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析《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人物形象
郑庄公阴险狠毒，老算，冷酷狡猾诈虚伪。
姜共叔段请求封这一地方，庄公因制是险要之地而不给，可见其精明，深知其利害关系，“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被郑武公所灭，话中所含杀机，姜氏未必可知。
求制不得而求京，这也在庄公意料之中，可见其老谋深算。
共叔段在母亲的纵容之下，违反国家制度，肆意扩张，臣下再三劝他约束共叔段，及早消除隐患，庄公光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这决不是宽容，而是故意纵养其恶，后又说：“不义不昵，厚将崩。
”对于共叔段自取灭亡的结局显得胸有成竹。
当共叔段与姜密谋袭郑，完全暴露其叛乱行径时，庄公才认为“火候”已到，下令出兵伐京，一举击败共叙段。
庄公设下陷井，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得寸进尺，从表面看，好像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郑庄公手里，可见其深藏不露，工于心计。
写郑庄公有谋略的句子
《左传》是我国史传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它叙事详明,生动传神,文辞优美,简炼富艳,成功地刻画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它叙述典型事件,注重矛盾冲突,留意细节描写,突出心理活动,记载富有个性的语言,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一、《左传》的人物叙述方法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人物叙述具有流动性。
但《左传》的叙述者因事写人，把人物融合在事件中，从记事中写人物，随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事件，以不同方式，分别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
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将人物形象分为两种模式——“累积型”和“闪现”型。
许多大国国君和卿士大夫都属于“累积型”，因为他们的事迹分散在《左传》各年的叙事中，只有将若干年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绝大多数人物只是通过一件事来表现性格，笔法极为灵活，一时一事，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文字简练而鲜明。
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虽然转瞬即逝，一闪而过，却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象。
王靖宇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中说：“在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左传》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静止的人物，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静止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其性格都保持不变。
在《左传》中，似乎只要人物一旦被固定在某个模子里，通常他就保持不变，而且极少能有所突破。
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我们在《左传》中找到下面的类型：善良而能干的统治者；恶劣而愚蠢的统治者；明智而忠诚的大臣；有权有势有野心而且还邪恶的大臣；为执着理念的表面义所害的可怜虫‘大公无私和有远见卓识的妇女；祸国殃民的女子；乐于牺牲自己生命去保护坏而无用的主人。
”因此，《左传》的人物叙述具有类型化、扁平和静止的特点。
《左传》的叙述者是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兼述人物的。
譬如郑庄公：1、不友不孝、不臣不忠“郑伯克段与鄢”是《左传》的第一件大事。
此时，郑庄公继位没多久，他的弟弟与他争夺君位。
他听之任之，听任他的弟弟扩大地盘以养其罪恶，待时机成熟，既而灭之。
他表面上是容忍等待，实则蓄意斩草除根，用心险恶见其不友。
庄公对母亲极为愤恨，但后来为了显示自己虚伪的孝道，用在“黄泉路上”挖地道的方法与母亲见面，由此见其不孝。
隐公三年，周平王不想让郑庄公做王室左卿士，郑庄公心怀不满，周平王心怀担心，于是双方互换太子作为保证。
后来，周平王未履行诺言，郑庄公便派人去劫掠周王室的麦；秋天，又取其禾，由此见其对周天子的跋扈与不忠。
郑庄公对周王室既跋扈又利用。
在“周郑交质”不久，隐公六年，郑庄公亲自去朝见天子，隐公八年再去，直至周王室谅解。
2、贪婪虚伪、奸诈多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联合齐鲁伐许。
他虽然很有野心，却有所顾忌，不敢直接取许。
他让许大夫百里丰许叔以居东偏，作为傀儡政权，又叫郑大夫公孙荻居许西偏位监督。
他跟许大夫讲话，起初安慰和恭维许国，拐弯抹角，最后一句“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也。
