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考在什么时候
文革后的高考是在1977年冬天。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
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据了解，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1977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
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1978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
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的决定。
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急求田汉的《苏州夜话》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原籍湖南长沙。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生平和创作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沬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
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
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
《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
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
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
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
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
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
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
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
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
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
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
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主要代表作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
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
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
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
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
黄大傻愤而自戕。
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
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3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
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
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
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
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
《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
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
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
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
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
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
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
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
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
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
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
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
《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
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
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伎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
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
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
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
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
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
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
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
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
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
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
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
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
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
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
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
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
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
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
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
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
求田汉简介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湖南省长沙县人。
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与洪深被誉为现代戏剧界的双璧。
生平简介 田汉幼年生长于乡间，喜欢家乡的皮影、花鼓戏、傀儡戏等地方曲艺，六岁进入私塾读书，后进入长沙选升高小、修业中学预科，1912年武昌起义后，为革命情绪感染，参加学生军预备北伐，南北议和后，考取长沙师范学校，创作了《新教子》等剧，将传统的戏曲形式与新的时代内容结合起来。
1914年随舅父东渡日本，此时日本引进欧美话剧进行的“新剧艺”运动正蓬勃展开，田汉对当时舞台上的翻译剧和创作的新剧很感兴趣，并在“五四”新文学热潮的激励下，开始进行话剧创作。
1920年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四幕剧《梵峨嶙与蔷薇》。
1924年回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 ，以在野艺术家的姿态，开始了“南国戏剧运动”，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通过举行“鱼龙会”、到杭州、广州和上海进行公演，使戏剧走出了象牙塔，在市民中产生反响，对新兴话剧的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危机加深，田汉个人主义艺术观日益受到时代的挤压，一些激进的青年人从南国社分离出来，成立了摩登社，对其思想产生很大的触动，1929年，他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 ，对前一段时间的南国社戏剧活动以及自己的思想做了检讨，努力清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表示要“始终站在被压迫的民众的地位叫喊” ，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后又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常务委员、左翼戏剧的负责人。
“七七事变”之后，他立即创作了四幕话剧《卢沟桥》，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期间，同洪深等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并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时代精神的话剧和戏曲，积极用戏剧形式开展救亡活动。
1944年，与欧阳予倩主持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成为戏剧史上的盛事。
建国后主要进行传统戏曲改编。
198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田汉文集》（共十六卷）。
创作内容 田汉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话剧、歌剧、戏曲、电影剧本近百部，其中话剧有六十多部，二十年代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三十年代的《梅雨》、《回春之曲》，四十年代的《秋声赋》、《丽人行》是其不同创作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从创作思想来看，田汉戏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时代苦闷，以及他们对真艺术、真爱情的追求。
田汉二十年代的创作，如《咖啡店之一夜》（1922）、《获虎之夜》（1924）、《苏州夜话》（1928）、《名优之死》（1929）、《古潭的声音》、《南归》 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恶势力横行、个性受到压抑的现实内容，但作品主人公感伤而不颓废，执着于对艺术与爱情追求。
《梵峨嶙与蔷薇》中的鼓书艺人与琴师的爱情，与他们的艺术追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早期代表作《获虎之夜》中流浪儿黄大傻在心上人莲姑被迫出嫁前夜，为远远地看着莲姑房间的灯光而落入捕虎陷阱，身受重伤，莲姑宁愿死也不愿意遵从父母之命，为爱情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在社会家庭的巨大压力下，更显示出爱的力量。
《名优之死》中刘振声是“把玩意儿看得比性命还要紧的人”，宁可身体受损，不肯在舞台上有丝毫的马虎，最后因恶意的喝倒彩而倒在舞台上，对艺术的执着由此可见。
田汉本人的浪漫主义气质与激越的时代精神汇合，使这类作品虽然具有日本戏剧中的感伤、唯美气息，但更多的是以积极的态度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其二，反映民众疾苦和斗争意识。
田汉是较早利用戏剧形式表现工人斗争的作家，《薜亚萝之鬼》、《午饭之前》是最早的描写工人阶级惨痛生活和反映工人运动的现代话剧，1930年，田汉思想意识转变后，更是有意识地以工人、农民为其戏剧作品的主人公。
20世纪30年代，田汉创作了反映工人现实处境的《火之跳舞》、《顾正红之死》、《梅雨》、《月光曲》，以及表现农民在天灾人祸面前为生存而斗争的《械斗》、《洪水》等戏剧。
1931年创作的《梅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梅雨既指现实的自然气候，也象征着社会氛围。
“那年那连绵的‘梅雨’也就是后来那弥漫十六省的大水灾的开端，在这梅雨期中多少‘小民’宛转挣扎在生死线上” ，恶劣的天气与残酷的社会环境结合，肆虐地压迫着贫困的城市底层的人们。
借高利贷做小本生意又为天气所累，一贯逆来顺受的潘顺华终因生计无望而自杀，以恶制恶的文阿毛被巡捕逮捕，领导工人罢工的潘徐氏以及逐步走上以斗争求解放道路的阿巧为工人昭示了新的出路。
剧本结尾处“窗外射进一线红光”，即将到来的晴天为戏剧抹上了希望的亮色。
田汉政治思想的变化影响了他创作的主题与风格，他一扫以前的感伤，以清新、明快的笔调反映时代风云变化，写大时代中人的沉浮。
虽然浪漫主义的总体趋向没有变化，但作品中写实的成分明显增多。
其三，反映抗日爱国斗争，表现民族精神。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民族危机加深，田汉的创作主题由民众苦难转向了民族危亡，抗日爱国斗争成为三十、四十年代创作的重心。
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到“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短短五年间，田汉就创作了《乱钟》、《扫射》、《战友》、《水银灯下》、《号角》等二十多部“抗战宣传剧和以抗战为背景的社会问题剧”。
“九•一八”抗战高潮中《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七七”事变后的《卢沟桥》（1937），都具有强烈的即时宣传效应。
三十年代的《回春之曲》和四十年代的《秋声赋》都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
《回春之曲》 写南洋华侨高维汉，在国内抗日热情的感召下，离开热恋的梅娘，回国参战，在“一•二八”事变中，身负重伤，失去了记忆，尽管已经不能认识前来照料他的恋人，但仍整日高喊：“杀啊，前进啊
”，三年后，在梅娘的歌声与节日的鞭炮声中，终于恢复了记忆。
戏剧充分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国家的热爱与对爱人的忠贞，将抗日戏剧写得诗情洋溢。
《秋声赋》写于1941年，采用了欧阳修同名散文的名字，但却要表现知识分子努力排除内心的秋意和懈怠情绪，以积极的姿态在大时代中贡献一份力量。
如同剧中歌词显示：“我们不要伤感，更不用惊怪，用铁一般的坚定从风雨中、浪涛中屹立起来，这正是我们 民族翻身的时代。
”革命作家徐子羽尽管尽心于抗战事业，但内心不免悲愁和寂寞。
曾经热心投身革命，现在想寻找个人幸福的从前的情人胡蓼红的到来，激化了他与妻子的矛盾。
三个人的思想经过了一番洗礼，徐子羽从“秋意”中解脱出来，而两个女性也从个人小天地中走出，在救护难童的工作中并肩战斗。
艺术特征 田汉的戏剧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
尽管田汉的大部分作品都紧密联系时代，反映现实内容，但这并没有影响作品中强烈的情感色彩、昂扬的主体意识。
《咖啡店之一夜》中侍女、《获虎之夜》中的黄大傻文雅的语言和忧郁的性格，是作家思想情绪的充分体现。
《苏州夜话》中的画家父女离乱之苦并没有正面表现的舞台上，而是在父女相认过程中娓娓到来，人物的悲愤、郁闷、惊讶、欣喜等各种微妙的感情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而在改编的《莎乐美》中，田汉不惜将人的感情执着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三个主要人物“以全生命求其所爱，殉其所爱”，作者希望作品中人物燃烧的生命的热情，能唤起人们爱民主爱自由的精神，以“专一的大无畏的精神”， 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理想的社会。
即使一些抗战宣传剧也往往以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取代客观叙述，以情动人。
《乱钟》首演被“一•二八”事变的炮火打断，在剧情昂扬的爱国激情鼓舞下，人们纷纷宣誓投身民族抗战的洪流。
田汉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与时代责任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田汉戏剧以诗情画意而见长，体现出剧诗的特征。
