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徐中学的清中历史
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王扬宗《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6期（2005年12月）：5-22页 摘要：阐述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建立的过程。
学部委员不同于院士制；以学部委员为基础建立院士制度，使中国院士的资格相对较低，名额也较多；近年来对院士的追捧则使院士制发生了变异，弊端丛生。
改革院士制度可以从控制院士规模，吸纳当今世界杰出的华人科学家入手，也有赖于相关体制的变革。
关键词：学部委员 院士 院士制度 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等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院士代表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备受社会各界重视和关注。
但近些年来，在院士频频成为新闻人物或舆论的焦点的同时，院士制度也遭到了非议。
有人甚至认为院士制度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障碍，非取消不可。
今年又逢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中国的院士制度再次聚焦在全国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公众眼前。
目前，随着100多位新增院士名单尘埃落定，围绕着某些院士候选人和现行院士制度的种种议论也将暂告一段落。
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11月16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院士圆桌会议上，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尽管该报次日又否认周先生有此建议，但他对现行院士制度的批评，仍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项国际通行的制度，何以在我国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
我国院士制度的症结何在
应当如何寻求解决之道
这是我们讨论院士制度所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拟从追踪中国院士制度的由来和演变入手，分析其得失与利弊，希望对回答上述问题能有所裨益。
一、中研院院士制的建立 中国近现代科学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院士制度也不是中国固有的产物。
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一百余年。
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科学支持不力。
清朝末年，尽管有识之士早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学格致救国”，清政府中的高官也倡导“借法自强”，但直到清朝覆亡，中国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立科研机构，甚至也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科学发展也没有纳入政府的计划。
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度，社会中层组织力量极为薄弱，如果不仰赖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科学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郝刘祥、王扬宗，2004]。
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李煜瀛等推动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28年），采取了法国科学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
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带动中国科学事业的职业化；进而从全国学术精英中遴选出聘任评议员[1]，于1935年成立评议会，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一个重要成就。
聘任评议员的资格和遴选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选举程序，从而保证当选的评议员都是国内的顶级学者。
评议会的职能（决定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推举院长候选人等），使之起到指导和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以及保障学术研究之独立性的重要作用[陈时伟，2003，页191]。
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于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时值内战正酣、民\\\/怨沸腾之际，有识之士对于选举能否顺利公正进行不无忧虑，然而结果则出乎意料地成功。
推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严峻的国内局势，使来自学术之外的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反而降到了最低限度，这是一次完全由学术界自主的选举。
同时，评议会设计了周密的推荐和选举程序[2]，充分体现民主和公开公正，评议员以学术贡献为标尺，尊重同行评议意见，从而确保了选举的顺利进行。
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一个典范，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郭金海，即出]。
首届院士的选出，使中研院的体制趋于完善。
但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在新中国的蓝图中，中央研究院等旧机构被彻底抛弃或改造，来之不易的院士制度就此作废。
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实行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科研体制。
二、学部和学部委员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从一开始，人民政权就远比旧政权重视科学技术。
在巩固政权之后，中国科学院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科学中心。
中科院与中研院在体制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尽管中科院更多地吸收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些做法。
然而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且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
这是为“建立和健全全国科学领导中心，吸收优秀科学家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使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更能根据国家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而采取的重要措施[3]。
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之后，学部于1954年6月开始筹备，1955年6月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开始了学部委员的推选工作。