”表面上希望许国保护郑国，实际上是希望许国永远成为其保护国。
这段话既抚恤了许国，有体现了郑伯的“仁至义尽”。
其贪婪和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桓公五年，郑庄公打败王师。
天子本人也被箭射伤。
郑庄公不但没有追击王师，反而犒慰王师，假装慈悲，其奸雄性格此时发展到了顶峰。
二、《左传》的人物叙述技巧 1、在细节中展现人物个性在历史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诸侯卿相及其追随者和破坏者，在春秋那个动乱的时代，政治和军事纷争不断，《左传》人物多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纷争中展示个性特征，作为叙事散文。
《左传》重在叙事，人物性格的种种，包括生活细节便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
例如，郑庄公在与其母亲、弟弟的矛盾表现在争夺权位的斗争，而非家庭琐事。
《左传》通过细节刻画来展示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感情的变化，逐步深化人物形象。
郑庄公将幽禁母亲，并发誓不及黄泉，不得相见。
但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取颍考叔隧道相见之计，与母亲见面。
这里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孝道孝行的虚假，丰富了郑庄公的形象。
2、融补叙和插叙等艺术手法与细节当中《左传》的叙事用了多种叙事技法，补叙、插叙、追叙等等，其中在表现人物的细节描写中亦不乏这些细节的描写技巧。
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
例如；写重耳逃亡一篇，便是从19年前写起；《郑伯克段与鄢》开头从“庄公寤生，惊姜氏”写起，郑庄公与母亲的弟弟的矛盾便由此埋下伏笔，为后文表现庄公的性格作了铺垫。
3、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极少人物的外貌和心理等主观因素的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行动和对话展现人物形象。
例如：《鞍之战》中郄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郄克、张侯和郑丘三人同仇敌忾，在对话和行动中再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
三、《左传》的人物评价 《左传》中叙述者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形式，即在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孔子曰”或其他某名人“曰”的形式，来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
作者自己不说话，而是假借他人之口表述自己的观点。
在表现郑庄公的不友和不孝，不忠和不敬时，叙述者是通过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来表现人物，而极少作直接的主观评价。
同时作者善于通过对比的方式刻画人物，譬如：郑庄公在有意冒犯周天子之后，又去慰问周天子，这里既嘲笑了周襄王的无能，揭示了周王朝的衰败，也讽刺了郑庄公的城府和虚伪。
实际上这篇作品为《左传》开宗明义，是整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缩影。
作品中的颍考叔是个小人物，作用却不可低估。
文末作者假借“君子曰”介入评论，表彰颍考叔的孝道，表明了作者维护礼乐制度的态度和用心。
多数情况下，《左传》叙述者假借社会舆论家的身份进行评议，不直接判断是非，也没有改变对人物的批判原则。
如：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
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藨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该段没有从正面说明周、郑谁对谁错，而是说双方不该背弃礼仪，不忠不信。
对于郑庄公的不取许，认为对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说，有其难能可贵的一面。
作者用一句“失正刑矣”，批评郑庄公对“组颕”一事的处理，可见作者对事不对人，原则性很强。
郑庄公的人物形象
郑庄公人物评价《郑伯克段于鄢》深刻揭露了郑庄公及其母、弟极端自私、残忍、为权力而骨肉相残的阶级本质，客观_创乏映了宗法制度的崩溃及伦理道德的沦丧。
并认为其中最该批判的就是郑庄公，因为他阴险、虚伪、狡诈。
首先，在《左传》的有关描写中，郑庄公是尊王崇礼的。
他的一些作为在当时王权日趋衰落的形势下是很受时人称许的。
其次，郑庄公具备了当时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所必须有的良好素质，但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更加说明了王权意识、道德观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郑主公善于纳谏。
第三，郑庄公虽然尊王崇礼，但并不因循守旧。
他的某些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于主道和礼仪制度的新认识。
