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维文资料
中文名： 阎维文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 出生日期： 1957年8月26日 血型： B型 星座：处女座 职业： 军人、歌唱家 毕业院校： 中国音乐学院 经纪公司： 代表作品： 《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 主要成就： 中国唱片金碟奖 五个一工程奖 全国影视十佳歌手 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 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身高： 1.78米 体重： 80kg 嗜好： 收藏酒 基本信息 阎维文(10张)姓名：阎维文 年龄：54岁 最喜欢的颜色：黑 最喜欢的国家：中国 最喜爱的运动：网球 最难忘的人：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座右铭：把遗憾降为零，把危险降为零，追求完美 代表作：歌曲《小白杨》《说句心里话》 工作单位： 职务：艺术指导 职称：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军中级别：副军级 学历：研究生 阎维文毕业院校：中国音乐学院。
社会职务：曾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青联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第二届“”。
艺术成就 1986年获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三名 演出照片(14张) 阎维文1988年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 1989年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演唱一等奖； 1990年获第二届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 1992年获中国“金唱片”奖； 1993年、1995年两年被评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 1995年获全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 1997年被授予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特殊荣誉奖”； 1996—1998年获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杯、雷剑杯MTV金奖，并被授予“军旅歌曲大赛特殊贡献奖”； 1997—1999年三年连续荣获全国百家电视台MTV金奖； 《祖国万岁》、《举杯吧朋友》在建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征歌比赛中获一等奖； 2001年全国MTV音乐电视大赛中，由他和、吕继宏合唱的《中国进行曲》获得金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2004年 阎维文发行的民歌系列首张专辑《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阎维文在军营(6张) 以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的比赛成绩为标志，阎维文近20年来不仅在全军、全国举办的各项重大声乐赛事中多次获奖，还多次获得中国音乐电视、中国军旅音乐电视金奖，并获得中国“金唱片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阎维文(19张)还在全国范围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全国影视十佳歌手”、“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第一名和“特殊贡献奖”。
2002年在平壤荣获朝鲜第20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个人演唱金奖。
演唱过上千首歌曲，由他首唱的《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举杯吧朋友》、《母亲》等歌曲脸炙人口、广为传唱。
录制、拍摄过50余部个人独唱专辑和MTV音乐电视，还为《末代皇帝》、《海灯传奇人》、《太平天国》等数十部电影、电视剧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为弘扬民歌文化，近年来倾心录制民歌系列专辑，其中《西域情歌》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
参加中央电视台多届春节晚会、“心连心”艺术团和“同一首歌”大型演出活动，多次担任国家级声乐大赛评委，并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10月18日第十届CCTV-MTV音乐盛典年度最佳民歌手：阎维文 2011年参加央视春晚，阎维文与合唱《幸福赞歌》 编辑本段 人物档案 阎维文出生于山西。
13岁进入省 阎维文歌舞团，15岁参军入伍。
这个如今以歌唱为终生事业的歌唱家，最初的艺术生涯却有九年是在舞蹈里度过的。
当他找到歌唱的艺术方位后，便开始调整自己，并且执著地走下去。
他拜魏金荣、、等为师，成功地把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那纯正透亮的音色、宽广如海的音域、流畅如泉的声音、淳朴真挚的情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他为《末代皇帝》、《海灯法师》、《战将》等四十多部电视连续剧、电视音乐片、录制了主题歌和插曲。
中国唱片公司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汕头的音像出版社分别为他制作了《两地书，母子情》、《峨嵋酒家》、《说句心里话》、《东北民歌专辑》等个人独唱专辑。
在这四个独唱专辑里，有许多是阎维文首唱并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赞赏的。
他的山西民歌《牧歌》，让人听来土味十足、乡风淳厚；而《汾河水哗哗啦啦》、《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又把民歌风味与时代精神融汇得恰到好处；陕西民歌《赶牲灵》，西藏风格的《高原春光》、川味浓厚的《峨嵋酒家》，都把各类民歌的演唱技巧推向了极致。
阎维文唱响了四首歌，一首是《小白杨》，一首是《母亲》，还有两首是《说句心里 阎维文话》和《一二三四歌》。
这四首歌在部队里，几乎和五、六十年代的《游击队之歌》、《打靶歌》等一样，到了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境地。
在部队许多专业或业余歌手的声乐比赛上，经常有许多的歌手选唱这三首歌。
有时，一个大赛上，竟有四五个人同时选唱这三首歌。
这三首歌之所以受欢迎，除了作词、作曲的功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最先是由阎维文唱出了这些歌并且持之以恒地把这些歌，通过电视、广播、舞台等各种传媒手段，传到了广大观众和干部战士的心里去。
他以他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演唱倾倒了许多观众。
许多演唱者在演唱这些歌时，从声音到吐字咬文、动作表演都极力模仿阎维文，这说明，阎维文的演唱已被广大观众认可。
