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教、黄教、黒教”之间的主要实质性区别是什么
宁玛派，俗教，宁玛派将佛法分为九乘，尤视阿底瑜伽乘，即俗称的大法，提倡一切现象原始清净圆满的见地。
在传承方式上，比较重视伏藏传承，即前弘期由莲师所埋藏的密法经典。
重要的传承师包括三素尔、龙钦巴、德达林巴、蒋扬钦哲、局米旁等，主要寺院有藏区的敏珠林寺、多吉扎寺和康区的噶陀寺、白玉寺、佐钦寺。
格鲁派，俗称黄教，14世纪青海高僧宗喀巴广学流传于藏区的一切教法，并进行系统严密的组织其强调戒律，因此格鲁派僧人都戴象征戒律的黄帽。
此派在显教方面，主张依次第遍学一切佛法，见地上依据中观应成派，密法方面，比较推崇后弘期所传的密集、胜乐、怖畏等密续以及秘密不共的温萨耳传。
重要寺院有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等。
两派主要区别在于密法修行的方便，以及空性的见地。
黑教是西藏的本土宗教。
正式名称苯教或者“苯巴教”。
在佛教传入前，藏族几乎人人都信奉苯教。
宁玛派（红教）的很多仪式就是借鉴苯教的。
佛教成为主流宗教后，苯教势力越来越萎缩，但在西藏北部仍有信奉者。
花教即藏传佛教的萨迦派。
萨迦派比较注重“道果法”的修行。
道果法就是加深自己对因果报应的理解，以获得解脱的一种修行方法。
西藏和新疆的诗歌有哪些
西藏：米拉日巴的《十万道歌集》,《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 等新疆; 闻捷《天山牧歌》、李季《向昆仑》、郭小川《西出阳关》、田间《天山诗抄》等
西藏喇嘛多是红教还是黄教
黄教这些喇嘛的帽子是黄色的,但只文中使样的名称.黄教（出家教徒色冠帽）=藏传佛教格鲁派红教（戴红帽）=藏传佛教宁玛派黑教（也许有歧视偏见成分，黑在佛教中代表邪）=苯教雍仲派（苯教其他派系都大已失传，羌族和纳西族等地至今流传）白教（原因不清，可能是因为教徒在闭观修行时会披白色袈裟）=藏传佛教噶举派花教（寺庙的墙面刷成红灰白三色）=萨迦派黄教宗师+宗卡帕+da l ai+ banchen红教祖师 =莲花生大仕 白教 =米拉日帕 花教=萨迦班智达+八思巴黑教=东巴辛饶米沃特点黄教=清规戒律+佛学学位制的开创+班级制度红教=密宗=最早的=法力展现黑教=本土的+万物有灵
+逆时针转经（佛教顺时针）+巫术白教=严格的闭关+活佛认证的开始花教=政教合一的开始+蒙古帝王的帝师代表寺庙黄教=色拉、哲蚌、嘎登、拉卜愣、塔尔寺红教=桑耶寺白教=楚布寺花教=萨迦寺可在网络收索到的有关信息黄教=14da l'ai +仓央加措 +仓央加措情歌 红教=法王晋美彭措+索达吉黑教=兰卡诺布花教=八思巴+萨迦格言+萨迦法王白教=米拉日巴+嘎玛巴
有没有优美诗歌
太阳鸟眼前的树木悠然飘着雪花的影子摇摇晃晃的小树枯叶依旧保持着平静的睡姿阳光象一座摇椅不经意会摇落满枝的琼脂候鸟就在这里栖息这个时候枫叶就守侯在树的脚下任飞鸟啄食落霜的心理没有勇气满足做为鸟飞翔的高度象是羞涩的恐惧有一片美丽的红正努力从苍白地被候鸟一点一点啄出于是生命便活跃起来温柔的笑且平静的哭泣 火狐雪模糊了你的视线却温暖着我的呼吸远远的看见充满尊严的雪地奔裸着一只火狐一直都在赏析那个叫做苍原的圣地有私欲在风雪浪间上飞舞矫健的身姿何以滚落出如火的哭泣许是喝足了猎人的足迹流浪阳光的勇气今生守侯孤独纯洁爱情故事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敕勒歌》《木兰辞》北朝民歌1.神话作品有彝族的创世长诗《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
2.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这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林，引起学者的瞩目。
3.优秀长诗有维吾尔族的《阿诗玛》、《召树屯》、《逃婚调》、《艾里甫和赛乃姆》。
藏族文学：8、9世纪创作的敦煌文献《赞普传略》11世纪初以后贡嘎坚赞的哲理诗《萨迦格言》、桑吉坚赞的传记文学《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仓央嘉措情歌》、才仁旺阶的长篇小说《旋努达美》等回纥（回鹘）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创造了古回鹘文，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古回鹘文、突厥文和汉文刻成的。
公元10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维吾尔文学得到飞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巨著《突厥语辞、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是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三大名著。
14至15世纪，诗坛上出现了鲁提菲等诗人，特别是纳瓦依的创作，不仅对15世纪维吾尔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整个西亚和中亚文学，也是一座丰碑。
18世纪以后，尼扎里的《爱情长诗集》，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蒙古族于14世纪初，创造了蒙古文字。
随之，大量的作家和作品问世。
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卜桑丹金的《黄金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以及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等都曾受到它的滋养。
19世纪，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尹湛纳希还用蒙古文创作了《一层楼》、《泣红亭》等作品。
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和为此书所作的评点，在红学中独树一帜。
不少古代少数民族中用汉字从事创作并取得很高成就的作家，就屡见于中国文学史。
如元代诗人耶律楚材、萨都剌，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李直夫（女真），明代文学批评家李贽，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小说家蒲松龄、曹雪芹等。
