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典舞的串词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下面这段《玉生烟》,出自《七朵组合》,七朵女人花,美人如玉,窈窕脉脉,自书卷中走来,红颜如烟,弹指千年……问君,可舍得红颜如烟
……(音乐起)
敦煌俗乐中舞蹈形象包括什么供养伎乐出行舞伎飞天礼佛舞伎
敦煌佛教的繁荣期艺术作品气势盛大。
下面略述十大特色。
(一)石窟建筑的中国特色佛教石窟始兴自印度,辗转传到西域。
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原来印度的毗诃罗(僧房)和支提(塔庙)都出现了新形式。
传到敦煌,则离印度更远。
敦煌最早的禅窟,其窄小的甬道与印度的廊柱大殿不能相比;两侧仅容一人结跏趺坐的小禅室,亦与印度起居室式大禅房相异,并完全模仿了库车苏巴什的禅窟形制,而且规模更小。
北魏的中心柱窟与廊柱佛塔式大厅更不一样,它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隧道窟在西域克孜尔逐渐演化而成的,北魏晚期发展成为中国多层楼阁式塔,绕塔观像的作用与支提略同,但后室有平綦顶、前厅是人字形、硬山顶,南北壁有汉式阙形龛。
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
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二)从印度飞天到中国飞仙世界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安琪儿——臂长翅膀的儿童或少女;中国有羽人,臂长羽毛,奔腾于空,世称飞仙;印度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
敦煌飞天来自印度。
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
进入敦煌后,遂渐与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
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
①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特别是天宫,阁中的伎乐天也腾空而起,化为绕窟一周的伎乐飞天。
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
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②这就是中国飞仙(即飞天)典型的艺术形象。
(三)菩萨的女性化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在印度石窟中人体比例、姿态动作、面部表情都比较写实而又合于理想;在男女性别上,特征分明,圣众中男女生理特征非常明显。
男者面相丰圆、唇有胡须、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脸圆、眼尖、眉长、唇厚、丰乳、细腰、大臀、跣足,有的男根女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龟兹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裸体像已大为减少。
进入高昌地区,菩萨圣众性别大多不明,佛陀身后的天龙八部也多为同一形象,没有男女长幼之分,裸体形象已不存在。
敦煌早期洞窟多半如此。
一方面符合佛经的说法:佛国世界的圣众“非男非女”,同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赤身裸体有伤风化,不文明不道德,故有意不表现男女生理特征。
隋代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女性菩萨,面相丰润而妩媚,唇上虽然有绿须,胸前亦无乳房,但温静娴雅、姿态婀娜。
故唐初高僧道宣说,造菩萨象:“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
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
”③画家赵公佑形容菩萨像“妍柔姣好,奇衣宝眼,一如妇人”④,感叹失掉了造菩萨像的目的。
敦煌画师与中原一样,为了“取悦于众目”,菩萨像也女性化,世俗化了。
(四)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
在西域的龟兹石窟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行列,但少有题铭。
敦煌则不然,在最早的一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或通壁画像行列,并有榜题,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有关。
汉代已有为祖先画像之风,佛教功德主画像便与此结合成为最初的施主列像。
西魏已形成一家一族的画像,唐代则发展为家庙,如贞观十六年的220窟,题名“翟家窟”,从道公翟思远到九世孙五代翟奉达“检家谱”⑤共连续了280多年,翟奉达又画了他一家三代之像,十几代人一脉相承,岂非家庙
五代98窟为曹议金功德窟,共画供养人169身,从曹氏家族内亲张议潮、索勋、外戚女婿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公主等,还有节度使衙门大小官员及曹氏姻亲、曹氏家族祖宗三代、儿女、子婿等,按辈份依次排列,而且有一批等身大像,超身巨像,比佛、菩萨画更为显赫,而且依次排列绕窟一周,画像场面宏伟,似乎不是在供佛,而是供人,供奉曹氏家族,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五)大乘经变的王国大乘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
因而如《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弥勒经》等大乘主要经典都有经变。
这里的经变是指一部经绘一幅画,本生故事,则一个故事一幅画,也可叫经变,但一幅大型经变却包含许多故事。
这种经变,在佛教国家隋唐以前的佛教遗址中尚未发现过,中亚也没有,这是中国画师以佛经为依据独创的。
据现存的画迹来看,北魏晚期在麦积山石窟里已出现巨型中国式西方净土变和维摩变。
从敦煌说,一般晚于中原,始于隋,盛于唐,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方净土变》、《东方师变》、《弥勒变》、《维摩变》、《报恩经变》、《密严经变》……等二十几种,计1102幅,如加上本生故事,约有1350幅,堪称当今世界大乘经变之王国。
特别是吐蕃时期以后,集各宗各派经变系于一窟,同时并存,各展风彩。
这些经变是抽象佛经的具像化,在具像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中国式楼台亭阁、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和色调幽远的自然景色,在经变的艺术境界中,还蕴含着多层次的意境:宗教境界、政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等,充分体现了释、道、儒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
(六)敦煌壁画是一座音乐舞蹈宝库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舞与乐是联在一起的整体,舞是乐之形,乐是舞之声,它融合了各民族和各国舞乐的因素,它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
主要可分为三类:中原汉民族的舞乐,如清商乐、燕乐等;西域兄弟民族的舞乐,如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外国舞乐,如天竺乐及中亚波斯等国的舞乐。
在河西走廊主要流行以龟兹乐与中原舞乐结合的《西凉乐》,其中包括敦煌乐。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佛教艺术在敦煌的发展,天竺乐在西域和敦煌舞乐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舞乐,分为两大类:即仙乐与俗乐。