在加拿大演出时，当地一位声乐教授看后，禁不住对东方国度的歌手所表现出来的演唱水平发出惊叹：没想到中国民歌歌手有这么好的功底，有这么好的气息和共鸣。
阎维文对我国的民族声乐事业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曾说：民族音乐在我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时代是发展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必须和时代合拍。
我永远不抛弃民族的东西，始终把根扎在故土上，要为民族声乐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踏上歌坛至今，阎维文一直是这样在实践着。
这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女儿阎晶晶聪明美丽，现已嫁给金牌四大才子中的李禾禾。
妻子刘卫星为有一个体贴入微的好丈夫而自豪；阎维文为身后有一个好后勤感到欣慰。
他俩曾是一个文艺团体的舞蹈演员，在同一个舞台上比翼双飞整九年。
刚认识时，阎维文15岁，刘卫星14岁。
一个从山西省歌舞团，一个从榆次市同时考入 阎维文山西省军区宣传队。
两个小兵分在一个队、一个班，组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
那是在1972年，部队的纪律严，他们两个两小无猜，关系特别好，谁也没有恋爱意识。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风言风语，说他们在谈恋爱。
甚至领导也来干预：战士不准谈恋爱。
他俩一齐出来向领导表示：我们没有谈恋爱。
但他们也不敢保证，今后会不会恋爱。
那是个谈恋爱会影响进步的年代。
俩人都暗暗地叮嘱自己，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入党。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争取，他们默默达成协议：从此俩人不再说话。
同在一个班里学习、工作，同在一个舞台上练功跳舞，朝夕相处却相对无言，心中滋味，只有他们两个明白。
压制的结果往往是勃发。
恰恰在他们不说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真的偷偷地爱上了。
1979年，阎维文考上了总政歌舞团，进了北京城；卫星仍在山西，可两个人的心，却牢牢地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1982年，阎维文和刘卫星有情人终成眷属。
结婚不久，刘卫星转业到北京，在离总政歌舞团不远的邮电所工作。
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当明星的妻子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他们却不知道明星妻子的万般苦恼。
阎维文很想多多守在妻子的身边，可他做不到。
他的舞台在天南海北，每年，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到外地、到边防部队去演出。
他深深地感觉到，一个演员，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支持。
他的艺术生命在舞台上，在观众中间。
要演出，就顾不上家。
家里的一切家务就落在了刘卫星的身上，她默默无闻地尽着妻子的责任，任劳任怨。
女儿快要诞生了，她多想让阎维文待在她的身边，可是不行，一个到西藏去演出的命令突然下达，阎维文不忍心丢下妻子而去。
刘卫星却通情达理，只身回山西老家去度产假。
刘卫星不仅承担全家所有的家务，还从事业上全力支持阎维文。
每有新歌唱，首先要过刘卫星这一关，从咬字吐词，音高音低，一直到表情动作，一一给以细细地提示和纠正。
直到刘卫星满意了，他才敢往外唱。
1986年、1988年，连续两届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阎维文都参加了。
为了让阎维文考出好成绩，刘卫星竭尽全力保驾。
那两次比赛都下大雨，刘卫星雨中送伞，并亲自站在台下暗暗地给他使劲。
阎维文深知自己的一切成就离不开妻子的奉献。
他虽然常年在外，但只要一回家就百分之百地尽丈夫的责任，给妻子以百般温暖。
刘卫星怀孕时，为防止流产，阎维文一天两次送刘卫星上下班，风雨无阻。
有时中午还送一顿饭。
刘卫星的同事戏谑她：你每天到单位是日托，专接专送。
一张无情的医院通知书送到阎维文的面前：刘卫星得了乳腺癌。
阎维文痛苦万分。
当时，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决赛，他决定放弃比赛。
他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和照顾刘卫星，与她一起和病魔作斗争。
刘卫星不同意。
全国性的大赛，是几年才有的一次人生拼搏啊。
她照样给她鼓励， 阎维文和妻子刘卫星给他当后勤，为他坐镇鼓劲。
阎维文泪水咽进肚里，带着妻子的祝福与厚爱参加了比赛，以《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这一片热土》一举夺得了金牌。
刘卫星开心地笑了。
阎维文的爱心不仅体现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
对周围的人，对许许多多的陌生观众也同样充满了爱心。
他说过，我虽然不善交际，但我崇尚真诚。
交朋友也要真诚，掺和了许多虚假的东西就不是朋友。
我们毕竟不是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存在别人，就希望别人对自己好，而且我看最重要的前提是对别人好。
那一年，中央统战部组织心连心艺术团到新疆慰问演出，阎维文经常是一大早开始连续坐七八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一个哨所，一个村庄，马不停蹄地演出，演完后连夜赶回，累得腰酸背疼，噪子冒烟。
他说乐在其中，为的是让更多的观众听到自己的歌声。
平时下部队，无论是剧场还是在小岛连队，无论是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还是面对炊事班的炊事员、病房的病员、招待所的值班员，他都一样认真地献上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歌。
阎维文唱过一支《小白杨》，他自己也像小白杨一样，根儿深杆儿壮，长在观众的心坎上。
在部队，干部战士喜欢把阎维文称作战士歌手。
阎维文喜欢这个称呼，认为这是部队官兵对他的最高褒奖。
他常说，没有部队，就没有我阎维文，没有战士的掌声，就没有我阎维文的成功。
是军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歌唱演员，所以说，我对军营充满了感情，这感情犹如一种无形的力量，为我的艺术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我遇到挫折而苦恼时，我就想到了战士，提醒自己不能灰心丧气，要奋勇拼搏；每当我艺术上取得成绩的时候，我想到的还是战士，提醒自己不能满足，要给战士们奉献更多好的精神产品，要不断地进取。
这些年，阎维文曾二十多次随团赴边海防和炮火纷飞的战场为战士演出。
云南老山前线，西藏冰雪高原，新疆大漠戈壁，内蒙辽阔草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3年和1993年，阎维文两次到西藏演出，在海拔3500-5000米的高原上，在严重缺氧、头脑昏涨的情况下，他坚持走一路唱一路，只要碰到兵，他就纵情歌唱。
每到一个兵站，尽管只有两三个战士，他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为他们演唱，每唱一首歌都要大口大口地吸氧气。
