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当过最高的官职是什么?
李卫 李卫（1666—1738），江苏桐城人，康熙捐资员外郎，雍正朝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同鄂尔泰、田文镜均系雍正帝心腹）。
雍正四年（1726），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不料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
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
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秘书），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
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
为尽早恢复乡会试，时任浙江总督兼巡抚的李卫便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文士呼声，调解各种矛盾；随时跟踪检查受株连而未定罪文士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训导，责令改正；表现好的文士，将其事迹一一记录归档。
过了一年，当朝廷派去的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看到这些档案材料后，深为李卫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为浙江人感恩悔过而高兴。
于是，和李卫同奏朝廷，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
雍正帝一见奏折大喜，很快就下令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
其次，他平时召集属吏开会，或命某个属员办差，均有记录，事后归档，笔笔有宗；朝廷谕旨、各部院及州府县衙门来往文书，办完即存档，一清二楚；加之其它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故深受雍正帝信任，被视为心腹。
《清史稿·李卫传》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
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
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
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
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
三年，擢浙江巡抚。
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
疏言：“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
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粜，款归司库；有馀，以修理城垣。
”卫整理盐政，疏言：“诸场有给丁滩荡者，以丁入地，计亩徵收；无给丁滩荡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
”又言：“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适中孔道，请设兵巡隘。
”又言：“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
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
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
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
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
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谳。
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
”得旨嘉奖。
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岙平衍，土性肥饶。
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
卫遣吏按行其地，奏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
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徵税，充诸项公用。
卫经画浙东诸县水利：鄞县大嵩港溉田数万亩，岁久淤浅，卫令疏濬，筑塘设闸，开支河溉田。
镇海灵岩、大丘二乡有浦口通海，旧有闸已圮，卫令修筑。
定海多旷土，卫令察丈清理。
上虞濒海潮汐没民田，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积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
上以江南多盗，时绎及巡抚陈时夏非戢盗之才，命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令卫兼领，将吏听节制。
时议增筑松江海塘，并以旧塘改土为石，上复以时绎未能董理，令卫勘议。
卫诣勘，奏言：“松江海塘已筑二千四百馀丈，未筑者当令仿效海盐旧塘，石塘后附筑土塘，宜一例高厚，岁派员修治。
”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
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
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
七年，加兵部尚书。
入觐，遭母丧，命回任守制。
寻复加太子少傅。
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民，卫遣诇察，得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私相煽诱状。
八年，卫令游击马空北往捕，时绎故与云如往还，与按察使马世烆庇不遣，贿空北还禀卫。
卫疏劾，上遣尚书李永升会鞫，时绎夺官，世烆、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
九年，疏请改定苏州府营制李卫其人 历史上真实的李卫 字又玠，1686—1738 并不是出身于市井的小混混，而是江南铜山 今徐州市一家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家。
康熙五十六年，李卫花钱捐了一个官。
《清史稿·李卫传》载：李卫“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
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
”据《小仓山房文集》载，李卫在户部供职期间干了一件让当时还是亲王的胤祯刮目相看的事：当时分管户部的一位亲王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