所谓仙乐即以佛国世界天人形象出现的舞乐,如早期洞窟里绕窟一周的天宫伎乐;唐代金碧辉煌的极乐世界里的大型舞乐场面,如220窟的胡旋舞、胡腾舞,217窟的柘技舞等。
俗舞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舞,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营伎;宋国夫人图中的清商伎和百戏;嫁娶图中的六公舞等。
仙乐中天人、菩萨的手式和姿态,都蕴含着印度舞蹈的流风余韵。
但这一切都纳入唐代吸收融合、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中,形成了中国舞乐的庞大体系和优秀传统。
(七)敦煌石窟艺术与信仰思想敦煌石窟艺术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内容、技法和风格,主要颂扬佛陀生平事迹和前生善行,宣传累世修行积累功德,因而萨王子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月光王施头千遍、须堵提割肉奉亲等悲剧性题材大为流行,宣扬舍己为众生的牺牲精神,最后才能成佛。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政治经济大发展,大乘经变一时蔚然兴起,《弥勒净土变》、《东方师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等一反早期悲惨气氛,而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
当世死后即能成佛、念佛七日即可往生净土的思想代潜了漫长的累世修行才能成佛的旧观念,善男信女对佛的信仰思想发生了变化。
大体有三种:一、超度亡灵。
希望先亡父母、三世父母、七世父母神游净土永离三途;二、为活着的人祝愿。
如“现在居誊位太安吉”、“见在老母合家子孙,无诸灾降”、“府主大王曹公保安”等。
三、愿成佛者多笼统祝愿。
“愿亡者神生净土”、“法界众生,同登正觉”、“一切众生,一时成佛”,特别是对现存者的祝愿。
法华经普门品,观音经变及千手千眼观音变中,大量表现了口念观音名号,立刻解脱现实苦难的画面,而不是死后成佛。
因而极乐世界图往往是人们作为对佛陀的供养,以求得解脱现实苦难的目的,进入极乐世界,成佛的希望是有的,但三等九级的等级制是很严格的,得之不易。
千年佛教信仰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和现实思想影响的,是儒、佛思想结合的产物。
(八)中印壁画技法上的交流敦煌壁画表现技法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敦煌汉晋墓画便是基础;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
壁画制作方法大体相同,造型、线描、构图、赋彩、传神等表现技法,各具民族特色,这里不多谈,主要谈谈完全不同的两种立体感表现法。
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
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
年久色变,肌肉变为灰黑,而白鼻梁,小字脸更为突出,这种晕染法在敦煌石窟流行了250多年。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
这种方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
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才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
(九)释道儒三家思想大融合敦煌艺术的开始时期,主要表现佛陀说法、释迦生平事迹——佛传故事、佛陀前生舍己救众生的善行——本生故事、佛陀渡化众生的事迹——因缘故事、还有静坐参禅的千佛。
主要表现修持六度以成佛道的悲剧性静穆境界。
北魏晚期,壁画中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方士、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羽人、乌获等道家神仙的形象,出现了云气天花流动旋转,出现了动的境界,还出现了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菩萨以及身着大袍、脚登高头履的士大夫形象,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
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
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
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
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
”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
(十)中西石窟艺术交流的交汇点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弘宣佛教,佛教艺术自印度兴起。
公元一世纪时,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并向各国传播。
二世纪时从阿富汗传入新疆于阗,在南路的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的龙图案,诺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大本生故事画,与此同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北路,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巴米扬石窟一派艺术,当它与龟兹风土人情相结合后,就形成了龟兹特有的菱格故事画。
但龟兹艺术中仍然包含着印度艺术成分、阿富汗特色和波斯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汉画因素,因而形成了多元型的西域风格。
高昌自晋以来一直是汉人政权,汉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来的裸体艺术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裸体人物、菩萨的性别特征被冲淡了,佛陀和圣众多变成了无性天人。
绘画形式与中原汉画有更多关系,因而真正中西艺术交流的第一站是在这里。
传入敦煌后,一开始就赋予了更多的汉文化因素,如阙形龛、人字形窟顶、组画形式、笔意豪放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西域风格。
北魏时期,人物形象汉化,连环画形式发展,虽然在风格上仍然保持着印度、波斯成分,但由于中原佛教艺术,特别是南朝艺术的西传,从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线描、赋彩、立体晕染到意境创造,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原风格,把敦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推向高潮。
同时形成了西域风格、中原风格交汇敦煌、同时并存的新局面。
太和以后,中原风格的画幅还随着宋云、惠生传入西域,反馈于中亚和印度。
事实证明敦煌石窟是中印、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大漠敦煌串词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我们单位的团年晚会,求主持人的歌曲,舞蹈和小品的串词,在线求高手支招,我会多多给分的,急啊。
的开场想必你们写的有了就直接从第一个舞蹈开始吧得不好还请见谅。
1.相信大经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让我们跟随者XX的舞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吧,下面请欣赏XXXX(舞蹈的名字)。
2.爱,是什么
是千年不变的真心换取的等待,是生死契阔,与子成悦永古不变的约定。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尊严与选择,如果不爱,请你走开。
