样写道：扶南人“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
八九丈长的船在当时应不算小，而“头尾似鱼”则说明扶南人模仿鱼形造船，为的是取得在水上行驶自如的效果。
中国古籍中的“扶南大舶”，体积大，载量多，结构牢固，运转自如，是扶南人聪明才智的结晶。
由于深受印度文化儒染，历史上，柬埔寨在佛学研究和造型艺术方面，都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扶南在东南亚宗教上的地位颇与于阒在西域宗教上的地位相似，“为佛教东被（及、遍及）之一大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公元502～549年）时期，中国佛教大盛。
梁武帝笃信佛教几近狂热，经常亲登讲坛，现身说法，而且还亲自执笔，诠释佛经。
其间，他曾下诏延聘扶南高僧，并在台城（遗址在今南京鸡鸣寺后）内建扶南馆译经道场。
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扶南遣使到金陵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
扶南高僧曼陀罗亦于同年携梵本佛教来献。
梁武帝接受献品后，曾以厚礼酬答，并封赠耶跋摩“安南将军、扶南王”荣号。
此后，耶跋摩的后继者也曾数次遣使与梁通好。
梁陈之际，有四位扶南高僧先后来到中国传经弘法，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四位高僧是：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和真谛。
他们的业绩，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僧伽婆罗，又名僧铠，是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的弟子。
他广习律藏，佛学造诣精深，能解数国书语。
听说中国南朝崇信佛教，他便乘船泛海来到金陵。
接受梁朝政府的聘请，曾在金陵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经论。
他花了17年的时间，先后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书11部48卷，深得梁武帝赏识。
曼陀罗，又名曼陀罗仙。
他于公元503年到金陵，曾与僧伽婆罗合作翻译《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经》等重要佛经三部。
须菩提，又名山吉。
他接受陈朝政府聘请，在扬州至敬寺翻译了《大乘宝云经》等经籍。
真谛，又名亲依（音译“波罗末陀”，意译“亲依”），本是天竺人。
梁中大通元年（公元546年）携经卷到中国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公元548年才抵金陵，受到梁武帝的隆重礼遇。
因时局不宁，真谛曾流寓今苏、浙、赣、闽等地，最后到广州，在那里潜心翻译佛书，至陈时，已译出经籍200余卷。
他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三卷），对中国的佛教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后秦（十六国之一。
公元384年至417年）高僧鸠摩罗什和唐代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译家”（中国佛教史上，也有“四大译家”之说。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唐代佛教密宗高僧不空）。
他们传译的佛书，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
真谛在中国居留20多年，一面译经，一面弘法，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献给了中国的佛教事业。
他治学态度严谨，佛学造诣精深，深受世人推崇。
陈大建元年（公元569年），真谛在中国圆寂。
他的学说由弟子们传于建业、九江、江都（今扬州）、循州（今广东龙川县）、广州、彭城（今徐州）、长安等地，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在朱应、康泰二人出使扶南1000多年之后的公元1296年，即元成宗二年，浙江永嘉人周达观奉旨随外交使团出访柬埔寨。
使团2月离明州；（今宁波），从温州港乘海船出发，3月抵占城。
因遇逆风，行程受阻，直到8月才抵达吴哥王都。
在那里，周达观逗留了将近一年；于次年6月踏上归程，8月返抵宁波。
在柬埔寨，周达观不辞辛劳，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进了《真腊风土记》一书，为极盛时期的柬埔寨吴哥文化留下了一份真实记录，成为研究吴哥王朝历史最可靠、最重要的文献。
《真腊风土记》全书虽不足万字，但却涉及到柬埔寨历史、建筑、语言、文字、宗教、物产以及人民生活、习俗、劳动、服饰等各个方面。
在卷首的“总叙”之后，又分40则（即40个小专题）加以记述。
全书脉络分明，文字简洁质朴，内容翔实可靠，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优美的游记文学作品。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的历史瑰宝，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周达观在自己的书中，把吴哥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对这座艺术宫殿的全貌，作了极其生动逼真的描写。
紧接在“总叙”之后的，便是“城郭”一节：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开一门。
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
桥之两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
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
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
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
中置其一，饰之以金。
门之两旁，凿石为象形。
城皆叠石为之，高可二丈。
石甚周密坚固，且不生繁草，却无女墙……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
15世纪末叶，吴哥古城被废弃后，昔日的巍峨宫殿和雄伟寺庙湮没在修藤巨树的热带丛林之中，从此再也无人知晓。
19世纪初，《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出版，当时没有人相信书中的描写，没有人相信那“城郭”真的存在过。
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篇游记，当时统治柬埔寨的法国人，才起了寻找这个废墟的念头，井把它作为寻觅和勘探的指南。
1850年，有人在密林中发现了废墟的一角，引起了轰动；接着，吴哥古迹被发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成为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奇迹。
这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作用颇为相似：《大唐西域记》曾指导英国人和印度人成功地发掘了那烂陀寺遗址。
周达观出访柬埔寨时，还带去了中国的荔枝种子，并把它种在一座山上。
柬埔寨能够生长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但据说，只有在这座山上，荔枝才能成活，因此人们便称这座山为“中国荔枝山”。
几百年来，柬埔寨人民一直深深怀念着周达观，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雕塑家还在吴哥为他雕造了塑像。
周达观在真腊首都吴哥屡有奇遇。
比如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吴哥街头，时有盛装的柬埔寨妇女前来献媚，连躲避都来不及。
听华侨说，此种人十数成群，游于市间，最喜“唐人”（华侨），其意并非谋取唐人钱财，而是企望得到唐人的宠爱，且以此为荣耀，对唐人反有馈（kuì）赠。
周达观听说，当地土人有猎取人胆的奇俗，不免担心，于是就此事求教于老华侨。
老华侨告诉他：“确有此俗，猎取人胆者，往往于夜间对独行人下手，先用网兜蒙住人头，再用利刃于右肋下取其胆。
每年要猎取千余枚，置于一瓮（wèng，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中，以供占城国王之需索”。
周达观听了，真是不寒而栗（1ì，发抖）。
但老华侨告诉他：“士人对唐人特别恭敬，不会猎取唐人之胆。
你自可放心。
”柬埔寨人对唐人确实特别恭敬，这一点周达观深有体验。
从古代起，中国航船便为贸易而来，带来柬埔寨人极需的商品，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文化。
正因如此，在柬埔寨，中国文化的影响随时可见：比如12生肖，比如废弃鸟葬而实行火葬，比如效仿唐人卧于床榻之上而改变席地而卧的习俗等等。
《真腊风土记》也留下了许多有关华侨的记载。
古代，因其地米粮易得，妇女易求，屋室易建，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到了柬埔寨的华人便往往居留不归，并在那里娶妻生子，长期定居下来。
周达观在自己的书中记道：“（真腊）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有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亦利其能买卖故也。
”柬埔寨巴戎寺的浮雕中，就有华侨与当地籍妻子生活的场景。
华侨带去柬埔寨的，多是当地人急需的金银、丝绸、瓷器、水银、硫磺、菽（Shū，豆类的总称）麦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如铁锅、铜盘、雨伞、席子、木梳、针线等，以换取当地的特产如象牙、犀角、黄蜡、豆蔻、胡椒等。
华侨在中柬互换互补的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