李卫屡次谏阻都不听，于是在走廊上置一柜，写着“某王赢钱”，使这位亲王十分难堪，只好停止多收。
雍正十分看重李卫“勇敢任事”的优点，一继位就任命李卫为云南道盐驿道，次年擢升为布政使掌管朝廷重要税源的盐务。
雍正三年 1725年 又被擢升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
雍正五年，李卫“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翌年，朝廷又以“江南多盗”，而地方官又“非戢盗之才”为由，命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盗案，“将吏听节制。
”雍正七年，李卫被加封为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雍正十年又内召署理刑部尚书，寻授直隶总督。
李卫任浙江、直隶总督十多年倒做了几件让世人称赞的好事。
李卫管理盐政不仅加强了沿海各关隘的巡缉，打击不法商贩盗卖私盐等活动，同时还改革盐政税赋制度，“诸场有给丁滩者，以丁入地，计亩征收；无给丁滩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
”此举，既稳定了盐业生产，又增加盐业税收。
当时，因浙江人汪景琪著《西征随笔·历代年号论》中，影射雍正年号不吉利和礼部侍郎查嗣庭在科举考试中取“维民年止”句为试题所犯下“大不敬”之罪，“停浙江人乡会试。
”李卫出任浙江总督后一面“文告严督，”一面上书朝廷“浙江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
”李卫治理海塘成绩卓著。
他在海宁自翁家埠至尖山间的近百里海塘险要塘段抢筑乱石塘、柴塘近2300丈，缓和了危急形势；并且设塘兵200名及千、把总等员弁分驻沿塘常年修护。
在海塘“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徵税，充诸项公用。
”李卫剿匪十分称职，“盗匿山泽间，诇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
以是所部乃无盗”。
李卫对整肃吏治也著有成效。
江南督臣范时绎、按察使马世 庇护张如云及其党羽以符咒惑民，李卫毫不徇情上书弹劾，使“时绎夺官，世 、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
”雍正十一年，李卫不顾忌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尔泰的地位和眷宠均在自己之上，公开上书指参其弟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使鄂尔奇被革职查办。
雍正十二年，他“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地”；雍正十三年，他“疏劾总河帡藻贪劣”。
所以，雍正对李卫的评价是“嘉许之怀，笔莫能罄。
……非深悉朕衷，毫不瞻顾，安肯毅然直陈。
” 当然，李卫也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满头小辫子———缺点不少，诸如恃才傲物，对上司无礼，在自己的执事牌子书写“钦用”，有时也接受礼物等。
为此，雍正也曾多次告诫他“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
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
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 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
其克慎毋忽。
”并且很严肃的警告他“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
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 ”但是，这一些，都不足以影响雍正对李卫的信任。
原因何在 雍正在浙江总督程元章密参李卫离任后还干预浙江事务的奏子上批道：“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
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风耳。
”可见，雍正有知人和用人之明。
乾隆元年(1736)，兼管直隶河道总督。
三年病死，谥敏达。
李卫识字不多，操守廉洁，任事勇敢。
幕客为著《钦遵圣谕条例事宜》(与田文镜之作合为《钦颁州县事宜》)，在浙江、直隶任内分别主持修撰《浙江通志》、《畿辅通志》。
他的部分奏折收在《朱批谕旨》中。
李叔同（弘一法师）很有名气，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他为什么那出名
弘师 弘一法师（1880-1942年俗姓李，名息，学名文涛，又蹊、广侯，字叔息霜，号漱筒、演音等，别署甚多。
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
父李筱楼，曾任吏部主事，后辞官经营盐业与钱庄，为津门巨富。
文涛5岁失父。
13岁知篆书，15岁能诗，17岁善治印，18岁与茶商女俞氏成婚。
戊戌变法失败时，有人说他是“康梁同党”，他遂携眷奉母南下，避居沪上城南草堂，加入城南文社。
22岁入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
课余参加京剧演出，还为沪学会补习科作《祖国歌》，并编有《国学唱歌集》。
光绪三十二年，为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肄业于东京美术专科学校，主修油画，兼攻钢琴。
课余热心于话剧艺术活动，联合留东同学组织“春柳剧社”。
在东京，他创办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发表所创作的歌曲多首。
在写生课时，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被誉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的急先锋。
宣统三年（1911年），文涛学成归国，先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后转到上海城东女学，讲授国文和音乐。
翌年，加入“南社”诗社，与南社同人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兼任《太平洋报》文艺副刊编辑。
不久，到杭州执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即第一师范学校），并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
他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达七年之久，培育出许多艺术人才。
文涛本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但眼见当时中国社会腐败黑暗，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遂悲观厌世，于民国7年（1918年）8月19日遁入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皈依老和尚了悟门下，法名演音，号弘一，后又采用一音、一相、圈音、入玄等几十个法号。
民国17年，弘一参加僧侣南下服务团，到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弘扬佛法。