下面请欣赏由XX带来的舞蹈<不爱请走开>。
3欣赏完优美的舞蹈,大家要不要来一点别的呢.想必大家都看过赵本山,小沈阳的二人转吧,那今天我们的xx与xx走过了丛丛的山野跨过了万丈的河(这一句我查了一下是七彩河里面的一句歌词)为大家带来二人转七彩河。
4.千只纤手曼颤千只慧眼闪烁”以优美的身段和婀娜的体态表现出敦煌舞蹈特有的韵律与美感,用端庄的容貌和天使的微笑逶出心灵窗户中的祥和与美德。
“只要你民地善良,只要你心中有爱,就有千只手来帮助你,只要你心善良,只要你心中有爱,你就会伸出千只手帮助别人”接下来请欣赏《千手观音》5.许多人曾向倾诉烦恼,我常常告诉他们一颗乐观豁达的心可以抵挡一切,谁叫咱喜欢穷开心呢,穷不可怕,开心才是硬道理。
下面看看XX他们是怎样穷开心的呢。
请欣赏舞蹈穷开心。
6,抽奖 大家觉得舞蹈调的怎么样,开不开心,想不想更high一点呢,哈,下面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让我们看看幸运儿会不会是你呢。
就先写到这里吧。
在线等古诗的一些串词!!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驱鬼逐邪之神。
民间传说他系唐初终南山人,生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丑;然而却是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风流人物,平素为人刚直,不惧邪祟。
在唐玄宗登基那年,他赴长安应试,钟馗作《瀛州待宴》五篇,被主考官誉称“奇才”,取为贡士之首。
可是殿试时,奸相卢杞竟以貌取人,迭进谗言,从而使其状元落选。
钟馗一怒之下,头撞殿柱而死,震惊朝野。
于是德宗下昭封钟馗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斩妖驱邪”;并用状元官职殡葬。
传说唐明皇睡梦中见一小鬼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唐明皇的玉笛,绕殿而奔,大鬼捉住小鬼后,把他吃了。
大鬼相貌奇丑无比,头戴破纱帽,身穿蓝袍、角带、足踏朝靴。
自称是终南山落第进士,因科举不中,撞死于阶前。
他对唐明皇说:“誓与陛下除尽天下之妖孽。
”唐明惊醒后得病。
病愈后下诏画师吴道子按照梦境绘成《钟馗捉鬼图》批告天下,以祛邪魅。
吴道子挥笔而就,原来吴道子也做了个同样的梦,所以“恍若有睹”,因而一蹴而就。
【解说钟馗】 民间流传甚广的钟馗捉鬼图,来自《逸史》记载的一则故事。
此图因画的是钟馗捉拿邪鬼的形象,使人认为含有趋吉避凶之意,故多喜之,逢年过节经常购买,挂于家中。
其实,钟馗并非是人的名字,而是一种植物的名称。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此早已记载的清清楚楚。
钟馗源于仲葵,本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属于一种椎形菌类。
椎本是一种敲打器物的工具,可作武器用,于是,有人便借用其谐音,编出一个手执椎形仲葵打鬼的钟馗。
因故事讲的是专门捉拿凶邪恶鬼,很符合人们的心理,故受到欢迎。
这样,菌类仲葵便变成;了打鬼的钟馗,一个植物的名字也就变成了捉鬼英雄的名字了。
民间悬挂钟馗图,原来都在除夕,然而如今,却是在端午节画钟馗,或赠人、或自挂。
这种改变源于乾隆二十二年,那年因瘟疫死了不少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将钟馗请出来施威捉鬼,此后逐年相沿成俗。
岁月悠悠,钟馗这个“驱魔大神”绵延至今,经久不衰。
启功先生的《题钟馗骑驴小景》,写得风趣而富有时代感。
漫画家方成画过一幅钟馗图:钟馗靴帽整齐,双手袖于袍内,以石为枕,卧眠于地,并题五言诗道:“春眠不觉晓,鼾声惊飞鸟。
人间鬼太多,钟馗累坏了”。
讽喻极为深邃。
北京的青年画家周旭画了钟馗专辑并蒙他送我一本。
画集内的钟馗极为传神并得到不少开国元勋的共鸣——“此公不可少”。
看来现代人更需要钟馗。
《钟馗嫁妹》故事中,讲到他是唐朝时一位出身贫寒的书生,自幼饱读诗书,才华出众。
然而他相貌奇丑无比,丝毫没有读书人那种风流倜傥的儒雅气质。
也就是因为这丑陋的相貌,使他在科举考场上遭受歧视。
钟馗凭借过人的才华,一路过关最终考到殿试。
但这位唐明皇偏偏无法容忍钟馗的丑陋,大笔一挥,儿戏般的取消了他的录取资格。
十年寒窗之苦,瞬间化为乌有。
性格刚烈的钟馗于是选择了死…… 这个故事的最早版本见于宋朝博物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与今天故事稍有不同。
那次考场冤案后不久,唐明皇身患重病,梦中总被小鬼骚扰,无法安睡。
一天深夜,他梦见一个小鬼偷偷潜入宫中,盗走自己心爱的乐器,还在宫中狂呼乱叫。
懊恼间,唐明皇忽见一个蓝衣身影从天而降。
一把抓住小鬼,撕扯一番吞下肚去。
唐明皇惊醒过来,怪病从此不治而愈。
回想梦中蓝衣人,就是那位丑陋的书生钟馗。
于是请画家绘制钟馗神像,悬挂皇宫内外以求祛邪保平安。
自此钟馗名声大噪,成为名扬天下的捉鬼大神。
北宋以来,几乎所有的钟馗故事都与此相类似。
那么这个流传了近千年的故事有多大真实性呢
先来看钟馗其人。
我们参阅了唐代的历史文献,在所有唐代的官方文献中都没有找到钟馗这个人名。
关于类似的考场冤案也没有一字一句的记载。
唐代有关唐明皇李隆基的奇闻轶事多有记载。
可是也没有发现钟馗梦中显灵为唐明皇治病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考察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唐明皇不可能主持殿试考试。
因为殿试考试制度,是一百多年以后才由宋太祖赵匡胤一手创立。
如此说来,钟馗其人以及他死后成神的故事很可能是宋朝以后才被虚构出来的。
但这个故事至少有一处是真实的,那就是在唐明皇时代,钟馗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捉鬼大神。
《全唐诗》里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名为《谢赐钟馗及历日表》。
作者是唐明皇时一位宰相,名叫张说。
诗中说感谢皇上赐给自己的钟馗神像和历日表。
后来的大诗人刘禹锡也曾写过类似的诗篇。
由这些唐人诗句不难看出,作为神钟馗在唐朝时已是声名赫赫,张挂钟馗神像成为上层社会流行的年俗。
可是钟馗到底是怎样的身世来历,又是如何走上神坛,诗中并未解释。
这或许就是宋朝以后人们虚构钟馗成神故事的原因:宋朝时钟馗也是名声显赫一如唐朝,可是人们无法解释他的来历。
而从流传下来的诗和钟馗画像来判断,早在唐明皇时这种风俗就已经兴起。
于是人们引入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唐明皇,并虚构钟馗读书人身份和冤死后显灵成神的故事,来解释钟馗的来历。
那么唐明皇赐给大臣的又是怎样的钟馗神像
为什么宋朝人据此判定钟馗的读书人身份
我们能否从那幅神像中探知钟馗的真实来历呢
有记载唐代的画圣吴道子是第一位擅长钟馗画的大师,虽然他的钟馗像画作现已失传,但北宋时还有人在皇宫里见到过。
北宋鉴赏家郭若虚,详尽描述他所见吴道子的钟馗像真迹。
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中写道:“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
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
” 所谓“衣蓝衫”的蓝字与褴褛的褴字同义,是破旧的意思,也就是身着破烂的衣衫。
“腰笏”是说腰带上别着笏,是大臣上朝时手中持的木质礼器。
“巾首而蓬发”则是描写他儒生身份和落魄的仪表。
从北宋书画鉴赏家郭若虚对吴道子的钟馗画描述来看,钟馗的确是面目丑陋,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形象。
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钟馗画像,是五代时期人物画家石恪的作品。
钟馗形象一脉相承,始终是贫寒的读书人形象。
看来从早期画像里,还是无法找到钟馗真实来历的蛛丝马迹。
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民间社会中的钟馗形象。
要想探知钟馗的真实来历,还要把目光转向民间。
然而在唐朝的史籍文献中,对于民间钟馗形象的记载却是一片空白。
1900年,敦煌。
一位王姓道长偶然发现在唐代写本经文当中,有一篇提到钟馗。
篇名为《除夕锺馗驱傩文》。
文章大意说:在一种叫做傩的仪式中,钟馗钢头银额,身披豹皮,用朱砂染遍全身。
带领十万丛林怪兽,四处捉取流浪江湖的孤魂野鬼。
看来在唐代民间还有另一种钟馗,与上层社会流行的书生形象大异其趣。