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主要有三条：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
学部委员的推选虽然都经过了科学家的提名推荐，但“最后是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的”[薛攀皋，1999]。
大家都知道，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的区别是很大的。
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因此决定稍缓进行院士的选聘。
同时，学部委员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承担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
因此，一批在学术界关键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被聘为学部委员。
学部委员的资格，在学术之外，也就增加了一条政治标准。
学部委员的聘任，要报经国务院批准。
凡此都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学术界的统一领导。
学部委员的这种职责，也就决定了其数额将大大多于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名额。
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除去人文科学组的28人，科技专家只有53人。
1955年，学部成立时，第一批学部委员为233人，不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1人，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委员为172人，两年后增聘18人，达到了190人。
首批学部委员的人数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
这个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七八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需要，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科技事业的极大重视。
学部委员制是为快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依循旧体制，显然难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
这一批学部委员，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大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1955年6月28日）[4]，学部是分工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分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四个学部[5]。
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务委员2-5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1人。
各学部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
学部设立后，组织召开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参与主持了第一次中国科学院奖金的评选，特别是在制订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学部委员在学术方面的领导作用是很有限的。
正如樊洪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学部虽然名义上说是对院属各研究所实行对口的学术领导，但学部常委只是在头两年有些‘议事’，未久即形同虚设。
各‘学部’的办公室也迅速蜕变为院机关中的业务行政部门。
”[樊洪业，2005]因此，对于多数学部委员来说，“学部委员”这一称号主要是荣誉性的。
由1957年增聘的学部委员就是以学术成就为资格标准一事也可概见。
学部委员转变为一种荣誉称号，并非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的设计者的初衷，然而有其必然性。
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中，科学院党组、正副秘书长和学术秘书处（1956年7月撤销）、计划局等有关领导机构，具有更大的权威，在许多具体环节，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很难落实。
比如，华罗庚虽然担任数理学部副主任和数学所所长，但有时对所务和学术的领导权还不如一些党员；一些学部常委还不如学部秘书重要。
归根结蒂，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隔阂，前者对后者不很信任。
因此，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作用受到了限制。
尤其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知识分子政策趋于极端，经过批判资产阶级科学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技专家被剥夺了学部委员的称号[6]，更多的学部委员受到冲击，被当作批判对象。
在这种形势下，学部委员的荣誉性都丧失了，更不用说起到什么学术领导作用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部“被作为所谓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产物，专家路线的产物，被彻底砸烂了，许多学部委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7]，不少人惨遭迫\\\/害\\\/致\\\/死，学部委员的称号也是名存实亡了。
三、学部的恢复和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 “文革”结束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被提到了“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位置。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的第二年，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学部恢复活动，学部的原有职权也很快得到恢复[8]。
此时，原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学部委员已从172人减员为117人，平均年龄达73岁。
因此，增补学部委员，以充实和健全学部机构成为当务之急。
197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学部委员的报告，增选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科学院最初计划通过增选使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300人左右，也就是说最初计划新增约185人[9]。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了充实学部，吸收更多中青年优秀科学家参与学术领导工作，次年学部委员会议又决定扩大增补名额为330人[10]（薛攀皋，1999；Cao Cong,2004,pp.64-64）。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11]的规定，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三分之二者可以当选，但实际上最后是以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结果新增283名，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
