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吴志坚的问题
张国焘与在北大，一个是学生领袖，一个是图书管理员当张国焘从王明的口中获悉李特、黄超被处决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
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
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但是王明却不自量，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要求增补人员。
王明这种专横的行为令和张国焘都很反感。
但是碍着共产国际的面子，同意了王明的意见。
以后，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在草地的那场争论的症结。
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
”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
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
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
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
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
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
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
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
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蒋介石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
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
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
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
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
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
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
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
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
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
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
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
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
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
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交给周带回去发。
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
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
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
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
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
周恩来给他两天考虑时间，只见他给国民党方面打电话，根本没有悔改之意。
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
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
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
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
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厉批评张国焘丧失立场。
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办法的。
”又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
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
”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
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
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
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
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
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
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
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周恩来等听了吴志坚的汇报，认为张国焘是决心叛党。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
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
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
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
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
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
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
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丘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等汇报。
长江局当夜开会研究，由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叛变经过，建议中央公开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
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
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
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
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
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
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
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
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
在4月24日的信中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
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
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
……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 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
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
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
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全文如下： 《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
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
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
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主席林伯渠 为了表示对叛徒的鄙夷，这个命令并没有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而是在第三版下角广告栏中用一小块并不显眼的地方刊登的。
张国焘18年的革命生涯，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开始，最终以“叛徒”的名称画上了句号。
张国焘与在北大，一个是学生领袖，一个是图书管理员当张国焘从王明的口中获悉李特、黄超被处决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
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
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但是王明却不自量，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要求增补人员。
王明这种专横的行为令和张国焘都很反感。
但是碍着共产国际的面子，同意了王明的意见。
以后，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在草地的那场争论的症结。
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
”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
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
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
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
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
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
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
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
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
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蒋介石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
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
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
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
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
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
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
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
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
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
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
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
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
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
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交给周带回去发。
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
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
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
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
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
周恩来给他两天考虑时间，只见他给国民党方面打电话，根本没有悔改之意。
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
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
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
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
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厉批评张国焘丧失立场。
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办法的。
”又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
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
”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
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
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
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
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
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
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
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周恩来等听了吴志坚的汇报，认为张国焘是决心叛党。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
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
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
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
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
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
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
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丘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等汇报。
长江局当夜开会研究，由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叛变经过，建议中央公开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
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
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
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
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
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
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
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
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
在4月24日的信中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
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
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