发生在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邸》是为一般人所熟悉的。
人们之所以批评郑庄公，理由有二:一、郑庄公明知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
等他举兵谋叛时，再一瑟将他铲除。
反映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
二、郑庄公对母亲姜氏假仁假义。
他把姜氏赶出宫外，还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反映了他的冷酷无情，等到颖考叔来谏，他又假惺惺地“阔地及泉”迎回姜氏，说明了他的虚伪。
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在全面了解了郑庄公的性格特点后，仔细分析全文，它们似乎又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文中开头即说:“压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巫请于武公，公弗许。
”‘可见庄公和段虽是一母同胞，但出生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庄公是在完全没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中郑伯克的形象特点
首先，他不叫“郑伯克”…… 郑伯克段于鄢记叙了发生在公元前722年5月，郑庄公在鄢打败其弟共叔段的历史事件。
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郑庄公： 阴险狠毒，老谋深算。
工于心计。
姜氏为共叔段请封给“制”这个地方。
庄公因为“制”是险要地方，坚决不给，足见其精明；共叔段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庄公表面不动声色，内含杀机，故意纵养其恶。
等到时机成熟，火候已到，这才一举击败共叔段。
庄公在一怒之下幽禁了母亲，后又怕担上不孝的坏名，采纳颍考叔的计策，为自己摆脱不孝之名找了个台阶。
表现他的虚伪。
表现人物所用手法： 1，细节描写突出人物性格： “庄公寤生”使姜氏受惊，由此厌之，表现了姜氏乖戾偏狭。
颍考叔“食舍肉”既写出了其纯孝，更突出了其聪慧机敏，“隧而相见”则表现了庄公与统治阶级宣扬的孝道的虚伪可笑。
2，衬托手法的运用，使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生动。
以共叙段的贪婪妄和愚昧无知，衬托庄公的老谋深算；以姜氏的昏愦和随心所欲，映衬庄公的精明和藏而不露；蔡仲和公子吕为国除害的迫切心情，衬托出庄公的城府之深，手段高明。
3，颍考叔的“纯孝”反衬庄公的不孝与虚伪。
另外，给你找了个很长的，关于庄公的分析，有时间可以慢慢看…… 提起郑庄公，人们自然会想到《郑伯克段于鄢》。
而几乎所有评论者都一致认为，《郑伯克段于鄢》深刻揭露了郑庄公及其母、弟极端自私、残忍、为权力而骨肉相残的阶级本质，客观_创乏映了宗法制度的崩溃及伦理道德的沦丧。
并认为其中最该批判的就是郑庄公，因为他阴险、虚伪、狡诈。
然而，看过《左传》全文，尤其是仔细分析了其中有关郑庄公的描写，又使人不得不认为，如此给郑庄公下断语，长见太片面，也太武断了些I郑庄公在位招年，《左传》从鲁隐公元年记起到鲁桓公n年庄公去世，22年中，他的事迹在《左传》中是有许多记载的。
他是这段时间内《左传》记载的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评价任何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要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全面地具体地分析，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
《左传》严格地说算不_仁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具有较强文学意味的历史著作。
而对于郑庄公这样的厉史人物，我们更要以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态度，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去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样才能给其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本着这一原则，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在《左传》的全部描写巾郑庄公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再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看人们对郑庄公的评价是否公允。
首先，在《左传》的有关描写中，郑庄公是尊王崇礼的。
他的一些作为在当时王权日趋衰落的形势下是很受时人称许的。
比如，鲁隐公8年.郑庄公因周天子久已废弃了对泰山的祭祀，就想用泰山旁的初地交换鲁国的许田。
鲁桓公元年为此事又增加玉璧给鲁国，才换得许田，以便祭祀周公。
可见郑庄公是很重礼仪的。
鲁隐公5年，郑庄公到周都朝拜周天子，周桓王不加礼遇，7年秋，又通过齐人朝王，{(春秋》称其“礼也”。
鲁隐公10年，“宋公不王。
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
”夏5月，郑、鲁、齐攻宋，郑连战连捷，但却将占领的宋足领土全部都给了鲁国。