前已述及，学部制度不同于院士制度。
学部委员主要承担中国科学院不同层次的学术领导工作，而院士主要是一种学术荣誉，一般不必担任学术领导工作。
两者的学术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规定：“中国科学院学部是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
凡研究员、教授、国际工程技术人员、（或有相当水平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方面有重要成就与贡献者，可选为学部委员。
[12]”注意这里对学部委员的要求是“优秀”而不是“卓越”或“优异”。
在增选学部委员的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始着手建立院士制度。
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
《条例》规定，院士是给予我国卓越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为终身职称。
《请示报告》还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也就是说还不到计划增选后的学部委员总人数的一半[13]。
由此可见，拟议中的院士学术标准要比学部委员高出不少。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被暂时搁置了。
1979-1980年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形势下进行的。
学部委员增选名额的扩大和学部职能的恢复和扩充既是这种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体现，也是中国科学院落实和探索学术领导的新机制，使优秀科学家参与科学院的领导和决策的一种尝试。
这是一次学部委员自主的、民主的选举。
1981年1月，中央中央书记处在讨论中科院报送《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时认为，要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进入学部委员之列，学部委员的名额也可以多一些。
但当时科学院领导认为这是学部有史以来首次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产生的，再增补只能留待以后解决。
结果中央书记处最后尊重这一选举结果，没有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增补名单进行调整[薛攀皋，1999]。
1981年3月，283人的增选名单被国务院批准。
经过此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为降为62.8岁，其中55岁以下的占到总数的14%，50岁以下学部委员有18人，最小的41岁。
女学部委员从过去的1人增加到15人。
学部委员分属25个部门，代表的专业更加广泛[樊洪业，1999，页263]。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明确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并由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在其成员中推选院长和副院长。
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大调整，是体现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的一种新体制。
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
根据这一章程，学部的职责主要包括： 1．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审议各研究机构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计划；评议研究所的工作；组织、协调、检查重要科研项目；组织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性学术活动；评议或鉴定重要科研成果；评定研究员和相当于研究员的高级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人、财、物的分配方案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议、检查和提出建议。
2．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
3．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4．向学部委员大会或主席团提出年度工作报告。
[14] 《章程》还规定：“各学部由本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学部常务委员十三至十七人，负责本学部的经常工作。
学部常委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
学部常务委员会推选学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
……由学部主任提名，经中国科学院院长任命，学部可设不是学部委员的副主任一至二人，协助学部主任进行业务、行政管理工作。
学部设学术秘书若干人，设置精干的办事机构。
” 按照这一章程，科学院对院部机关进行调整，各学部成为院内重要的学术领导机构，拥有很重要的职权，因此也要担负相当繁重的工作任务。
以数学物理学部为例，该部所属研究机构有29个，各类人员12951人，其中科研人员3700人，工程技术人员4711人，1976年10月至1980年进行的科研课题有1289项[15]。
1981年5月至1983年，数理学部评议了物理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等4个科研机构，组织实施了12项重大科研项目，确定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政策，审定了院内有关重点课题，还组织了部分科研攻关项目，审定了一批科学基金，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初审了博士培养单位和有关导师的资格，开始编制1986-200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召开了50余次学术会议，此外还受国家科委委托复审了全国自然科学奖的有关项目[16]。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学部特别是学部常委不堪重负，不少人几乎成了专职的管理干部。
因此这一制度实施不久，问题就十分突出，难以为继。
1984年1月，卢嘉锡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
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确有困难。
[17]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18]。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从此，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改为院长负责制，学部委员大会成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而学部委员则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虽然这一转变主要是从理顺科学院的领导体制着眼的[19]，但从后来看，这也是由学部委员过渡到院士制的一个重要举措。
尽管要等到1993年学部委员才改称院士，但从此，学部委员与通行的院士制度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上一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的指导方针，这就是“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
