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良有哪些历史名人?清朝到民国时期的
孙渡 姓 名： 孙渡 学 籍： 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六期 字 号： 志舟 党 派： 中国国民党 籍 贯： 云南省陆良县 军 衔：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生 卒： 1898-1967 军 职： 第六兵团司令兼东北“剿共”总副司令黄 埔 档 案 1898年5月5日，孙渡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三岔河镇新庄村。
1915年陆军小学毕业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1917年毕业后到滇军警卫第二团任排长，同年随唐继尧入川、黔，晋升连长、营长，在顾品珍等倒戈后仍追随唐。
1922年3月，唐继尧回到昆明，孙渡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
1923年初随滇中镇守使胡若愚入川参与川滇黔之战。
十二月滇军败退入黔，升任旅长兼贵州省警务处长。
1924年返滇，任云南省烟草公卖总局局长、云南省宪兵司令。
1927年唐继尧被推翻，孙成为龙云的参谋长。
龙云统一云南后，孙渡于1929年11月21日任为云南省政府委员。
1929年至1930年间，担任云南省团务总局会办。
1930年任第98师第3旅旅长，进兵广西作战。
1931年2月回滇，3月任第十路军参谋长，9月21日，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5年任剿匪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防堵追剿红军，后兼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
1936年3月，蒋介石委任龙云为黔滇绶靖公署主任，龙仍派孙渡率第三纵队开到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一带尾追 过滇 的红军二、六军团。
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挺进滇北，插入宣威县境，孙渡纵队尾追红军至宣威。
红六军团肖克曾写信给孙渡，建议双方缔结停战协定，孙渡置之不理，继续尾追，在宣威来宾铺一带向红军发起猛攻，使红军战士数百名伤亡。
经过两天激战，孙渡纵队重创败退。
4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滇军防线向西挺进，直指普渡河，红军渡过金沙江，孙渡纵队才停止追击。
1936年4月18日授孙渡陆军中将军阶。
抗战爆发后，1938年7月龙云任命孙渡为新编五十八军军长，开赴湖北，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奉新高安战役、赣北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8年11月，孙渡与云南部队六十军、新编第三军合编，成立第三十军团。
在第一兵团司令张发奎指挥下，三十军团在崇阳一带与日军激战，牺牲参重。
其间曾赴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受训，并任第16期第18总队总队长。
1939年代理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1年参加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2年参加赣东会战、长衡会战，同年10月16日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5年初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调驻安庆。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2月率第一集团军总部由安庆调东北锦州，参加国共夺权争利的内战，指挥在东北的滇军部队。
1947年9月改为东北第一兵团，任司令官。
1948年1月改为第六兵团，任司令官，辖60军、93军。
1948年2月，蒋介石以维护军誉为由，调任孙渡为热河省主度。
1948年6月22日调任热河省主席。
1949年12月孙渡调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回云南活动，企图以云南为国民党的最后基地，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
但卢汉审时度势，1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孙渡潜藏到昆明郊区。
1952年在云南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捕。
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云南政治协商第二、三届会议委员。
1967年4月，在云南昆明病故。
享年六十九岁。
“还我河山，洗雪国耻”，这是孙渡将军出征抗日时留给家人的告别誓言，也是向全省人民表示的抗日决心。
他是一位智勇兼资，文武双全的抗日名将，也是一位关爱部属，体恤民众的军中楷模。
在云南，被称为小诸葛；在全国，被称为大儒将。
出征时，他是全国100位军长之一；抗战中，他升为全国40位集团军总司令之一。
在华东、中南广大战场，他指挥三迤健儿、云岭子弟58军、新3军全体抗日将士，同来犯的侵华日军血战到底，不但打出了滇军的军威，而且打出了中国的国威，令日军胆寒，使国人感奋。
他出征抗战7年零半月，消灭日军10万之众，而自己伤亡不到8万，在40个集团军中，成为斩获最多，伤亡最小的集团军之一。
他驰骋于大江南北，转战于湘鄂赣浙，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面临过许多危险，但是，总以牺牲的精神，勇往直前；以必死的决心，夺取胜利，而使58军获得代表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的殊荣（战功大的才能受降），新3军获得在九江接受日军投降的殊荣，他自己荣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的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
今天，这位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第1集团军总司令虽然远离我们40多年了，但是，对于了解他的家乡父老和本省、本国以及外国、外域的友好人士，依旧还在追忆他的过去，怀念他的往事： 孙渡（1895~1967），字志舟，陆良三岔河镇小新庄人。
官至集团军总司令、省主席，中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省主席龙云为首的云南军政各界已从过去的亲蒋反共转向亲共抗日的道路。
因为他们已预见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打胜了，是全国的福气，打败了，是全国的灾难。
为了打胜这场大战，免除这场灾难，便倾全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抗战的准备。
诸如购置新式武器、增加积谷储备、扩充部队，训练壮丁等等。
孙渡将军是龙云的重要谋士之一。
1935~1936年，云南面临着一个地方政权能否存在的严重问题，即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要路过云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人认为云贵两省军政首脑有贰心，要借围剿红军之机，消灭两省的地方武装。
孙渡将军时任龙云第10路军总参谋长及行营主任兼第3纵队司令，对滇军负指挥全责。
他权衡利弊，揣度轻重，在不妨碍抗战准备的前提之下，对红军路过云南采取“围而不堵，追而不击”的战略方针。
