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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治家格言

时间:2015-01-05 04:18

中国历史上十位最杰出的皇帝

宋朝宰相赵普,字则平,北宋政。

后梁龙德二年(922于幽州蓟州(今北京城西南),后唐末年,相继迁居常州(今河北省正定县)、洛阳(今河南省洛阳)。

普智谋多,读书少,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善吏道,后周显德年间,先后为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节度使从事,滁州、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县南)节度使赵匡胤推官、掌书记。

显德七年(960)正月,普与赵匡义发动陈桥兵变,以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推翻后周,建立宋朝(北宋),普受封为右谏议大夫,充职枢密直学士。

是年四月,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反宋,普建议宋太祖亲征。

宋得胜还师后,升普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宋太祖依普计,于建隆二年(961)“杯酒释兵权”,削夺朝中诸将兵权;建隆四年(963),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削弱地方财权;乾德五年(967),加强中央禁军建设;开宝二年(969),削夺节度使兵权;统一全国,先南后北。

乾德二年(964),普任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负宰相责任。

乾德五年(967)春,普加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

普入相后,坚于职守,对宋太祖忠贞不二。

有当用者,普荐其为官,一奏不用、二奏、三奏,直至太祖准奏。

有立功应升迁者,太祖不予升迁,普为其力请,直至宋太祖从其请。

开宝六年(973),普接受吴越王钱镠所送10瓶瓜子金,又违法从秦陇买来木材营建官邸,庇护部下贪赃枉法,宋太祖大怒。

普被罢相,出为河阳三城(治今河南商孟县)节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普升任太子太保,继迁太子少保。

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普升为司徒、梁国公,二次入相。

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依普计,不再传位于皇弟赵廷美。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普再次免相职,出任武胜军(治今河南邓县)节度、检校太尉兼侍中。

雍熙三年(986)春,宋太宗伐辽久未班师,普上疏力谏收兵息战。

雍熙四年(987),普移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樊)节度,改封许国公。

端拱元年(988),普被册封为太保兼侍中,三次出任宰相。

普整顿吏治,惩治不法官员,直至戳其身。

宋太宗按普建议,对党项人采取糜政策。

淳化元年(990),普因病三次上表辞相职,宋太宗不准,任普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

淳化三年(992)春,普又三次上表,请求辞归故里,宋太宗不准,拜普为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俸禄。

是年七月,普卒。

太宗闻之震悼,废朝五日,赠普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赐谥“忠献”,亲撰并书写八分字神道碑赐之。

咸平元年(998),追封普为韩王。

次年,又诏普配飨太祖庙。

形容应得 成语

【爵】即爵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臣的封赐。

旧说周代有公、侯、子、男五种爵位,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

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

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

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

如《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

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

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

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太傅】参见“太师”条。

古代“三公”之一。

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怀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

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迫赠太傅。

【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

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

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

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

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

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

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

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

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

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

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

《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军。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

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

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

《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

《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

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

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短时间地任过军机大臣。

《谭嗣同》“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

【军机章京】参见“军机大臣”条。

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

《谭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

” 【御史】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

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子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

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

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

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

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

《〈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文天祥当时掌管军事要务。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

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

《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

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

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

”高太尉指高俅。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

《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

”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 “上官大夫”,一般认为是指上官靳尚。

“子非三阊大夫欤?”屈原担任的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长官。

《〈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

”指的便是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

《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

”《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

”《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

”《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

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

司马迁做过太史令。

《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文起为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称太史。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

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

《出师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

”“长史”指张裔。

《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

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

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详见“三省六部”条)。

韩愈曾先后任过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

《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

《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

”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

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

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

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

如《荆轲刺秦王》:“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

”此指宫廷侍卫。

《张衡传》“公车特征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名。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

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

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尹】参见“令尹”条。

战国时楚国令尹的助手有左尹、右尹,如《鸿门宴》“楚左尹项伯者”,左尹地位略高于右尹。

又为古代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

《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 【冏卿】太仆寺卿的别称,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

《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因之”是吴默的字。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