”[2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科学院何去何从都成了问题。
1987年初，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这一新的办院方针，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由于通货膨胀，科学事业费增长停滞，科学研究工作面临十分困难的形势，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
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调查，30年工龄以上的老知识分子，收入都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李强，1996]。
社会上普遍流传：“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有的高龄学部委员甚至不得不申请困难补助。
这样一来，学部委员这一“最高荣誉称号”的价值也大大贬值了。
以上种种，都是学部委员在1980年增选之后又中断了10年的原因[葛能全，2002，页340；Cao Cong, 2004,p.66-67]。
四、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到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甚至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
为此，曾经参与组织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钱三强先生于1990年5月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增选学部委员[葛能全，2003，515-516页]。
经李鹏总理同意，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
“请示”建议新增学部委员约200人，在增选过程中，要坚持标准，决不凑数。
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进入学部委员的行列，“增选办法”规定，在各学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
国务院在批准这一报告和“增选办法”的同时，还批准今后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计划到2000年，学部委员总人数不少过750人[21]。
关于学部委员的标准和资格，“增选办法”提出：“中国科学院学部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
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研究员、教授或相当于研究员、教授职称的高级科技专家，可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2]”办法还确定，增选工作分为推荐、初选、评审和选举共四个步骤进行，并制定了有关程序和规则，选举结果报国务院批准生效。
此次增选历时一年有余。
经过300余位学部委员和43个政府部委、26个省市自治区，共169个研究单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100个一级学会的推荐和初选，共产生有效候选人1079名。
最后投票选举出210位新学部委员[樊洪业，1999，页339]，其中数理学部38人，化学部35人，生物学部34人，地学部35人，技术科学部68人。
1991年12月26日，增选名单获国务院正式批准，不久正式公布。
199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是我国院士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后，学部委员的增选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确定了两年一度进行增选。
1992年，学部大会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就学部委员的称号、选举程序、外籍学部委员的选举程序、学部的职能和任务、学部委员大会、常设领导机构等作了规定。
章程再一次明确每两年一度进行学部委员增选，并规定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六十名。
各学部的增选名额，由主席团讨论确定。
至此，由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已呼之欲出，只剩下名称的变更而已。
关于如何建立院士制度，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即已提出了明确的设想。
1984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拟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改为院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卢嘉锡、武衡、钱学森随即于1985年1月表示拥护并提出一些建议[樊洪业，1999，页360]。
前已述及，1980年增选学部委员时，学部委员的学术资格要求要低于拟议中的院士资格，当时设想第一批院士（包括社会科学）仅为200人，不及学部委员人数的一半。
因此，在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制度时，是否将现有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存在较大争议，也设想了一些办法。
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的转变才告完成。
应当指出，这一做法虽然避免了许多矛盾，也减少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但将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也就决定了我国院士的规模较大，增选数额也较多，势必降低院士的学术资格标准。
少数院士的学术表现以及院士增选中的种种问题与院士称号的崇高荣誉很不相符。
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日益重视，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趋势。
五、院士规模的扩张与院士制的变异 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创纪录地达到了528人。
此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经过5次增选，每次增选人数都接近60人之谱，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数达到688人。
199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七次院士大会的同时，中国工程院宣告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在工程技术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
1994年，中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名单公布，其中30人已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即所谓“双院士”)，余为新选院士。
次年，中国工程院增选216名院士，院士人数猛增至309人。
1997，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再次增选113人；2001年，又增81名院士；2003年，再次增选58名。
至此，工程院院士达到了663人。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到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相当的规模。
从1991年到2003年的十余年间，我国院士的总数达到了1300余人，是1980年增选后的3倍多，大大超越了从1955年到1980年的增长规模。
