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3月的时事政治谁有啊
大学不是象牙塔，教育亦非守陈规。
市场导引新青年，服务社会报国志。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
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许多同志问：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显得很富，近20年还特别的咄咄逼人呢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上还有生命力，短期内不致于全面崩溃。
并不是列宁的论断错了，只不过是急性肾炎变成了慢性肾炎，死期要推迟。
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大危机和新老资本主义国家的争夺而引发的，这就证明了它的腐朽性和残暴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社会主义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中国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经惊恐、动荡了一个时期。
几年十几年后，西方资本主义渐趋稳定。
二战以后，特别是越南战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几个新现象。
一、美、英、法、意等国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相对说来是持续、平稳增长的。
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则迅猛发展。
二、经济危机频繁，但周期缩短，而且每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生产下降幅度很小，日本只是经济增长率下降。
因此，西方不承认那是“经济危机”，认为是“周期性衰退”。
的确，“二战”之后50多年，没有发生过1929―1933年那样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三、产业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下降到30％以下)，工资大幅度提高，生活显著改善。
他们虽受资本家剥削，但比别国工人的生活好得多。
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满，但还只是“怨悱而不怒”，并不急于革命，反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工人羡慕他们的生活水平。
四、“中产阶层”扩大。
这个词的原文是MiddleClass，直译应为“中等阶级”，长期被译为“中产阶级”。
西方所谓MiddleClass包括中小资本家，那不科学。
我认为用“中产阶层”或“中等阶层”为好。
它不是一个独立“阶级”，也不包括中小资本家。
所谓“中产阶层”，应指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公教人员、经理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部分技术工人(以上被称为“白领阶层”)，以及小业主和中小农场主。
西方国家中这部分人的数量扩大，收入相当高(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大)，生活相当富裕。
因而其多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出现上述特点?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自我改革。
资本主义的改革始于1929年那场大危机，主要内容是：国家宏观调控，政府干预经济，资产阶级调整内部关系，缓和劳资矛盾。
其改革的推动力来自三个方面。
A、资产阶级自身需要改革。
比如金融市场、股票交易市场、破产制度等等的改革。
1929年那场危机，爆发于“黑色星期五”，股市暴跌，引发全球经济大动荡。
从那以后，美国政府改进并加强了对金融、股票交易所的管理，使投机活动与企业破产引起的连锁反应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这既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又有利于产业资本家。
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出现“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一天下降22．6％，下降幅度超过1929年10月28日的“黑色星期五”(下降12．8％)，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还有“反垄断法”、企业法、破产法等等许多改革，调整了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的调整，内容很多，很复杂。
可惜我们研究不够，现在还说不全。
B、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影响。
30年代苏联经济欣欣向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出现新面貌，与西方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特别要提到1936年苏联宪法，它是斯大林主持制定的，世称“斯大林宪法”。
这部宪法有“公民之基本权利及义务”一章，是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宪法所没有的。
斯大林宪法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规定，公民有劳动权(不失业)、休息权、受教育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年老和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享受物质保障之权，等等。
苏联并在实践中保障了这些权利。
尽管斯大林宪法颁布的第二年，斯大林就破坏法制，开始大规模“肃反”、“清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那主要是党、政、军系统内的斗争，对普通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影响不大，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生机勃勃。
原先占人口80―90％的文盲迅速脱盲。
苏联的工人农民成了国家主人。
普通劳动者做出成绩，可以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上宾。
每年夏天，各界劳动模范成群地到黑海海滨度假。
这些新闻和图片传到全世界，吸引了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
法国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后，回国写了一本书，对比苏联和西欧，得出石破天惊的结论：“一边是崇高而神圣的工作，一边是卑鄙与无耻
”西方资产阶级仇恨苏联、仇恨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仇恨这部尊重人权、真正民主的宪法。
斯大林宪法的光辉，使美国宪法、法国宪法黯然失色。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60年代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还满怀激情地描述了“斯大林宪法”当年在世界上引起的震动。
开始，西方资产阶级对“斯大林宪法”是一片咒骂声。
咒骂归咒骂，他们随时感到“斯大林宪法”的压力。
后来，西方经济形势好转，他们在内外压力之下，半推半就地学了苏联的许多做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休假制度、失业救济、医疗保险、一人一票、男女平权等制度。
结果发现，这些尊重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措施，大大缓和劳资矛盾，却并没伤害资本主义制度、雇佣劳动剥削制度的根本，于是普遍接受了。
不过，就是在今日美国，这些制度仍未普及到所有企业。
C、工人阶级的斗争。
美国工人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