所谓的傩,到底是怎样一种仪式,钟馗又在其中担当何种角色
他的起源是否与这种仪式紧密相关呢
翻开《新唐书》我们可以读到有关傩的记载。
《新唐书·仪礼志》中详细记述了一次皇宫里举行的傩仪式。
从《仪礼志》中记载来看,虽然仪式的名字都称为傩,但宫中的傩和敦煌《钟馗驱傩文》里的傩还是有着显见的差别。
首先是规模的不同,其次是在国家典礼中傩舞的领头者是方相氏,而并非敦煌驱傩文里的钟馗。
为什么同是唐代的傩,却有着如此的差别
这是因为在唐代,的确存在着两种傩;一种是官方主持的傩称为宫廷傩或国傩,另一种流行于民间,称为乡傩。
这种差别不仅在唐朝,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
敦煌出土的《钟馗驱傩文》是最早钟馗出现在傩仪式中的记载,从唐代以后一些风俗志和诗歌里的片断文字描述来看,也只有在乡傩中才能见到钟馗的身影。
幸运的是,这种古老的乡傩仪式,现在还能看到。
江西省萍乡市石洞口村,以傩舞远近闻名。
村民们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唐朝时迁居到这里的中原人。
傩舞也就是那时从中原带来,祖祖辈辈一直传到今天。
傩舞里最活跃的角色就是钟馗。
由于他频繁出场,又是场上绝对的主角,所以有时候人们也直接称傩舞为跳钟馗。
与唐朝的傩仪式稍有不同,这里的钟馗已不是身着豹皮,而是一副将官打扮,手下的十万丛林怪兽也简化成四员副将。
但他在仪式中的职能并没有变,仍旧是捉鬼。
一旦仪式开始,傩舞艺人就立即采用这样的步法。
而这步法透露钟馗的真实身份。
这步法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称作禹步,是大禹行走的步法。
一千七百年前,晋朝的道教学者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这种步法。
传说大禹在治水时两腿受伤,行走时只能碎步向前挪移。
但人们感激他治水的恩德,并不视之为缺陷,反而因其与众不同而视为神圣的证据。
那么钟馗采用这种步法的由来也就可以作如下推想:大禹所处的时代是氏族社会,氏族首领又往往身兼巫师的职务。
所以他所主持的祭祀仪式,也因为这种特殊步法而显得与众不同。
后世的巫师沿袭了这种步法,既为了纪念大禹,也为了增加仪式的神秘性,就称其为禹步。
这种推测有没有道理呢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跳钟馗傩舞是古代巫术活动的一种,而且的确起源很早,甚至比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要早,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
从早期岩画石刻和陶器上的图案来看,早在文明诞生之始,具有巫术色彩的祭神仪式就已出现,而傩舞很可能也是那时相伴而生。
【钟馗嫁妹】 传说钟馗有个同乡好友杜平,为人乐善好施,馈赠银两助钟馗赴试。
钟馗因面貌丑陋而被皇帝免去状元,一怒之下,撞阶而死。
跟他一同应试的杜平便将其隆重安葬。
钟馗做了鬼王以后,为报答杜平生前的恩义,遂亲率鬼卒于除夕时返家,将妹妹嫁给了杜平。
这就是著名的“钟馗嫁妹”。
“钟馗嫁妹”成为古代绘画和戏剧的一个重要题材,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钟馗的诞生】 考察钟馗的面具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全国流行的跳钟馗傩舞中,面具都是不可或缺的道具,而早期的巫傩祭祀仪式里,面具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面具在傩舞仪式里的重要性,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在仪式结束后,人们将面具放置到原来的位置,燃香礼拜。
仪式主持者照例会有一段唱词,来表达感激赞美之情。
人们对这些木质面具饱含敬意,一如往昔。
由于跳钟馗面具与商周时期面具在仪式中的作用相似,因此对于钟馗的起源,有一种假设:早在商周时期,钟馗就已出现。
而钟馗的名字,很可能源自那时一位著名的巫师。
有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也就是三四千年前,传说出过一位叫仲虺的著名巫师。
他最擅长的法术是求雨,每每他出面主持的求雨仪式,最为灵验,所以人们用他的名字来代指巫师这个职务。
而仲虺、钟馗两词发音相近,在流传过程中被误记为钟馗二字。
这就是钟馗的来历的第一种说法。
但萍乡地区的人们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们说钟馗是洗衣服的大棒槌。
用桃木大棒敲打衣服,荡涤污浊,与钟馗打鬼祛邪的确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在两汉时期画像砖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很多挥舞大棒的勇士形象。
这是洛阳西汉墓壁画里的大棒打鬼图。
可是大棒为什么不叫大棒而偏偏要叫做钟馗呢
三百年前,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从汉字的发音方面作了有趣的考证。
顾炎武认为,在训诂学里“钟馗”两字发音的反切,也就是钟字的声母,加上馗字的韵母相拼—发之为“追”的音。
所谓椎,在古汉语里的意思,就是大木棒。
另外钟馗二字通终葵,是一个古老的姓氏,现在已经非常罕见。
这个姓氏的来源,也与大木棒紧密相关。
据史书记载殷时代遗民有七大家族,分别是陶氏、施氏、繁氏、树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他们的姓氏来源于他们所擅长的手艺——陶氏是制作陶器的。
樊氏是做围墙篱笆的,而终葵氏家族的专长是做木棒木槌。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推断:很久很久以前,傩舞仪式的主持者是一个手舞大棒的巫师,他手中的大棒称为终葵,也叫椎。
巫师频频使用终葵打鬼驱邪,久而久之人们认为大棒有神奇的力量,进而认为终葵这个名字也寓意吉祥,甚至有用终葵二字取作人名,比如南北朝时期就有一些人名中包含终葵二字,如乔钟馗,取其吉祥辟邪意味。
到了唐朝,人们早已忘记钟馗原本的大棒身份,误以为是古代一位姓钟名馗的打鬼能手。
而上层社会流行张挂钟馗神像的风俗,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钟馗的名望日益高涨。
到了宋朝,人们无从考证唐朝这位大神的来历,于是虚构他的读书人身份和冤屈而死的凄婉经历,并演绎出唐明皇和钟馗之间一段恩恩怨怨。
就这样,一根大木棒变成了人,又走上神坛,成为人们敬重的神。
如此阴差阳错的经历,可算是古代造神史上的一大奇观。
【钟馗与端午】 钟馗捉鬼,是端午节习俗。
在江淮地区,家家都悬钟馗像,用以镇宅驱邪。
唐玄宗开元,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梦见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
大鬼则穿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
明皇喝问,大鬼奏曰:臣姓钟馗,即武举不第,愿为陛下除妖魔,明皇醒后,疟疾痊愈,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画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魔。
【相关记载】 钟馗是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最为人们熟悉的角色,贴于门户是镇鬼尅邪的门神,悬在中堂是禳灾祛魅的灵符,出现于傩仪中是统鬼斩妖的猛将,由此派生出形形色色的钟馗戏、钟馗图。
连《本草纲目》里,也收录用钟馗像烧灰以水冲服或配和其他药面成丸以治疗难产、疟疾等症的“秘方”。
据中国《民俗》杂志报道,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还有人为治病延请巫师举行所谓“镇钟馗”捉鬼驱妖、安宅保太平的仪式(施汉如、杨问春《“镇钟馗”傩仪记》)。
对普通百姓来说,“钟馗打鬼”之类的故事几乎人人熟知。
钟馗信仰在民间的影响既深且广。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钟馗这位神通广大的神祗其身分来历,恐怕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清了。
事实上,这个问题自唐代以来就令许多学者争论不休。