12月初从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的热情款待，在南普陀寺下榻，旋即转南安雪峰寺度岁。
过了元宵，又回南普陀住了三个月。
民国18年4月间，取道福州赴温州。
同年10月，弘一第二次入闽。
先到厦门，后应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院长叶青眼之请到泉州，为该院学童早晚礼佛的赞歌《三宝歌》谱曲。
当时性愿法师在泉州承大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帮助整理寺内所藏的古版佛经，先厘订六条凡例，将目录编成五辑，每辑分成禅宗部、律宗部等，每部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全本，乙种为残本），颇为周详。
民国19年4月，离寺云游江浙。
民国21年10月，弘一第三次入闽，足迹遍及泉州、厦门、福州、漳州各大寺院，其中以住泉州的时间为最长，而在永春普济寺一住就是573天。
弘一第三次寓居福建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念，得到僧俗群众的普遍景仰。
民国27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他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词末又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赋予佛说以时代精神。
弘一十分关心历史文物。
民国22年10月，他在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诗人韩偓的墓道；民国27年在惠安县的《螺阳文献》中发现一首韩偓在惠安松洋洞所作而未为《全唐诗》收入的佚诗，于是撰写《香奁集辨伪》一文，认为韩偓并不是一个风流才子，而是一位与自己有同样爱国思想的伟大诗人，为研究韩偓提出独创性的见解。
他还为晋江摩尼教寺草庵撰写寺门对联和庵记，为朱子书院补题匾额，为开元寺补书朱熹所撰写的对联，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像题赞，使泉州的传统文化更得到发扬。
弘一晚岁十年，积极弘法，他先后在厦门、漳州、安海、泉州、惠安、永春等地城乡开展讲经活动，就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学说及药师经、弥陀经、地藏本愿经、心经等经义作了详细的阐明。
并且关心佛教教育，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佛学苑。
民国25年，在泉州请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闽南一带的僧徒因之增进佛学知识。
他的佛学思想体系，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士为果。
十年虔修未有间断。
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及宋代灵芝元熙律师释三大部的“三记”（《资诗记》、《行宗记》、《济缘记》），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
佛教界尊他为近代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民国31年10月13日，弘一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7天后，在承天寺火化。
遗骨分两处建舍利塔，一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在当年落发处杭州虎跑定慧寺。
另建生西纪念塔于温陵养老院过化亭。
他的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民国13年出版。
寂后，海内外诸缁素将其遗著结集出版的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大全集》等。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在书画、诗文、戏剧、音乐、艺术、金石、教育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
1918年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修佛教律宗，又成为佛门一代高僧。
代表作:《南山律在家备览》、《四分律戒相表记》、《弘一大师遗著合编》、《清凉歌集》、《李息翁临古法书》等。
代表作评价: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虽然李叔同词曲兼擅，但传记作者陈星先生却考证出此曲并非词人的自度曲，而是借用了一首美国通俗歌曲的曲调，歌词也参考了一首日本歌曲——也有论者以为词意浓缩了《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
然而两首歌曲在美国和日本可能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大海，但这首借鸡生蛋的歌曲却在中国获得了长久以至永远的生命。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如此凄迷阴柔、词浅意深但哀而不伤的词句，配以相当中国化的舒缓旋律，就很难不成为中国的名曲——尤其是在新旧交替、道术灭裂的二十世纪。
这首歌已经成了新的“阳关三叠”，“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二十世纪中国人，已经用这首歌“送别”了太多的东西。
”
历史问题
中国古代四大丑男——晏婴、左思、包拯、刘墉: 晏婴（－前500），字平仲，春秋时政治家，维邑（今高密）人，公元前556年（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国国卿。
先侍奉灵公3年，竭力建树新政，继之辅佐庄公，很受重用。
后因谏阴伐晋，庄公不听，遂辞官耕于海滨。
及庄公被杀，景公即位，又被起用，长任相国。
他为国为民，直言敢谏。
一年夏，齐国阴雨成灾，百姓墙倒屋塌，缺吃少穿，景公却充耳不闻，日夜酗酒。
他再三请求发粟赈济，景公不允。
他气愤难平，往见景公，曰“国家重灾，百姓饥寒，君不体恤，却恋酒色。
婴身为相国，实感罪深。
”言毕叩头辞职而去。
景公愧悔，乘车追至其家，见其存粟已尽给百姓，深为感动，遂立即赈灾，并请他复职。
他性机敏，善辞令，属尽职守。
一次出使楚国，楚灵王欲加侮辱.因他身材矮小，就在大门旁另辟小门“迎接”。
他拒不进入，并说：“出使狗国，方入狗门，今臣出使楚国，不应从此门入。
迎宾者只好请其从大门而入。
见灵王，王口出不逊，他仄然邓以批驳。
灵王讨得没趣，又设筵“招待”他。
酒兴正浓时，有小吏两名缚一人来。
灵王动问原由，小吏禀告：系齐国人，犯盗窃罪。
王故意讥讽道：“原来齐人爱偷盗
”他立即起座，正色对曰：“吾闻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枝叶相似而果味截然不同，系水土不一所致。
齐人在国内不为盗，至楚国则变为盗，岂非楚之水使其然乎
”王再次碰壁，只好自己解嘲。
晏婴一生崇尚节俭，反对奢华，过着艰苦的生活，住的是低矮的房屋，吃的是粗茶淡饭，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情操，孔子与司马迁都给于他很高评价。
左思： (约公元250～305年)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
