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会议主持词
统战工作会议主持词 同志们，请大家坐好，现在开会： 经区委同意，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全区～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国、盛市～部长会议精神；总结～年全区～工作，安排部署～年全区～工作任务；听取区委副书记、区纪检委书记王瑞军同志的重要讲话；表彰奖励～年度全区～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动员全区广大专职～干部紧紧围绕区委一届二次全委会议确定的奋斗目标，发挥优势、开拓创新，全面开创我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的有各乡镇党委，区直各党委、总支的党群书记、宣传委员。
各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列席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有以下四项议程： 一、传达贯彻全国、盛市～部长会议精神； 二、回顾总结～年全区～工作，部署～年全区～工作任务； 三、听取区委副书记、区纪检委书记王瑞军同志重要讲话； 四、表彰奖励～年度全区～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 请区委～部副部长王红玺同志传达中央、盛市～部长会议精神。
※※※※※※※※ 下面就会议的贯彻落实工作，提几点要求：
商会成立大会主持词(完整版)
商会成立大会主持词商会成立大会主持词商会浏览：2254次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姜国强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各位企业家、同志们：大家好
在全国人民送别取得辉煌成就的201X年，迎接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的一年之际，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在这里隆重召开龙岩市新罗区粮食饲料商会成立大会。
出席今天成立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有：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蔡金旺，市粮食局局长李文砫，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苏建国，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伟，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吕仁安，市工商联副主席简志年，区政协常务副主席张学强，区政府副区长邱定峰，市饲料工业办主任、高级畜牧师吴锦瑞，区工商联主席魏泉龙，区民政局局长侯军等地市有关领导，以及区粮食饲料商会会长林国仁。
在大会前排就座嘉宾有：市统战部、市粮食局、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区粮食局、区畜牧兽医水产局、区民政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经贸局、区技术监督局、区工商局、区环保局、区农办、区招商局、市粮油质检站、市五丰粮油交易信息服务公司、龙州科技园区、区生猪协会、区粮食饲料监督所等部门领导和东城街道党政领导，区龙华信用社、联社、兄弟商会代表以及龙津频道等新闻媒体记者，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请当选的区粮食饲料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苏云、罗振星、张文盛、陈敏等人上台领取牌匾合影后，请全体与会人员到区政府食堂参加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背景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3号）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 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政治上常说的 左倾 右倾 是什么意思
举现实简单的例子说明
“左”倾（“Left” deviation）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
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左”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Right deviation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
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
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沁园春．长沙》的写作背景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形势高涨，革命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
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也遍及十几个省，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风起云涌地开展着。
这时候，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
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是继续维护黑暗衰退的反动统治，还是冲垮黑暗统治走向兴盛进步，谁将成为主宰发展方面的力量，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求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二月他从上海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八月从韶山到长沙，九月前往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长沙逗留期间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便以『长沙』为题写下了这首《沁园春》，形象地指出主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沁园春·长沙上片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一、写作背景这首词作于1925年，当时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湖南、广东等地农民运动日益高涨。
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
同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立，国民革命政府已在广州正式成立。
这年深秋，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停留，重游橘子洲，写下这首词。
据《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载：“毛先生泽东……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衡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
先生闻讯，间道人粤。
”二、补充注释《沁园春》：词牌名。
沁园：东汉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园林，后为外戚窦宪所夺（见《后汉书》）。
《沁园春》词牌，相传由此得名。
据《词谱》载，《沁园春》双调，114字。
上片13句，四平韵；下片12句，五平韵。
【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1．以乐景写哀，景中寓情，情中显志。
从词中可以感受到词人的心情是惆怅的，写的又是寒秋景物，却毫无过去一般旧诗词里的那种肃杀、感伤的“悲秋”情调，词人笔下的秋景是活泼、美好的。
原因在于越写山河的壮丽，就越使人感到人民不能主宰大地的可悲，越感到革命的必要。
词人正是在这不一致中突出了强烈的革命精神。
当然，这里面也含有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的感情。
2．对比手法的运用。
词中含有多种对比，使描绘的形象鲜明，如“万山红遍”与“漫江碧透”主要是颜色的对比；“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指点江山”与“激扬文字”主要是动作的对比；“同学少年”与“万户侯”是明比；“万类霜天竞自由”与人民的被压迫（未在词中点明）是暗含的对比。
3．极富表现力的语言。
本词用语精当、形象、极富表现力，如“万”字写出了山之多，“遍”字写出了红之广，“漫”字、“争”字、“击”字、“翔”字等都极为准确精当。
这首词写于1925年深秋，大约是同志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
同志从1911年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
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
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的一座又一座峥嵘高峰。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这一时期，同志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开办了平民夜校、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了驱逐张敬尧等军阀的活动。
特别是创办《湘江评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四、带着练习二，就“意象”问题作必要的点拨“意象”是意中之象，即融人了词人情思的形象。
本词的上片描写了一幅湘江秋景图，通过寒秋、霜天（气候）、万山（层林尽染）、湘江（碧透，百舸争流）、飞鹰，游鱼（万类竞自由）等意象，形象地表现了词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深切感受。
词用最凝炼的语言塑造形象，表达感情和思想。
把握意象，可以从释句入手，释句则应从理解字面意思入手，抓住富有表现力、含有丰富意蕴的关键词、句来分析，尽量做到抽象的诗句、词句能够阐释，含蓄的句子能够解释。
在理解和感悟的基础上，把握意象，还应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凭着联想和想象，补充字面所没有或作者有意省略的细节，揣摩语句的言外之意，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并感受之，领略之，品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