近年来,随着民俗文化热的兴起,钟馗信仰的起源与流变等问题又被提出,众多学人各抒己见,歧说纷见,迄今尚无定论。
目前所知最早记载钟馗其人其事的是唐卢肇的《唐逸史》:开元年间(713—741),唐玄宗病中梦见一小鬼盗走玉笛以及杨贵妃的绣香囊。
玄宗大怒,正要派武士驱鬼,忽见一大鬼奔进殿来。
此鬼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身穿蓝袍,皮革裹足,袒露一臂,一伸手便抓住那个小鬼,剜出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
玄宗骇极,忙问是谁?大鬼向玄宗施礼,自称是终南山钟馗,高祖武德年间,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羞归故里,触殿前阶石而死。
幸蒙高祖赐绿袍葬之,遂铭感在心,誓替大唐除尽妖魅。
唐玄宗醒后,病也霍然而愈。
玄宗令画家吴道子按其梦中所见画一幅钟馗图。
图成,玄宗在画上批曰:“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益静妖氛。
仍告天下,悉令知委。
”有司奉旨,将吴道子《钟馗捉鬼图》镂板印刷,广颁天下,让世人皆知钟馗的神威。
卢肇是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的进士,距开元时代已有一百多年,所叙未必是事实。
但是皇帝赐给大臣钟馗画像作为新年礼物,的确是盛唐以来的惯例,如开元时的名人张说及其后的刘禹锡等,都有谢赐钟馗图和历日表的作品传世。
另外,人们还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唐写本《除夕钟馗驱傩文》,是为钟馗已在大傩仪中扮演主角的实证。
凡此,可见钟馗信仰至晚从盛唐起已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所以,也有人估计钟馗故事的起源可能早于唐代。
在钟馗俗信兴盛未艾的热流中,北宋沈括首先对唐玄宗梦钟馗的故事提出质疑:宋仁宗皇祜年间(1049—1054),金陵上元县曾发现一处古冢,乃南朝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由碑文可知,宗悫有妹名叫钟馗。
此外,后魏有李钟馗,隋将有乔钟馗、杨钟馗。
因知“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自开元之时”(《梦溪补笔谈》卷三)。
明人郎瑛、胡应麟等多从其说,但结论有别。
郎瑛认为钟馗的原型就是北朝人尧暄,其人本名钟葵,字辟邪,“馗”乃“葵”字讹传,由于他表字“辟邪”,所以后人才附会出捉鬼的故事。
胡应麟提出,钟馗捉鬼的传说“盖自六朝之前固已有之”,所以尧暄曾取名钟葵而字辟邪,南北朝时名叫钟馗的人很多,可能都取义于此。
明杨慎和清顾炎武、赵翼等根据《周礼·考工记》“大圭,长三尺,终葵首”、《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等资料,认为所谓钟馗系由“终葵”演变而来。
“终葵”是一种利器——椎,“大圭”是古时天子的仪仗,上端形状像椎,故云“大圭终葵首”。
齐人说话迟缓,把“椎”的发音拖成了两个音节,乃成“终葵”。
古人以椎为作战的利器,故《后汉书·马融传》中有“翚终葵,扬关斧”的描绘。
“盖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日知录》卷三十二《终葵》)。
南北朝时许多人取名钟葵或钟馗,是希望像古人用以刺鬼的武器终葵(即利椎)那样,令所有的鬼魅望而生畏,这种意义到了唐代最终传变为人格化的“钟馗”。
近年来随着秦汉文书大量出土,古代盛行以椎击鬼的事实已被证明。
如秦简《日书·诘篇》云,人被哀鬼缠上,可“以棘椎、桃秉(柄)以敲其心,则不来”;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也记有用铁椎击鬼治病的法术。
故有人认为顾炎武对钟馗起源的解释是可信的。
今人常任侠、马雍均写有钟馗考,各抒己见,但立论大致不脱明清人士的窠臼。
唯何新、王正书两人别开新说。
何新认为钟馗本来就是人名,与所谓“椎”或“终葵”者了不相关。
钟馗的原型,是商汤时的巫相仲傀,其名在《尚书》、《左传》、《荀子》中又作“仲虺”、“中归”、“中垒”。
商人事鬼,凡政官都兼巫祝,仲傀为巫相而兼驱鬼之方相。
傀者,面具也;驱鬼必戴面具,面具之形甚多,因而发生仲傀多首的传说。
仲傀以同音演变为仲虺,虺乃神话中的怪蛇,于是仲虺又演变为九首巨蛇之“雄虺”(《天问》)、食魅之“雄伯”(《后汉书·礼仪志》),连《山海经》佚文中阅领众鬼的“郁垒”(参见本书《贴神把门与度朔山神话》),实际上也是仲傀与雄虺传说的又一变形,郁垒即中垒的变称。
要之,由驱鬼之巫相的真人仲傀,变为食鬼怪兽钟馗,变形愈繁,去真相愈远,但也留下一丝痕迹:古人命名常以字释名,钟馗之“馗”乃“九首”合文,《天问》:“雄虺九首”,则仲虺以“虺”作名,而“馗”——九首,或即其人之本字也(《文史新考·钟馗考》)。
此说既出,赞同者有之,但亦有人质疑,以为商人事鬼而不逐鬼,况且也没听说仲傀或仲虺有何逐鬼的业绩。
王正书认为,钟馗其人及历代驱鬼辟邪的观念,实起源于上古巫术,他是由先代位居祝融之号的重黎衍生而来。
重黎在上古史中有重黎、重回、句芒等称呼,句芒在传说中又被描绘成介于天地、神人之间的负有特殊使命、生有特殊形貌的人物,其使命之一便是居巫职,有《史记·天官书》记载可证。
到了商代,秉其职而取其名的是仲虺,实际上仲虺即重回(重黎)的音转。
至于“终葵”,本指一种椎形体,由于重黎在从事神巫职能时所戴羽冠取自此形,故在商代约定俗成为从事巫职的标记。
商代通行以职为氏,所以由仲虺形成的族系也被称为“终葵氏”。
到了周代,这个神职集团又改称“方相氏”。
方相氏的得名与终葵氏相同,都从上古神巫头部的装束引申而来,区别在于“终葵”源自羽冠,“方相”源自面具。
这种以方相氏为中心的驱鬼风俗,一直沿袭至唐代。
要之,自上古时代的神巫重回,到商周时代的仲虺、终葵氏和方相氏,都是钟馗的原型,无论在性质上或称谓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钟馗考实》)。
此说与何新的见解相比有一致之处,只是将钟馗的来源更往上溯自重黎。
但亦有人以为重黎或句芒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形象,未必能印证实有其人。
何况如果自重黎以至仲虺、终葵、方相为一脉相承的话,为何汉晋文献中不见“终葵氏”的记载,而直到南北朝时才又突然冒出了许多“终葵”或“钟葵”、“钟馗”。
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空白性中断,实难解释。
综观古人今贤的见解,应该说都有各自的道理,而质疑者也不乏持之有故的依据。
诸说并立,钟馗之由来仍然还是中国民俗文化史上的一个大谜。
【关于钟馗的歇后语】 钟馗爷站十字路口——四下拿邪 钟馗开饭店——鬼不上门 钟馗嫁妹——鬼混(婚) 墙上挂钟馗像——鬼话(画) 钟馗受骗——被鬼迷住 小鬼看见钟馗像——望而生畏 钟馗打饱嗝——肚里有鬼
费玉清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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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表现力,是指什么
1.律动性 透入舞蹈有形的外壳,钻进去,往里又往里,那里许是绵长深邃的长阶,当你觉渐接近最底层时,你一定已然化为无。
你亦无,长阶亦无,而唯其无,似乎更是无所不在。
找不到长阶之底同时找不到你自己时,你们同成为了无所不在却决不解说、不可解说、不存在解说、不解说的震颤,只源于人类生命灵性并与之同在的那种震颤。
它有弱、有强、有柔、有刚、有弛、有张、有涩、有畅。
它就是律动。
律动,是舞蹈的灵魂。
从内向外看,尤其能直观这一真谛。
律动,赋予生命的原始躁动以节奏秩序,使之化为一种情调,可洞若观火地呈现。
律动,核心即是力的样式。
律动力的样式变化丰富,最能直接而显著地表现了出舞者的气质、情愫、千种韵致。
山民们长年跋山涉水,一蹬一颤富有弹性的律动,往往就构成了他们的舞蹈的基本律动。
然而,同样的颠颤,高山顶上的舞蹈会有更豪放的山的粗犷;河谷区域的舞蹈则呈露出柔韧的水的秀雅;比较原始,人口稀少的部族的舞中,常常在膝盖的弹动之外,突出臀、胯主动的摇摆滚动,带着些许朴素的性煽动的意味暗示着潜在的生殖崇拜;文化较发达的礼义之邦,这种臀、胯乃至腰、腹的动态,则每每趋向内敛,比较地多了自觉意志的导引,转向美的韵律的方向上去发展。
惯于以头承负重物的民族,舞蹈律动必有某种身躯缓冲方式,以保持头部的稳重平衡,比如斯里兰卡及南太平洋区的一些舞蹈,胯部都有一种似乎因上部压加而被挤出的感觉,在行走中左右来回交替不紧不慢的节奏,使之加入轻构适意的意绪,构成了舞蹈婀娜优美的风姿,宛若逍遥的海浪,宛若微风摇曳下的棕榈。