他家世业儒学。
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
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
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
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
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
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
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部将张方纵暴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
包拯：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
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 庭。
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
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 合历史实际。
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
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
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
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
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
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
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
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
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
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
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
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
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
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
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
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
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
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
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
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
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
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
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
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
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
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
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
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
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
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
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
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
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
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
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
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
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
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
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1.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
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
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
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
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
十月，提为安徽学政。
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
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
”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
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
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
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
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
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
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
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
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
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
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
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
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
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
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
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
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
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
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
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
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
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
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
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
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
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
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
是年底，充经筵讲官。
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
六月，授协办大学士。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
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
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
五月，又署吏部尚书。
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
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
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
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
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
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
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
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
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
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
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
”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
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
刘墉之书，尤善小楷。
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
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
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
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
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雷州东里镇郑氏起源分布
位于雷州半岛东部，又是东海岸的一个小半岛，面积136.6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5万亩。
下辖21个管理区，132个自然村，人口67276人。
镇政府所在地--东里圩，距雷城41公里。
农业以番薯、甘蔗、花生、眉豆为主。
番薯尤为出名，每年种植2万多亩，最高亩产1.2万斤。
总产3万多吨。
沿海渔业和盐业比较发达，大小船只920艘，每年捕捞大虾、墨鱼、鲳鱼、鱿鱼、海蟹等鱼产品，产值2000多万元。
海水养殖闻名省内外，精养虾池一万多亩，年产对虾1000吨以上，产值3000多万元。
是雷州市对虾生产的主要基地。
泥蚶螺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鲜，已有500多亩，产品销往汕头和港澳，很受欢迎。
东里地下矿藏比较丰富，已发现的有锆英矿、钛铁矿、金红矿和机毒矿。
乡镇企业有冷冻厂、对虾饲料厂、制砖厂、金属选矿厂和皮革厂等。
雷州市地处雷州半岛东部沿海，三面环海，是典型的沿海乡镇，镇政府所在地-东里圩，距雷城41公里。
区域面积136.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7607亩，虾池面积2.2万亩，海岸线长42公里。
全镇现有20个村委会1个居民社区，共202条自然村，82833人。
该镇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农民主要种植番薯、水稻，农作物结构单一，产量低。
近年来，该镇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特别是对虾养殖，养虾业的发展带动了虾料销售、对虾加工、运输、餐饮等相关行业。
2008年，全镇生产总值4.1亿元，养虾产值达2.3亿元，占全镇经济总值一半以上，养虾业已发展成为该镇支柱产业。
折叠编辑本段文化教育 有东里中学，东里二中，东里中心小学及下割各管区小学共36所，其中以东里中学最为著名，目前在校学生3000多人，其中初中学生2900多人，高中学生500多人，是目前东里镇最高的学府，曾经培养了很多著名的人才，其中有:麦堪成(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麦教猛(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等为国家及地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东里中学也是雷州市的面上中学中名列前茅中学之一
李叔同是在哪里创作的骊歌
1915年，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写了这首著名的《送别》。