美国工会(黄色工会)对工人的分化、控制是很巧妙的，比如，美国多年都是按行业、工种组织工会，而不组织地区工会。
一列火车上，司机参加司机工会，司炉参加司炉工会，列车员参加列车员工会，餐车服务员参加另一个工会。
各工种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同，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同。
老板和工会利用这个矛盾(差异)，分而治之，使他们只关心本行业本工种工人的利益，不关心整个工人阶级，更不关心政治。
多年来，美国工会没有组织过政治性罢工或政治性示威，但他们搞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还是相当积极的。
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较低层次的阶级斗争。
在工人阶级的积极斗争下，工人工资逐渐提高，劳动时间缩短，很多工人有了不扣工资休假等福利。
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促使工人工资提高。
资产阶级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矛盾。
工业资本家希望压低工资，以便降低成本，多得利润；商业资本家则希望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提高，以便多销售商品，多得商业利润；纺织工厂老板期望社会上有更多人买新衣服；汽车工厂老板尤其希望社会购买力提高，有更多的人买得起汽车。
无论哪种资本家，都想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及服务)，使自己赚钱。
所以各种资本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矛盾心态：期望本企业的工资(或产品中的工资含量)降低，希望社会上的购买力(包括职工工资)提高。
就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使全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升了。
当然，工人工资的上升，以保证资本家能，得到利润、资本能不断增殖为限。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说过，资本家给工人提高工资，最终是对资本家有利的。
工人工资提高，促使企业采用能够节省人力的新式机器，可以少雇工人，或者少增加工人而扩大生产规模。
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
工人工资提高，生活改善，工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也会提高，从而使劳动生产效率也提高。
不仅如此，工人工资提高了，他的子女的身体素质也会提高，可以多受教育，这就为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一支更好的劳动预备军。
二是战争推动了科技，科技促使生产力飞速提高。
资本家与地主、贵族相比，是较为重视科学技术的。
资本家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也舍得投资于科技。
但在和平时期，资本家只热心于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能“吹糠见米”的科研项目和技术革新。
要劝说资本家投入很大资金，花很长时间，去搞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他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那样大的本钱。
要说服资本家联合起来搞，极不容易，甚至不可能。
世界大战爆发，这个问题解决了。
为了战胜强敌，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政府，明正言顺地召集或征集最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由政府拨款，用行政命令征集物资，不惜工本地进行军事科技研究，很快取得重大突破。
一旦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它的意义就不仅是在军事方面取得优势，而会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使全国经济登上一个新台阶。
以上，可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发展的一条规律。
美国将军格罗夫斯，是美国在“二战”中组织原子弹研究、制造的总负责人。
他在战后写的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一书中，详细谈了这方面的情况。
他们研制过程中的失败和浪费不少，耗费的资金、电力、物资极巨，任何大资本家也承受不起?只是因为有政府力量，才取得重大突破，重大成就。
电子计算机、核技术、电子工业技术、光技术、合成材料、喷气式飞机、通信技术、机器人等等，都是在“二战”中发明或取得重大进展的。
对现代科学起了巨大作用的“新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也是在“二战”中形成的。
“二战”结束后，美、英等国把战争中取得的科研、科技成果，转入民间企业(资本家的企业)，于是爆发了一场“新技术革命”(西方又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高，有的产业是成倍提高，而生产同，样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原料、材料却大幅度下降。
(苏联和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不善于把军事科研成果及时转入民用，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新技术革命”给西方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深刻变化。
工业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后，一、既可以便资本家取得高利润，又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二、工业中的体力劳动人员大为减少，科技人员和经营人员大为增加，促使“白领阶层”、“中产阶层”扩大；三、第三产业扩大(美国占63％)，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业)相对缩小，现在美国只占34％。
产业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降到30％以下。
可是，并非每个行业都能同等享受“新技术革命”的成果。
“新技术革命”在各行业的应用和效益很不平衡。
能够使用新技术的行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
包含着复杂的新技术的新型产品，附加值很高，被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传统的采矿、冶炼、服装、玩具、制鞋等等行业中的许多工序，很难使用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没有那样大，相对而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前一类工业大幅度提高工资，势必拉动社会工资水平提高。
“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了职工工资仍有高利润，“劳动密集型产业”若要同等提高工资，就没有多少钱可赚，甚至会亏本。
于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被称为“朝阳工业”；后一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处境困难，被称为“夕阳工业”。
6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产业大调整、大转移。
美、英等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的“夕阳工业”转移到国外，自己着力发展费力少、耗能少、消耗原材料少而赚钱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使美国、英国更富。
高新技术产品究竟有多高的利润率，资本家严格保密，外人很难弄清。
仅举一例：我的一个亲戚在飞机制造厂工作，80年代中期，他们与苏联同行交往交流时，发现苏联生产的一个用于飞机上的小部件，质量优于英国产品，想向苏联购买。