律动的奥妙,在剧场舞蹈中,被舞蹈家们自觉运用,甚至加以延伸发展,从舞蹈者个体直到整个舞台时空意象的流动。
一般每个作品,舞蹈家们都力图为它找到一个基本律动,以此为动机去发展、强化、衍生一段乃至一整场舞蹈。
一个孤立的姿态,无论它们每一个本身是如何的美妙如何的意味无穷,它们彼此堆砌无论集合了多大数量,仍然不是舞蹈。
只有当力的样式应和着生命情调起伏跌宕、抑扬顿挫的流程,顺乎逻辑地展开着活的对比,贯注进这些姿态并使之互相生发、有机连接,这时,它们才成为舞蹈的形象。
有的舞蹈,你甚至已无法从中抓到确定的造型,难以分出姿态的单元。
律动为舞之魂,当然决不是说造型等其他种种要素无关紧要,可有可无。
律动律动,总是一定造型形态下的律动,任何律动,必定在造型姿态之中。
舞蹈律动,无论何时,当然是某人有形的身体有形态的动。
舞蹈在造型中动,在动中造型,可以归之于造型艺术。
但它之造型,却有它的特性。
人们常说,舞蹈是活动的雕塑。
作为一种比喻,大可不必对它横挑鼻子竖挑眼。
一天与一个舞蹈家聊起来,他说,他宁愿这句话改成:“舞蹈是活的雕塑。
”活的,活动的,一字之差,味儿确实很有些差距了呢
很显然,如前关于律动的唠叨,舞蹈之动,非一般地活动,乃生命活生生表现性之动也。
当雕刻家在大理石、青铜等材料的质感、量感,在造型的块面体积形态,在肌理节奏,在瞬间形象的捕捉上呕心沥血时,舞蹈家们却倾心于舞姿造型同内在律动的相依为命,让空间的千变万化融合在时间节奏的力型对照中。
在为眼睛而设的剧场舞蹈里,舞蹈造型的意义无疑是大大强化了。
就像书法的墨迹,就像流星划过天空,内在生命情调的力量运动,被我们肉眼看见了,因而被我们心眼所洞悉
舞台时空框架内,观众期待着的,是看到充分展开的动态形象。
造型的丰富,势必强化和充实着律动的基因。
一个翩然回旋的律动,可以从直立的旋转推向燕翔般的斜旋、低回的蹲转、上蹿的空转、疾速的蹦子转、舒展的拉腿翻腾直到绕圈的奔跑、扑地的地滚…… 与律动延伸进整体舞台意象的动势相应,造型的意义也在舞台整体构图中体现出来。
舞台上的流动当然总是在一定画面中的流动。
80年代中国舞台上以优美画境见长的一个重要作品《小溪·江河·大海》,就借鉴了“小白桦”的手法,描写了涓涓细滴变成渺渺长流,直至汇为巨澜大波,泻入大海的旅程。
寓意也许平平,直观画面却令人心旷神怡。
其实演员的核心动作,仅止是中国古典舞的台步(俗称跑圆场)而已,风光全在整体的流动与整体的构图中。
造型、构图,是律动精魂的血和肉,这已无须多说。
造型、构图,活在舞蹈的整体运动中,还以其相对独立的表意作用给舞蹈表现以不可或缺的贡献。
不同的性格理应有不同的律动形态;可另一方面,同一种律动形态,比如《伦巴》流畅而富有韧劲儿的转胯,让一个老人做与一个儿童做,让道貌岸然的君子做或引车卖浆的小民做,给观众的视觉印象将截然不同。
充满人性意味的人体,其造型姿态的区别不可能不引起对不同意义的领会。
身体舒展的前挺,总会给人自信豪迈的感觉;身体紧缩的后退,总会给人痛苦萎顿的意绪。
虽然这些形态之下可能为不同的律动支撑着或为同样的律动鼓荡着。
比如一个舞种,形成之后,必有相应的规范。
芭蕾是讲究舒展线条的,姿势必须外开,脚总要绷直,瑟缩内扣的造型,在这里便被看作是丑陋的。
而偏巧在这种与规范习惯的对抗下,往往就有了创造新性格意义的契机。
开、绷、直既已是常态,塑造反常性格,诸如小丑、傻瓜、怪人、妖精,或创造奇诞的境界、表现扭曲的情绪,扣、缩、曲,恰恰成了最合适的形态。
比如中国民间舞中,用舞蹈的造型、构图摆成文字、符号,寄托纳吉避凶的愿望;或摆出花鸟鱼虫祥瑞景物,表达民间生活的朴素情趣。
而舞台上,虽然力戒简单图解的做法,但恰到好处的图式象征,每每亦会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舞蹈是律动、造型与构图共同凝结而成的。
律动、造型、构图在互相依存的有机融会中各自贡献出自身的表现力,才构成了舞蹈丰满的情韵。
2.动态性 舞蹈艺术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是动态性。
所谓动态性,是指舞蹈以人体的躯干的和四肢做主要工具,并通过各种动作姿态和造型来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塑造舞蹈形象。
这种人体的有节律和美化的动作,并不是一般的动作堆砌和罗列,而是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舞蹈语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舞蹈创作者的形象思维和艺术构思,主要是通过这些动态性的语言来得到充分体现,并创造出鲜明、生动的舞蹈形象。
因此,有人也称它为动作的艺术。
舞蹈艺术的动态性体现在充分运用和开掘人体美的千恣万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体的表现能力。
美的人体动态是舞蹈艺术的基本元素。
美的舞蹈的创造是严格地依据动态性这一艺术特性,以人体流动的美的形态作为语言,塑造舞蹈形象,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
它的这种表现特色和艺术魅力,是任何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无数创作实践证明,舞蹈艺术不仅可以表达抽象的内心思想感情,还可以把人生的哲理熔铸于美化的连绵不断的有节律的动作之中。
它可以将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人情美、人性美,通过人体美的形态充分展现出来,使抽象的情态物化为形象。
任何舞蹈或舞剧,都离不开美化的有节律的人体动作,而这些精心编排的动作又都是审美理想的具体反映,它不仅在感官上给人以美的愉悦,而且能在精神上给人以美的享受。
舞蹈的动态性意味着凡是舞蹈动作,都应该洋溢着某种饱满的、引人生发的情思,具备着某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所产生的审美意想,成为内心情感外化的鲜明符号。
这种特殊的外化符号所表达的感情信息,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和功能:一是表象性形态动作;二是抽象性形态动作。
表象性形态动作主要表达社会生活中的事物形态和具体的外在动作。
如《采茶舞》中的采茶动作;《洗衣歌》中的洗衣动作;《担鲜藕》中的挑担动作;《丰收歌》中的收割动作;蒙族舞蹈中的骑马动作……。
这些从属于外部可舞性的动作虽然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不是单纯地模拟和再现,而是经过提炼和加以美化的。
这种经过艺术加工的舞蹈语言,不但展现生活中的某些动作特征,而且表达出特定的内心情愫。
例如舞蹈《金山战鼓》中梁红玉击鼓、中箭负伤;《再见吧,妈妈》中战士与母亲在诀别前的行军礼与冲向敌群;《水》中傣族少女的洗发、濯足;这些虽然都是具体的生活表象,但透过这些外在的动态却表现了古代巾帼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战士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傣族少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
抽象性形态动作是由内心激动的丰富多样的情感诱发而生,通过人体美的形态充分发掘内在的可舞性。
它不表达具体的生活情景和物象,而给人以意会、联想,使人们的情感凝结、积淀和升华。
它有如话剧中的内心独白、歌剧中的咏叹调。
通过大段精心设计的舞蹈动作,集中抒发一种特定的强烈的情感。
如舞蹈《春江花月夜》中的大段舞,并没有展示具体的表象,但通过舞蹈语言却深透地揭示出我国古代少女的纯洁、娴静、善良、含蓄的内心世界和性格。
舞剧《丝路花雨》中英娘和神笔张在莫高窟里的双人舞,就是以抽象性的形态动作表现了父女依恋之情。
芭蕾舞剧中的独舞和双人舞等也均具有这种特点。
认识和掌握舞蹈和动态性,有利于扩大舞蹈艺术的表现领域,用人体形态的流动过程来最大限度地开拓动作的艺术美,用有限的动作反映无比丰富的现实生活和深邃的情思。
3.强烈的抒情性 舞蹈是人类感情最集中、最激动时的表现形式。
人的形体动作能抒发最激动时的心态,表达丰富的内在感情。
诗人闻一多说过:“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
”我们从古代文物和历史资料中得知,原始人的舞蹈状态和形式,主要是抒发他们的内心激情,表现生命的无限活力。
舞蹈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出它的强烈抒情性。
有的诗人和艺术家,根据舞蹈的强烈抒情性的特点,称它为动态的形象诗歌,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舞蹈艺术反映客观生活,并不是单纯的模拟和再现生活。