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

”隋唐时是州郡太守(刺史)的属官,如《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

”白居易当时被贬至九江,位在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

《红楼梦》第四回:“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

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

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

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

如《梅花岭记》“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驻扎江宁。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

唐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论语中的经商之道

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虽然,这有些夸张,但读书就应该如此,从无中读出有,从一中读出二,举一反三。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探读论语。

我对经商没多大研究,一个朋友的关于此种问题的解答还是蛮不错的,原文转载给你,看看喜不喜欢

在下不才,原来是一个商人,现在改行跳槽,成为一名教书先生。

大家不要感到惊奇,经商与为学可是一点也不矛盾,孔夫子的高徒子贡就是一位大商人呢。

还在做商人的时候俺就非常喜欢读《论语》,到现在当然还是总将“子曰”之类的话挂在嘴上。

不过,曾经作为商人的俺解读《论语》的方法跟纯粹当教书先生的人们可不大一样,俺基本上是把这本圣人的语录当成经商秘诀来读的。

也许你觉得奇怪。

《论语》上面谈求学、教学、为政的话语比较多,怎么能当成经商秘籍来读呢

其实俺是在经商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孔圣人的许多话若是用在商业上,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世间有俗语云“半部《论语》治天下”。

用来治天下都可以,用来经商也应该完全可以嘛

下面俺就从经商的角度上对《论语》解读一番。

俺的解读可能会让您感到有些另类,也极有可能贻笑大方。

俺甚至还准备挨板子,如果您认为俺玷辱了圣人的话。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经常不断地了解新的产品信息,学习新的商业知识,不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吗

有顾客或客户从远方来光临小店,不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吗

若有新顾客或新客户对我的经营的产品还不了解或产生误解,从而出现退货投诉之类的事情,我不急不愠,依然热情接待客户并做耐心的解释,不也是一种君子的风度吗

  2、——“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   —— 我每天要从三个方面反躬自省:为顾客服务有不尽心尽力的时候吗

与客户打交道有不讲诚信的时候吗

学习了别人好的经营之道,有不融会贯通的时候吗

  3、——“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经商成功之道成百数千,但用一句最根本的话来概括,就是“经商的态度要端正,不搞邪的歪的。

”  4、——“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 根据先前以及目前的市场行情,能预测出今后的新的市场走向,这样的人可称得上是经商大师了。

  5、——“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   ——不怕顾客和客户不了解自己的经营理念,而担心自己不了解顾客和客户的需求。

  6、——“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   ——与新客户打交道时,要仔细了解他所做过的事情,考察他所走过的道路,搞清他所思考的事情和追求的品位,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人不能了解呢

  7、——“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   ——身为商人而不讲诚信,那是根本不行的。

就好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它靠什么行走呢

  8、——“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赚钱了可以感到快乐,但不能无节制地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赔钱了当然会感到忧伤,但不能一蹶不振妄自菲薄。

  9、——“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自己要熟悉自己所经营的商品,关键的商品知识要记住,学习商品知识永不满足,为顾客服务解答商品知识永不疲倦。

  10、——“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诚实经营、奉公守法的商人永远是胸怀坦荡,心情愉快;而缺斤短两、偷税漏税的奸商则常常是患得患失,精神郁闷。

  11、——“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 商品的实际价值虽好但外包装不好,则商品看上去显得粗陋,不会卖出好价钱;商品的实际价值不好但外包装很华丽,则商品看上去显得华而不实,不会吸引长久的主顾。

只有商品的实际价值与外包装互相搭配,才能赢得顾客的满意,才是长久生意之道。

  12、——“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   ——商人的生存之道是做合法的道德的生意。

当然也有靠歪门邪道发财的,那仅仅是侥幸免于惩罚罢了,并且也仅仅是一槌子买卖,不可能永续经营。

  13、——“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    ——成功的商人很少谈及自己获多少利,他们讲得更多的是社会道德以及慈善事业。

  14、——“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    ——经商的过程中对于市场行情不得主观臆断;对于当初制定的经商计划不一定非要贯彻到底(要根据具体情况做调整);经营过程中行情变化了,不能再固执地实行原来的策略;与他人合作经营时,不要一味地强调自己的利益(要注意利益共享)。