苏联人不会做生意，报价100美元一个，只有英国同样产品的价格(卖给中国是1000英镑一个)的十二分之一。
我方谈判人员故意说贵，苏联人赶快降到90美元一个，他们说：不能再降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是80美元一个。
由此可见，英国把这个小部件卖给中国，其利润至少是十倍。
我们不能不买他的，因为我们造不出来，或者造出来的质量不如他的好。
算美国、英国工农业产品的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比我们高不了很多，而他们的消费量、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许多倍。
原因就在于他们用价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换我们这些国家价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日本人在60―70年代有一句形象的话：日本运一轮船货物去美国，美国运给日本一箱(集装箱)货物就抵了帐。
由于各国的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工艺水平、劳动生产率相差很大，美国淘汰的“夕阳工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却是先进的、很赚钱的“朝阳工业”，争相引进。
美国的产业大转移，首先转移到日本。
日本很精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挣取外汇，积累资金，运用政府(通产省)力量组织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到70年代，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强大了，也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这是第二次产业转移，主要是移向韩国、台湾、香港等地)，自己着力发展赚钱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现在进入第三阶段，向我国沿海省市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新技术革命挽救了西方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新技术革命来源于罪恶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战。
历史的前进就这么曲折、复杂、矛盾! 70年代中期，苏联已在军备竞争中露出败象，而美国却坚持要搞航天计划、“星球大战”计划。
这些项目要耗资几百亿、几千亿美元。
美国搞了，西欧不甘心，还要摘自己的“尤里卡计划”。
他们的目的是一箭三雕：1．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2．逼着苏联也花钱来搞，从而在经济上拖垮苏联；3．取得新的科技突破，使自己保持科技领先地位，从而继续在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苏联解体后，华沙条约组织也瓦解了，美国没有军事对手，仍然大搞航天计划，不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其目的就是取得科技上的领先地位。
这是大资本家、大公司也搞不了的，只有政府牵头，用国家财政(这是全国人民交的税)来搞。
如果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政府就师出无名，于是要想法寻找一些由头。
军事科研带来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的重大进步，但它是建立在仇恨、恐惧、眼泪和鲜血之上的，资金和物资浪费也极大，与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当年苏联米高扬访美时，美国记者故意问他，对资本主义的高技术、高生产力、高生活水平有何看法。
米高扬回答：如果美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现有的生产力，可以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
米高扬的话虽有夸张，却很有道理。
说他夸张，因为他没有计算美国对别国的剥削。
如果美国不剥削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不会有现在这样富。
同样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会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是事实。
我们将在另一章谈到。
三是改变了对殖民地的剥削方式，从“杀鸡取卵”变为“养鸡下蛋”，取得更大利益。
“二战”之前，各大资本主义国家都霸占着大片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和盘剥。
“二战”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下，殖民地人民纷纷要求独立，开展民族解放斗争。
开头那十来年，宗主国极力反对，坚决镇压。
后来发现，镇压是镇压不了的，而且占领殖民地、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耗费太大，得不偿失，对宗主国纳经济不利。
法国是个典型。
“二战”之后十多年，法国老不放弃殖民地，先是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继之又陷于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本国经济落后于英国和西德。
戴高乐总统审时度势，冒着法军兵变的风险，于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抽身，让阿尔及利亚独立。
从那以后，法国经济很快赶了上去。
近30年的世界格局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基本上都独立了，不再受宗主国直接统治，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又称“发展中国家”；但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原来的宗主国，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上受到控制或操纵。
西方发达国家不再以凶恶的直接统治者面目出现，而是以笑容可掬的“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商人、金融家、企业家”面目出现在以前的殖民地，甚至还给这些国家贷款、投资和技术上的指导，扶持他们发展工商业，让他们生产原料、材料和初级产品，同时又成为推销西方商品的市场，然后在“自由贸易”中剥削他们。
从“杀鸡取卵”变为“养鸡下蛋”，是一大进步。
西方少得骂名，少花军费，赚的钱更多。
南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多在南半球，所以又称“南方国家”)名义上独立了，自由了，发展了，却被“北方国家”(不包括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剥削得越来越穷。
南北差距越拉越大。
据专家统计，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各个时期如下： 工业革命之初： 1945年： 1：2 1965年： 1：20 1975年： 1：40 1980年： 1：64 1945年： 1：78 所以，“南北矛盾”成为当今世界的重大矛盾，可惜西方传播媒介甚少报道。
这也是他们的“新闻侵略”的内容之一。
现在西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剥削，主要是以下方式： 1、不等价交换。
南方国家主要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西方国家主要生产工业制成品。
几十年来，这两类产品的价格变化，形成强烈的剪刀差。
据联合国《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的有关资料，两类产品价格指数变化如下表。
表8 两类产品价格指数的变化 年份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71年 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 100 100 91 122 工业制成品价格 96 144 102 153 60年代，坦桑尼亚用5吨剑麻可以换回一台拖拉机，70年代要用10吨剑麻才能换回同样一台拖拉机。