他注重表现人的强烈的主观感情而不是琐碎的生活，人物诗一般的独白和对话，萦绕全剧的优美激越的音乐旋律，表现出浓郁的抒情写意风格。
《回春之曲》中，梅娘的歌声，是塑造人物性格、表现戏剧意境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秋声赋》中《落叶之歌》、《潇湘夜雨歌》、《银河秋恋曲》等歌曲的穿插，渲染了人物的心情。
在《扬子江的风暴》中，与聂耳合作，进行歌剧的尝试。
这种对戏剧音乐性的重视，既适应了中国人的欣赏特点，也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诗情。
南京话剧、戏剧等类似协会
我也来回答，【田汉简介】 \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
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原籍湖南长沙。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 【生平和创作】 \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
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
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
《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
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
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
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
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
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
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
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
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
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
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
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79年4月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 【主要代表作】 \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
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
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
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
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
黄大傻愤而自戕。
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
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 3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
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
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
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
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
《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
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
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
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
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
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
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
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
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
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
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
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
《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
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
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妓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
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
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
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
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
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
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
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
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
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
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
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
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
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
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
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
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
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
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
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
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
《复活》 \ 【田汉主要著作书目】 \ 蔷薇之路（日记） 1922年5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 咖啡店之夜（戏剧集） 1924年12月，中华书局 \ 翠艳亲王（无声电影剧本） 1925年，光华书局 \ 银色的梦（随笔） 1928年，中华书局 \ 续银色的梦（随笔） 1928年， 中华书局 \ 南国的戏剧（论文集） 1929年7月，上海，萌芽书店 \ 爱尔兰近代剧概论（论著） 1929年7月，上海，东南书店 \ 田汉戏剧集 1934年，现代书局 \ 回春之曲（剧集） 1935年5月，普通书店 \ 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 1936年，万象书店 \ 田汉散文集 1936年8月，上海，今代书店 \ 田汉剧作选 1936年10月，上海，仿古书店 \ 黎明之前（剧集） 1937年3月，北新书局 \ 抗战与戏剧（论文集） 1937年月日2月，长沙商务印书馆 \ 岳飞（四十四场新平剧） 1940年，桂林白虹书店 \ 田汉代表作（戏剧散文诗歌集） 1941年，三通书局 \ 秋声赋（五幕话剧） 1944年1月，桂林文人出版社 \ 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 1947年9月，中央书店 \ 白蛇传（十五集京剧） 1955年，作家出版社 \ 田汉剧作选 1955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 名优之死（三幕话剧） 1957年8月，中国戏剧出版社 \ 西厢记（六场京剧） 1959年5月，中国戏剧出版社 \ 关汉卿（十三场话剧） 1959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 \ 月光曲（剧集） 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 田汉选集（戏剧集） 1959年月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 田汉戏曲选（二卷本） 1981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 田汉文集（16卷本） 198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 \ 【回眸田汉】 \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
他出生在“戊戌变法”的1 8 9 8 年，而在“文革”1 0 年中的1968 年被迫害致死，可谓生于乱世，死于乱时。
他幼而聪敏好学，长而刻苦奋进，由一个山乡农民之子成长为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足迹，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也赢得了声誉的诗人和剧作家。
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由于外强侵略所受的苦难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化作民族自救的怒吼，所以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 田汉浪漫多情，才华横溢，他追求艺术，追求爱情，追求这两者的完美结合。
但是，为了前者他常常要走在长满荆棘的路上；为了后者他也总免不了要饮下一杯杯苦酒。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撰写了5 0 余万言的《田汉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为使海内外读者先睹为快，我们特请作者重新改写，作为连载发表。
\ 出身农家 \ 在长沙县城以东，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镇叫花果园，镇子附近山山岭岭的起伏中有一片方圆数里的“平阳之地”，叫田家（土段），（土段）里又星星点点地散 居着农家，其中有一个叫茅坪的小村落，就是田汉出生的旧家。
田汉的家，祖孙三代近三十口子人。
这是一个朴实、勤劳而又贫苦的农民大家庭。
祖上曾是大地主，但到了祖父田桂泉手上败落了下来。
家里有出无进，已经扯得很空，就像一个烂灯笼快要破了。
全家靠种田为生，兼做一点织绢的手艺。
要冲出这个贫苦、封闭的旧家庭，需要教育、文化的助力。
田汉的父亲田禹卿是第一个想通过文化学习而冲出这个家的人，1 5 岁结婚后还坚持在私塾上学。
但是他失败了，终因家贫而废学。
当田禹卿3 4 岁病死的时候，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希望留在了儿子田汉身上，把一副生活的重担留给了妻子。
\ 对田汉未来的成长，有两个人物至关重要。
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舅舅易梅园。
如果说田汉是田氏家庭这个“鸡窝”里飞出的一只“凤凰”，那么他的母亲易克勤便是雏凤的保护神。
她小时候曾陪弟弟易梅园 读书，深知文化的重要，极力支持儿子读书。
易梅园补廪生，进县学，文化日高，讲学南湘，旋出外谋事；后又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少年田汉思想上的引路人和经济上的资助者。
田汉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成绩颇佳，很得老师的欣赏。
\ 不久田汉因家贫辍学，暂时在家自学。
这时他在槐 树屋的栖凤庐认识了梁三娭（母也）。
这位梁三娭（母也）是一位5 0 岁不到的寡妇，田汉母亲的知心朋友。
因为她名字中有一个“凤”字，丈夫梁三公在世时把她的住处取名为“栖凤庐”。
那是一个很幽雅的地方，在山坡上的小宅院里种着茶花和天竹，像个“世外桃源”。
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听着屋瓦上的雨声和仙姑殿山上传来的钟声，望着那飘坠的茶花瓣和给新雨洗得更加红艳的天竹子，烧着山林间扒来的松叶，喝着山里人家自制的清茶，谈经说史，实在别有风味。
田汉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
最有趣的是听梁三娭（母也）讲《西厢记》。
纯洁美丽的爱情故事和“碧云天， 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这样优美动听的文词，在田汉简直如饮甘露，如浴清泉，只觉得一丝轻柔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心田。
\ 田汉与聂耳的交往 \ 聂耳与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田汉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他们曾为了共的理想而在一起奋斗。
聂耳结识田汉是在1931 年聂耳在明月歌舞团的时，当时聂耳只有二十岁左右，而田汉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
之后，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
在这里，聂耳又认识了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进步的作家、音乐家。
聂耳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32 年秋天，当时联华影片公司正在拍田汉创作的《母性之光》，聂耳为影片谱写了《开矿歌》，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描写工人阶级的呻吟和呐喊的第一首歌曲。
\ 在1934 年，田汉的剧作《扬子江暴风雨》公演，聂耳为剧中的主题歌配了曲，这就是有名的《前进歌》，他自己并扮演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当老王的孙子被帝国主义者开枪打死时，老王抱起他的孙子唱： \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 挣扎我们的天明。
\ 我们不怕死 \ （白）不用拿死来吓唬我们
\ 我们不做亡国奴， \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 把强盗们都赶尽； \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 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 聂耳唱得慷慨悲壮，使观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从而激起了极大的抗日热情。
\ 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田汉这样进步的剧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
他只能通过间接的关系与田汉联络。
此时田汉又写成了话剧《回春之曲》，其中的《告别南洋》一曲就是由聂耳谱曲的。
这支曲子在卅年代是作为舞台艺术歌曲经常演唱的。
\ 《回春之曲》在上海大戏院演出时，田汉忍不住想去看看，但他此时被敌人通缉已不能公开露面了。
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穿起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扮成一个有身份的阔人，而另一位女同志则扮作他的女儿，搀扶着他走进戏院观剧，但仍然被守候着的密探抓获。
幸而这身行头救了他，敌人并未识破他的真实身份。
\ 而此时的聂耳也将赴日转赴欧洲留学，田汉在狱中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交由聂耳谱曲，这大约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
不久，年轻的聂耳就死在了异国他乡。
希望对你有用
田汉是谁?