它属于李叔同早年创作的“学堂乐歌”。
送别》实际上是用无所明指的象征，传达出李叔同送别朋友，感悟人生、看破红尘的觉悟。
所以，《送别》不仅仅是朋友之间挥手相送的骊歌；而是李叔同即将告别人间、弃世出家的“前奏曲”。
1921年 (辛酉 民国十年) 42岁 正月，自新登返杭州，居玉泉寺，披寻《四分律》，始览诸先师之作。
春，曾在闸口凤生寺小住，丰子恺游学日本前夕曾前往话别。
3月，自杭州赴温州，居庆福寺。
撰 《谢客启》，掩关治律。
6月，所撰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稿成。
1922年 (壬戌 民国十一年) 43岁 正月初三，在家发妻 (俞氏)病故于天津本宅，俗家仲兄文熙来信嘱其返津一次，因故未成行。
仍居庆福寺。
1923年 (癸亥 民国十二年) 44岁 2月，在上海与尤惜阴居士合撰《印造经像之功德》。
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马湖、绍兴、杭州等地停留。
6月，为杭州西冷印社 《弥陀经》一卷刻石。
9月重至衢州，居莲花寺。
1924年 (甲子 民国十三年) 45岁 4月，由莲花寺移居三藏寺。
不久，取道松阳、青田抵温州。
5月，至普陀山，参礼当代善知识中最膺服之印光大师。
6月，返温州整理《四分律》，8月完稿。
赴杭州，因交通有阻，暂止宁波，居七塔寺。
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
10月返温州。
1925年 (乙丑 民国十四年) 46岁 春，云游宁波七塔寺、杭州弥陀寺、定慧寺。
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
不久返温州庆福寺。
1926年 (丙寅 民国十五年) 47岁 春，自温州至杭州，居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与校点。
夏丐尊、丰子恺曾自沪至杭专程拜访。
夏初，与弘伞法师同赴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
路经上海时曾与弟子丰子皑等访旧居城南草堂等处。
冬初，由庐山返杭州，经上海，在丰子皑家小住，后返杭州。
1927年 (丁卯 民国十六年) 48岁 春，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
7月移居灵隐后山本来寺。
秋，至上海，居江湾丰子皑家。
主持丰子皑皈依三宝仪式。
期间与丰子皑共同商定编 《护生画集》计划。
是年春，丰子皑等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内收李叔同在俗时歌曲13首。
丰子恺在序言中说：“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
据我们所知，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
” 1928年 (戊辰 民国十七年) 49岁 春夏之间，在温州大罗山诛茆坐禅。
秋至上海，与丰子皑、李圆净具体商编《护生画集》。
冬，刘质平、夏丐尊、丰子皑、经亨颐等共同集资在白马湖 筑“晚晴山房”，供大师居住。
1929年 (己巳 民国十八年) 50岁 正月，自南安小雪峰至厦门南普陀寺，居闽南佛学院，参与整顿学院教育。
春，返温州，途经福州，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华严经疏论纂要》刻本，叹为稀有，发愿刊印。
9月，在“晚晴山房”小住，10月重至厦门、南安，与太虚法师在小雪峰寺度岁，并合作《三宝歌》。
是年2月，《护生画集》第一份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50 幅护生画皆由大师配诗并题写。
大师在跋中曰：“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国。
”并云：“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
”是年，夏丐尊将所藏大师在俗时所临各种碑帖出版，名《李息翁临古法书》（上海开明书店）。
是年，仲兄李文熙卒，年62岁。
1930年 (庚午 民国十九年) 51岁 正月，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与性愿法师相聚。
4月赴温州，后至白马湖“晚晴山房”。
秋赴慈溪金仙寺，讲律两次。
11月赴温州庆福寺。
时人称弘一大师为孤云野鹤，弘法四方。
1931年 (辛未 民国二十年) 52岁 2月，自温州过宁波，旋赴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
发愿弃舍有部律，专学南山，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
9月，广洽法师函邀大师赴厦门。
同月在金仙寺作“清凉歌”。
岁末在镇海伏龙寺度岁。
1932年 (壬申 民国二十一年) 53岁 是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为刘质平作书法。
年底，至厦门，住山边岩 (即万寿岩)，在妙释寺讲《人生之最后》。
法师从1921年初次来温至1932年最后一次离温，虽然中间来来去去，但在温先后长达12年之久。
王崧，字伯高，云南浪穹人，现欲从清朝人的文献中收集一些资料，请你为我提供有关文献线索
崧，清代白族著名学者，经学家和文学家，字伯高，又字酉山，号乐山，洱源人。
其父王梅村博览群书，藏书万卷。
王崧拜檀萃为师，17考取秀才，1789年（乾隆 14年）乡试第三名。
1799年（嘉庆4年）中进士第六名，这科的总裁是阮元，见王崧的卷子，大加赞赏，因受知于阮元。
次年，出任山西武乡县令，在职九年，改革盐政，使归于民，治理漳河，兴修书院，自捐资购置书籍，亲自授课，文风大盛。
罢官后，地方人士挽留他主讲晋阳书院数年，道德学问传遍山西。
回乡后，适阮元任云贵总督，倡议修省志，聘王崧为总纂，所订体例，条理精密，分15类，子目68，每类都详述本末，所引资料，注明出处，有必辩证的地方，则加 “议案”，所收资料，超出以前一倍以上，明清两代所修通志，当以此部为最善，稿尚未完，阮元调离云南，伊里布继任，对这部书的体例有所更改，王崧即辞职回家，由李诚负责完成。
阮元也不同意后任所为，因此这部书只定名为，以表示非定稿而不进呈清廷。
王崧将其所撰写的部分取名为（道光），另行刻印。
著作还有，诗文有、、、等。
另有六卷，为考证经史的著作，阮元采取其中有关经史的部分，收入中。
又编有二十一卷，搜罗有关云南史料，自《史记》以至《滇系》，详注出处。
经过校订的《南诏野史》，为研究南诏、大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本子。
宋永平：《王崧与云南地方志》 王崧，原名藩，字伯高，一字乐山，号酉山，云南浪穹（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人，白族。
生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
其祖上元代时即为浪穹土官，明代洪武年间袭浪穹土典史。
其父王梅村性笃博学，为当地知名学者，家中藏书甚富。
王崧幼承庭训，务实好学。
后拜著名学者檀萃为师，学识益加长进。
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授山西武乡知县，在职9年，任内兴利除弊，倡修漳河，免摊捐，捐薪办学、修葺书院，颇有政声。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主讲山西晋阳书院，“九府十州之士，昔之逖听而未登其门者，咸称弟子，集于皋比之下”，为山西培养了不少人才。
4年后谢病返归云南。