在舟山群岛时，当他听说有一位少尉军官不能下山听他的演唱，他便用了半个多小时爬上山顶专门为他演唱，那位少尉边听边哭，并拉着他的手说：你能为我一个人演唱，我再孤单寂寞也满足了。
那一年春节文艺晚会后，有一个高山雷达连给他来信说，由于海拔太高，又没有电视差转台，收不到电视节目。
在春节文艺晚会上，战士们从营部长途电视里听他演唱《想家的时候》，话筒在战士耳朵间传 阎维文递了50多人，每个人只能听几句歌词，谁也不忍心多听一会儿，怕后面的战友听不到，大家的眼泪滴湿了话筒。
阎维文看到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动，为他们寄去了他的专辑录音带。
1994年八一前夕，为感谢部队和广大干部战士对他的厚爱和关怀，阎维文特意用自己的钱，制作了8000盒录音带，作为他给全军战士的节日礼物，通过各大军区的文化工作站向全军的战士送去。
这个盒带里，收集了他近几年唱的一些军旅歌曲，有《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等。
阎维文说，我要用这份小小的礼物，表达我对全军干部战士的一点点心意。
编辑本段 人物性格 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的一个里程碑，他是中国民族男高音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典范和舵手，他把中国民族男高音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和时代
阎维文第一，在歌唱技法上，阎维文是中西方声乐技法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融合了西方声乐技术与中国特有的民族声乐技巧，在科学的基础上，使两者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从而回答了一直存在争议的民族男高音应该怎么唱
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
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奠定了阎氏唱法的崇高地位。
在最新的专辑中，他把阎氏声乐技巧演绎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第二，在咬字吐字上，阎维文堪称民族男高音的活标准，他真正做到了咬字吐字的统一，不论是哪个音区，哪个汉字，无不字正腔圆，圆润自如。
第三，在情感和风格处理上，在演绎创作歌曲上，阎维文深情内敛，收放自如；在演绎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时，又惟妙惟肖，风情万种。
第四，在舞台表演上，阎维文高贵潇洒不失朴实亲切，大气磅礴不失深情细腻，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表演与作品表达丝丝入扣，相得益彰。
第五，在个人形象上，阎维文成熟稳健，平易近人，又体现出军人的阳刚正气，铁骨柔肠，他也像普通人那样爱护自己的家庭，亲人。
多年来，他作为著名的歌唱家，没有骄傲自满，没有负面新闻，他与夫人的感人故事已成为一段佳话。
就民族唱法而言，阎维文是总政歌舞团乃至全军的“男一号”，但凡重要的演出，他都是台柱子。
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曾多次随总政歌舞团出访朝鲜、香港、澳门等地，到各地慰问演出，和阎维文多有交往。
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总政派出彭丽媛、黄宏、董文华、郁钧剑、蔡国庆、刘炽炎、刘小娜等人组成的小分队到九江抗洪前线，慰问抗洪战士，我随队采访，和阎维文同住一宿舍，可谓朝夕相处，对其人、其歌、其品，有更甚了解。
今日动笔，又有更多感受。
其人 谈到一个人的艺术，往往和他的人分不开，所谓“听其声观其人”。
阎维文有今天的成就是和 儿时阎维文他一生的成长分不开的。
阎维文的爷爷在解放前是个手工业者,克勤克俭，开了个小作坊,雇了几个伙计，解放后就被划为资本家；而父亲在解放前夕为了逃避抓壮丁,花钱买了个国民党员的身份。
这样的出生，在那个“唯成分”的年代里是受歧视的，在他就学的太原矿山机械厂子弟小学里，一开始他就被排除在少先队的组织之外。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歧视，养成了阎维文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执着、倔强、不服输。
阎维文第一次登台是说快板书，那时的他还只有9岁，一个小学一年级的 “娃儿”。
当他说快板书的时候，老师觉得“这个小孩声音挺好的”，于是就有意识地让他参加一些歌唱活动，在音乐方面培养这个孩子。
不久进入了“文革”时期，会唱歌的阎维文顺理成章地成了“红小兵宣传队”的成员，经常到城市、部队、工厂去演出。
学校排演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家庭出身不好的阎维文在戏中扮演了男主角李玉和。
这台戏在太原各大单位巡回演出,轰动了城市，阎维文随之名声响亮起来。
1970年,阎维文考进山西省歌舞团，当的却是舞蹈演员。
同期招去的孩子都有一定的舞蹈功底，阎维文的腰、腿、身体都明显过于“僵硬”，所以生性好强的他就开始了一段肉体与精神双重受苦的舞蹈生涯。
在沉重的课程负担之外，为了弥补自己与别人的差距，阎维文把所有午休时间和晚饭后的自习时间全部用来练功。
但是，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过度的练功强度并不科学，年纪小小的他练出了坐骨神经痛。
“当时很严重，平时我们每天练功的时候，都要将脚扳到头上，最疼的时候，坐骨神经只能到90度，到90度后，我就再没法忍受那种疼了。
”为了治病，阎维文尝试了扎电针、按摩等多种方法，可始终不见效。
后来歌舞团有个老师尝试着用“以毒攻毒”的方式给他治疗。
每天练完功之后，把腿楞往上搬，不仅要搬过90度，还要保持那个姿态20分钟。
“那段时间经常是哭着坚持完这20分钟的。
”两个月后，不知是对症下药了，还是他的精神战胜了病魔，阎维文的病居然好了。
这件事让阎维文懂得了一个道理：虽然是肉体上的折磨，但对整个人生而言，是对精神的一种考验、磨炼。
1972年，山西省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到山西省歌舞团“支左”,15岁的阎维文主动配合宣传队的工作。
后来，宣传队的同志告诉阎维文：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招收学员。
阎维文报名参加了考试。
考试时,他表演了《洗衣歌》，又唱又跳又表演,歌声响亮，舞步到位,主持考试的首长也为这个孩子的精彩表演鼓起了掌。
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但调档时麻烦出现了——阎维文的家庭出身问题成了他入伍的一块挡路石。
宣传队领导非常爱才,让阎维文写个要求参军的报告送给军区首长批示。
阎维文想了又想，他在纸上写下六个字“坚决要求入伍
”。
军区司令看到他的这六个字的“报告”后,乐得哈哈大笑，说“好小子,爽快!”接着大笔一挥“批准”。
在宣传队，阎维文主演了《战马嘶鸣》、《行军路上》等多部舞剧,是宣传队的主要演员，后来还当上了舞蹈班的班长。
但他始终没有丢下自己唱歌的“旧业”。
那时每月只有六块钱战士津贴,但为了练歌，阎维文还是将手里的钱挤了又挤,买回一部旧电唱机。
战友又将收音机上的喇叭拆下来，为他配备了一套最简易的音响。
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维文结识了在山西大学教声乐的张教授，于是他开始向张教授学习系统的声乐艺术。
经过张教授的培养,阎维文在歌唱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
1979年,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顺的阎维文又一次受到命运的青睐，进入了总政歌舞团。