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中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求更快地发展经济和文化问题上。
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
少数民族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解决，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这是同志在民族问题上强调的最基本的认识、要求和态度。
一、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同志早就强调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他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1]。
明确指出：“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
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
”[2]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制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3]但需要时间，需要用事实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
”[4]历史上饱经苦难、备受欺压的少数民族，只有亲眼看到，只有亲身经历并感受到自己的平等地位和汉族对他们的平等友善的态度，只有实际得到自己的切实利益时，少数民族的不信任心理、隔阂心理逐步减弱，民族间的信任感逐步增强，才会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阶段，远远不是完成民族融合和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差异长期存在，民族矛盾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长期性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平等之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落后性和发展不平衡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隔阂和不信任心理的残余将长期存在；二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民族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还会发生一些矛盾和摩擦；三是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文字和宗教问题上，由于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尊重不够等，也容易产生民族间误会、纠纷和摩擦，特别是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或不慎，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械斗或冲突；四是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文化领域，有些人做出伤害民族感情，侮辱少数民族，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严重影响民族关系；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国内的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民族、宗教两个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
总之，时代发展的进程和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民族问题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等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民族理论基于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战略、策略、原则和政策。
二、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同志多次强调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多次指出西南是“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5]。
“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6]。
同志要求大家分析民族问题的复杂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
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也比较复杂，而且红军长征路经少数民族地区时，既撒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其中少数人也做了一些违犯纪律的事，这给当地少数民族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和某些隔阂。
这些都造成了西南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同志还以进驻西南地区半年还未搞清楚有多少民族的例子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
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
”[7]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由于受到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反映的内容和形式等都具有复杂性：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矛盾；既有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有政治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既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有思想意识领域的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民族问题既表现在民族群体之间权益关系问题上，也表现在国家、民族、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上。
又由于我国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存在，以及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影响，民族问题的内容、性质等并不是单纯划一的，表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民族问题上交织着民族的、阶级的，还有宗教的等因素。
总之，由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表现出了复杂性。
民族理论基于对民族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策略和方式、方法。
三、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同志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要求人们重视民族问题，解决好民族问题。
他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
”[8]西南地区民族多、边境线长、边境地区居住的大都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
”[9]“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
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10]。
也就是说，西南地区民族问题不仅对国防建设有重要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都有重要影响。
正如同志所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11]也就是说，不仅是从西南来说，就是从全国来说，解决好民族问题是真正形成中华民族幸福大家庭的前提条件。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或靠近边疆的地区，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还跨界而居。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
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
因此，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对多民族的我国国家统一的巩固、边防的安全、社会的安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国际国内的形势，民族问题本身的特点等，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民族理论基于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和总政策。
民族理论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民族问题。
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中共十三届四、五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强调要搞好民族工作，重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必须高度重视。
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和敏感性来看，处理好民族问题，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如果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肯定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阻碍和破坏这个进程。
正如同志指出的，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民族间、地区间发展差距悬殊拉大，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2]。
从国际上多民族国家分裂、动荡的情况看，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解体以及这些地区冲突和战争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
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和国内、国家间的战争，也大都与民族问题有关。
因此，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之一，是必须重视解决的社会问题。
总之，从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可以得出重要的结论，多民族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好民族问题。
这是社会安定和发展，人民团结和幸福、国家统一和富强的关键问题之一。
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 民族关系是不同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由于实行民族压迫制度和政策，民族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社会制度上推翻了阶级压迫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阶级基础、社会根源，各族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在政治上翻了身，享有了民族平等权利，当家做了主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新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志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13]这是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的1979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
这一论断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的时间、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民族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少数民族在获得解放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民族地区的各种剥削制度，建立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各类各级人民政权。
在民主改革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少数民族地区按着整个国家发展的步骤，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大多数少数民族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