与此同时，随着全社会对于科技和教育的重视，院士的身价不断上涨，院士成为各界追捧的明星。
与此相伴的是院士的官本位化现象。
校长、院长和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关的领导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成了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频频当选。
院士学术资格贬值，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现行院士制度的问题日渐显露。
院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而逐渐偏离了其本身的意义。
这种现象，或许可称之为“院士制的变异”。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院士拥有一定的特殊权利。
如医疗上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本是体现党和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不足为奇的。
但在一些院士较少的省市，不但医疗上，在其他方面院士也享受副部级副省级待遇。
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特权阶层。
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的
学生会会议记录
第一次会议时间：四月份地点：5202部门：组织部主题：对组织部在本学期的工作做出规划，分清主次逐步开展工作。
会议记录：1、介绍组织部在本学期的工作，让大家对本部门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
2、根据个人特长进行分工，将工作细化。
具体分工为：制度考核：焦易于档案管理：朱庆干部培训：唐卫齐3近期的主要工作是：（1）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制度，并严格将其推广实行。
（2）整理学生干部的档案。
（学生会、年级委、班长、团支书等）。
（3）每月组织一次学生会内部的活动，形式不限。
目的是增进学生会成员沟通交流的机会，使学生会内部更加团结，凝聚力更强。
（4）本学期将组织八次学生干部培训。
要联系好老师，确定好主题、教室、人员等。
（5）要督促个部门上交策划、总结、等材料。
并做好“一月一评”。
4、每个人根据我们这学期的工作并结合个人主要负责的工作谈谈自己的想法提出好的建议第二次会议时间：五月份地点：5207部门：组织部主题：总结近期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
1、近期主要的工作有（1）制定考核制度并实行（2）组织学生干部培训（3）整理学生干部档案（4）协助其他部门展开工作（5）组织学生会内部工作2、近期工作总结这段时间以来我们部门开展了许多活动，从整体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考核制度。
每月在学生会内部进行内部考每周组织一次学
如何提高综合写作能力
一、文化知识的雄厚积累是写好文章的基础，因此要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
人们常说，书籍是精神食粮，要把读书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求知上进，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书籍浩如烟海，而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好泛与精、博与专的关系。
胡绳同志在介绍他的读书经验时说，博和专要结合，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书籍都读一些。
顾名思义，泛读是指阅读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书籍和文章，目的在于获取广泛的信息，扩大知识面。
有的名家说，应该养成快读的习惯，比如一小时读两万字，大家不妨一试。
有的书籍和文章即使浏览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发展，知识在不断更新，如果只是整天忙于应付具体事务，不注意学习和补充新知识，不接触新事物，原有的知识不够用，思想观念就跟不上形势，也就谈不上开阔视野。
我们全国人大机关，不论是搞法律的、搞经济的，还是搞外事或其他方面工作的，都应大力提倡多读书，真正成为“学习型”机关。
如果不提高文化素质，孤陋寡闻，我们就很难有大的进步和作为。
多读书、勤学习，是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
各个领域的知识是相通的。
搞外交的人读一些经济、历史、哲学方面的书，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开阔视野，有助于更敏锐、更全面、更深刻地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对外工作。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读点历史书和人物传记有助于增强历史感，从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的对比思考中认识今天，展望明天。
大家一定会发现，领导人对外活动中精彩的谈话和高质量的外交文件，都是各种知识的有机结合，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搞法律的同志读一些有关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书有助于端正思想方法，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养成严谨的作风，提高起草法律文件的水平；我们虽不是搞文学创作的，但读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如好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以及诗词等，不仅有助于丰富词汇的积累，而且有益于升华形象思维，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我们虽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但读点经济方面的书有助于了解我国和世界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
泛读是要花时间的，与日常工作可能会有矛盾，但这并不要紧，因为此种阅读不是硬性任务，因人而异、视情而为就是了，当然，多读一些必定是大有裨益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重点。
以我个人为例，过去读过一些大部头的书，现在读大部头的书没有时间和精力，中短篇居多，人物传记和回忆录是阅读重点之一。
除外交业务方面的书籍和材料外，也看散文、评论之类。
我有几个常读不厌的期刊和专栏，如《作家文摘》、《读者》、《环球时报》、《中国新闻周刊》以及《人民日报》开辟的《思想纵横》、《人民论坛》、《国际论坛》和《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等栏目。
人民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共同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前后共出了十多种，内容非常丰富，全部读完有困难，我是有选择地阅读，重点读了《当代世界问题概论》等。
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我初读之后，很受启发。
总之，凡有兴趣的东西，我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
2006年，我阅读了张传玺教授撰写的《新史学家翦伯赞》。
翦伯赞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其学术生涯和革命活动交织。
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一位史学大师令人震撼的一生，更难得的是通过对史学研究的了解，认识我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经验。
