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 一句经典名言
做人没有目标的话，你永远不会成功!把握你自己的目标，把你所学的东西学好，抓住就去做，今天不成功就看明天，明天不成功就看后天，后天不成功，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专家。
找有关廉洁的名人故事／名人名言
以身作则，俭以养德 诸葛亮平时生活相当俭朴，以一国之相做到“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诸葛亮病重期间，向刘禅呈上一份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奏表，“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
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这不仅是诸葛亮一生廉洁从政的真实写照，也是古代高级官员的一份家庭财产申报表。
诸葛亮死后，丞相府清点财产，“卒如其所言”。
廉洁从政往往要由俭朴的生活作风来支撑。
诸葛亮一生崇尚节俭。
实际上，诸葛亮的俸禄和得到的赏赐是丰富的，他自称“禄赐百亿”（《答李严书》），但他提倡“将不可吝”，说：“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他所得的绝大部分财物都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了（《诸葛亮集·将苑》）。
在平定南中诸郡的叛乱中，“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的饭，其艰苦程序可想而知。
诸葛亮一生南征北讨，戎马倥偬，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统一大业，至死“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给后世留下了为政清廉的典范。
诸葛亮不仅生前生活俭朴，也是丧事从简的倡导者和带头人。
他“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这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魏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经典语录： ·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 志当存高远。
·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 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
·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
· 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 贵而不骄，胜而不悖，贤而能下，刚而能忍。
· 非宁静无以成学。
· 不爱尺璧而重爱寸阴，时难遭而易失也。
· 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历史上的于成龙是个怎样的人
【名言警句】 1、 端正行风，服务经济，一心为民。
2、 反腐倡廉，发展经济，文明和谐，振兴承德。
3、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4、 加大纠风工作力度，切实保护群众利益。
5、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6、 加强廉政建设，塑造政府形象。
7、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8、 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
9、 反腐倡廉，执政为民，端正行风，以民为本。
1 0、强化民主监督，推行政务公开。
1 1、强化政风行风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1 2、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严明纪律，严明责任。
1 3、克勤克俭，戒骄戒躁，勤政廉政。
1 4、为民、务实、勤奋、清廉。
1 5、心里装着老百姓，永远先进性。
1 6、反腐倡廉预防为主，群众监督警钟长鸣。
1 7、正世界观，正人生观，正权力观，正政绩观。
1 8、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服务人民；人民监督权力，人民评议权力。
l 9、讲理想、讲道德、讲纪律、讲奉献。
2 0、敬廉崇俭，反腐治奢。
【运用思路】 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全世界各国的头疼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不断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我们需要的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贪污腐化堕落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可以说，这个话题应该一直是热点。
作文: 一： 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
——题记 时下，国家一直在反腐倡廉，只有廉政才能取信于老百姓。
有首歌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
”同时廉政必须严格立法。
只有廉政才能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
腐败只能给国家带来损失，给自己带来伤害，给家人带来痛苦。
和谐的社会风气就应该从你我做起，明白它的危害，揭开它的面纱。
如果你是一位正直的领导，那么你应该杜绝这种不良行为。
如果你是一位平民老百姓，就从自身做起。
要明白，贿赂，会把你推进一个永远出不来的房子——监狱。
也许，你会在那儿，含着泪，抱着悔恨，过着下半生。
但是有些干部们还执迷不悟，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自古刑场无大夫”的话—— 王怀忠是公然索取巨额贿赂的反面典型。
以往查处的腐败分子大都因为抵御不住诱惑而收礼、受贿。
王怀忠则不仅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而且4次主动寻找“糖弹”吞吃，成为利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仅一次就高达200万元。
更令人惊异和愤慨的是，他最大的一笔索贿，竟然是为了“摆平”、干扰中央有关机关对其问题的查处，手段之卑鄙，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极坏，堪称空前。
王怀忠是一个孤儿，贫苦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gcd把他培养成人，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王怀忠志蜕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王怀忠是披着共之所以违纪违法极其恶劣，之所以落得今天的下场，主要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扭曲，意产党员的外衣，挂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招牌的腐败分子。
这种人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平党愤，不严惩不利于维护党的形象。
事实表明，腐败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腐败不除，改革难行，发展难促，稳定难求。
面对又一位倒下的副省级高官，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为什么
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
将来身后应该留下什么
王怀忠案再一次警示我们，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决不能成为停留在口头上的空洞口号。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遏制受贿，惩治腐败，弘扬清廉。
——后记 二： 清正廉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被视为“国之四维”之一，又被视为“仕者之德”。
所谓清正廉洁，指的是为官要清白正直，不贪财货。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少仁人志士都曾探索过从政为官之道，清正廉洁为大家所公认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要想做到清正廉洁，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即其身要正，心存百姓，清廉自守。
子路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意思是正人要先正己。
子路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意思是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自己言行正当，那么不下命令，百姓也会听从；如果自己言行不当，那么即使下了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的。
《大学》上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强调为官者要以身作则。
中国历史上不附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屡见不鲜，他们以身作则，以不同的方式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
宋代的包拯说“秀才终成栋，精钢不作构”，体现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
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后代，他临死前嘱咐子女：“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大茔之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春秋时鲁国典狱官李离因判错案，冤杀了人而自杀。
诸葛亮因用人不当而使街亭失守，他不询私情挥泪斩了马谡，并自请降职三级。
从而实现了他的诺言；“进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 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王侯将相和一些杰出人物都很注意修身立德，心存百姓，从而达到国家治，天下平。
