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乔致庸是怎样一个人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r，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支垫的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
后来，慈禧回到了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
慈禧问贾继英想做官，还是想经商。
贾继英说做官自己不是这块料，但经商还可以。
慈禧太后说道：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
于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贾继英继任行长。
可见，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原是由乔致庸开办的大德恒票号所培养。
\\r严格的号规和家规，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r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
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r乔致庸治家很严。
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r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
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
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
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
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
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
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
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r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r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r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r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
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
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
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
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r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
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
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
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
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r，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
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
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
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r损人欲以复天理\\r蓄道德而能文章\\r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
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r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r子孙贤，族将大\\r兄弟睦，家之肥\\r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乔致庸后人叫什么
看这儿致庸生有六子一个孙子。
在他家务时，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
在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
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
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挤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
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
登上阳台，可观全院。
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
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
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
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
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
由于他善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
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
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
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
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
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
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
又诫“骄、贪、懒”三个字。
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
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
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
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
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
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号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入。
只有长孙乔映霞性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
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
“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
“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
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俗话说，人老惜子，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乔景俨，字望之，是乔致庸的三儿子。
生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卒子民国元年（1912年），在乔致庸晚年当家。
开始执掌家务，约在光绪二十年前后。
其人深得其父处世之道的薰陶，有长者风度，办事谨小慎微，以之主持家业绰然有余；让其经商理事，胆识显然不足。
因而一生未涉外埠，而家务则赖其经管。
他一生无大作为，只是为人善良，多行公益，为乔家堡村捐资并主持挖了一条伏溪河水和渠，可浇灌田地千余亩。
在这以前，每年夏季天旱无雨，眼看庄稼就要枯死。
纵然有时可用河水灌溉，但往往你抢我夺，无章无序，浇不成地。
为此农民之间互相械斗，常有人命案件发生。
一年，炮守堡村和乔家堡村农民，因浇地发生斗殴，双方用铁锹劈出人命。
县官坐着轿子去办案，被农民搬起石头砸了轿顶。
在此情况下，乔景俨捐资挖渠灌田，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解除了农民的一大危难。
渠本翘集资开办祁县中学堂及孟步云在太原开办私立光华女子学校时，乔景俨也曾捐资相助。
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
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
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 贝者博强得多。
自乔致庸后无晋商
我老师以前给 讲过，说因为是乔致庸所在的 那个时代，清期实行毕关锁国的政策，晋商从事南北贸易从中大大获利，从1860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 被外国枪炮打开大门，晋商的地位开始下降，利益大不如前
山西的一处著名旅游景点，曾是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的家。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
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
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并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
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乔家大院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
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
上有阳台走廊。
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
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
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对不
一代晋商乔致庸简介 乔致庸后人有哪些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
晋商是很有名气的了，如电视剧中乔致庸，那他们的发家开始于那个朝代
晋商简介－－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
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
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
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
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
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
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
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
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
《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
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
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
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
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
“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
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
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
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
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
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
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
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
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
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
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
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
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
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
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
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
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
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
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
当时，盐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
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
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
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
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
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
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
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
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
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
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
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
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
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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