  15、——“小人之过也必文。

”    ——不法奸商违背了经营之道,被人抓住了把柄,很少有主动承认错误的,他们总是要文过饰非,找理由借口为自己辩解。

  16、——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    ——在经商过程中,大的事情上不能违背原则,而枝节小事上则不必太死板教条,要懂得灵活掌握.  17、——“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   ——对于尚未出现的新的商机,能凭着先天的素质和自己的经验来感知的,这是先知先觉的商人,将赚大钱;商机刚一出现就通过了解和学习而把握的,这是后知后觉的商人,稍逊一筹,但仍可赚钱;机会出现很久了,甚至自己都处在商机的包围中了才去了解去学习,这是晚知晚觉的商人,更逊一筹,也没多少钱可赚了;而眼睁睁看着商业机会摆在面前却根本不去了解不去学习的,这是不知不觉的商人,永远赚不了钱,也不具备商人的素质。

为什么宋朝不杀文官

在中国,如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者按照的原则捍卫人们的言论自由,基本是不的。

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做的最好,这就是由赵匡胤创立的赵宋王朝。

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到目前为止,宋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

宋朝之所以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刻了一块誓碑。

在这块誓碑中,赵匡胤明确规定后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

这块誓碑传说,首见于叶梦得的《避暑录话》。

叶梦得是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几朝的官员,他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他在《避暑录话》中写道:“艺祖受命之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日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

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独一小黄门(即宦官)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

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

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叶梦得记述的意思非常清楚,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刻了一块誓约石碑,每当有新皇帝继位,朝拜完太庙之后,必须打开封闭的夹室默诵誓词,除了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历任皇帝才知道誓约内容。

直到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了开封,为了搜罗战败赔款,曾打开皇宫的所有宫门,将太庙和宫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人们才看到此碑。

这块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宽容优待,这块誓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一,因为是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像宋太祖这样器识玄远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作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的誓言承诺,如果不是唯一,也是非常少有的。

本来,宋太祖已经当上了大宋王朝的皇帝,一言九鼎,口含天宪,完全拥有整个王朝的专政机器,对付几个文人的喋喋不休还不是小菜一碟。

要知道,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御用“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用,用不着时丢掉的“抹布”。

然而,宋太祖竟然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写了这样一行字:士人不可杀。

这可是空前绝后的。

不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就是酷爱读书写诗的魏武帝也做不到,甚至连有着宽广纳谏胸怀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即便是号称中国人民大救星的毛主席恐怕也做得好不到哪儿去。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赵匡胤却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的誓言承诺,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赵匡胤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二百年间战乱频仍的历史经验以后,所作出的英明决策,也是其高瞻远瞩之所在。

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就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

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

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

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的内容,尽管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职守,创造出了一种难得的宽松氛围和良好环境。

元丰年间,宋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

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

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拒绝执行。

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

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

”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

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似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听不到。

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的宝贵,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

故而他在《宋论》中曾经这样大发感慨:“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

……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

”当然了,宋朝皇帝里边有一个皇帝杀了上书言事者,这就是宋高宗,他杀了陈东、欧阳澈。

不过,这不能算是违背宋太祖的誓约,因为按照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知道誓约内容,而宋高宗即位时开封已经被攻破,他不能拜谒太庙,杀这两人时自然不知道誓约内容。

得知他即位的消息,其父徽宗才让南归的曹勋传达誓约内容,“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结果高宗非常后悔,很快就给两人平了反,并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

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

”高宗的这番转变是非常突然的,杀一两个上书言事者用得着这样悔过吗

其中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就与太祖的誓约有关。

纵观历史,宋朝皇帝不杀士大夫文人的行为是很了不起的,在宋朝,文人士大夫的言论自由可以说绝无仅有,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宋太祖的誓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宋太祖的誓约不仅是古代最开明的国策,而且在宋朝三百年间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而作为历史老人的回报,则是让宋朝成了中国文明的巅峰。

不说别的,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

而就我们须臾离不了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更是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

所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汉唐,已经相去甚远,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朝却是最为接近的。

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观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而这种文明成就,如果没有宋太祖誓约名言的存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还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能取得吗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对孔子的评价