进入80年代，据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的材料说：“这10年间，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价格以每年4．11％的速度上升，而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却大幅度下跌，如棉花、咖啡、可可和水稻，价格分别下跌33―51％。
”仅1986年，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料价格下跌，就损失1100亿美元。
由尼雷尔总统任主席的南方委员会(有27国专家参加任委员人1991年发表长篇报告《南方的挑战》。
该书第56页，根据世界银行资料编制了一张初级产品(不包括石油)的“商品价格加权指数”图表，以1979―1981年价格为100，各年指数如下： 1960年 115 1970年 112 1980年 100 1985年 80 1986年 70 也就是说，28年间，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从115降为70。
1992年第一期德国《明星》杂志，发表格哈德?托姆森的文章《饥饿》。
文章说：“同殖民时期一样，富国正在剥削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
在80年代，几乎一切东西都在涨价，农产品和原料的世界市场价格却下跌了40％，而农产品和原料是穷国唯一的收入来源。
1986年，乌干达出口230万袋咖啡，获得4亿美元。
1989年出口增加到320万袋(增加39％)，但收入却只有1．5亿美元(减少63％)。
” 这样的不等价交换，富国怎能不富，穷国怎能不穷? 为什么世界市场上的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如此之大呢?西方国家用的并非行政手段，而是经济手段、市场手段。
它鼓励南方国家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还给予贷款、援助来扶持。
许多国家生产同类产品，数量增多，在国际市场上互相竞争，争相杀价出售，价格就被冲下来了。
这几年我国的纺织工业、服装工业取得长足进步，质量提高，品种多样，境况却很困难。
原因在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同样的产品，大家争相出口美国，互相排挤。
美国在不等价交换中占了大便宜，还取得政治上的好处。
谁不听他指挥，他就削减谁的“销售份额”，取消谁的最惠国待遇，以此来威胁。
2．资本输出，赚取高额利润。
西方国家的对外投资，打着“慈善”、“援助”的旗号。
这种投资对接受国经济确有好处，但对投资国的好处更大。
请看下表： 表9美国两种对外投资的利润率 对西方国家投资利润率 对南方国家投资利润率 1975年 11％ 29％ 1976年 21％ 25．3％ 1977年 11．4％ 24．9％ 1978年 14％ 23．9％ 1979年 19．2％ 32％ 1980年 16．6％ 24．1％ 美国对南方国家投资的利润率，差不多比对西方国家投资的利润率高一倍。
美国在1970―1983年间，对外投资所得利润有2950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2倍。
日本对外投资年获收益，1988年为811亿美元，1989年达1017亿美元。
80年代初，日本三菱银行经理曾公开讲：“国际金融的下一阶段，是在各国开办分行和办公室，接受当地货币存款，再贷出这种货币，然后把利润拿回日本来。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通俗地说，就是“用你的骨头榨你的油”。
近几十年，许多南方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债务总额高达1．35万亿美元，利息也背不动了。
从1984年起，世界资金流向逆转，不是发达的北方国家向落后的南方国家流，而是反过来，资金从南方国家倒流向北方国家。
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中说：“1984―1988年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这方面流向北方的净额达1630亿美元。
”1988年后，资金倒流更严重，每年约500亿美元。
3．技术转让，变废为宝。
世界产业大转移，同时也是技术大转让。
西方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多数是在他本国已经落后、淘汰的技术，比先进技术落后10―20年，但他们收取的技术转让费相当高。
1975年收入110亿美元，80年代初增加到160亿美元，1985年增加到500亿美元，西方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总额中，技术转让费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高，1970年时占6．1％，次80年时上升到14．7％。
（喻按：以上三节中许多资料引自刘洪儒同志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何处来》一文。
) 4．挖取别国人才，发展西方科技。
在这方面，美国最厉害，也最成功。
近几十年，美国教育质量低劣的状况迄无改善。
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水平，大约在我国大专毕业生与中专毕业生之间。
美国主要靠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来培养人才。
而美国学生追求的热门，是挣钱多的律师、医生、经济师(商业)、会计师、高技术、电脑软件人员等等。
报考冷门――高能物理、数学、化学、农学、地质、建筑工程等专业的很少。
这些院系经常招不够合格的学生。
“冷门”只是挣钱少，并非不重要。
所以美国用奖学金吸引别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去留学，攻读硕士、博士。
学业有成，对美国有用，就留他在美国工作。
“二战”之后，美国吸收外国科技人员40多万人，其中近30万人已加入美国籍。
印度和联合国的机构作过研究，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学毕业生留学美国后不归，本国直接损失养育费和教育费4万美元；美国仅算节省养育费和教育费的帐，就净赚12万美元。
因为美国只需支付硕士、博士阶段的教育费和生活费，就得到一个有用而廉价的人才。
许多外国留美学生是打工养活自己，并交纳学费，美国为他们花的钱更少。
美国吸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去留学，然后选留其尖子，实际上是让我们这些国家出钱，替美国支付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费和20几年的养育费。
我国有一些留学生学成后赖在美国不归，“宁愿在美国洗盘子，不愿回国当工程师；宁愿在美国当助手，不愿回国当教授”，因为美国工资高(其实他在美国拿的是低工资)。
他忘记了家庭和祖国的养育、教育之恩，更不知道他拿的奖学金、高工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支付的。
西方资产阶级从剥削来的大量财富中分给他一碗汤，他就感恩戴德，“乐不思蜀”，为美国服务，并高唱资本主义的赞歌了。
日本、西德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其特殊原因：军费负担轻，利用了冷战、热战的机会。
“二战”之后，同盟国解除了日本、西德的武装。
美国占领军还摧毁了日本的封建残余势力，使它终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几年后，美国为了反苏、反华，花大本钱扶植日本和西德发展经济，同时压他们重建军队，重振武装。
日本以战后的和平宪法(那是美国占领初期逼着日本制定的)为挡箭脾，软拖硬磨，始终把军费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下，使自己有更多资金用于教育、科研和经济发展方面。
两次世界大战有一条基本经验教训，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条规律，即：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于己最有利的局面是“你们互相打仗，我来做生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两大对立集团打仗，美国做生意。