《左传》说:“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道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 鲁桓公5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结果大败王师并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
郑国大夫祝聊请求追击周王，郑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樱无损，多矣!”意思是说，君子都不愿出人之上。
我又怎么敢侵陵天子呢!如果能自救使国家不受损失，就不错了。
并且连夜派遣祭仲去慰问周天子及其左右。
可见郑庄公是尊王重礼的。
其次，郑庄公具备了当时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所必须有的良好素质，但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更加说明了王权意识、道德观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郑主公善于纳谏。
鲁隐公9年对北戎之战和鲁桓公5年的对周之战，都是由于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而大获全胜的;郑庄公还善于用兵。
《左传》是一部善写战争的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全过程。
在郑庄公活跃的这22年中，((左传》也记载了大小战争无数，其中有郑国参战的就有十多次。
除了其他诸侯国攻打郑国的几筑战役没写结果，《左传》中记载的有郑庄公参加的战役几乎都是郑国取得了胜利。
如鲁隐公5年，伐燕大败之，伐宋，攻进了宋的外城，石年，“郑伯侵陈，大获”，9年，大败一北戎，10年，大败宋师;11年伐许，齐、鲁、郑联合用兵，也是郑兵率先登城萝同年，“郑、息有违言(口舌之争)，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竞，息师大败而还”，鲁桓公5年又大败王师。
如此等等，·《左传》中没有一字提到庄公用兵如何，但通过上述记载，郑兵几乎每战必胜，联系他当初对付共叔段时的沉着稳重，’以及所用的诱敌深入、欲擒故纵之法，郑庄公会用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除此之外，郑国在经历了共叔段之乱后内部一直很安定。
祭仲、子封等一批大臣围绕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
太子和公子们也都相安无事，效力于国家，这不能说与郑庄公的领一导无关。
说明郑庄公是颇懂治国安邦之术的。
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较高的领袖的素质。
当时，周王室权力日趋衰微，各国诸侯都在积极行动，谋为霸主。
而郑庄公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
作为周王室的执政官，他一心一意辅佐周天子，替他出兵攻打不朝不敬之人，连攻占的土地都不肯据为已有，但却两次被周王夺了权。
鲁隐公3年，因为周平王不再信任郑庄公，因而周郑互换了人质。
平主死后，周桓王即位却单方面撕毁合约，想移政于孩公。
于是郑庄公一气之下派人割了温地之麦，收了成周之禾，一度与周王结怨。
但不久又去朝拜周天子。
在 “王不礼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齐人打通关节再来朝王。
第二次被周王夺了权，生气不朝王，王却兴师来犯。
在不得己御敌且又大败王师的情况下，又派使臣前去慰间周王及其左右。
可见为了做到尊王守礼，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郑庄公是多么地忍辱负重! 第三，郑庄公虽然尊王崇礼，但并不因循守旧。
他的某些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于主道和礼仪制度的新认识。
带有阴显的时代特色， 郑庄公所活跃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的春秋时期。
这是一个由宗法制社会向封建让会过渡的时期。
这一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宗法制度崩溃、伦理道德沦丧，各种礼仪制度及社会风俗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父杀兄、盗母偷婶、背信弃义，统治阶层中的一些腐朽荒淫者真是无所不为。
生活主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的郑庄公也难免受到影响。
比如鲁桓公2年春，宋臣华父督因见孔父之妻美丽，于是就杀了孔父占有了他的妻子。
宋君疡公不满此事，华父督就又杀了疡公。
对于象华父督这种杀人夺妻又轼君犯上之人，当时的诸侯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相反，齐、鲁、陈、郑、等国却都由于接受了贿赂而一起扶持建立了华氏的政权。
鲁国还把接受的贿赂一从宋国取得的部国的大鼎公然摆放到太庙中，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已是衰落到了顶点。
在这种现实环境中，郑庄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也难免受到冲击。
比如鲁桓公6年，北戎伐齐，齐侯乞师于郑。
郑派太子忽帅师救齐。
“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