对于孔子我们应该客观的评价,褒贬都有。

可以说孔子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也有他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性。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其中的一些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受用,感染了每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

对于《论语》的作用,有两句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一句为北宋宰相赵普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

”另一句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对于前者,有人认为此为赵普之“戏言”,对于后者却认为“逊语”。

“戏言”之说另文有述,此文专论“逊语”之说。

  有言道,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郎士?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怎会对《论语》了解如此透彻。

魁奈没有来过中国,此为事实,但不能就此构成魁奈不了解中国的原因。

不少学者已经撰文论述魁奈了解中国有两个途径,一是派学生前往中国考察,二是从介绍中国的大量译著中了解。

  有的还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此为谦逊之言。

笔者认为,魁奈之言出其真情实感,并非谦逊之语。

  所言“希腊七贤”是指泰勒斯、梭伦、奇伦、毕阿斯、克莱俄布卢、庇塔库斯、佩里安德。

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泰勒斯(约前625年~公元前547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

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

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度。

  梭伦(前638年~前559年),生于雅典,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

他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对诗歌颇有成就,其诗重在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

  奇伦,生于斯巴达,是建议任命监察官来辅助国王的第一人,并于公元前556年担任此职。

首次使监察官同国王一起监督政务,大大提高了这个位置的权力。

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

  毕阿斯,是普里耶涅人,是一名著名律师,他总是将其言语能力用于好的目的。

在他看来,人力的增长是自然的,但用语言来捍卫国家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天赋。

毕阿斯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行为归于上帝。

  庇塔库斯,是米提利尼人,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在阿尔卡尤斯兄弟的帮助下推翻了列斯堡的僭主美兰克鲁斯,成为那里的法律制定者,统治了十年。

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者,庇塔库斯鼓励人们去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他也阻止被流放的贵族返回家园。

  佩里安德,生于科林斯,后为僭主。

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城邦获得了极大的繁荣。

他改革了科林斯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克莱俄布卢,生于林迪,后成为林迪的僭主,据说他曾追溯其祖先到赫拉克勒斯。

他强壮而英俊,对埃及哲学很熟悉。

他很关心教育,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受教育。

  利玛窦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后,向西方传达的结论是,孔子绝不逊于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

”《论语》是孔子生前与弟子答问的语言和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学派最为经典的著作。

孔子被列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历经2500余年而长盛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

《论语》内容涉及到教学、政治、文化、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10卷20篇512条。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大能治国,小能治家。

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魁奈正是在认知《论语》并比较希腊七贤之后有感而发的。

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论著能够超越《论语》,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此为魁奈的真实感叹,虽然没有具体展示希腊七贤之局限,但从后人对他们所概括的格言中或多或少了解“七贤”之不足。

泰勒斯的格言是“过分执著稳健只会带来灾难”,梭伦的格言是“避免极端”,奇伦的格言是“遵守诺言”,毕亚斯的格言是“人多手脚乱”,庇塔库斯的格言是“紧抓时机”,佩里安德格言是“行亊前要三思”,克莱俄布卢的格言是“凡亊取中庸之道”。

应该说七贤的哲学思想是伟大的,但与《论语》相比,逊色多矣。

《论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哲理深奥,蕴含着人类丰富思想。

相形之下必见绌,希腊七贤有其局限和偏颇。

所以,魁奈认为希腊的哲学不如中国的观点就显得顺理成章,此为一。

  其二,孔学对欧洲的影响巨大。

17至18世纪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之初,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对法国启蒙学者的有着巨大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对于欧洲哲学思想史的形成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而翔实的描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

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

”“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事实确是如此。

在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一大批哲学家以及一批政治家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

在此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传教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

当时有大批传教士先后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客观上又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

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

就说利玛窦,他曾任在华耶稣会士的领袖,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珍稀宝物,结交士大夫以识中华文明。

他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书中以大量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以及丰富的礼义之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

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

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量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由是在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孔子热”。

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赞扬有加,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他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非常赞赏,特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

为何如此崇拜呢

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作了精辟的回答:“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