唐太宗李世民就把自己比作舟，百姓比作水，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可见他非常重视百姓。
他曾对群臣说：“为君之道，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意思是说作为国君，首先要心存百姓，如果靠损害百姓的利益去满足自身，就如同割自己腿上的肉去填肚子，肚子饱了，自己也死掉了。
正是由于唐太宗能正身、心存百姓，所以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张伯行为民请命，控告顶头上司，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记得有一句台词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白薯”。
也说明了只要当官，就必须心存百姓，为百姓作主。
为官清廉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又一品质。
清则无私，廉则生威，为官做到清白廉洁，定能做到鞭梢所指，从者如流；登高一呼，万民响应。
虽说在封建时代十官九贪。
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但也不乏清白廉洁之人。
姚崇是唐玄宗的丞相，虽位极人臣，但守身如玉，他说“与其浊富，宁比清贫”。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明代于谦，调任后只携得“清风两袖朝天去”，从而“免得闾阎话短长”。
清代军机大臣王鼎去世那天，“家无余资”。
清代于成龙为官数十年，却一生清贫，康熙皇帝称之为“天下廉吏第一”。
此外还有“却玉”的子罕、“辞鱼”的宋相和三任苏州府的况钟等等。
尽管由于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清正廉政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民族的、地域的、阶级的狭隘性，刻上历史与时代的烙印，但它仍不失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
到了近现代，这种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扬，并被赋予了时代的、新的内容。
那就是率先垂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并涌现出了一批英雄模范人物。
如书中提到的坚持原则，不询私情的恽代英；身先士卒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腰缠万金不动心的陈毅元帅；甘于淡泊的陆寅初教授；依法办事，铁面无私的模范检察长刘金才等等，这样的优秀人物不胜枚举，他们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清正廉洁的颂歌。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是21世纪中国的主人。
要想当好这个主人，做到清正廉洁，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为人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坚持真理，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敢于向一切不良倾向做斗争。
三： 祖国像一束美丽的鲜花，她用那甜美的乳汁哺育了我们。
可是，在那美丽的花朵上，却有一些“小蛀虫”。
现在是祖国繁荣昌盛的年代，可是社会还是存在一些腐败的现象——有些人贿赂别人，有些人为钱财而奋斗。
这些人多么可耻呀。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两袖清风的故事吧，于谦是多么廉洁奉公啊，那些下人提醒于谦带一些礼物给朝野上下，他笑了笑，说：“我可没时间去巴结那些上司，我只有两袖清风。
”宋朝的包拯当时，包拯在端州任职，那儿盛产端砚。
一方端砚要经过千锤万凿才能生产出来。
而当地一些官员不顾百姓死活，大量生产，上贡朝庭，以取悦权贵和中饱私囊。
包拯自己也说：“能持端州方砚，可谓死南昌无憾。
”可是，直到他离任，也未取一件。
古代有无数的清官，他们是那样的克己奉公。
而我们生活在21世纪，更应该廉洁做自我，给社会给国家增光添彩才对啊
廉洁，是一个人高尚品质与情操的表现。
我相信，廉洁可以改变世风，消除社会上的恶习。
廉洁也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的体现。
如果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现在起，都做廉洁的公民，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试问：大家一定听说过“出淤泥而不染”这个词语吧。
荷花，多么平凡的一种花，可是它与梅花的品质一样——“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而且，它扎根于湖底的淤泥中，可是，它时时刻刻都保持自己高雅芬芳、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它的品格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发扬。
我们是21世纪的小主人，未来需要我们，我们理应同腐败现象做斗争，争做人民的忠实小公仆，做廉洁的小公民。
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不要贪赃枉法，让廉洁走进校园，走向世界。
大家同心协力为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吧，多添一把色彩，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四： 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提出仁政学说和一系列民本思想时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时期以来，个别为官者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
贪污腐败，吃喝玩乐者有之；搞关系，找门子，升官发财者有之；违法违纪，公款赌博，大肆敛财者有之；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授受贿赂者有之；贪图享乐，生活糜烂者有之……着实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也正是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一度令一些正直和善良的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大思想家荀子也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可见，“以民为本”是何等重要。
当前，举国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作为一项重中之中的任务来抓。
明确指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党和国家提出和正在实施“以民为本”的思想，大快人心，深得民意。
作为领导干部就是要以“为民、务实、清廉”为己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发展一方，真正把“以民为本”的思想落到实处。
在党的光辉历程中，有着一大批为民请命，鞠躬尽瘁的优秀儿女。
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带领群众治风沙，斗盐碱，为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是勤政为民的典型。
人民公仆郑培民一身汗，两脚泥，实践党的宗旨，“万事民为先”，是勤政为民的楷模。
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两次进藏，为阿里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留下精神后人赞，是勤政为民的典范。
我们每一名干部都应该学习他们视人民群众如亲人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民官，想民事，知民意，解民忧。
彻底消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浑浑噩噩，混天了日”、“精神萎靡，不在状态”、“被动应付，当撞钟和尚”的错误思想，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常修为政之德”就要抓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以为民、务实、清廉、勤政为核心内容，常修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为政之德。
“ 常修”，不在于有多少豪言壮语，也不在于有多么惊天动地的举动，关键在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移默化，在于为人民服务的一言一行，在于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
“常思贪欲之害”就要明确贪欲害党、害民、害人、害己的坏处，自觉接受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常思”，就是要思人在宇宙中的渺小，人生在时间长河中的短暂。
要努力实现这又“小”又“短”的人生价值，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淡泊明志，远离贪欲。
“常怀律己之心”就要时时处处克己奉公，严以律己，遵纪守法，一事当前，明辨是非。
“常怀”，就是要时时刻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政策法规约束自己，用道德规范衡量自己，以“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让腐朽思想退避三舍。
领导干部做到了“以民为本”，就能就能赢得党和国家的信任和褒奖，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五： 廉政 前些年，我们常常可以在报端看到关于“拒贿”的报道，其大意不外乎某干部廉洁奉公铁面无私，多次拒贿，被称为“铁包公”之类的话，再详细一点的甚至将拒贿次数、金额也一一列出， 以令人信服。
然而我看完以后，往往是既不信又不服。
首先，我不知道拒贿和廉洁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时拒时受的人还是有的，拒轻受重的人也是有的，看人来头大小决定受与不受的人同样是有的。
因此，由拒贿推断出廉洁正如由成绩好推断出是好学生一样，并不是完全成立的。
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某些人因受贿而被捕的时候，头上还戴满了“拒贿英雄”的花环。
再者，由拒贿次数来判断人的廉洁毫无道理的。