”当时其他诸侯国也都有兵来救齐，但只有郑师有功。
齐侯送来慰劳品，让替周王室主持礼仪的鲁国人分发，而鲁国却按周天子封爵的次序把有功的郑国排在了后面。
这种格守等级差别秩序的守旧做法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所以才引发了后面郑与鲁郎地之战。
周王两次夺郑伯的权，郑伯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说明，郑庄公的思想认识上虽有较浓厚的尊王崇礼的传统观念，但却不墨守成规。
他的思想行为同样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王权意识的衰落。
以上我们对郑庄公形象作了全面分析。
可以看出，郑庄公的思想行为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
他是尊王重礼的。
当然，尊王守礼是当时统治阶级用来评价人物的是非标准，它所依据的也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这是我们阅读《左传》时所必须注意分析和批判的东西，不能作为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但是它却可作为我们认识人物性格的依据，对全面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作用。
所以，在分析了有关郑庄公的大量史实，对其个性特征有了总体把握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郑伯克段于邸》，看会不会得出和前面相同的结论。
发生在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邸》是为一般人所熟悉的。
人们之所以批评郑庄公，理由有二: 一、郑庄公明知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
等他举兵谋叛时，再一瑟将他铲除。
反映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
二、郑庄公对母亲姜氏假仁假义。
他把姜氏赶出宫外，还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反映了他的冷酷无情，等到颖考叔来谏，他又假惺惺地“阔地及泉”迎回姜氏，说明了他的虚伪。
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在全面了解了郑庄公的性格特点后，仔细分析全文，它们似乎又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文中开头即说:“压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巫请于武公，公弗许。
”‘可见庄公和段虽是一母同胞，但出生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庄公是在完全没有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寤生”之责任不在庄公，而母亲的偏心却必然会给庄公造成很深的心理影响。
等到庄公即了位，姜氏就出面为段请求制这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作封邑，庄公没有答应。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而京作封邑超出了先王规定的法度，“非制也”.庄公是知道的。
所以当有大臣来谏，庄公道:“姜氏欲之，焉辟害?”母亲要这样，我又能怎么办?所以就这点看，一做错事的首先是姜氏，而不是庄公。
因为姜氏是庄公的生母，段是母亲最宠爱的儿子。
母亲的请求可以一次不听，却不能次次回绝。
等到段一步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庄公也只作不知，直到段图谋袭郑，姜氏欲为内应，才命师伐之。
这里，流行的观点的确有正确的地方。
庄公对段的确是使用了诱敌深入、欲擒故纵的手段。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以此说庄公老谋深算确不为过。
然而，设身处地为庄公着想，这么做又是势之必然:姜氏是庄公的生母，一姜氏要做的事，庄公怎么能回绝?段是姜氏的爱子，如果没犯什么大错就收拾他，姜氏焉能许之?所以，只有任其罪行发展到无可收拾，才能一举根除，免留后患。
以此见之，庄公耍一点手腕，是势之所迫。
如果不是这样，有姜氏作后盾，权欲熏心的段将作为郑国的隐患而使庄公永无宁日。
庄公平叛之后，将姜氏赶出宫外.“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亲生母亲帮着亲弟弟朔谋用武力夺取自己的政权，不惜弓!起内乱，虽在意料之中，也实在令人痛心。
但“既而悔之”。
庄公是重礼的。
姜氏再怎么不好，也是自己的母亲，母子之情又岂能一旦割舍I所以，当颖考叔“食舍肉”时，引起了庄公的悲哀:“尔有母遗，繁我独无!”一种被遗弃的悲凉溢于言表。
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颖考叔的建议，“阔地及泉”迎回了姜氏。
这里，庄公的冷酷是一时之气，庄公的孝道也不能算虚伪。
对待姜氏这样的母亲，能做到“遂为母子如初”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不孝不涕，在《左传》中描写了很多。
为争权夺利，轼父杀兄者比比皆是。
郑庄公驱逐共叔段，以及一气之下把姜氏赶出宫外，和他对待周天子的表现一样，它是在礼仪制度崩溃、道德观念沦丧的社会中的思想矛盾的体现，在当时实在算不得什么。