围、追是执行中央命令，使之无借口可找；不堵、不击，是对红军网开一面，让他们尽快离开云南。
结果，他的一计之出，而破中央的“双雕”之谋，既使红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又保住了云南的地方武装，还使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对龙云增加了信任感。
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则缺乏孙渡将军的韬略与谋划，同红军硬打，最后导致“主席亡权，贵州亡省”。
龙云对自己没有成为贵州王家烈第二，十分感谢孙渡将军，特设家宴款待。
龙云在高兴之中提问：你是孙志舟，我是龙志舟，你这个孙志舟为何意
孙渡将军回答：我是激流之舟，可以冲破惊涛骇浪，克服千难万险，到达平安的彼岸。
敢问主席：你这个龙志舟又为何意
龙云说：我是大旱之云，云能生雨，可以普降甘露，营救众生。
说罢，两人相对而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云南组建的第一支抗日出征部队60军，首任军长本应由孙渡将军担任，但是，龙云不让孙渡将军出去，而把任务交给了表弟卢汉将军出去。
第二支出征抗日部队58军，于1938年6月组建，龙云还想把孙渡将军留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而最后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点将，于6月6日正式宣布孙渡将军为58军首任军长。
他临危受命，以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决心，率部出征。
出征之前，孙渡将军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不利于抗战的种种舆论，特于6月21日在昆明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最后胜利应于长期抵抗中求之。
”当记者问及如何治军时，回答说：“现时代之军队，须着重于政治训练，务使各个士兵，均能养成抗战必胜信念，然后以之摧敌，无敌不克。
”《云南日报》介绍说：“孙军长年华虽逝（43岁），英雄不老，谈及抗战军事，则气态轩昂，神采焕发，厥见解之超越，有如其目光注射之深远。
”孙渡将军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在此长期抗战过程中，余以为一方面须将现有战斗能力设法保存下去，另一方面须将未来战斗能力，努力培养起来。
夫如是，抗战日久，则吾国之抗战力日益强大之兵力，当疲弊之敌军，最后决战，必操胜算。
”7月10日，陆良同乡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欢送孙渡将军挥师出征，抗日杀敌，特赠军旗一面，上书“邦家之光”，“以表乡谊，用资策励”。
而孙渡将军则把那面军旗视为珍宝爱护有加。
1938年8月1日，58军4万余众，在孙渡将军的率领下，从昆明出发，开赴抗日前线杀敌。
第一仗是参加武汉外围崇阳之战，由于友邻部队缺乏配合，使58军蒙受重大损失。
所属新编第11师被取消番号，代师长马奎撤职，孙渡将军记大过处分，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被判刑。
这一沉重的打击，对孙渡将军而言，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然而，他不气馁，不灰心。
失败的原因本来是友邻部队过早撤退，让刚刚参战的58军和刚到湖北才组建的新3军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于卒不及防中受到重创。
可是，孙渡将军则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考虑到孙渡将军过去的声望和功劳，恢复了新11师的番号。
他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为抗战而奋斗的军人，是不会被挫折压垮的。
于是，在此后的战斗中，充分显示出58军和新3军的英雄本色。
1939年春，58军结束湖南醴陵的整训后，开往江西奉新战场杀敌。
为鼓励士气，提高战力，孙渡将军总是穿着他的旧军服，一个人深入战壕，与士兵们谈心。
同时，号召全军官兵要把驻地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帮助群众解决吃饭问题、上学问题、道路交通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等等。
从而使广大民众把58军当成自己的子弟，形成了拥军爱民的良好风气。
他在接受老百姓们送行时说：我们一定要把关心爱护父老乡亲的做法作为58军的传统发扬光大。
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道：“军人唯有拿战利品来报答国人对58军的爱戴和拥护，拿自己的头颅来拯救祖国的战争灾难”。
孙渡将军率部离开奉新后，连续投入了三次长沙会战，即一、二、三次长沙保卫战，与友邻部队密切配合，三次都将侵华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打败，胜利地保卫了芙蓉国首府的这座英雄城市，而使参战部队军威大振。
孙渡将军因此而于1942年10月16日升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58军、新3军。
此外，孙渡将军还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南昌会战、上高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全国在八年抗战中，一共举行了22次大会战、孙渡将军则参加了其中的八次大会战，是云南出征部队参战最多的高级指挥官之一。
孙渡将军身为军人，却又具文人的风度。
他在江西战场上，他爱民如亲，恨敌如仇，盛传一时，很多战地中外记者都争相采访。
但是他不习惯在司令部里办公，而是同战士们在一起，实地指挥打仗，所以，他的部队伤亡很小，斩获颇多，不少记者只会跑指挥部，不敢到阵地上，因此，想要见到孙渡将军十分困难，想要采访，更是难上加难。
其中的一位西班牙记者则例外，他敢到阵地上采访。
在战壕里见到了孙渡将军。
当记者自我介绍时说：“我是来自西班牙”，孙渡将军便接过话题就讲西班牙的历史。
讲完后记者十分感动，问：“孙将军何时从西班牙回国的
对西班牙历史如数家珍，一定是在西班牙研究过多年
”孙渡将军则幽默地告诉说：“很惭愧，我还没有出过国门。
”后来记者在他的采访录中说道：我接触到的中国高级将领很多，但像孙渡将军这样有如此渊博的学识者则很少，堪称中国军队的大儒将。
孙渡将军为了打击日军，扬我国威，远在长沙会战之前，就对侵华日军在华东、中南战场的大本营——南昌进行敌后破坏，由60军和58军各抽一部分兵力，组成游击部队，深入南昌郊区，破坏交通桥梁，伏击后勤辎重，使之指挥中枢一度陷入瘫痪。
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破坏重要桥梁十数座，消灭日军数千人，并且还击毙了1名高级（少将）指挥官。
孙渡将军在庆捷之余，挥毫疾书，写下了千古流芳的杰作《突袭敌后的一支神军》。
这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孙老太爷去世后，地方中的阴阳先生们都争相为孙渡将军看坟相，念佛经。
他们一致赞誉坟相好，福气大。
孙渡将军不便直接反驳，乃以自己的体会说：坟相固然重要，但我想再补充3点：第一，要承认遗传基因，第二，要有一定的聪明才智，第三，要有自己的奋发精神。
孙渡将军的这三点，实际上是说明一个人要创造人生辉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孙渡将军在抗战胜利前为了粉碎侵华日军的扫荡，他以破釜沉舟的钢铁决心，亲率部队，冲入敌阵，展开反扫荡。
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凯旋归来，脸上长满了胡须，消瘦得认不出来。
但是，他胜利地回来了，全家都为之庆幸。