西藏世俗文化的表现有哪些
宗教在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宗教对西藏的民俗文化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到极富藏族文化特色的藏传佛教，无一不与西藏的世俗文化紧密融合。
尤其是藏传佛教，更是对西藏的民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都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是外来宗教在西藏本土经长期发展后与世俗文化相调和的产物。
在藏地人们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转经、祈祷、礼拜等活动，看似是一种信仰行为，其实这已经深深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已被“世俗化”了。
乞求神灵保佑是人们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而采用的手段，为实现吃饱穿暖、出行顺利、家庭幸福等目的，先民们便向神灵祈祷，如今这些祈祷活动已经成为广大藏族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婚丧嫁娶中的种种仪规，也都带有宗教色彩。
比如女方的嫁妆虽因个人的经济条件而有所差别，但其中必有小铜菩萨一尊、经书一册、佛塔一个，据说当年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时就带有这几样物品，这种习俗一直流传下来，成为新娘嫁妆的必备之物。
在西藏的民俗文化里，宗教文化对世俗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居住装饰方面。
许多人家都设有专门的经堂。
民居院墙在色彩上的变化也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和地域传统文化有关，如萨迦民居的建筑风格显然受萨迦派影响而形成，“萨迦南寺高耸的寺墙至今仍是深蓝灰底上再涂绘白、红色带。
定日一带民居以白为底色再涂抹以黑、红色带的习俗来源，据当地人解释仍同宗教信仰有关。
”因为当地人最为崇奉观世音、文殊和金刚手，而白、红、黑三色分别与之对应，人们便涂绘三色以示对这三位菩萨的敬意和供奉。
在宗教节庆活动中人们除了瞻礼佛像，燃香上供，观看宗教戏剧表演，还参加歌舞、射箭、摔跤、赛马等竞技活动。
而一些体育竞技活动中还有僧人的身影。
如在色拉寺和哲蚌寺举行的跳远、投掷比赛不仅吸引了大批僧人参与，而且还发展成为藏族民间体育运动项目。
民久多吉老师曾在其《论藏族传统体育和西藏古代马球比赛》一文中介绍了僧团之间的体育比赛，如1943年色拉寺“启”僧团与哲蚌寺“洛色林”僧团之间的跳远比赛在冲堆地方举行的赛况。
诸如跳远投掷这些竞技活动本是世俗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参与竞技的僧团数量之多，对推动西藏民间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僧人参与到了世俗的体育文化中，也说明西藏地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融合程度之紧密。
藏族的生育和丧葬仪式也与宗教文化相联系。
在宗教气息弥漫的西藏，从母亲怀胎到分娩以致给孩子取名，都有一整套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仪式或者说是习俗。
一般是父母在择定吉日后把子女抱到活佛或喇嘛座前，请求赐名。
无论男女，其名字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噶举派多为“噶玛”，格鲁派则多为“洛松”等。
藏族人名的意义内涵十分丰富，但主要还是与佛教文化有关。
藏族的丧葬方式以天葬为主。
施行天葬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人死后升天，需要鹫鹰带路，这与苯教观点相吻合；二是人死后所做的最后一件善事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即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鹫鹰等鸟类，这种解释又与藏传佛教的观点相一致。
可见，在藏族心目中人的生死与宗教之密切联系。
藏族文学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佛教与其主题思想、结构处理等的密切联系，很多文学作品是以宣扬宗教思想为主的。
其原因有三：一是许多作者本身就是佛教高僧、宗派法王。
“他们佛学造诣很高，创造能力也很强”。
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当然会以弘扬佛教思想为主。
如噶举派创始人米拉日巴的《米拉日巴道歌》就是以歌曲的形式宣扬佛法，《萨迦格言》的作者贡噶坚赞身为萨迦派教主，他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以佛教治政的主张。
二是很多藏族文学作品直接取材于佛经故事，而佛经本身也是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如《本生论》、《贤愚因缘经》等。
三是由于受到佛教思想中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的影响，许多文学作品把人们受到的苦难归结为“前生造业今生报”，只有默默忍受、积功累德才能消灾解难，证得佛果，升到天国。
有着悠久历史的唐卡艺术也多以宗教题材为主。
唐卡用各种带有象征性的图案表现佛教思想。
佛教信徒认为通过对唐卡的顶礼膜拜可以获得善业功德，而绘制唐卡的艺人把创作唐卡视为神圣的宗教活动。
画匠在绘制唐卡之前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选定吉日迎请喇嘛对所用工具，如画笔、画布、颜料等进行符咒开光、加持。
还要根据不同的画像选择不同的方位。
再如西藏群众喜闻乐见的藏戏，其内容多是取材于历史传说、佛经故事、民间神话等，而历史传说和民间神话中又夹杂了很多宗教性元素。
