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形象
其实不能单纯的说长恨歌是写红颜误国。
当然，从“汉皇重色思倾国”，“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样的句子看来，并没有把过错归结到身上。
一个后宫妃子左右政局的能力毕竟有限，在前部分含蓄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这罪过，都在重色误国。
作为皇帝，在建立了强大基业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骄奢，深以为痛。
但却无能为力，每句看似尽写繁华奢靡，但都有白居易的痛楚。
到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这句开始，清晰的写出了作为封建帝王的在“六军不发”的无奈和悲痛，“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在这一刻似乎能深切体会到此刻的心理。
没有了生杀一切的权力，离开了富丽堂皇的长安，只能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在自己的一道“赐死”的圣旨下离开自己。
虽然是写无奈，但是从每一句都能看出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但是，却没有一句描写杨贵妃请求宽恕的诗句。
可以看出，杨贵妃在那一刻是欣然赴死。
他知道此时的君王已经无法选择，只能下诏，而自己为了心爱的夫君，甘愿受死。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开始一直到最后，白居易更是深刻的描写两人的爱与恨。
“问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这虽然说是有些子虚乌有，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杨贵妃的思念。
当听说到有汉家天子使到来，自己的那种焦急心切，描写的淋漓尽致。
从“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些句子我们完全能看出这世间最深刻的爱，恨不能天长地久。
这里每一句都是思念。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两人超越时空的爱恨。
可以说这首诗最深刻的体现了两人的爱，作者对他们最大的惋惜。
但是，对于前半段的重色误国，白居易又深为痛恨。
两人的悲剧在于他们身在帝王家。
你怎样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所谓知人论世，要知道一首诗歌的主旨和感情基调，首先要对诗歌的创作背景和诗人的经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长恨歌》是白居易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白居易在自评其《长恨歌》时曾说：“一篇长恨有风情。
”由此看来，《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虽然诗中有对杨贵妃红颜祸水，李隆基荒淫误国的描写，但这只是这首叙事诗结构的需要，并不是诗人主要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情感。
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才是诗人想要慨叹的，是“长恨”之所在，是这首诗歌的灵魂。
纵观全诗，尤其是结尾处：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句句都是款款深情，表达了诗人对这段世人皆谤的爱情悲剧是寄予了充分同情的。
诗人没有把着眼点放在对李隆基的“汉皇重色思倾国”上，也没有落脚于杨玉环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上，而是把这段爱情悲剧无限放大，让矢志不渝的爱情成为诗歌的主宰，把感情从政之中提炼出来，突破了当时一般文人就此题材的政治讽刺上，这也正是这首长恨歌之所以打动读者的地方。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形象
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
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
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
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
《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
“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
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
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
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
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
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
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
“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
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
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
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
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
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
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
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
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
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
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
《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
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
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也给个我搜到的。
看看。
《长恨歌》中是如何描写杨贵妃的美的
请详细分析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刚入宫时就已倾城的美貌征服了皇帝；“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杨贵妃如玉的肌肤，皇帝专设御用温泉赐浴；“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贵妃死后，皇帝思念的垂泪，如芙蓉般清新美丽的容颜；“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贵妃与皇帝在梦中相见，那垂泪的面庞，就像一枝春雨润过的梨花，让又带着脱俗的美丽。
试析《长恨歌》的思想内容，分析作者对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的态度
作者持爱。
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
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
《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
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
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
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
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
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
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
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
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
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
《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
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
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
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
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
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
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
”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
《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
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
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
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
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
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
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
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
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
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
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
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
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
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
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
《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
“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 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
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
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
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
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
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
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
“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
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
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
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
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
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
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
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
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
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
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
《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
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
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
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
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
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
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
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
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
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
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
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
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
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请具体谈谈白居易<长恨歌>是如何通过描写,塑造出杨玉环这一美丽形象的.