孙渡将军对下面的官兵关怀备至，爱护有加；对驻地的百姓，友爱可亲，慷慨相助，每次移师，都受到广大民众的洒泪送别。
而有一次晚饭过后，出去散步，他的秘书发现一名勤务兵偷他的腰包，告诉他转回去抓，而孙渡将军则拉拉秘书的袖子，直出大门，向外走去。
秘书不解其意，问道：军长为何不去抓住他
答道：人是有人格的，他这样做，必定有原因，过几天再问他。
一礼拜后，孙渡将军不是以首长的口气，而是以兄长的态度温和地问道：最近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勤务兵顿时双膝下跪，请求饶恕，说：我的母亲去世，无钱送葬，冒犯军法，偷了军长的钱，以后我变牛变马都要赔还，请军长饶我一次
孙渡将军还没等对方说完，就弯下腰用双手把那个勤务兵扶起，告诉他：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怎么是偷呢
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也有这分责任，如不够，我再拿点。
帮助每一个战士解决家中疾苦，是每一个指挥官应当尽到的责任。
不要说还的话，今后勇敢杀敌就行了。
从此，那名战士便死心踏地跟着孙渡将军转战。
常德会战，大显滇军神威。
1943年11月1日，侵华日军调集10万之众，对湖南的又一重镇常德发动进攻。
他们从华容藕池口沙市间地区，分途南下，进攻常德。
我守城部队与之激战7天，曾两度被其攻占。
为了从侵华日军手中夺回这座靠近湘西的重要城市，中国军队调集了15个军的兵力，经过47天的血战，于同年12月17日胜利收复常德，打死打伤侵华日军23200余人。
而在收复常德的战斗中，由孙渡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首先攻入常德。
入城先锋第58军第10师，在师长侯振邦（云南宣威人）的率领下，犹如猛虎下山，扑向常德。
侯师长站在俘获的日军坦克上庄严宣告：常德胜利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并号召全城居民各安生业，勿信谣言。
收复常德，挫败敌锋，这是中国军队在中南战场取得的辉煌胜利之一，也是孙渡将军自指挥58军、新3军以来所获得的数十次辉煌胜利中最辉煌的一次。
因此，当捷报传送到中央首脑手中之后，一片欢腾。
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立刻特电致贺，说：这是滇军继台儿庄大捷、中条山杀敌之后的又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后，随着中国军队的全面反攻，侵华日军已走向灭亡的道路。
1945年8月14日夜，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
孙渡将军也和全国广大抗日军民一样，纵情欢呼，兴奋异常。
他说：伟大的军事家们有一句共同的格言，叫做“会笑者，最后笑，而最后笑才是真笑。
”现在是中华民族笑的时候了。
可是，笑声未落，就从云南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孙渡将军的知己和至交、省主席龙云被解除在滇本兼各职，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
一些不平之士叹息说：日本亡国，云南亡省。
同时，全国军队进行缩编：新3军撤销，58军缩为一师，番号58师。
孙渡将军调任东北“剿匪”副总指挥。
在他前面还有总指挥杜聿明、副总指挥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
而且他是光杆司令，58师留在内地，没有到东北；新3军已不复存在。
孙渡将军调往东北，目的虽然明确，还让他兼任第三兵团司令，不久改为第六兵团司令，辖93军、60军。
此二军与孙渡将军无缘，他的根在58军。
一位没有根的司令是没有办法指挥部队打仗的，因此，孙渡将军虽然充当副总指挥，但是，他在东北两年（1946~1948）时间，还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而实际担任副总指挥只是一年，即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
就在1948年6月调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于同年11月热河省解放，他回到了重庆。
担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49年12月9日，与张群、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石补天等人乘坐专机回到昆明。
这天是卢汉准备起义的日子，他没有参加，说：“忠臣不事二主。
”回到了翠湖东路7号他的家里。
他在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之前，蒋介石动员他到台湾，他婉辞道：“我有家小，只有留下。
”蒋介石念及抗日的战功，给他20两黄金回家养老，说：“败局已定，留下备用。
”他一两都不要，他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有给共产党过不去，恐怕会得到宽容。
但是，他没有料到，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在昆明被捕入狱。
临走时他特意换上一套新服，告诉张夫人说：“我们的生活到此结束，你可以自选生路。
” 这里需要记述的是：孙渡将军另一位夫人唐芸赓，即唐继尧的四妹四姑太，早在蒙发爱情之时，她就发誓：“非孙渡不嫁
”曾经不少人向她求婚，包括龙云在内，她都一概拒绝，一直等到1943年36岁，孙渡将军的原配夫人白岩李大管事女儿李小四去世后，她才从香港前往江西与孙渡将军成婚。
四姑太十分贤惠，也很能干，一进门就成为孙家的大管家。
半年后，孙渡将军又与七年前在丽江相上的张大老爷的女儿孙灿琪成亲。
从此，唐、张二位夫人一直亲密无间，和睦共处，彼此以姐妹相称，互相关照。
1946年她们一起回到昆明翠湖东路7号，凡是陆良人，无论认识与不认识，唐四姑太都要留在家里吃饭。
张灿琪老人的大女儿张沛，面对笔者的采访，还带着非常怀念的心情说道：“唐大妈很好，我是她带大的。
小时候我只认得她是我妈妈。
”张灿琪老人说：“你们写孙渡，一定要写我的姐姐唐妈妈。
太好了，我们永远忘不了她
”可惜，唐四姑太结婚太晚，与孙渡将军没有生育，后来与云大历史系名教授李德嘉生活，更无一男半女。
唐四姑太生于1911年，卒于1994年终年83岁。
孙渡将军在长达10余年的战犯监狱里，一直吟诵着《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首词——《临江仙》度过的。
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同在狱中的战犯们，对于孙渡将军每天早上吟诵的这首词，群起而攻之，指责他坚持反动立场，不愿改造自己。
孙渡将军却问：“国共两党的纷争是哪些年代
《三国演义》上的这首词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难道数百年前的作者就能预见到今天的变化而专为我孙渡填这首词
问得无一人回答。
孙渡将军度过了狱中生活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获释，被选为云南省政协二、三届委员，1967年4月在昆明去世，终年72岁。
留下一男二女。
这位抗日名将，度过了威武的前半生，之后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离开了故乡的亲人，驾鹤西去。
日本瞎眼的琵琶法师到底是什么人
信仰属于信念，是信念的一部分，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
信念涵盖信仰，信念的外延比信仰大。
信仰，是指对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
把武士道作为一种单纯精神现象来看，它体现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同时也体现一种人生态度，算是一种信仰，说是一种信念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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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方士好吗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
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
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
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
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
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
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
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
《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
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
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
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
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
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
”《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
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
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
《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
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
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
《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
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
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
’”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
《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
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
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
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
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
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
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
”（《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
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
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
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
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
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
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
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
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
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
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
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
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
”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
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
”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
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
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
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
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
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
《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
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
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
“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
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
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
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
”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
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
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
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
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
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
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
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
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
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
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
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
”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
”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
”（《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
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
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
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
”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
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
”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
”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
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
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
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
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
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
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
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
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
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
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
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
”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
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
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
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
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
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
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
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
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
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
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
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
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
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
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
”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
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
”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
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
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
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
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
“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
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
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
”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
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
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
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
”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
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
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
”（《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
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
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
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
”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
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
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
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
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
”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
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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