如《洛桑王子》、《赤美滚登》就是由佛经故事改编而成；历史剧《文成公主》里面也有很多描述宗教问题的内容。
首先，藏族最早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教，其最大的特点是认为万物有灵，这一观念也一直影响着后人。
在藏地有很多神山圣湖，人们认为这些神山圣湖要么是各种神灵的居所，要么是英雄人物或天上神仙的化身，因此不仅对这些山水崇敬有加，就连水中鱼虾、山上草木也都视做神圣。
在藏东地区，人们几乎不食鱼虾，也不触摸蛙、蛇这类动物，因为“这些水生动物是龙神的宠物，若伤害或触碰会染上疾病。
”人们朝拜神山圣湖的习俗也是受苯教万物有灵论的影响。
现在，这些朝拜活动已不单是宗教活动，它们已成为藏族群众日常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像腰饰、胸饰等这些构成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起源于远古自然崇拜，由此发展，装饰成为一个家庭的财富象征。
再者，综观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这其中已融入了许多世俗性元素。
藏族多数节日都颇具游乐性质，“即便是肃穆庄严的宗教节日也是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而所谓‘游乐型’节日也或多或少地带有宗教的色彩。
”这些颇具特色的节日，正是藏传佛教在自身的发展中，为吸引更多群众所做的一种兼容：一方面它吸收了藏族民间的传统游乐活动，以吸引大众更多的注意；另一方面它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也推动着传统活动的进展。
并逐渐形成了如今那些形形色色的宗教节日，而每一个节日活动既包括了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也包括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世俗性游艺活动。
藏传佛教的传统法会就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集会，这种定期集会活跃了人们的物质交流，成为藏族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松赞干布时期形成的《十善法》、《清净十六条法》是宗教戒律与世俗法律相融合的初始。
“十善法”即放生、布施、恭敬、实语、和合、软语、义语、修不净观、慈忍、皈信正道。
松赞干布如此推崇佛教是为了利用佛教稳固自己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他也开了宗教戒律与世俗法律相融的先例。
这两部法规，对后世的吐蕃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中的大慈大悲、忍辱不争、众生平等、皆可成佛等说法早已融入到寻常百姓的道德观念之中。
乃至今日，西藏的人们也普遍认为敬重本尊、礼敬僧人是十分美好的品德。
在道德观方面，藏传佛教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
在《萨迦格言》等反映藏族道德观念的著作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宗教道德观念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世俗道德和价值观念，这二者水乳交融，难以区分。
如提倡“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反对“偏袒、暴戾、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懒惰”等，同时还有抑工商重农牧、勤俭节约、反贪知足的价值观念。
这些都表明了藏传佛教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包含了大量的世俗化内容，是二者相互渗透的结果。
佛教思想同藏族社会形成互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佛教深深浸入到藏族本土文化之中，形成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融合、独具特色的藏族哲学、文学、法律、美术、建筑等文化系统。
佛教中大小五明经过藏族人民的消化、改造，融入本土文化成分，从而丰富、完善、深化了藏族文化的内容。
二、佛教的信仰观念已渗透到藏族的价值信念、审美趣味、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的深层结构中，“积淀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藏族人内在文化心理特质的现实存在和精神支柱”。
而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慈悲利众，被看成是达到理想人格所必须的条件。
藏族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典范与佛教中所推崇的相一致，即“觉悟人生真谛，德行圆满，达到涅槃境界”。
“西藏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其根基的，藏族的风习、民情、政体以及文学艺术无不深深打上佛教文化的烙印，有些制度习俗本身已与佛教文化融合在一起而难分彼此。
”?辊?辑?讹西藏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世俗化、生活化，它与西藏的民俗文化相互交融，紧密结合，形成了藏文化迥异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色。
西藏文学的特点
由于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悠久历史及“政教合一”制度的实行，加之有些作者笃信宗教或本身就是高僧大德，使西藏文学特别是作家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地留有宗教印记，有些作品原本就取材于佛经故事。
所以西藏文学具有独特的宗教思想与文学纪实相互融合的特征。
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