待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时，美国才参战。
美国在战争中发了大财，成为世界第一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从1937年到1941年底，美国也是做生意，坐山观虎斗。
珍珠港事变(1941年12月7日)后，美国才出兵参战。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
“二战”之后，日本、西德采取当年美国的战略，“坐山观虎斗”。
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搞冷战，搞军备竞赛，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
日本、西德趁机做生意赚钱来发展自己。
日本还利用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大赚其钱。
现在美国成了世界最大债务国，日本成了世界最大债权国，德国成了世界最大出口国。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日本商品。
炎黄文化节内容都有啥
炎黄文化节与名人社团拜祖 新郑市旅游局樊战东 历届炎黄文化节 1992年3月12日，寻根拜祖月（炎黄文化节的前身）开幕式在新郑电影院举行。
河南省人大副主任侯志英、郑州市副市长张世诚参加开幕式。
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各地寻根的炎黄子孙4万余人到轩辕故里参加盛大拜祖活动。
4月5日，朝拜活动在具茨山开幕，参加登山拜祖的炎黄子孙多达7万余人。
同时，从3月5日至4月5日，县城还举行了四次大型的物资交流活动。
1993年3月23日即农历三月初一，第二届炎黄文化节开幕式在轩辕故里广场举行。
省顾委副主任韩劲草，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友先，省旅游局局长蔡留海及社会各界人士5000余人冒雨出席。
与会宾客在轩辕故里门前参加了庄严肃穆的拜祖仪式。
3月25日，举行登具茨山朝拜活动。
1994年4月12日，第三届炎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轩辕故里广场举行。
河南省人大副主任范廉、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胡树俭、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赵国成及新郑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和拜祖式。
4月12日下午，炎黄文化旅游节项目发布会在郑韩饭店隆重举行，共发布各类项目300多个。
4月13日，出席旅游节的海内外嘉宾同数以万计的群众共登具茨山，朝拜中华始祖轩辕黄帝。
1995年3月31日，由河南省旅游局、郑州市旅游局和新郑市人民政府、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河南省’95民俗风情游首游式暨新郑第四届炎黄文化节在新郑体育场举行。
原中顾委常委、老将军李德生，原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黑伯理，省政协主席林英海等中央、省、市有关领导人，以及来自美、日、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嘉宾在新郑体育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各级领导和海内外嘉宾到轩辕故里举行朝拜文明始祖大典。
1997年农历三月三，新郑市政府在具茨山举办第五届炎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郑州市旅游局和新郑市领导参加开幕式。
1999年4月18日，新郑市政府在具茨山举办第六届炎黄文化旅游节，韩国佛教大师林允华率团110人前来寻根拜祖。
新郑市10万群众参加活动。
2000年4月2日，由河南省旅游局主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华民族子孙龙禧千年黄帝故里寻根拜祖大典在黄帝故里举行。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世英、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方洪莲和来自美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的18个拜组团和社会各届人士3000余人参加了这一盛典。
美国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为这次活动题词“中华民族千禧龙年寻根祭祖纪念碑”。
2002年中国新郑炎黄文化节暨经贸洽谈活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经贸委、河南省旅游局、郑州市经贸委、郑州市旅游局主办，新郑市委、市政府承办。
它以寻根拜祖为主题，经贸活动为重点，推出新郑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和名优产品、合作项目。
4月5日，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等领导共同为始祖山“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揭牌仪式结束后，又乘车到黄帝故里，参加“黄帝宝鼎落成典礼”，并为宝鼎揭幕。
4月12日，河南省第二届国际陈氏历史文化暨新郑陈氏三宰相研究会在新郑宾馆召开。
来自海内外的陈氏宗亲及姓氏研究专家、学者200余人参加。
13日，参加研讨会的16个代表团又来到郭店镇宰相陈村的崇孝寺祭祖。
河南省侨联名誉主席林雪梅、台北市陈氏宗亲会会长陈延厚等参加了会议。
4月15日上午，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新郑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新郑炎黄文化节暨经贸洽谈活动在新郑体育场开幕，出席开幕式的领导有：原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原中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刘正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副省长张以祥，省政协副主席杨光喜，省军区副司令员曹建新，郑州市市长陈义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文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海内外嘉宾乘车又到始祖山轩辕庙前参加了“壬午年始祖山拜轩辕黄帝大典”，来自美国、法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华人华侨以及国家、省、郑州市有关领导与新郑市四大班子领导一同秉香拜谒了始祖黄帝。
郑州市市长陈义初颂读拜祖文。
4月15日晚，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观看了在新郑市炎黄文化中心举行的我国著名歌唱家杨洪基等演唱的《轩辕颂》大型歌舞晚会。
炎黄文化节期间，还于4月13日至17日，在始祖山举行了中国“人寿杯”全国滑翔伞强手邀请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8名选手参加了这一赛事。
4月13日，我市辉煌成就图片展暨根雕艺术精品展在新郑博物馆开展，共有250余幅精美图片，一百多件根雕珍品参展。
4月15日至4月25日，“金芒果杯”河南省第三届工艺美术博览会在黄帝故里举行。
4月15日，“轩辕杯”全国诗词楹联大赛在新郑华清园度假村举行颁奖仪式。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等知名人士到会祝贺。
（2001年3月，新郑市与省诗词学会、省楹联学会、郑州诗词学会共同举办了“轩辕杯”全国诗词楹联大赛。
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及美国、英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诗人和诗词爱好者响应，先后收到近万幅作品，包括5000多首诗词、4500多幅楹联，最终评出了诗词、楹联一等奖各3名，二等奖各6名，三等奖各12名，佳作奖各50名，入围作品各500多名。
这些作品结集《轩辕颂》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参加颁奖的作者还参观了始祖山、黄帝故里等景点。