”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真是太不幸

”伏尔泰还说:“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

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

”于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

”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当然,伏尔泰对孔学的赞美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三,魁奈对孔学的崇拜。

魁奈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学甚为了解。

正如前文所说,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以及派弟子的考察报告了解中国、熟悉孔学的。

同时,与他所处环境的潜移默化有关。

魁奈长期生活在热衷中国文化的巴黎,耳濡目染。

魁奈与伏尔泰都是生于1694年。

当他55岁之时,以法王御医的身份进入宫廷。

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全盘华化”的呼声如雷贯耳,魁奈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写了很多文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

  在其著作中很少引用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然而却对孔子的学说推崇备至,大量引用。

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其人其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他认为《论语》的道德格言远远胜过古代希腊圣贤的哲学,实有“相形见绌”之感。

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后来汇集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影响深远。

在书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

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

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

”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

”魁奈对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

尽管儒家文化与老庄之学有一定的分歧,但两者都对“自然法则”充满着敬意。

道家之“道法自然”,儒家之“天行健”,还有那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的仪式化表现。

这些“自然法则”都为魁奈所接受并加阐述。

  从思想源流讲,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魁奈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孔学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不是启发了魁奈,但也可算是加强和丰富了他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使得他的思想更为充分和系统。

对此,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魁奈虽没到过中国,但派有学生到过中国,并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著述,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也论及此事,称魁奈深受了孔学的影响,并达崇拜程度,冠魁奈以“西方孔子”称号。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以及魁奈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崇尚“自然法则”甚为钦佩。

魁奈指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

他说,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

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

他还在《中华帝国专制制度》一书说:这本书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正由于此,魁奈对孔学以真诚且竭尽全力的态度加以宣传。

正由于魁奈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热心宣扬,他被人们称作是“欧洲的孔子”。

魁奈所主张的“以农为本”也正是儒家的治国方针。

魁奈热切地希望法国能像中国一样,在他的影响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实行“耕田大典”,这一仪式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变成现实。

  综观三点,足见魁奈所说“一部《论论》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决非逊言。

目前,世界许多学者对于《论语》的学习和研究盛行,此间了解魁奈对《论语》的赞赏之言,定能从中获得更多启示。

  托尔斯泰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大家为何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  ——列夫·托尔斯泰  我认为,托尔斯泰的苦难是一种灵魂的苦难:  “古来圣贤皆寂寞”,托尔斯泰遭到的苦难是种种矛盾与寂寞:他本人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他时常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难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

托尔斯泰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寻求新生活的过程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一直陪伴着托尔斯泰。

他厌倦自己的生活,决心和自己的社会决裂,但他又得不到人们的支持。

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独的。

当他努力为农奴改革时,遇到的是农奴的麻木与冷漠;当他决定为下层百姓做点什么时,遇到的是贵族的嘲笑与鄙夷;当他下定决心与贵族生活决裂时,遇到的是家人的不理解与争吵.最终,他选择了出走,去寻一条通往宁静之乡的道路.可这一次,他又遇到了命运的捉弄以及自然的冷酷对待.自始至终,他站在了进步的角度,站在了真理高度的来推行他的主张。

但当时的社会中,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呢

又有谁能宽容他呢

他所遭的苦难是一种灵魂的孤独,是一种“置身于荒漠之中的寂寞”。

  但是,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此.面对苦难,凡人选择随波逐流,选择放弃,选择沉沦;而伟人则会选择坚持,选择固守己见,选择继续为自己的信仰努力下去.罗曼·罗兰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托尔斯泰才成为了一位伟大作家。

苦难在各人身上又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形式。

托尔斯泰的苦难来自内心。

在与苦难搏击的漫漫征途中显示了巨人般的力量、变苦为乐的生存勇气。

他说: “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狂热。

”他的生命是一部的悲剧,英雄在他走向悲剧性的毁灭的顶点时,才真正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塑造。

在英雄奋斗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毁灭,我们看到的是那不屈的精神、那承担痛苦的伟大勇气,正是在这种永不妥协的抗争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为什么托尔斯泰说:“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

弄懂这个问题,也就理解了托尔斯泰。

我觉得,答案就在他的另一句话中: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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