有的人拒贿次数虽多，但却也不时收取贿赂，而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我想他拒贿次数一定是很少的，因为谁敢对包公行贿呢
而包公显然比前一种人廉洁得多。
其次，公布的拒贿次数往往几十上百，于是我便有了疑问：为何行贿者如此络绎不绝呢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生是有内因和外因的。
受贿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受贿者本身思想不过硬的原因，但外因也是不可忽视的。
因为即使是久经考验的干部，在行贿者上百次的攻势面前，也不免有懈怠的时刻。
而我们在受贿事件发生后，往往只对受贿者进行处罚，而对行贿者不加追究，只是把贿赂品上交国库了事，于是行贿事件老是没完没了，从而受贿事件也是频频发生。
由此看来抓受贿，只抓一头是不行的，只有双管齐下，才会有大的实效。
最后，把是否拒贿或拒贿多少当做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标准，不免显得有点荒谬。
须知对于一些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干部来说，不受贿只是一个基本要求，或者说是他应尽的义务，倘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呢
而我们大力宣扬的是不受贿的干部，这不恰恰是把党对干部的要求降了一个大档次吗
这样下去以后是不是要表扬某干部不损公肥私，不嫖不赌，不纳小妾呢
而我们社会需要的干部是应远远优于这类人的，他们应该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有一心为公的品德，是能够切切实实为人民办实事的干部，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大力宣传的人物，才是真正的楷模。
因此，拒贿次数多的人并不是那么值得宣传的。
我们只有积极宣传那种真正有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才能令人既信又服。
六： 考生例文1 各行各业各贪官污吏： 改革开放20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价值观念的转变、体制的漏洞，时势造英雄，我们广大的贪官污吏利用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干部调动、资源设置、工程承包、金融贷款、卖官鬻爵等工作中，人人得以发家致富，脱颖而出，有了车子、票子和位子。
我们辉煌过（中科院统计我行年收入在9875亿～12500亿元之间），悠闲自在地观光港、澳、台，走访新、马、泰，考察法兰西，友好往来英、美、意，携情人，领二奶，吃喝玩乐，潇洒风流，好不痛快
介绍一下于成龙这个人，康熙年间的 大臣
其一：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 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人。
谥“清端”、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
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
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
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
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
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
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
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
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
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
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
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
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
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
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 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
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
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
’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
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
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
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
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
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
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
”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
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
“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
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
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
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
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
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
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
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
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
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
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
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
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
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
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
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
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
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
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
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
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
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
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
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
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
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
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
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
”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
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
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
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
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
”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
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
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
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
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
“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
”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
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
”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
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
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
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
”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