而且，郑庄公也没有要把段置之死地之意。
在《左传》中，为争夺权利而引起的兄弟之间的互相杀伐是极其普遍的。
并且这种权力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
鲁隐公谦逊仁爱，代鲁桓公摄政十一年.甚至不敢以国君自居，而鲁桓公长大后却派人杀了他;晋国遭 遇骊姬之乱，太子中生被迫自杀，公子夷吾、重耳逃亡在外。
而夷吾回国为君后却拒不接纳诸公子，怀公继位后甚至连跟随重耳逃亡在外的人的亲属都要杀。
在这些人眼中， 权势就是一切。
对于给自己地位造成威胁的人，总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否则将寝食难安。
而郑庄公对共叔段做乱后逃奔到共地，却不再过问，仔其自生自灭。
甚至，对段之 出奔在外，还时常感到内疚不安。
比如鲁隐公n年夏天，齐、鲁、郑联合伐许。
鲁隐公 将占领的许国领土都让给了郑庄公。
郑庄公让许国的大夫百里辅佐许君住在许都的东部， 并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 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 对段之出奔念念不忘，但又无可奈何。
于是只留下公孙获帮助白里辅佐许叔，自己则撤兵回国了。
说明郑庄公驱逐共叔段实在是情非得己，他并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基于以上事实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克段于鄂”事件上，人们对庄公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
诚然，庄公对段的确是费了些心思，要了点手腕，但如上分析那是势之所迫。
对待段这样一位权欲熏心且有姜氏这样的坚实后盾的人，无沦是从国家和庄公个人哪个角度着.序葵的伪渗都果必要的。
它厅睡了序公朴束的机智果断、谋略过人。
而对待姜氏，就和对待周天子一样，庄公的思想是有矛盾的。
但最终能做到“母子如初”是由于他头脑中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作用，.而不是由于虚伪。
因为在当时社会为夺权父子兄弟互相残杀都不算什么，对待姜氏这样的母亲，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亲情，赶出宫外也是名正言顺，他没有必要委曲自己，装出一付假仁假义的面孔。
以此可见，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个友物，如果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而郑庄公是一个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所以如何评价郑庄公也就涉及到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问题。
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巨是证据确凿的东西”〔“二。
恩格斯也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睁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这些论断不仅说明了研究课题要以历史的科学的观点，从整体的、全面的角度出发，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对历史人物 的评价。
也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从全部史实出发，把人物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再从辩证法角度进行分析评判，这样才会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
决不能只从个别事例上作武断地分析研究。
具体到郑庄公，在《左传》的全部记载中，他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
他的思想行为尊王重礼，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的。
把握了他的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后，回过头再看《郑伯克段于鄢》就会发现，认为他阴险、虚伪、狡诈的观点，与他的性格特点不符。
再以辫证观点来分析，就会得出结论:克段于鄂，实出迫不得己;耍点手腕。
正见出他的能干;而尊王重礼的守旧思想注定了他一生在政治上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所以我们认为，郑主公其实是一个颇具才干但思想守旧的政治家，他既不虚伪，也不狡诈。
鲁迅说:“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入，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是很容易 近乎说梦的”。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一定要顾及全篇和招体，从历史的全部史实出发，决不能以偏盖全，断章取义。
为何《左传》的第一篇，写的是所谓的杀兄阴险的郑庄公
有何深的用意