王崧返滇，适逢云贵总督阮元早有纂辑云南通志之意，只因物色不到学力宏富之人主持其事，一直未能如愿。
王崧到来，阮元喜出望外，于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通志馆纂修云南通志，聘任王崧为主纂，总理通志之事。
王崧此时已年逾古稀，但通志纂修之事关乎桑梓公益，因而不顾年迈，共襄修志之举。
后来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继而为主修。
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意见不协，遂托词返归故乡洱源。
道光十七年（1837年）病故，时年85岁。
王崧一生治学范围广泛，涉及经学、史学、方志、诗词等，著述甚丰。
经学著作有《说纬》六卷，此书“析诸儒之异同而补其短缺，多采于史，取证有训”，“兼综群籍，成一家之言”，被收入《皇清经解》。
王崧的史学成就主要是校理《南诏野史》。
因为《南诏野史》版本众多，内容各异，舛伪错落之处俯拾皆是。
王崧乃“取数本互校”，“参互考订，勒为一编，使如乱丝之就理，后观此书者，庶免扫落叶之憾焉”。
王崧校理的《南诏野史》刊入《云南备征志》，成为《南诏野史》最通行的两个版本之一。
袁嘉谷评价说，《南诏野史》“今所传惟胡（蔚）本、王（崧）本，而王本最足征信。
盖乐山通才，厘然次第，凡错简者注而正之，亦有未注而正之者”。
王崧还工于律诗，有《乐山诗集》二卷，刊入《云南丛书》。
王崧在地方志方面成就卓著，编纂了《云南备征志》和道光《云南志钞》。
《云南备征志》二十一卷。
此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采辑前人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汇编而成。
该书于道光八、九年（1728∽1729年）间编纂完成，初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刻本为16册；宣统元年（1909年）排字重印；至1914年云南图书馆重刻此书时，收入《云南丛书》初编。
《云南备征志》类似丛书，其主旨在于提供有关云南史事的基本资料以备征引。
《云南备征志》首有“总序”，略述汉以前有关云南之事迹。
其后则辑录《史记》以下至清初有关云南史料诸书，凡62种。
这62种书籍的汇编方式有四类：一是收录全书，对历代专记云南史事的书籍，择其善本，全书纳入。
如樊绰《云南志》、张道宗《记古滇说》、杨慎《滇载记》、阮元声《南诏野史》、诸葛元声《滇史》、冯苏《滇考》、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王凤文《云龙记往》等；二是收录专卷，选择重要典籍中有关云南的专卷收录，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新唐书·南蛮传》、《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明史·地理志》等；三是收录专条，收录各正史地理志及其它地理书中有关云南的专条，如《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元史·地理志》和《水经注》、《山海经》等；四是辑录成篇，将某书中有关云南的零散资料辑录出来，集成专篇，如《资治通鉴》、《元史·本纪》、《明史·本纪》等。
《云南备征志》所汇编之史料大抵以事为主，照录原文，且所用版本多为善本（如樊绰《云南志》为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水经注》则从戴震校本节录），因而，《云南备征志》为以后云南修志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亦方便了后学。
该书一出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誉，被称为“滇南大典”，“得此一编，要籍粗备，考究滇史者称便”。
道光《云南志钞》八卷，亦为王崧总理云南通志馆时编纂。
王崧总纂云南通志数年，析各省通志而标新，参诸史传作旁证，广采案牍、斟酌损益，已成通志稿过半。
后王崧辞归，已成之稿，经过遴选由其学生杜允中注释后刊刻，收入丛书《乐山集》。
收入《乐山集》的《云南志钞》，封面刻有“道光云南志钞”和“道光九年吉佑堂藏版”字样，卷首目录载为八卷：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盐法志、矿产志，卷三和卷四封建志上下，卷五和卷六边裔志上下，卷七和卷八土司志上下。
《云南志钞》虽刊刻而未通行，故传本绝少，世人知之不多。
直至民国初年，秦光玉编《续云南备征志》时将其收入，始得流传。
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著录。
云南大学《云南史料丛刊》收有徐文德标点本。
1995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内部出版刘景毛点校本。
《云南志钞》书名何以言“钞”
王崧未说明。
按高似孙《史略·史钞》云：“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
”《四库提要·史部·史钞类》也说，“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博取约存，亦资循览”。
盖王崧《云南志钞》系私刻之书，经济能力有限，不能将所成之通志稿全部刊刻，故删繁除冗，含咀英华，勒为八卷七志三十万言，成为一部简要的云南通志。
《云南志钞》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例严谨，既遵循了地方志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
全志划分为地理、建置、盐法、矿产、封建、边裔、土司七志，七志均有 “序”，概说该志内容；序后设若干类目或条目。
类目和条目的设置并不强求划一，《地理志》、《土司志》按府、州、厅划分后记述，而《封建志》、《边裔志》则采用纪事本末体。
由于设置合理，体裁应用得当，整个志书显得层次明晰，结构井然。
第二，内容详实，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具有云南地方特点的原始史料。
如卷七、卷八《土司志》列“世官”、“废官”两类，前者记土司世袭“相传弗坠者”，后者则录“昔有而今无者”，把元、明至清中叶云南土司的置废、世袭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其中许多资料为此前的云南通志所未载。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土司考》，多是未加考订地抄录《云南志钞》。
另外，卷五、卷六《边裔志》列了 “缅甸载记”、“暹罗载记”、“南掌载记”、“越南载记”、“西藏载记”五个类目，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等系统地进行了记载。
《盐法志》中有关云南盐业章程、井灶的资料，《矿产志》中有关采炼技术的资料也十分珍贵。
第三，文字精炼。
《云南志钞》系博取通志稿资料删削而成，又因王氏乃当时“云南土官中文学著名者”，故整个志书言简意赅而要事不漏，颇有康海《武功县志》之风。
阮元评价说：王崧“所著《地理》、《封建》、《边裔》诸篇，能得魏收、杜佑之遗法，洵为名笔。
”此言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应该指出，《云南志钞》篇幅短小，所引资料多未注出处，不方便考察索骥；文字简洁，又间或有语焉不详者，这是该书存在的不足。
后来王崧的学生杜允中为之作注，考稽资料来源，详明内容缺略，使该书大为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