一、形象：《长恨歌》的塑造了杨贵妃和唐玄宗两个人物形象。
1、在描写杨贵妃的，并没有正面去写她的美貌，而是通过“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些侧面的描摹，把她的形象展现出来。
对于她的死也只用了“宛转蛾眉马前死。
”一笔带过。
2、在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相思之情时，也采用侧面环境描写烘托。
“峨嵋山下” “西宫南内”“夕殿萤飞”这些外部环境的描写，将唐玄宗凄凉的心境表现出来。
《长恨歌》语言工丽，富于词采，读起来琅琅上口。
二、作品简介：《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
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作者简介：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长恨歌写景的诗句及翻译
王安忆长恨歌》里女主角王琦瑶的女性分析： 一、的代言人 王安忆在创作《长恨歌》时，试图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来描写上海几十年的变迁，但她又不是从纯粹的历史角度来记录，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场景来记录，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更加真实地切身体会到上海几十年的历史变化。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
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
上海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这个城市曾被人称作“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居住着各式人物，每天都上演着各种传奇故事，这使人们感到这个雄性世界充满了勃勃生机。
但为什么作者会选王琦瑶这一女性形象来做城市的代言人呢
这也是与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王琦瑶的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上海形象。
在她眼中，上海是以一个女性形象而存在的，它犹如女性一般，缺少历史和传统的积淀，忽然被抛上新舞台，流光溢彩，令人眩目。
上海的女性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更有一种韧性，能委屈自己，却永远不会绝望。
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没有太高的升华，却也没有特别的沦落，她有一种平民精神。
所以，王安忆选择了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来做上海的代言人。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典型的女儿，她追求时尚，对未来充满想象，并为之努力，她的生命中有一种韧性，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寂寞，她追求各种时尚的元素，过着精致的生活。
这种对物质的欲望也是当时上海真实的写照，表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昌盛。
大都市变得沉静了。
这时的王琦瑶独自居住在平安里，当一名护士维持生活，闲时找些熟客一起打牌，喝下午茶，过着一种平淡闲适的生活。
于是，她同外界拉开了距离，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风云变幻，都是与她无关的。
“文革”结束后，全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潮流，而上海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于是各种时尚元素又开始流行开来，各种派对、舞会重新绽放光彩。
王琦瑶也受到时尚的诱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试图追赶潮流，参加各种派对、舞会，外出旅游，过圣诞节。
可以这样说，王琦瑶的生命是与上海的生命相连的，都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精灵。
二、世俗的平凡人 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时，在淡化一系列政治性事件的同时，重点突出了民间生活的淳朴状态，她通过上海女儿王琦瑶一生的悲喜剧，展示出丰富的都市民间历史和文化传统。
一般来说，民间世界都是与土地、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与现代都市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地的移民不仅给城市带来了生产力，也带来了他们各自的文化习俗，虽然这些文化习俗在城市化过程中被逐渐同化消失，但其价值仍然存在，并影响到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虽然王琦瑶在解放前曾去拍电影，做杂志的封面人物，并且参加“上海小姐”大赛获得第三名，但是王琦瑶只是一个世俗的凡人，生活中到处都有她的影子，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
王琦瑶一生经历的三个阶段正是历史大变革的时期，而她却对这些漠不关心，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更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从而与主流历史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动荡不安的，而小说开头描写的正值解放战争时期。
正如每一个平凡的女人一样，王琦瑶追求的是一个温暖可靠的归属。
随后，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安安稳稳的家，她义无反顾地投进了李主任的怀抱。
她喜欢的不是李主任这个人，而是喜欢他给她带来的生活，一种既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又安安稳稳的生活。
当她住进“爱丽丝”公寓时，似乎找到了这种感觉，只是“爱丽丝”公寓虚有其表，徒有家的外表，而没有任何家的温馨。
李主任根本没想要给她一个真正的家，在他心目中，王琦瑶只是一只供观赏的“金丝雀”，仅此而已。
受过伤害的王琦瑶从未放弃过对归属的追求。
当康明逊出现时，她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
可惜康是一个懦弱的人，逃避责任。
起初王琦瑶还能够理解他的难处，甚至当有了身孕后还替他解围，试图让萨沙当替罪羊。
但是等孩子出世后一切都变了，她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当再一次见面时，两人怔了一时，康明逊就绕到床边要看孩子，王琦瑶不让看，康明逊问为什么，王琦瑶就说因为不是他的孩子。
王琦瑶此时所背负的负担和辛酸可见一斑。
尽管王琦瑶曾经夺得“上海小姐”的第三名，但从她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也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琐碎的生活，和多数女人一样，期望拥有一个完整温馨的家庭。
三、追逐的一生 来自不同地域的先民们，为了能在城市立住脚跟，所以具有一种不服输的拼劲，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这也是城市不断发展向前的动力。