郑庄公是第一个与周天子打仗的人，郑胜，周的威信一落千丈，从此诸侯没多少听周的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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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论战》出自《左传·庄公十年》，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
题目是后人所加。
本文又题作“齐鲁长勺之战”或“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84年，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
作品原文 《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
公将战，曹刿（guì）请见。
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jiàn）焉
”刿曰 ：“肉食者鄙（bǐ），未能远谋。
”乃入见。
问：“何以战
”公曰：“衣食所安，弗（fú）敢专也，必以分人。
”对曰：“小惠未徧（biàn），民弗从也。
”公曰：“牺牲玉帛(bó），弗敢加也，必以信。
”对曰：“小信未孚（fú），神弗福也。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 公与之乘。
战于长勺(读作Chángshuò或Chángsháo[1]）。
公将鼓之。
刿曰：“未可。
”齐人三鼓。
刿曰：“可矣。
”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
刿曰：“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shì）而望之，曰：“可矣。
”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
对曰：“夫（fú）战，勇气也。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
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mǐ），故逐之。
”[2]译文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的军队攻打我们(鲁国)。
鲁庄公将要迎战。
曹刿请求庄公接见。
他的同乡说：“居高位，享厚禄的人会谋划这件事的，你又何必参与呢
”曹刿回答说：“居高官，享厚禄的人眼光短浅，不能够深谋远虑。
”于是进(朝廷)拜见(鲁庄公)。
曹刿问道：“靠什么去打仗
”鲁庄公说：“衣服食品(这类)养生的东西，不敢独自享受，一定要把(它)分(给)别人。
”曹刿回答说：“这种小恩小惠没有遍及百姓，(所以)老百姓是不会跟从你的。
”鲁庄公说：“古代祭祀用的祭品，我不敢虚报夸大，一定要对神说实话。
”曹刿回答说：“像恩惠百姓那种小的信用都做不到的人是不能得到神灵的充分信任的。
神灵是不会赐福给您的。
”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做到一一查清断明，但一定尽力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处理。
”曹刿回答说：“(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
(如果)作战，就请允许(我)跟随着去。
” 鲁庄公和他共坐一辆战车。
在长勺交战。
鲁庄公想击鼓进军。
曹刿说：“还不行。
”等齐军三次击鼓，曹刿说：“(现在)行了。
”齐军被打得大败。
鲁庄公想驱车追击。
曹刿说：“还不行。
”(他)下了车，察看齐军的车轮滚过地面留下的痕迹，又登上车，扶着车前横木来瞭望齐军，说：“(现在)行了。
”于是追击齐军。
已经战胜了(齐军)，庄公问曹刿取胜的原因。
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
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勇气。
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减弱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衰竭了。
他们(士气)枯竭，我们(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
(齐是)大国，难以推测(他的情况)。
恐怕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印混乱了，军旗也倒下了，所以下令追击他们。
”注释 （1）十年：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
（2）伐：进攻，攻打 （3）齐师：齐国的军队。
齐，在今山东省中部。
我，指鲁国。
鲁，在今山东西南部。
《左传》传为鲁国史官而作，故称鲁国为“我”。
（4）公：诸侯的通称，这里指鲁庄公。
（5）曹刿（guì）：春秋时鲁国大夫。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6）肉食者：原指吃肉的人。
这里指位高禄厚的人。
（7）间（jiàn）：参与。
（8）鄙 :鄙陋.这里指目光短浅. （9）乃：于是，就。
（10）何以战：即“以何战”，凭什么作战。
以：介词，用，凭． （11）衣食所安：衣服食物这类养生的东西。
（12）专：独享,个人专有。
（13）徧：通遍,遍及，普遍。
（14）牺牲玉帛(bó)：古代祭祀用的祭品。
牺牲，牺牲用的猪、牛、羊等。
玉，玉器；帛，丝织品。
（14）孚（fú）：为人所信服。
（15）福：名词作动词，赐福，保佑。
（16）狱：案件。