此书文笔流畅、生动，结构也很严谨，读起来很舒服，对我的写作有启示和帮助。
2007年9月17日《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的文章就很好，其中一篇是王梦奎同志写的《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另一篇是俞可平同志写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都值得一看。
《人民日报》的《思想纵横》等栏目多为议论性短文，充满哲理，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能帮助我们点燃思维的火花。
《思想纵横》栏目刊载过一位作者叫邓清柯的文章，题目是《思维关系成败》。
文章说：有时，我们需要直线思维的执著；有时，我们需要逆向思维的睿智；有时，我们需要系统思维的缜密。
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阐释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认识论方面的基本原理，对我思考问题、为人处世，乃至写文章都有启发作用。
好的例子俯拾即是。
例如，200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题为《回归十周年献辞》的文章。
全文如下： 2007年7月1日，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对我们整个国家，特别是香港市民，都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大家都期待借此大好时机，审视我们经历过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并展望更光辉、繁荣的未来。
香港的庆祝活动自4月开始，持续至12月。
特区政府在内地和海外的办事处，也会借着这个重大日子，以不同的活动展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各方面实力和优势。
所有庆祝活动的核心，是确认“一国两制”的成就。
回归10年，“一国两制”的理念，已从未经实践的构思变为活生生的事实。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一兑现了，中央政府对所作的承诺，没有丝毫动摇。
如基本法所规定，我们的自由与生活方式，我们的司法、社会与经济制度，一如既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而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凭着众所周知的奋发创新、自强不息精神，继续兴旺、繁荣。
我们继续与祖国拓展及加强联系，同时保持着作为亚洲的国际金融、商贸、物流、旅游中心的地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是香港全城欢庆的大事，我们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参与。
我们非常欢迎在内地、海外的亲友及支持者与我们一起共同庆祝。
这是一篇497字的短文，但做到了立意不凡、言简意赅、用语贴切、逻辑严密。
由此可见，短文亦可高深，短文亦可出彩。
我为什么不惜篇幅全文引述这篇文章，原因是它一下吸引了我。
再谈谈精读。
精读主要是指在泛读的基础上重点阅读一些与本职业务和当前主要工作有关，以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书籍和材料。
比如，法工委的同志精读法学和法律方面的书，财经委的同志攻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书，搞外事的同志着重阅读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书，包括外交文电和调研材料。
这都是分内之事，不阅读业务范围内的书，不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胜任本职工作，遇事就会一筹莫展，无从下手。
凡文章名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多闻博识的高人。
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下笔自如，而且还能恰到好处地旁征博引，产生出妙笔生花的效果。
文字上的功夫主要不是靠天资的。
文字表达、遣词造句、内容取舍、逻辑推理、段落组合等各项写文章的要素，都是先从书中学来，然后亲自动手、反复实践、不断提高的。
写作有迟速、文野之分，写得既好又快都是长期潜心学习的结果，熟了才能生巧。
文字功底的练就和夯实没有速成和突击的办法，只能靠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长期积累，非下苦工夫不可。
不仅要多读书，还得会读书。
王梦奎同志谈到他读书的体会时说，读书不能只记结论，更重要的是掌握方法。
要细心揣摩作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写作技巧。
如果把读书仅仅看做消遣，那对自己扩充知识、搞好写作是不会有帮助的。
所以，读书要用心，善于在阅读中思考。
应该承认有无悟性对写作是有影响的。
悟性是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来的。
会读书的人都很注意在阅读过程中揣摩和学习写作技巧，勤记、勤查、勤写。
积累和学习的方法很多，没有定式。
最好能形成自己的资料检索体系，便于查阅和使用。
至于积累什么，要看你工作的需要。
积累应结合专业和分工。
比如，外事局、外事委的同志，应重点积累有关国际形势、外交政策方面的材料，重要的情况和表态口径要记在脑子里，至少有个小本子放在手头，使用时就方便多了。
手头没有的，也知道去哪里查找。
凡具有综合职能的部门，如研究室、秘书局、新闻局等，积累的范围应更宽一些。
研究室写总结报告、调研文章和讲话稿，新闻局写新闻稿，外事委和外事局写谈话参考要点，内政外交都会涉及，临时冥思苦想，不仅费力，可能还会误事。
没有平时的积累，就寸步难行了。
有了厚实的积累，就能做到一点就明，就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一个文稿出手快不快、好不好，既要看有无内容，也要看写作技巧是否熟练。
写作技巧的积累，方法之一是善于模仿，善于借鉴别人的经验，细心揣摩别人是怎么写的。
外事新闻稿能否做到在篇幅、字数有限的情况下，以精炼的语言传达最有意义的信息，一是看你能不能抓住领导人和外宾谈话的重点，二是看你平时学习和积累的功夫，会不会选择和组织材料。
在见诸报端的重要新闻报道中，有一些是上品或精品，都是我们新闻稿和纪要写作的教材。
比如，每次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或举办集体学习的报道，我很注意新闻稿的内容和结构，发现不同题材的新闻稿的写作方法既有同也有异。
细心揣摩其特点很有好处。
比如，2007年7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这篇短文先以两个自然段分别讲成绩和问题，第三段讲做好工作的指导思想，第四段提出具体步骤和措施，最后一段提出要求。
思路非常清晰，语言非常简明。
搞新闻或写纪要的同志不妨每天花一点时间仔细研读一下当天见诸报端的此类稿件，你可作些比较，进行评价。
对好的作品要着重看人家的写作技巧和方法。
二、把握好公文写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撰写公文是一项体现综合能力的工作。
文章的好坏，政策把握至关重要。
一定的文字基础和写作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但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不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本部门工作的实际情况，也是万万不行的。
公文的政治性、政策性几乎体现在机关各类文件中。
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央的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不能有半点含糊。
就以我们人大机关而言，把握好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是第一位的。