2003年中国·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暨经贸洽谈会 每年农历三月三，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登基大典传统纪念日。
2003年“癸未年中国·新郑炎黄文化节”是自1992年以来举办的第十届炎黄文化节。
本届炎黄文化节由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省侨联、河南旅游集团、郑州市旅游局、新郑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
3月20至21日（农历二月十八至十九）炎黄文化节拉开序幕。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新郑宾馆举行中国新郑炎黄文化研讨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俊义等全国和省内专家10多人参加。
研讨会通过实地考察、讨论，认为新郑作为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创业地和建都地，应为中华第一古都。
近年来新郑通过大力弘扬炎黄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带动了新郑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取得瞩目的成绩。
专家们还就新郑炎黄文化和其他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开发提出许多宝贵建议。
4月1日至3日，由河南省文化厅主办，新郑市人民政府和郑州市文化局联合承办的河南省第二届舞龙大赛在黄帝故里艺术苑举行。
来自全省12个地市的19支舞龙队参赛，为此次炎黄文化节增添了节庆气氛。
4月2日至7日，在黄帝故里举办新郑绿色食品、旅游产品和工业产品展销会。
4月4日上午9时，拜祖团登上始祖山。
此时，山上鼓乐喧天，歌声飞扬，龙灯翻舞。
拜祖活动分三个场地进行，主拜区在始祖山轩辕庙前，主要由国家、省、市领导等贵宾、新郑市四大班子领导和华侨参拜；第二拜祖区设在始祖山中天轩辕阁与黄帝祠之间，参拜人员主要是一些企业家和商贸界人士；第三拜祖区在市区黄帝故里祠前，参拜人员为新郑市各部门、乡镇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
在主拜区轩辕庙前，陈列三牲、五谷、六果，摆放花篮，南侧有100名中小学生组成的歌唱队，北侧置一硕大的乾坤鼓。
11时12分，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瞿弦和主持拜祖仪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新世纪企业联盟董事局主席刘向阳依次进香，郑州市市长王文超代表全体参拜人员颂读《拜祖文》，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总秘书长任兴亮代表全球华人颂读《拜祖文》、澳大利亚的帕瑞克代表澳大利亚华人颂读《颂祖文》。
最后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发表讲话。
11时40分，原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刘正威擂九响乾坤鼓，数千只白鸽和彩色气球飞向天空。
拜祖结束后，贾连朝、张文彬、王有杰、王文超和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河南省旅游局局长梁铁虎等领导为“癸未年中国·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拜祖纪念碑”揭幕。
下午，在炎黄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经贸洽谈会，有300多名企业家参加，签约项目98个，总投资额36.1亿元，其中合同项目53个，合同投资26.1亿元；合作意向45个，意向投资10亿元。
4月4日晚，2003年中国·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暨经贸洽谈会开幕式在新郑市体育场隆重举行。
原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刘正威等中直机关、国家部级领导和北京来宾，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李克等省市领导及相关部门领导，新郑市领导及海外著名侨领和知名企业家，40多家新闻单位与社会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参加。
当晚，参加这次炎黄文化旅游节暨经贸洽谈会的领导、专家和各界人士观看中央电视台在市体育场举办的“中华根脉·同根同宗同源同唱一首歌大型文艺晚会”。
可容纳5万名观众的体育场座无虚席，毛阿敏、童安格、张明敏、邰正霄、张行、苏芮、腾格尔等100多名明星与艺员登台献艺，共叙寻根梦，同唱中华情。
至7月，中央电视台三大频道分别在黄金时段轮番播出“同唱一首歌”演唱会实况。
2004年中国新郑炎黄文化节于4月21日（农历三月三）在黄帝故里开幕。
原中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刘正威、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何琳、河南省文物局局长常俭传、河南省外侨办副主任文荣征、郑州市委宣传部长杨丽萍等省、郑州市领导及新郑市领导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曲润海、华夏文化促进会会长任建新、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秘书长任兴亮等社团负责人等海内外嘉宾10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甲申年公拜始祖轩辕黄帝大典”。
2005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初三），乙酉年公拜始祖轩辕黄帝大典在黄帝故里举行。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旅游局、郑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承办。
出席《黄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学术研讨会的60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原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刘正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彬、河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吴全智、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洪华，郑州市委副书记、郑州市市长王文超，郑州市委常务副书记赵建才等国家部委、省、郑州市、新郑市领导，海内外华侨华人代表及新郑市各界人士千余人参加了拜祖大典。
拜祖大典由郑州市副市长孙新雷主持，新郑市委书记赵武安致词，郑州市市长王文超读拜祖文，台湾台东桃竹苗客属总会理事长刘震读拜祖文。
刘正威、张文彬、吴全智、张洪华、罗哲文、黄景略、王文超、赵建才等领导和专家敬献花篮，朱士光及海外华人代表上香，全体人员向始祖黄帝像行鞠躬礼。
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马艳辉 癸未年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根在中原”拜祖大典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自1971年在香港举行第一届恳亲大会，至2002年11月2日至6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已历十七届。
河南省客属联谊会会长林雪梅、郑州市副市长白红战和新郑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赵国鼎参加第十七届恳亲大会，介绍河南新郑是轩辕黄帝和神农氏炎帝的故里、故都；炎黄二帝是客家人的始祖，是客家人的血缘总根；2003年是轩辕黄帝建国至今5000年等，在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恳亲大会本规定二年举办一次，但为庆祝黄帝建国5000周年，第十七届恳亲大会决定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提前一年即2003年10月26日至28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这次恳亲大会的宗旨是“联谊、寻根、合作、发展”，主题是“中原寻根”。