（17）长勺：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县北。
（18）鼓：名词作动词，击鼓进军。
（19）驰：驱车(追赶)。
（20）辙(zhé)：车轮滚过地面留下的痕迹。
（21）轼：古代车厢前边的横木，供乘车人扶手用。
此指车前横木。
（22）既克：已经战胜。
（23）盈：充满。
这里指士气正旺盛。
（24）靡（mǐ）：倒下． （25）弗：不。
（26）忠之属也：(这是)尽了职分的事情尽力做好分内的事。
（27）必以分人：省略句，省略了之,完整的句子是“必以之分人”，一定把它分给别人。
（28）加:虚夸,这里是以少报多的意思 （29）察：明察,弄清楚。
（30）情：诚心,实情.这里指对各种诉讼案件处理得合情合理 （31）忠之属也：这是为民尽心的一类事情。
忠，尽力做好本分的事。
（32）可以一战：就是“可以之一战”，可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可：可以；以：凭借。
(33) 败绩：溃败。
（34）战则请从：（如果）作战[2]，就请允许我跟随者去。
(35)遂:就，于是。
(36)逐:追赶,这里是追击的意思 (37)夫(fú)战，勇气也:作战，是靠勇气的。
夫，发语词，议论或说明时，用在句子开头，没有实在意义[2]。
(38)伏:埋伏 赏析 战争题材在《左传》中写得最好，详略得当，而且都有声有色，这篇文章就是一例。
曹刿论战以“肉食者鄙”即当官的见识浅薄，不能考虑周全为理论基础，而他的深谋远虑开始的出发点是鲁庄公能否以百姓利益为重，所以他并不看重鲁庄公对侍从施舍小恩惠和祭神的诚实，而非常注重鲁庄公以民情审判大大小小的案件，认为这属于对百姓忠心，可以一战。
面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军队，曹刿没有贸然行事，当齐军三次击鼓进军，才建议击鼓，一鼓作气，战胜齐军于长勺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
《左传》对这场战争没有细致的描绘，简单地用曹刿的“未可”“可矣”概括了战争的经过，以便使战前战后的论战更加突出。
如果说战前论战体现了曹刿的以民为战争之本的基本战略思想，那么，战后论战则体现了他的战术思想，“一鼓作气”成为作战打仗的经典理论。
不过他不是只凭借勇力，“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则体现了他谨慎的态度。
本文意在表现曹刿的“远谋”，故紧紧围绕“论战”来选取材料。
第一段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强调人心向背是取决于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突出了曹刿“取信于民”的战略思想；第二段简述曹刿指挥鲁军进行反攻、追击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显示曹刿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下文分析取胜原因作伏笔；第三段论述取胜的原因，突出曹刿善于抓住战机，谨慎而又果断的战术思想。
全文叙事清楚，详略得当，人物对话准确生动，要言不烦，是《左传》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的评价 春秋时期，鲁与齐战。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制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创造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背景】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保存了我国自公元前722年以下二百多年的许多史料，比较详细而完整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情况。
《左传》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它的文学价值很高，极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写出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善于描写战争，也善于刻画人物的细微动作和心理活动，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曹刿论战》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国与齐国的一场战争。
当时，齐鲁两国都在现在的山东境内（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
公元前682年，鲁桓公出访齐国，被齐襄公暗杀。
鲁桓公死，他的儿子庄公继位。
由于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小白预知齐国将有叛乱，便和鲍叔牙跑往莒国（现山东莒县）寄身。
鲁庄公八年，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
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
鲁庄公九年，齐国大夫雍廪杀死公孙无知。
这时，齐国无君，鲁庄公欲送公子纠回国为齐君，但齐襄公的弟弟小白先入齐即了君位，是为桓公。
桓公因为鲁国欲纳公子纠的事，怀恨在心，在桓公即位第二年，就是公元前684年，率军攻打鲁国，进行报复。
这就是《曹刿论战》所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