社会主义民族内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成为民族的主宰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成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建立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不断扩大和加深，各族人民在不断的扩大交往中，彼此增进了解，互相帮助，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各民族友好和睦，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同志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
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
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14]这是同志对铲除了旧的社会制度之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特点的基本评估。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实现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剥削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等旧社会的遗迹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消除的。
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经济权益等具体权益方面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
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由于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会和纠纷。
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
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关系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同志在1979年6月15日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15]这是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总趋势的一个科学论断。
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各民族之间的不断的、日益增多的交往联系中，社会主义一致性日益增多，更加发展，即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逐渐增多。
同时，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更加深入，更加巩固。
这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过程充分证明了的事实。
五、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容 民族关系的性质是由民族的性质决定的。
民族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国家政权对各族劳动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统治关系，改变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统治所造成的不平等地位。
因此，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型的民族关系，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始形成。
这是从全国范围内、从总体上说的。
但是，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我国民族关系，是处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具有二重性，包含着阶级矛盾的特殊关系。
因此，过渡时期的民族关系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一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各民族剥削阶级上层的关系，其中包括与爱国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关系，也包括与不接受共产党领导，拒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剥削阶级上层之间的敌对关系。
这一时期，很多少数民族处在落后的发展阶段，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些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落后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人民政府的管辖下）。
这些民族的统治阶级，在本民族内部是剥削者、压迫者；在本民族外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本民族的代表人物（有的还在民主政权机关里当权）。
对这些民族来说，由于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没有消除，民族外部的关系必然要受到剥削阶级及其统治作用的影响。
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各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已经消除，各民族劳动人民真正成了民族命运的主宰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各民族间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
这种民族关系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即建立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各民族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先后在各民族中成了主人翁，主宰着民族命运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又被消灭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建立在各民族人民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逐步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日益掌握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上的。
曾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17] 民族关系的内容或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民族关系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内容或特征发生了根本变化。
旧中国存在的私有制共有的民族之间的政治压迫关系、经济剥削关系、文化歧视关系、社会排斥关系，转变为新中国的、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之间政治平等团结关系、经济互助合作关系、文化共存繁荣关系、社会和睦协调关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指出：“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18]刘少奇在1954年9月15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草案的序言和许多条文规定了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
”[19]周恩来在1957年8月4日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
”[20]“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21]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0年7月21日《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
”[22]同志在197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23]根据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内容和特征的上述论断，198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内容或特征的表述确定为“平等、团结、互助”。
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同志主持下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通过的报告，都一再强调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六、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的主体关系 、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了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思想。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科学地分析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揭示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即“两个离不开”的思想。
198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中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两个离不开”思想，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它的历史依据是我国各民族在千百年来互相依存、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历史事实；它的现实依据是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平等、团结、互助的客观现实。
历史上，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依存关系有着强大的历史纽带：一是千百年来的中央集权统治，把各民族紧紧地凝结在了一起；二是千百年来中原汉族地区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依共存；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面对共同敌人，抵御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斗争中结成了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依存关系提供了保障。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消除，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友好合作、亲密无间的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二是各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汉族地区科技、人才优势的结合，特别是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各地区、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为各民族保持各自文化的特点和精华、不断学习和吸纳先进文明的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总之，“两个离不开”思想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两个离不开”思想充分表达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愿望，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两个离不开”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de
普通话是中国的国语，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说好普通话，才能和更多的中国人沟通，交更多的朋友。
生活中，人们总是需要沟通的，所以才有了语言。
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语言，但中国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普通话，其它地方的语言比如：闽南话、四川话，还有小数民族的语言等都是方言。
如果大家都只只说自己的地方言，那到了别的地方去旅游、出差，总是需要和当地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但是大家都只会说自己的方言，而听不懂别人的方言，那么没有了沟通就没有了友谊，我们交朋友的范围就大大限制了
汉字是我国的文字，文字是便于沟通的一种工具。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简体字，不能自己习惯写什么字就写什么字，不然别人就看不懂。
而且写简体字方便记忆和书写，一看就懂，阅读书写速度也会比较快。
我们小学生更应该学会写简体字，简体字记得更牢。
繁体字笔画比较多，而且很难记，又难认。
假如我们学繁体字，那记一个字多辛苦啊
笔画多，又复杂，认字、写字都很麻烦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才能更便于沟通，便于书写、阅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