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的。
当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中国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基本特征。
其实，若再进一步说，小而言之，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而言之，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至于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已有精要概括：“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
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 概括一点说，中国境内这些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当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繁荣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资源。
历史上尽管也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有矛盾和斗争，但主流和总体态势，是各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创造上长期相互学习和借鉴，沟通和交流，进而在各自的发展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生动印证文化通过共享获得繁荣进步的普遍规律。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文化道路的基本样貌。
在世界上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频仍的今天，中国文化道路的反思和总结，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今天仍然以多种方式存在，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仍然很好地保存在少数民族民众当中，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识别。
在宗教信仰实践、语言文字使用、艺术创造欣赏、宇宙自然认知、生计劳作操持、社会人伦赓续等方面，都体现出他们惊人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能力。
另一方面，还有不少文化，已经长期为诸多族群所共享，不大容易看出渊源了。
在观念信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管理智慧、军事思想、艺术创造、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充分地彼此借鉴和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胸襟和气度。
举个很久以前的例子，成书于北魏末年（533—544年）的世界农学史上最早专著之一的《齐民要术》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内容。
有学者总结说，其中至少记录了少数民族在育种和引种方面、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方面，以及饮食文化方面，对中原文明曾作出很大贡献。
拿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情况做进一步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在中华文学（文化）的大格局中，如何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呢
它们首先是各民族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对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受进行艺术把握和表达的成果。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不同于汉民族生活场景的各具特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出现了描摹和歌颂草原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绿洲农业文化、高原农业文化等的文学。
在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长廊中，就不仅有皇上和官僚、地主和资本家、军阀和士兵、工人和农人，还有牧人、猎人、渔人，有可汗和巴依老爷，有土司和奴隶、毕摩和东郎等。
从文学样式说，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就在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之外，增添了“三大史诗”和以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为主要类型的南方史诗群；增添了阿肯弹唱、好来宝、约隆歌、克智论辩、目瑙纵歌等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中国文学家的长廊中，在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龚自珍、鲁迅、巴金等之外，还有仓央嘉措、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耶律楚材、萨都剌、尹湛纳希、哈斯宝、老舍等，有伟大的口头诗人琶杰、康朗英、扎巴、朱乃等。