在立法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法制工作要反映和适应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我们强调文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就是说要很好地把握和体现上述精神。
撰写重要公文是要花一番心思和工夫的，关键是要把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得明白，说得正确。
此类范文很多。
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7月1日），二是吴邦国委员长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年6月6日）。
胡主席在概括10年的基本经验时讲了四点：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坚持集中精力发展，改善民生；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吴委员长在谈到基本法的重大意义时强调：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基本法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基本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法律保障。
在谈到基本法的精神实质时，吴委员长着重讲了三点：维护国家主权，实行高度自治，保障繁荣稳定。
在谈到继续把基本法实施好的要求时，吴委员长提出：一要牢固树立基本法意识，二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三要不断丰富基本法实践。
两位领导人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针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非常完整、准确、科学的概括，是把握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杰出范例。
再以外事工作为例。
大家知道，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事关重大，牵动全局。
中美政府间关系、议会交往，乃至民间交往，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中美议会交往是两国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双方在机制框架下开展定期政治对话，已成为我全国人大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形式。
大凡对美工作的文件，无论是综合的还是个案的，都应放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思考，不能就事论事。
外事接待不是简单的迎来送往，而要讲政治和政策。
接待美国议员和政要来访，要从政治高度确定我方的接待方针、草拟对敏感问题的对应方案。
即使礼宾安排，也要考虑政治因素。
起草这类文件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一项要求缜密的集体劳动。
尽管此类请示性文件一般不进行理论上的全面演绎和阐述，但对所涉事项应有理论上的认识，对问题的分析应有理论上的高度。
我们所呈请示，是直接为决策和指导工作服务的公文，一俟批准，就成为我们工作的政策依据。
所以分析和建议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经得起推敲的。
2006年和2007年，全国人大均派代表团访美。
在确定出访方案时，我们既把握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又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形势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对会谈中可能涉及的重要和敏感问题认真研究，拟就了有理有据的对策。
为起草好请示和准备相关资料，我们的工作班子查阅一切必要的资料，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既有整体性的，也有个案个例的。
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批示也一并找出来，以便准确把握中央意图。
为准备出访美国和接待重要的美国议员代表团来访，盛华仁同志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方案，并请外交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给予指导。
重要事项直接请示胡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并向国务院主管外事的领导同志汇报。
访问归来，及时向常委会领导和中央作出报告。
我们的立法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下来，成为国家的意志和公民行为的准则。
因此，法律的起草和审定工作政治性和政策性是很强的。
检验我们工作质量的标准，一要看是否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二要看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三要看是否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四要看是否真正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五要看是否做到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
可见立法方面的公文写作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人大机关处理的文件种类很多。
凡重要的文稿，作好写作的前期准备十分必要。
在掌握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要充分酝酿，认真研究，把好政治和政策关。
要按照文件的主题和政策要求，并考虑文件呈送的对象和使用的场合，先把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确定下来，然后动手起草，切不可草率动笔，无功而返。
俗话说，“意在笔先，以文传意”，就是这个道理。
三、勤于修改，一丝不苟。
文学家何其芳早年在谈到修改文章时说，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在修改上下过工夫。
怎样才算修改的工夫够了呢
改的遍数多还不等于改得够。
衡量够不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
马克思写《资本论》，从构思到写出草稿经过了多年和无数次的修改。
不同语种的文本出版时他还要再作修改，为的是让那些有不同语言习惯的人都能看懂。
在我们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文件，从构思、写作到定稿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酝酿、讨论，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加工。
我们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重要文件都是改了许多遍才上会的。
这使我想起同志在他的著名报告《反对党八股》中说的，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恰当反映客观事物是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研究和写作，都应提倡一丝不苟的精神。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文件的稿子，过目和画圈的人不少，但错误依旧。
问题主要出在缺乏责任心，当然与水平有限、看不出问题也不无关系。
有的同志草拟文件，除了粗心大意外，还爱犯急性病，草稿一旦写出，就匆匆交给领导，自己不愿意再多看几遍，检查有无重要的遗漏和错误，这是一种写作的浮躁心理。