从1979年调入总政歌舞团到1984年《小白杨》的正式推出，整整五年时间，阎维文又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考验。
在山西的时候，阎维文有一个很傻的想法，中国除了李双江没有别人能唱高音了。
到了总政歌舞团后，他才发现一山还比一山高。
有很多人都在唱男高音，而且还会唱咏叹调，并且是用意大利文唱。
于是阎维文又拿出了自己当年练舞蹈时的玩命精神，他把所有训练以外的时间全部放在了琴房里。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之后，适逢北京在举办“五月的鲜花”合唱节，总政的合唱曲目是《没有太阳就没有鲜花》，阎维文担任男声领唱。
84年，阎维文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歌曲——《小白杨》，他非常喜欢这首歌，不仅仅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首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棵小白杨，这是怎样的一个比喻呢
一山更比一山高，人总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奋进着，更何况有着军人性格的阎维文。
于是阎维文给自己定义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电视还很少，北京音乐台有《每周一歌》栏目，我的这首《小白杨》要是能上〈每周一歌〉多好。
”后来，天随人愿，这首歌还真的在《每周一歌》中播出了。
阎维文用最简单的话描述着自己当时的心情：在电台里听到自己唱的歌，好幸福，非常幸福。
关于鲁迅与朱安
一八九九年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已是十一岁的“老姑娘”了。
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
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
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
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
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
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
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
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
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
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
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
”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
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
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
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
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
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
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
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
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
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
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
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
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
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
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
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
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
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
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
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
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
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
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
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
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
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
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
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
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
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
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
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
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
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
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
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
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
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
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
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
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
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
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
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
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
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
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
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
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
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
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
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
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
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
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
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
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
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
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
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
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
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
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
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
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
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
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
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
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
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
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
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
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
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
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
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
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
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
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
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
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
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
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
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
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
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
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
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
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
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
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
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
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
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
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
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
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
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
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
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
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
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
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
我们无法知道真相。
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
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
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