2003年7月至10月中旬，新郑市委、市政府为迎接这次恳亲大会，成立筹备委员会，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10月27日上午，在新郑市黄帝故里举行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根在中原”拜祖大典。
是日，8时30分，拜祖团乘坐大巴车从郑州出发，至新郑市境时，受到新郑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和数千名身着红妆、手持鲜花的少年学生列队欢迎，一路受到沿途新郑人民的欢呼。
拜祖团进入黄帝故里景区时，接待人员为每位客家乡亲佩戴“黄帝符”，敬献“黄帝贡酒”，为他们祝福、洗尘。
秋高气爽，阳光灿烂。
黄帝故里鼓乐声声，龙旗飘飘。
黄帝纪念馆前红毡铺地，黄帝像前陈列牛、猪等牺牲和四时鲜果。
参加这次拜祖仪式的国家、省、市领导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全国人大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曾宪梓，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郭东坡，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赵阳，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张道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唐闻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清成、吴全智，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郑州市市长王文超，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执行主席、河南省客家联谊会会长林雪梅，客属首领饶颖奇、黄石华、刘盛良、李金松、熊德龙、张庆寿、吴德芳、吴能彬、杨克林、黄德新、熊恒浩、温学濂、贝南龙以及新郑市市委书记赵武安，代市长白虎林，副书记陈莉、刘国政、张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林华等。
参加客属恳亲大会的社会各界人士3000多人，其中客家社团110多个2500多人。
拜祖仪式在黄帝纪念馆前举行，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政主持。
拜祖前，河南省旅游局局长梁铁虎介绍嘉宾；新郑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白虎林代表新郑人民致欢迎词，介绍新郑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成就，热切盼望客家乡亲“常回家看看”；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代表河南人民欢迎客家乡亲回故乡，缅怀黄帝功绩，号召炎黄子孙继往开来、振兴中华；全球客家联谊会创会会长熊恒浩代表亿万客家人表达思念故乡情，他激动地说：“年年岁岁盼着能回中原故土寻根，今天终于梦想成真——故乡啊，我们回到您的怀抱。
”上午10时，24编钟奏起楚商乐《黄帝魂》，34响礼炮震天动地，数千只吉祥鸽腾空飞翔，抛撒的丝带花雨漫天飞舞，黄帝故里一片欢腾。
接着，罗豪才、吴全智、贾连朝、陈义初、王文超、赵武安及客家代表曾宪梓、吴能彬等在黄帝塑像前敬献花篮。
世界客属总商会会长李金松等敬拜上香，99名白衣少年高唱《黄帝颂》。
福建闽西客家联谊会会长曾耀东颂读《拜祖文》，2500多名客家乡亲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行三鞠躬礼。
拜祖仪式结束后，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郭东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清成、客家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曾宪梓等一起为“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纪念碑”举行揭碑仪式。
其他客家乡亲和人士参观黄帝故里景区，瞻仰黄帝圣容
世界客属总商会会长李金松拜祖后动情地说：“今天是客家人的大喜日子，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寻根拜祖的地方
”印度尼西亚客属总公会会长、信心旅游业集团总裁吴能彬率300多人来拜祖，拜祖后说：“河南是客家人的根，到新郑拜祖，就是到家了
”在这次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上，河南省签订合作项目35个，总投资27.2亿美元，合同外资24亿多美元，其中境外客商合同外资19.9亿美元。
在35个项目中，郑州市对外合作项目21个，总投资12.8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10.5亿美元；新郑市签订合同项目5个，达成合同意向项目22个，其中英属维尔京群岛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顺兴本草科技开发公司联合在新郑建设2×30万千瓦热电联厂。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中央统战网和河南省、郑州市等新闻媒体对这次客属恳亲大会作了全面、系统、详细报导。
其中《河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导题为：“百川汇流归大海，炎黄子孙心系根——黄帝故里‘根在中原’拜祖大典昨日举行”。
从此，世界客家人知道河南新郑是中华民族圣地。
新郑因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新郑市旅游局樊战东 社团名人拜祖实录 自汉代于新郑县城北关轩辕丘前建轩辕故里祠后，历代士民到轩辕故里拜祖无史书记载。
据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山大学近代史研究室编《林则徐日记》中记载：道光十七年，林则徐擢升湖广总督赴任，二月二日途径新郑，由省府同知黎淦、郑州施牧和新郑知县李嘉丞陪同，先至新郑县城北关轩辕故里拜谒黄帝，后至县城东行馆下榻。
→ 1995年 ← 3月13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中顾委常委李德生到黄帝故里、市博物馆、具茨山参观考察，并题写“巍巍具茨山，文明八千年”。
是年，海外华人有42个国家，组团400多人先后在具茨山、黄帝故里拜祖。
→ 1996年 ← 2月14日，郑州市常务副市长陈义初到具茨山考察黄帝大宗祠项目。
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四）下午3时许，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陪同，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副省长张世英，省委常委、中共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市长朱天保，中共新郑市委书记于新长，市长岳文海，副书记范金离、郭更新等陪同下，先后到黄帝故里、具茨山、郑韩故城、博物馆等景点参观考察。
宋健在黄帝故里问李学勤，新郑是黄帝故里、故都，这些是否有史可查时，李学勤回答说：黄帝生于轩辕丘。
轩辕丘、有熊国在河南新郑，不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讲述，而且还有大量的历史记载。
宋健对李长春说：“我来到黄帝的出生地，我对黄帝问题很感兴趣，新郑连小孩都知道这里是黄帝的故乡，可见黄帝文化气氛的浓厚，说明历史记载没有多大分歧，专家的意见也基本一致，看来轩辕黄帝出生在新郑是完全可信的。
……”他建议将黄帝编进教材，让世世代代永记始祖功德，还对新郑市长岳文海建议新郑编写一本关于黄帝的文献资料书，扩大对外宣传。
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三日），以萧光麟为团长的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文化寻根访问团一行162人来黄帝故里，拉开了河南省96年寻根游序幕。
上午9时，访问团在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河南省侨办主任林雪梅等陪同下来黄帝故里。