在浩如烟海的汉族文学经典作品之外，还有《越人歌》《白狼王歌》《敕勒歌》《福乐智慧》《蒙古秘史》《萨迦格言》《米拉日巴十万道歌集》《一层楼》等文人创作，也有《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勒俄》《厘俸》《布洛陀》《黑白战争》《召树屯》《珠郞娘美》《仰阿莎》《艾里甫和赛乃姆》《萨丽哈与萨曼》《少郎和岱夫》《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阿诗玛》《嘎达梅林》等脍炙人口的口头文学经典。
诚然，由于真正通行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不足十个（虽然拥有文字的民族超过20个），而中国境内的语言有130种——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晚近调查统计。
所以，在人们印象中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口头文学。
实际情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产生了数量可观、影响很大的各类作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多样化的存在方式，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提供了极为鲜活的材料和极大的阐释空间。
此处仅以数例稍事说明。
譬如，一个民族的文学从民间口传文学向文人书面文学发展的过程，究竟有哪些规律应当认识和总结
屈原已经离我们很遥远，许多观察和分析无从进行了。
可是在少数民族这里，就在20世纪，不少民族拥有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代作家。
这就为研究文学从口传向书面的演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再如，众所周知，在中外文学发展历程中，都先后出现过文史不分、文艺不分的现象。
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再想要实地调查和切近研究这种现象，就很不容易了。
可是对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而言，这简直不成问题。
他们随处都能见到一个大型口头叙事，里面有关于创世的推演，关于迁徙的记忆，以及关于英雄的颂歌，如《亚鲁王》。
也很容易看到，一个大型的集体舞蹈场面，如“目瑙纵歌”，就同时是景颇族的历史起源、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音乐、舞蹈艺术等的大型综合性叙述和表演。
又如，以民间文艺家的类型而言，世界上罕有像藏族格萨尔艺人这样在一个口头艺术样式里集中如此不同传承者类型的事例——神授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等。
对他们各不相同的传承方式进行精细研究，一定会有十分有趣的发现。
于是，长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就会形成更为宏阔的关于文学的理解。
假若看到一段青藏高原上的集体舞蹈，被告知这是关于世界起源的叙事，他们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看到贵州麻山的东郎给躺在棺材中的逝者吟唱《亚鲁王》，他们也不会因为接受美学的范式被颠覆而不知所措；看到蒙古高原上的某个语言大师在即兴演述时随兴致抻长或压缩故事时，他们也不会因为教科书上关于文学叙事样式的长度界定而困惑；在四川凉山观察一段以仪式为框架的艺术叙事时，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于故事的“完整性”，因为知道还有其他尺度在规范着演述；他们更不会找到一个著名口头诗人，记录一次故事演述，就宣称已经掌握了某个文学“作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的材料，不过是“一次”记录，这个记录文本可能就是一个被意兴阑珊的歌手大大压缩了的故事样本，不足以体现那个故事的全貌。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以其极为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构成了文学大花园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瑰丽景象。
虽然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但到今天为止，还远说不上已经全面掌握了资料。
沟通交流的屏障、语言文化的屏障，观念认识的屏障，都大大减缓了搜集整理工作的步伐。
至于立足于这些材料的研究，则刚刚冒头。
精彩的、立足于这些鲜活材料的、能够极大地修正，乃至颠覆既有文学观念的研究，还在蓄势待发。
至于随着新技术的大量运用，把少数民族文学中那些最具魅力的部分以创新的思维、合于时代情怀的手段呈现出来，成为艺术创造的源泉和供人欣赏的精品，还只是我们殷切的期待。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是人类艺术创造能力的生动见证。
我们尤其对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学遗产和文学活动，抱有崇高的敬意。
它们所具有的文化样板意义，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我们应当格外珍视和保护才是。
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下，维护人类和平，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鼓励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对话、尊重和欣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学习，欣赏和共享，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阿弥陀佛，末学收集了若干善书好书，有净化人心，匡扶社稷的作用，私心想着将来建立图书馆，
不如明心见性，那样你就是移动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