修改过程中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的稿子明显不合要求，就应立即去改，即使是全盘否定、作颠覆性改动也在所不惜。
改稿不能怕麻烦，也不能护短。
有的文稿问题出在内容上，而有的则出在体例不规范、错别字多、乱用标点符号等技术性毛病上。
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
引用公文应当先引标题，后引发文字号。
引用外文应当注明中文含义。
日期应当写明具体的年、月、日。
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标点符号的使用一定要恰当，有人把标点形容为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五官不是心脏就认为不重要，也不能因为标点不是字就无足轻重。
标点错了，轻则行文混乱、显得滑稽，重则意思改变、贻害不浅。
这类问题不能忽视。
老作家孙犁曾说过，真正读书的人，最怕有错字，一遇错字就像遇到拦路虎，兴趣索然。
勤于学习、不耻下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问题就能解决，错误就可避免。
大凡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不犯点写作错误的恐怕没有，关键是能否及时加以纠正。
有人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此话有道理。
自己要勤于修改，同时要虚心请别人修改。
文章写好后多推敲、多琢磨是必要的。
千锤百炼做不到，但像同志说的，至少看它三遍。
听说有个部委的主要领导号召大家对部里的重要文稿挑毛病。
我听后大受启发，因为通常写东西征求别人意见并不难做到，而动员大家只挑毛病不讲优点，倒是颇有独到之处。
经常接触文字工作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写了改、改了写，直至基本满意，不厌其烦。
虽然辛苦，但也能尝到日进有功的甜头。
我同外事局和外事委工作机构的同志座谈时讲过，要多练习写东西，从写小文章开始，多做“小品”，电话记录、便函写好也是本事。
经领导改过的旧稿子不要急于销毁，应该回过头来再看看，想想为什么这样改，新稿比原稿好在什么地方。
人的本事都是学来的，初学走路不要怕摔跤。
记得1970年我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时写了一篇调研文章，准备刊登在部内刊物《新情况》上。
自己是尽了力的，感觉也不错，但到了处长杨虎山手里被改了很多。
最后印发时杨处长还鼓励我，夸我写得不错，文字虽然散了一些，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有些点子也有新意，要继续努力。
他还顺便给我讲了一些写此类调研文章的套路和要领。
当我看到正式铅印的这期《新情况》时，既高兴又感慨，高兴是因自己毕竟努力了，大小也是件作品；感慨是因我在想文章里自己的东西究竟有多少。
这是一段领导提携后生的小插曲，至今难忘。
我在全国人大机关讲座时列了不少写文章常见的缺点和毛病，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想说写文章是一个坚持不懈、不断进步的过程，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我搞了这么多年，才觉得对写文章的基本知识有了些许领悟。
活到老，学到老。
我现在仍有一个习惯，案头常备几样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双语词典》、《成语词典》、《标点符号用法》等。
我与不少同志有同感，搞了多年的文字工作，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慨。
放几本工具书，遇到没有把握的字和词，随时翻一翻、查一查，一则遣词造句更准确一些，二则避免一些不该出现的差错。
四、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重在严要求、抓落实。
办文、办会、办事是机关工作的三个方面。
办会、办事都离不开办文，所以办文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
要做好办文工作，关键是三条：一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二是要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三是要完善办文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培养一批写手。
全国人大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群体，肩负着为常委会领导及时、准确、全面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责任，发挥着参谋助手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还有督促、检查、协调运作的任务。
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及常委会各项决定和常委会领导同志指示的落实。
因此，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做好办文工作的关键；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能力，是做好办文工作的重要条件。
我认为，在我们人大机关应大力提倡学习写作的风气。
全才不多见，偏缺总是难免的，要提倡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
人大机关的学习材料和信息资源是很多的，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料室等，条件都是很好的，应充分有效利用。
以外事委为例，可看的材料太多了。
十届以来，在领导同志亲自关心下，外交部等部委给予大力支持，文电增加很多，信息量很大。
就整个机关来说，现有的信息资源很丰富，应努力形成服务研究、服务决策的科学体系，让分散的信息资源有效整合、有效利用，不要让现成的资源白白浪费掉。
如何才能做到有效检索、资源共享，需要认真研究。
关于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我想到以下三点： 一是加强写作队伍的培养。
目前，人大机关各部门情况不尽相同，一个单位内部发展也不甚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
据了解，中青年同志中有些人写作基础不错，是有培养前途的，需要领导给予提携和扶持，不妨选一些人进行定向强化培训。
还可搞一些专题案例的研讨，选一些几易其稿才定稿的精品进行比较，这样做估计效果将会是明显的。
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
中层干部中有些同志文字基础不错，也有思想，写出的东西质量较高。
有的同志有写作的才气，欠缺的是不扎实，发挥不稳定。
有的同志很努力，但因文化水平所限，写作感到吃力，对他们也不能过分强求，提高要有个过程，要紧的是这些同志不能放弃努力。
也有个别同志是思想认识问题，见了文字工作就躲，或有畏难情绪。
对他们加些担子，给点压力，恐怕是必要的。
三是要有一套有效的办文制度。
全国人大机关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在办文方面已经有一些好的做法，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加重，办文的方式、方法、要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适应和面对，认真研究和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文规律和做法。
这里，我想应该特别强调严格制度、履行职责两条。
这就是说，从公文起草、校对、审批到公文处理、运转，每个环节、每个层次都有人把关，把好政治关、政策关和文字关，还要加上落实关。
要提倡兢兢业业、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建立办文的问责制看来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失职、堵塞漏洞、避免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