王琦瑶就属于这类人，她自身有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
20世纪40年代，“导演是负了历史使命来说服王琦瑶退出复选圈，给竞选‘上海小姐’以批判和打击”，然而他的理论却在餐桌上被她干脆地拒绝了。
王琦瑶有一颗年轻好胜的心，对未来充满了渴望，于是她成功当选“三庸、小姐”，并成为李主任的“金丝雀”。
但当李主任这座可以依靠的大山遭遇空难后，她又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外婆家避乱。
虽说阿二年轻的心是唤起她城市旧梦和新梦的原因之一，但上海本身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诱惑也是主要原因。
她的心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上海，于是她又回到了上海，这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地方。
平安里的生活让她的生命多了一份独特的宁静色彩，也让她能够安全地度过那个混乱的年代。
在那里，她以替人打针维持生计，并因此认识了严家师母的亲戚康明逊。
重新燃起了她对爱情的渴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顾一切地逾越了禁区，竟有了身孕。
可惜康明逊最后给她的只是感情上的伤害。
王琦瑶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适逢“文革”结束，这时薇薇已经长大成人。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各种时尚元素又开始在上海流行起来，这也激起了王琦瑶对生活的热情。
这个昔日的“上海小姐”未能抑制对爱情的渴望，竟与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老克腊发生了离奇的恋情。
这主要是因为王琦瑶一直没有在爱情上得到满意的结局，所以她从未放弃对爱的寻找。
而老克腊则是因为对老上海强烈的怀念，爱屋及乌，对昔日的“上海小姐”产生了感情，并非与她产生真正的爱情。
总而言之，在男权社会里，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成为王琦瑶的伴侣，他们如过客般从她的生命中路过。
旧上海是一个物欲横流、奢华享受的世界，尽管王琦瑶曾经那么努力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爱情如镜中花、水中月那般遥不可及，留给她的只有无限的落寞。
四、悲剧的一生 在所有的人生悲剧中，女性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悲剧中的悲剧。
自古红颜多薄命，这种悲剧产生的条件是女性性格中所特有的依附性，与偶然和运气好坏关系不大。
王琦瑶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独立的人，一生都未放弃过追求，但最终也难免悲剧性的命运。
有人说，爱情是女人悲剧命运的开始，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从王琦瑶投身于李主任的怀抱 开始，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虽然以前的生活很是平淡，但绝非不幸。
那时吴佩珍对她爱护有加，并无私地甘做陪衬，后来又有待人真挚热情的蒋丽莉。
平凡的她先是获得“沪上淑媛”的美称，后来又参加“上海小姐”比赛获得第三名，风光一时。
但王琦瑶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被别人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甘愿成为李主任的“金丝雀”。
她从李主任那里获得的只是物质上的虚荣，只能满足虚荣心而已。
所以，即使李主任最后没有遇难，一直陪伴着她，幸福也不会与她相伴。
正如她外婆所说，这不过是一场梦，只是梦醒得早了点而已。
建国后，王琦瑶的生活是平淡充实的，有种生活本真的纯朴，可康明逊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状态，虽然康明逊曾明确表示过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她却并未在意。
此时的王 琦瑶虽然还年轻，却历经沧桑，这让她得出这样的人生态度：长久是很难拥有的，不如及时抓住眼前的欢愉，享受生活。
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在她委身于李主任带来的伤害是很痛苦的。
于是，当她有了身孕时，康明逊乖巧地躲开，给她留下了无尽的痛苦。
新时代开始了，一个对旧上海有着浓厚怀旧之情的老克腊又闯入了王琦瑶的生活。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靠对旧上海的怀念来维系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相爱，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她并没有多少反抗便投降了，甚至在老克腊清醒时，对她的暮气感到厌烦，美人迟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她竟拿出自己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金条去做无力的争取，这时的她已经完全放弃了一生坚守的清高和矜持。
最后，当王琦瑶死在自己床上的时候，她又想起几十年前那个似曾相识的场景。
那时她正在片场拍电影，演一个床上死去的女人。
可是那时她没有意识到，那个女人正是四十年后的自己，她的死早已被安排好，无法逃避。
王安忆显然将王琦瑶的悲剧一生归咎于宿命的安排，这是因为她不仅要写王琦瑶一个人的宿命，同时也是写上海旧文化形态的宿命，王琦瑶的死代表着一种文化形态的消亡，为这种文化形态的消逝画上了句号。
王琦瑶是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
她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不仅有着独特的个像。
两者互为镜性特点，更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基本精神。
她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变迁之中上海文化精神的命运写照，作者通过对王琦瑶一生命运的书写，为已经远去的旧上海文化形态唱了一首无尽的挽歌。
王琦瑶的一生，可以分为解放前的辉煌期、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平淡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复苏期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是与上海这几十年的历史相对应的，两者的命运发展是如此地相似，以至于她成为上海的代言人，通过她来描写上海的命运。
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和周围的生存环境是相融合的。
王琦瑶虽也曾有过人生的辉煌期，但她骨子里仍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会过日子的上海女儿。
她一生追寻自己的人生幸福，却终究没能找到，在最后的时光又错把生命的赌注押在了时尚上，最终被长脚所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琦瑶用自己一生悲剧的探索，完成了对现当代都市女性人生道路探索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