一般说它不同于戏剧等表演艺术,可以细致的过程、情节,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
它是以其特有的表现手段,用高度凝炼、概括的诗一般的舞蹈语言来深刻反映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舞蹈形象是生活情操和心灵火花的升华和体现。
强烈抒情性使舞蹈艺术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强烈的美感。
《孔雀舞》的绚丽端庄;《水》的秀美纯静;《敦煌彩塑》的典雅高洁;《再见吧,妈妈》的炽热深沉;《丝路花雨》、《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舞剧的诗情画意,如同一首首抒情短诗和长诗,但它们又比诗歌更为具体和形象化。
它们把人们内心的情绪和抽象的概念,通过动态具体化。
一般说舞蹈艺术不适宜表现事件过程和图解语言,它是通过抒情来叙事;而叙事也是为了抒情。
因此作为舞蹈和舞剧的题材、情节和细节,通常是具有诗情画意的,而且是以强烈的抒情性为基点的。
舞蹈艺术家所塑造的舞蹈形象,都是生活中典型人物感情的高度集中和升华,是用动态的诗的语言揭示人的内心的真、善、美。
如《再见吧,妈妈》中的战士形象,引发人们对崇高情操的理解和追求;舞剧《天鹅湖》中的舞蹈形象,令人在诗情画意中领会那纯真的善和美。
舞蹈强烈抒情这一基本特性为舞蹈艺术开拓了深远的疆域。
人们提到抒情,往往理解为柔慢、缠绵的感情属性。
从舞蹈的形式感来讲,也认为只有节奏缓慢,动作柔软才算是抒情。
事实上抒情二字的含义是广泛的。
《荷花舞》、《孔雀舞》、《水》、《天鹅之死》等舞蹈是抒情的;但是粗犷健壮的《安塞腰鼓》、《黄河魂》、《大刀进行曲》、《再见吧,妈妈》等舞蹈,也同样尽情抒发了内心的豪情。
所以对以抒情见长的舞蹈艺术而言,抒情是广义的泛指。
舞蹈艺术如果离开了对强烈内心感情的抒发,就会导致生活的外在模拟。
无数经验证明:没有强烈抒情性的舞蹈和舞剧作品必然缺乏诗情画意,必然削弱舞蹈艺术的表现能力。
强烈的抒情性对舞蹈作品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虚拟、象征性 舞蹈与其他表演艺术的又一不同之处是虚拟和象征性。
从包容着我国汉族古典舞蹈的戏曲来说,它的舞蹈动作如骑马、划船、坐轿、刺绣、扬鞭等等,都是虚拟和象征性的。
事实上,舞蹈中的马、船、轿、针等等都是虚拟的,只是用一根马鞭、一支船桨等来作象征性的示意,但这种假设性的舞蹈动作却被观众承认和接受。
在环境的表现上,既无山的模型,又无河的布景,但是双手示意攀登,向高抬腿示意爬山,却使人们相信这是在上山;观众确信一连串的大跳、旋转和翻滚动作是在表现战斗,深信这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舞蹈《丰收歌》以黄色纱绸的舞动,象征着稻浪翻滚;《金山战鼓》的梁红玉在击鼓作战时,时而跃上鼓面,时而绕鼓旋转,酣战中竟然在鼓上连续翻腾。
这在实际战斗中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人们并没有对这种虚拟、象征的特点提出怀疑,更不会有人认为有失历史名将的身分和气度。
相反,人们被这些舞蹈动作所激动,从中理会到战斗的激烈和巾帼英雄的英武气概。
舞蹈《无声的歌》用张志新领口上的一朵红花象征着她的喉管已被切断,人们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产生了许多联想。
生活中的孔雀,并没有呈现过逐个肢节的拧动和舒畅,但在舞蹈《雀之灵》中,却以这种特色来象征和体现出净化的心灵和高尚纯真的情操。
由江菁女士来华演出的现代舞《听妈妈讲故事》中,舞蹈中既没有妈妈出现,也没有别的演员。
但从动作中,令人感受到母亲在为女儿叙述一个动人的故事;通过一些地面的坐、卧等形体姿态,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女儿被故事所感动的心理活动。
近年来,我国舞蹈艺术家以新的观念为指导,充分利用舞蹈本体规律和特性,创作出一些表现宏大的哲理思想主题的舞蹈,如《绳波》、《希望》、《命运》、《黄河颂》等,都发挥了舞蹈的虚拟、象征性的特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以绳子的各种图形变化象征男女之间爱情的滋生、发展和破裂。
在人体流动的线条、舞姿和造型中我们看到了虚拟的黄河,并联想到中国人民的灾难经历以及今日的崛起和腾飞。
舞蹈艺术的虚拟、象征性是以生活为基础,依据舞蹈的特有长处来形象地、概括地反映生活的本质。
它为舞蹈艺术开拓了极其宽广的表现途径。
人们透过虚拟、象征的舞蹈形象产生联想,从美的艺术享受中获得心灵上的感应和净化。
因此说,虚拟、象征性也是舞蹈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5.造型性 舞蹈动作不是对生活中自然形态的模拟,而是遵循舞蹈艺术的规律进行提炼、加工和美化的舞蹈语言的基本单元。
由舞蹈动作所组成的舞蹈组合——舞蹈语言在人们的眼前瞬间即逝,如果不能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不可能发挥舞蹈艺术的魅力和功能。
舞蹈的造型性就是让舞蹈动作在连续流动的过程中给人以明晰的美的感受,并且在片刻的停顿和静止时呈现出舞蹈内在的含义和韵味。
造型性的特点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有序,二者皆美。
它能充分展现人体线条和动作的美,集中反映内在的神情。
在舞蹈的造型中可以显现出浓郁的感情色彩和性格特征。
一个个柔美清晰的舞姿,给人以高雅、幽静之感;一个个粗犷健壮的动作,给人以刚强英武的印象。
这有如说话时的抑扬顿挫、语气的轻重缓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对方听清每一个词和每一句话,使说话人的真正意思得以正确传达。
凡优秀的舞蹈作品,它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蹈组合,以及动作和动作、组合与组合之间,都十分干净、明确,有起有伏,有动有静。
如果舞蹈动作缺乏造型性,势必形成一连串模糊的、令人不易看清的动态,这就破坏了美感,更谈不上抒情性和节奏感了。
我国的古典和民间舞蹈都十分重视造型性。
无论是舞动长绸、手绢、扇子,还是表现抽象的思想情绪,都在动作的连续流动之中体现出造型性的特点,在片刻停顿静止之时发挥造型性的艺术表现力。
外国的芭蕾舞也同样重视和体现舞蹈的造型性。
无论是缓慢、快速动作的组合,还是大跳、旋转,无不造型清晰,在流动和静止时呈现出丰富的感情色彩。
舞蹈的造型性能更好地表达出它的内在节奏和韵律,增强舞蹈动作的美感。
综上所述,动态性、律动性、强烈抒情性、虚拟、象征性和造型性等基本特性,构成了舞蹈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有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从而发挥其特有的艺术功能。
舞蹈艺术的表现手段 舞蹈以人体的躯干和四肢作工具,通过头、眼、颈、手、腕、肘、臂、肩、身、胯、膝、足等部位的协调活动,构成具有节奏感的舞蹈动作、姿态和造型,直接表达人的内心活动,反映社会生活。
而表演性的舞蹈艺术则以舞蹈动作、舞蹈动作组合、造型、手势、表情、构图、哑剧等表现手段,塑造典型化的舞蹈形象,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体现完整的内容美和形式美。
1.舞蹈动作 舞蹈动作包括上身的舞姿和下身的舞步,它是创造任何舞蹈的最基本的单元。
舞蹈动作来源于生活实践,最早的原始舞蹈动作,大部分是模拟生活的外在形态,通过对飞禽走兽的模仿和农耕狩猎等动作的再现,抒发人们各种内在的激情。
源远流长的民间舞和古典舞,其中很多舞蹈动作来自于生活,如扑蝴蝶、捕鱼、推小车、射雁、双飞燕等动作,所不同的只是经过了艺术加工、夸张、变形和美化。
这在优秀舞蹈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如《摘葡萄》中的品尝;《追鱼》中的鱼儿游动;舞剧《丝路花雨》中的刺绣舞;《天鹅湖》中的天鹅展翅等等。
这类动作虽然经过了美化和变形,但仍然能显现其生活形态,因此也称之为具象性舞蹈动作。
在舞蹈动作中,有不少动作仅仅表达人的内心情绪,它并没有具体的实际内容和生活依据,而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表达,如表现欢快的快速旋转及红绸飞舞;各种大跳技术和组合;《天鹅湖》第二幕中双人舞的一些动作和群舞动作等。
这种抒情动作富于象征,因此也称之为抽象性舞蹈动作。
舞蹈艺术主要运用这两类动作做基本手段。