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
”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
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
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
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
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
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
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
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
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
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
”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
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
”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
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
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
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
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
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
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
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 卷行世。
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
他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
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
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
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其二：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汉军镶黄旗人，后人又称他为“小于成龙”。
他也是一位好官，在老于成龙手下做过知州，还曾得到过老于成龙的保举，后因政绩升任江宁知府。
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要他好好向老于成龙学习。
这也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话。
康熙七年，任直隶乐亭知县，八年任滦州知州，十八年任通州知州，二十五年任直隶巡抚，二十九年任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十年复任河督，三十九年谢世。
三十七年，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今永定河）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之灾。
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至西沽入海。
共疏浚河道72.5公里，建筑南北堤90多公里，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
从此，浑水改注东北，无迁徙，一直延续了40年。
于成龙，康熙七年，自荫生授直隶乐亭知县。
八年，署滦州知州。
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籥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
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
十八年，迁通州知州。
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着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
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
超擢安徽按察使。
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
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浚，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
辅请于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浚下河水道，持异议。
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于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浚海无益，乃命缓兴工。
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
入对，上问：“治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
”成龙对：“弭盗为先。
奸宄倚旗下为渊薮，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
”濒行，赐白金千、表里二十端。
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于州县，本旗统领远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
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力救护。
得盗，赏；藏盗、纵盗，罚。
”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与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
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于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
”并下部议行。
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于法。
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
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
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
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
上又以汤斌言，复命浚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
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浚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
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
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
辅言浚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浚。
上罢辅，代以王新命。
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
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嘱毋附辅。
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
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
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
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驳减，成龙覈无虚冒。
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
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
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
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
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
”成龙言：“无累。
”请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
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
”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
”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
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
三十四年，命复官。
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
上亲征噶尔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浚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
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
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
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浚诸事。
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
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