在黄帝故里广场，新郑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于新长、范金离、蔡克广、鲁维选、戴来正、邢学林等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中共新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来正致欢迎词。
著名侨领拿都、马来西亚客家联谊会会长萧光麟率团焚香拜祖，并举行“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拜祖碑”揭碑仪式，还捐资人民币8.8万元，资助扩建黄帝故里景区。
10月24日（农历九月十三日），张可夫、钟送玑、陈荣林等澳门地产商会考察团7人来新郑考察，先后到郑州新郑机场、望京楼水库、天下第一庄等考察，而后到黄帝故里焚香拜祖祭始祖黄帝，题词“寻根拜祖”。
→ 1997年 ← 4月8日（农历三月初二），大韩佛教、佛诞本地开发委员会顾问林允华大师率领由韩国水原白氏、林氏宗亲会组成的佛教界、医药界、艺术界和商界代表47人，来到新郑市黄帝故里寻根拜祖。
4月9日（农历三月三日），拜祖团在始祖山轩辕庙，采用韩国民间拜祖方式祭拜始祖黄帝。
林允华大师为修建始祖山“中天轩辕阁”捐款1.6万美元。
而后，拜祖团又到辛店镇白居易纪念馆祭祖。
5月8日（农历四月初二），韩国佛心教林允华大师率韩国原罗州市副市长林洞洛先生、诗人林宣光先生等一行13人再次来新郑市寻根拜祖。
下午2时，新郑市领导在郑州新郑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而后到黄帝故里祭拜黄帝，参观了市博物馆。
林允华大师当场捐款1万美元，并决定始祖山“中天轩辕阁”建筑由他承担90%的费用。
5月18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范康带全国政协离退休干部28人，来新郑市考察。
考察团在参观河南新郑卷烟厂后，到黄帝故里拜谒始祖黄帝。
7月19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新郑市黄帝故里视察，并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始祖圣地”和“发挥空港优势，扩大对外开放”。
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三），新加坡周明忆率团23人抵达新郑市寻根拜祖。
第二天6时，拜祖团在始祖山轩辕庙举行拜祖活动。
2月1日，新加坡李昭进应周明忆邀请，乘机来新郑拜祖。
2月2日，他们又在始祖山举行拜祖仪式。
4月8日（农历三月十二日），香港必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叶嘉星率领由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加拿大等世界著名华裔领袖和知名人士组成的“世界华人中华圣地寻根拜祖团”80多人，来新郑市始祖山寻根拜祖。
拜祖场地设在始祖山东侧的拜祖台。
中共新郑市委副书记郭更新主持拜祖仪式，市政协主席鲁维选宣布拜祖仪式开始。
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冯书义和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秘书长李华鹏分别致词。
河南省市领导和嘉宾共为始祖山拜祖台落成剪彩，而后举行拜祖仪式。
拜祖后，在拜祖台附近植功德树。
然后，拜祖团回市区黄帝故里，又瞻仰黄帝塑像，焚香祭拜。
下午，在新郑宾馆举行“天下华人共宗祖”座谈会，缅怀始祖功德，共商建设中华圣地大计。
8月20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日），“陇海兰新地带中部城市发展研讨会暨新郑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纲要论证会”在新郑宾馆召开，与会代表100多人在黄帝故里举行拜祖活动。
新郑市市长李和平主持拜祖仪式，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鲍世行宣读拜祖文。
随后，主办此次论证会的八个单位向始祖敬献花篮，全体行躹躬礼。
当时在新郑考察的华人著名女作家赵淑侠参加了拜祖仪式。
10月19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韩国佛心道文林允华大师一行再次来新郑市参观拜祖，参观市貌、故城公园、滨河公园、炎黄广场，又捐资5万美元资助建设始祖山“中天轩辕阁”，至此先后捐资达17万美元。
20日，林允华大师一行登始祖山轩辕庙以韩国传统礼仪祭拜始祖黄帝。
10月23日，马来西亚记者代表团14人到黄帝故里考察拜祖。
10月28日，“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古都新郑与中原文明学术讨论会”在新郑召开。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率领来自全国15个省和直辖市及7大古都学会会员120多人在轩辕故里举行祭祖活动。
新郑市市长李和平主持拜祖仪式，史念海宣读祭祖文。
11月2日（农历九月十四日），原山东省省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赵健民和原河南省副省长岳肖峡等来新郑市考察。
他们在黄帝故里躹躬祭拜始祖黄帝。
→ 1999年 ← 9月27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团长萧光麟率马来西亚客家文化寻根拜祖团128人，在河南省华侨联合会主席林雪梅、郑州市华侨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邵国政等陪同下，到新郑市黄帝故里拜祖。
新郑市市长张春香致欢迎辞。
拜祖团还游览了郑风苑和炎黄广场，并为建设黄帝故里捐资。
10月23日（农历九月十五日），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一行5人再次到黄帝故里拜祖，并题词“华夏同祖，万姓归宗”。
→ 2000年 ← 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新郑市旅游局与河南省旅游集团合作举办了“港胞农家过大年”活动。
香港32名同胞到黄帝故里拜祖后，到梨河镇老观李村，与农民一道“舞狮子、扭秧歌、放鞭炮、吃饺子”，度过了他们旅途中难忘的一天。
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九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部分官员和客商，到新郑市黄帝故里拜祖，题写“人文始祖”。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郑国雄陪同。
11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我国驻泰国大使晏庭爱等35名驻外使节及工作人员，到新郑卷烟厂考察，在黄帝故里参拜始祖黄帝。
→ 2001年 ←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二），来自马来西亚的65名华侨，由新郑市副市长张石磙陪同到黄帝故里拜祖。
→ 2002年 ← 1月5日（农历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台湾省旅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一行39人，到新郑市考察旅游建设情况，在黄帝故里参拜始祖黄帝。
4月5日，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参加始祖山“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并到黄帝故里为黄帝宝鼎揭幕。
4月7日，“杨氏中原寻根暨工商考察之旅”一行65人，到轩辕故里拜谒黄帝。
→ 2004年 ← 4月1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到黄帝故里、郑王陵、始祖山考察，拜谒始祖黄帝。
→ 2005年 ← 5月5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黄帝故里拜谒始祖黄帝并题词。
9月14日，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曹维新，郑州市委副书记赵建才同相关人员一行10多人到新郑黄帝故里进行调研黄帝文化，并拜谒始祖黄帝，徐光春题词“人文始祖”。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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