它们有如单词一样,组合后成为舞蹈的语言。
一般说,舞蹈动作都是由上身的舞姿和下身的舞步共同配合而成的。
但有些动作只有上身舞姿或下身舞步,如舞蹈《水》中的傣族少女坐卧在河边上身舞姿;舞蹈《金山战鼓》中梁红玉负伤后对天宣誓的上身动作;印度、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中的跪地舞姿等等。
舞蹈《洗衣歌》中藏族少女们插腰以脚踩衣的一段舞蹈则只有下身动作;英、美等国家的踢跶舞也是如此。
舞步是由生活中的走、跑、跳、扭、摆、翻、滚等人体的下肢动态,经过律动化的提炼和美化,依据舞蹈中人物的感情需要和性格特征,以及特定环境的规定而产生的。
舞步变化多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柔慢平稳的舞步,表现了安定幽静的情绪;快速跳跃的舞步表达了欢快激动的心情;激昂粗犷的大跳展示了特定的思绪和性格;连续的翻滚和小跳显现了不平稳的心理活动和感情的奔腾。
上山、下山、涉水、过河、上楼、下楼,表现了特定的地理环境;汉族舞蹈的圆场步、朝鲜民间舞的鹤步、蒙族舞的马步,芭蕾舞中的小跳和猫步、藏族的踢跶步……,形象地表现了多种风格和性格。
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感情的变化,舞蹈动作必然从原位向四面八方移动的扩展。
各种舞步的作用,除了起到移动位置、变化方向以外,更主要是配合上身舞姿加强感情色彩和美感。
舞步的多种形态扩展了空间的表现力,使上身舞姿不仅向高层次的空间发展,而且又与低层的地平线紧密相贴。
中国汉族的舞蹈,一般都有移动位置的舞步技巧,很少出现跃入高空和向上托举的动作,也很少有与地面作长时间接触和躺卧翻滚的舞步和技巧。
在我国出现的多种大跳和托举,大部分是借鉴和吸收了芭蕾的舞步和表现方式,而多种地面的躺卧动作,则多来源于西方现代舞。
各国的艺术交流丰富了舞蹈的舞姿和舞步,加强了表现力。
例如,舞剧《丝路花雨》中的大跳技巧和托举动作,舞蹈《花鼓》中的跳跃动作,这些舞步与作品的内容、情绪相一致,因此取得了好的效果。
2.造型 造型是舞蹈的表现手段之一。
它出现在舞蹈动作流动的瞬间或舞蹈组合结尾的停顿之时,人们也称它为动中的静态和静止的亮相。
舞蹈造型的存在和变化,使舞蹈显现了动中有静、静动对比有序的美的规律。
舞姿流动中的静态造型使一个个舞蹈动作在运动过程中呈现其清晰的美的形态;停顿的亮相造型,不仅集中表达出内心的感情,它还起到了舞蹈组合之间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
造型是由舞蹈家从生活的动的规律出发,根据舞蹈规律进行提炼、加工,反映人物的感情、气质和神态的外在形态。
因此它不单纯是一种美的动态,而是具有内在含义的一种神形兼备的融合体。
无数动中有静的舞姿流动和静中有意的亮相,构成了特有的韵味和风格,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舞蹈形象。
例如,舞蹈《金山战鼓》中梁红玉出场时用了点步翻身、转身亮相的造型,在动中表达出巾帼英雄战斗的意志,在静中呈现出英武威严的女将气概。
在《擂鼓助战》的舞段中,在了望、击鼓、退敌等舞蹈的组合之间,鲜明的形态动势和丰富的造型变化、干净利落地表现了情节和人物的心情,反映了梁红玉的必胜信念。
舞剧《丝路花雨》中英娘反弹琵琶的舞蹈动作组合,由于每一个流动的舞姿都在瞬间的过程中明确地呈现出美的造型,在每一舞蹈组合之间都出现极有神态的亮相,敦煌舞姿的S型特点和英娘天真、淳朴的性格特点,便一目了然地显示在人们的眼前。
如果在这一段精彩舞蹈中没有运用造型的表现手段,不仅英娘的心情和性格不易表达,而且富有特色的敦煌舞姿神韵也不能表达得如此充分和准确。
优秀的舞蹈编导十分重视舞蹈动作的一招一势,在力度、角度、幅度、长度上都要认真推敲,以便准确和清晰地让观众看清它的形态美和神韵美。
同样,在处理静止造型的亮相时,也必须从人物的内心情感出发,刻意求新地用千姿万态的停顿舞姿来展示形象。
造型的正确运用能给舞蹈作品增添夺目的异彩。
3.手势 手势是舞蹈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表现手段。
在生活中一个手势往往可以直接说明一个简单的意思,如自然伸展的手势表示“请坐”或“请这边走”、“过来”;向上高扬的手势可以表达“再见”、“前进”等意思。
手势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语言的作用。
而作为用人体美的动作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舞蹈艺术,就更离不开手势的正确运用了。
舞蹈手势包括手指、掌、腕和手臂各部位的配合和运动。
它不仅有着内在的意蕴,而且还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我国汉族舞蹈中的兰花手、指和掌的运动规律有多种变化,不但和西方芭蕾手势的指和掌的运动规律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和日本、印度等近邻国家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印度的手势几乎可以表达所有的意念和感情,它如同语言一样能表明“我喜次你”、“我讨厌你”、“月亮多么好”、“你很可爱”等几十种意思。
这些源自生活经过了美化的舞蹈手势对传达内心活动,展示风格特色具有很大的作用。
4.舞蹈表情 舞蹈表情是由舞蹈的全部动作,包括全身心的动态来体现的。
它通过面部的表露、手臂的传情、胴体的摆扭、足部的移动来统一表达内在的情感。
它对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表现多种情绪的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汉族舞蹈十分讲究表情。
首先,对眼神的运用就有着一整套的训练方法。
如用鱼的游动来练习转睛,用点燃的香烛训练眼的光彩,并且分有喜眼、嗔眼、怨眼、爱眼、怒眼、哀眼等多种表情。
在表演舞蹈和舞剧中,特别强调眼神的应用,要求通过眼睛表露出此时此刻的特定心理状态。
其次是对手和手臂的运用,要求动则有情,静则有意。
对胴体的摆动和足部的移动,也要求充满执著的情感。
舞蹈的表情不单单由某一个动态的部位来体现,单独的手的动作,如果没有身体其他部位的配合就很难以正确表达丰富的内心感情。
同样,如果各部位不相适应,还会导致外在形态扭曲和懈散,破坏舞蹈的动态美。
因此,我们所说的舞蹈表情是由全身心协调一致,透过外在的一个个富有情感的动态和技巧动作,准确反映出特定的美的神韵。
这种表情的力量富有艺术的魅力,当每一个舞蹈动作都充满了表情之后,整个舞蹈的表现力就得以实现了。
观众所见到的就不是单独的一个动作和技巧,而能感触到它所蕴藏的内在潜意。
人们在这种充满内在表情的力量推动下,产生联想,进入到美的艺术境界中。
凡优秀的编导,在设计每一个舞蹈动作和舞蹈动作组合时,都特别讲究它们的内在和外在情感的统一体现,哪怕是一抬手、一投足和一个眼神,也决不能忽视它们的表情因素,放过它们的艺术魅力。
而作为优秀的舞蹈演员,正如我国伟大的戏剧艺术家梅兰芳所说的:“要使台下的观众被我们吸引,为我们喝彩,就要从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每一个唱词,每一个眼神着手,让人家都感到很美,而且美得有内容。
尤其是舞蹈动作,更要讲究,应当使人从各个方面和角度看来都是美的,都是有表情的。
”(摘自梅兰芳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讲话记录。
) 5.舞蹈构图 舞蹈构图包括舞蹈画面和舞蹈队形,它是舞蹈表现内容和表达特定情绪的手段。
舞蹈的画面和队形并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的,它们是依据作品内容和情绪的需要而转换更迭的。
例如,舞蹈《天鹅湖》第二幕中天鹅群的舞蹈画面和舞蹈队形,她们是随着白天鹅和王子的情感发展而移动和变化的。
那横列的两排队形和双斜排的画面和队形,展示和烘托了爱情的纯真和白天鹅的善良性格。
四小天鹅的队形变化和双天鹅、三只大天鹅的直线向前和横向的跳动,表现了她们的欢乐情感,加强了愉悦的气氛。
舞剧《丝路花雨》第四场神笔张“梦幻”一段中,众伎乐天神的队形变化,构成了优美的仙境和典雅的气氛,表现了神笔张的内心思绪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舞蹈《再见吧,妈妈》中的双人画面和舞台位置的变化,是完全依据着人物思想感情的跌宕起伏而设计的,把战士爱母亲、爱祖国的真挚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和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