……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 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
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
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
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全文如下： 《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
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
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
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主席林伯渠 为了表示对叛徒的鄙夷，这个命令并没有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而是在第三版下角广告栏中用一小块并不显眼的地方刊登的。
张国焘18年的革命生涯，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开始，最终以“叛徒”的名称画上了句号。
建党 红色记忆答题
二月革命与两个政权并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彼得格勒的工人因为长期的战争、饥馑而走上街头，派去镇压的军队当场哗变。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
沙皇被迫退位。
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领导这场革命。
在革命成功后，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
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
武装也掌握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手中。
苏维埃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架在他们之上。
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苏维埃成员中，孟什维克占了大多数。
布尔什维克则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还在监狱和被流放，列宁此时在瑞士、斯大林还在流放地。
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
在士兵（主要由农民构成）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则占了大多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较高。
这些孟什维克都是二次革命论者。
他们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
因而他们拥护临时政府。
社会革命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倾向追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之前也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
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
临时政府的权威就建立在苏维埃领导人的支持上。
这种现像被列宁称之为“双重政权”。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并且千方百计的扑灭革命火焰。
四月提纲 1917年4月17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当确立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
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布尔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
列宁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勇于修正不切实际的理论去迎接现实的挑战。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农民不是追随临时政府，就是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
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临时政府取得胜利，埋葬二月革命的果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改变不仅使自身分裂，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阵营也产生分裂。
一部分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党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
托洛茨基领导的区联派也全体加入布尔什维克。
七月流血周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7月1日冒险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军队发动进攻，妄图用战争消灭革命。
这次冒险进攻遭到惨败，十天内俄军损失六万人，前线失利的消息传到首都，工人士兵群情激昂。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在1917年7月16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还苏维埃。
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进行血腥的镇压，600多名工人死伤。
这就是著名的七月流血事变。
这次屠杀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打倒反革命的暴力。
7月26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对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结束，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 1917年7月21日晚上11点多种，彼得格勒海滨火车站开出了最后一列客车。
乘客中有一位芬兰农民打扮的人，到距芬兰边界不远的拉兹里夫下了车，他就是列宁
拉兹里夫湖波光粼粼。
列宁就住在湖边的 一座草棚里。
草棚有个厨房：两个树杈架起一根木头，上面挂着一口小锅。
草棚前，清出了一块空地，放着两个树墩，一个当桌子，一个当凳子。
列宁风趣的把这里叫做“我的绿色办公室”。
他在这里紧张的战斗。
他仔细阅读彼得格勒出版的每一种报纸，分析革命形势‘它写出一篇篇战斗的檄文送往革命的摇篮，指导革命的进程。
夜深了，响起了木桨拍击湖水的响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代表来到列宁这里，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拉兹里夫湖畔的篝火在漆黑的夜里格外明亮，这里连接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列宁在这里刻苦忘我的工作思考，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光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8月中旬临时政府的秘探盯住了拉兹里夫湖畔。
8月31日列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装扮成铁路工人，避开了反动当局的监视，到达赫尔辛基夜深人静了，赫尔辛基哈格涅卡娅广场一号楼的一间屋子里灯火辉煌，已是夜深人静时，纸和笔摩擦的沙沙声长久不息，列宁继续完成他光辉的著作。
《国家与革命》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著作，它不仅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起了巨大理论指导作用，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光明的道路。
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 七月流血周后新任俄国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美英法等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9月7日发动了叛乱。
他以维护首都秩序为借口，把亲信部队克雷莫夫的哥萨克第3骑兵军和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野蛮师”调往列宁格勒，不仅要镇压工兵代表苏维埃，而且向临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逼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他。
叛军还宣布在首都，喀琅施塔得、芬兰、爱沙尼亚等地实行戒严并成立战地法庭。
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不得不求救于苏维埃，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掌权的苏维埃又不得不借重于布尔什维克党 。
布尔什维克党同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对付科尔尼洛夫。
在党的号召下，彼得格勒等地的工人和士兵积极地行动起来，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积极地投入了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9月12日，克雷莫夫看到叛乱成功无望而自杀，科尔尼洛夫被撤职并被逮捕。
叛乱被粉碎了。
准备武装起义 9月，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的苏维埃中都取得了绝对多数。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渐渐被大多数群众所接受。
列宁现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的任务。
克伦斯基政府命令彼得格勒的卫戍武装开赴前线，意图把革命武装消耗在大战中。
托洛茨基亲赴卫戍区，说服他们留下。
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建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卫戍武装下达了命令。
命令下达后，得到了卫戍武装的认可。
这一事件标志着苏维埃开始接掌政权。
军事革命委员会也在后来成为起义的指挥机构。
临时政府企图阻止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武装起义。
11月2日，临时政府派士官生——他们是临时政府唯一可用的力量，占领彼得格勒最重要的据点，并试图封闭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之路》和《士兵》报，搜捕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切断彼得格勒苏维埃与工人区的电话联系，密令彼得格勒军分区司令派兵进攻斯莫尔尼宫——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11月6日，列宁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当天晚上逮捕临时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等的武装。
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提前于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举行武装起义。
这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与工人赤卫队，已转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由托洛茨基负责起义部队总指挥。
11月7日凌晨，列宁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
高潮：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11月6日列宁秘密来到起义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
从6日夜见到7日上午，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
7日凌晨1时起义部队占领了邮政总局。
2时攻占了波罗的海火车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
接着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电话局切断了临时政府和司令部的大部分电话。
6时左右，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已经占领了皇宫大桥。
除了宫廷广场和伊萨基耶夫斯卡广场地区，其他地区几乎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
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
10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
但临时政府仍负隅顽抗，2000多名军官和士官生继续盘踞着冬宫。
下午5～6时，2万多名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9辆军车包围了冬宫。
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它于6时20分缴械投降。
8时过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书，遭到拒绝。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了总攻的信号。
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在雷鸣般的“乌拉”声中越过了街垒，迅猛的冲向冬宫，在冬宫的楼梯间里和楼梯上，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同士官生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到8日凌晨1时50分，临时政府的成员（除克伦斯基逃跑外）全部被擒终于被攻克。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
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全俄罗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大会首先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转工人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
11月8日,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和平法令》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的愿望，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土地法令》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劳动农民使用。
最后，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人民委员会下设各部，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各种职能。
斯大林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
11月9日清晨大会胜利闭幕，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成立。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取消旧政府部门、旧法院、旧警察，复员了旧军队。
着手建立人民委员会各部、人民法院、工农检查院、工人警察，并组建新的工农红军。
废除帝俄时期旧的等级制度，宣布国内各民族人民权利平等，男女平等，废除教会一切特权；苏维埃政权接管了银行、铁路、工厂。
后来，将大工业国有化，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实行8小时工作制，由工人监督生产。
没收地主、皇室、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1918年初废除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这就使苏维埃人民不受外国资本的剥削。
为巩固革命政权，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以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国内，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政权，尚不稳固。
俄国人民都在观望布尔什维克的对外政策。
在国际上，世界人民虽然厌弃帝国主义战争，但却找不到退出大战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预见到，如果俄国首先退出战争，就会给交战国的人民一个动力和一个榜样。
俄国革命就会从欧洲革命中找到出路。
战后的革命浪潮证明了列宁的预见。
十月革命的设计者们是以国际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俄国革命的。
他们深深理解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
他们懂得，以革命反对战争是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有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