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演讲稿关于古代中国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历史演讲稿
我今天所说的题目叫《历史的精神》，在讲述之前，我们来明确几个基本的概念：历史和历史学。
一般来说，经典作家通常将历史定义为：历史是以往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
而历史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的精神，其实就是基于两个基本的概念：历史的时空性和对象的客观性。
之所以使用精神这一个词来表示我个人所建构的关于历史的一些看法，这是因为我很难以使用一个确切的语词来表示，本来可以命名为历史文化，但是按照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
这样看来，命名为文化的确范围太广了，很难以确切的传达所言表达的意思。
如果命名为，历史的观念，历史的理念之类，则范围显得太窄。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有一本书《历史的观念》，说的是关于历史学的一些发展问题。
而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则不仅仅限于历史学，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个题目的原因所在。
\\\/S9J\\\/u*iW9n)Z*B那么什么是历史的精神呢
举个例子来说，科学的精神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那天我们被问到什么叫科学的精神呢
大多数人可能说不清楚，就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到的：熟知的东西未必是你所了解的。
这也就是我们从小说历史、学历史，恰恰我们对历史知之甚少，刚才说到的历史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历史的精神来说，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因为受众的不同，可以分为：面向大众的，面向历史学家，以及和历史存在相对应等三个层面。
今天我们所要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它是超越时空的，是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逐渐积累起来的，严文井有一篇童话《小溪流的歌》用来形容这种精神最为恰当，人类历史的精神像小溪流一样开始发端，由最初的涓涓细流逐渐扩大最终汇流成河，集河成江，最终融入人类文化的海洋中。
庄子说：若夫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只有侯德载物的情怀，才可以支持人类的发展，这才是历史的精神所在。
.\\\\-G.E6j\\\/q!g!w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按照刚才的体系去理解历史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无论换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只要抓住问题的本质就可以了，这也是我所要说的第一点：独立，自由。
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中期兴起了一股文化英雄热，其中著名历史大师陈寅恪先生最受大家的关注。
有关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的成就，今天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历史系的学生也未必能够说出的所依然。
当时引起大家兴趣的是一本叫《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这本书里作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是陈寅恪先生在答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邀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的情况时，提出以不学马列主义为出任所长的条件。
大家都知道，在建国以后，马列主义、思想就是最至高无上的理论，尤其是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就上书党中央，请求等人来北大指导工作。
像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的思想改造报告四次才通过。
在这样的氛围下，陈寅恪先生提出这样的条件简直有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
其实，陈寅恪先生有这样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一直就强调学术研究必须有其独立自由的精神，这一点用他在给王国维先生的遗著《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言中写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这句话就是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写照。
)t2q)j$]2A!W国学论坛其实，陈寅恪先生也并非是唯一的追求自由独立的学者。
庄子就曾经因为对自由独立的追求而拒绝楚王的聘请，其实楚王也知道庄子的心性，他说：愿以楚国之境累先生，但是面对来促驾的官员，庄子问道，如果你可以选择作为一只已经失去的神龟在庙堂上被后人祭祀，还是愿意做一只在烂泥中打滚的乌龟呢，那位使者毫不犹豫地说到：吾愿曳尾泥中，庄子微笑的说到，我也一样。
当然对庄子来说，这种独立自由更多带有一种对心性的宽纵。
庄子是一名哲学家，思想的放纵可以理解，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呢
文天祥在《正气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正气的代表是有其根据的。
在齐太史简说的是齐国大臣崔杼杀死了齐国的国君，太史当时就记录崔杼弑君，崔杼就把他给杀了。
继任的太史是被杀的太史的弟弟，他仍然这样记录，崔杼又把他杀了，第三个太史还是这样记录，崔杼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晋董狐笔说的也是晋国的太史董狐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事实。
'U#x9w(Y w国学论坛其实不管我们所说的陈寅恪也好，还是那两位太史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就是追求刚才我们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
这种精神之所以是历史的精神所在，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对秩序的挑战，更主要的是这种精神自萌发之日的开始，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对危机的认同感和对现实的关注，从庄子到陈寅恪莫不如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庄子和陈寅恪都具有一个背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我们刚才也说过，历史精神因为受众的不同，可以分为大众的和历史学家的层面。
那么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不是仅仅存在于这些精英中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有一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概念。
在文化结构中，精英文化有着导向的作用，它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
这里所说的精英文化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存在于那些历史学家之间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独立自由。
但是，这些民族优秀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光大，并不仅仅存在于精英阶层中，这主要得益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移。
在中国古代，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如果以识字率作为受教育水平的衡量标准，那么我们的古人受教育的水平一直不高，但是我们确是最具礼仪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除了我们一直农业社会的经济体制和建立在这上面的宗族社会外，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渗透和转移是维系这种精神的关键所在。
举一个例子来说，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首诗就非常清楚的描写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精英文化通过说书、戏曲、神话、宗教故事等方式逐渐的渗透到大众文化。
在大众文化中，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大众接受到这种文化是通过上面的种种可以在大众流行的方式而接受一些优秀的传统。
其实精英文化在向下转移和渗透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就是大众在接受这种文化的时候，通常经过他们的改变，以便用一种更有效的形式来传播它，作为历史精神核心的独立自由在向下的转移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些空洞说教，清朝人王梦生在《梨园佳话》中说到：二十四史忽化声能语，自声入而心通。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K,TA'K6D\\\/z7@国学论坛在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历史的精神首先存在于精英阶层，然后才是向大众文化的转移。
我们对历史的精神尤其是对独立自由的接受与理解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我要说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这种精神呢
这种状况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十分清楚。
从学术研究上说，抄袭剽窃屡见不鲜；就平常为人处世来说，除了阿谀逢迎就是干什么事不是凭借真实本领，除了耍一点小聪明什么也不能做。
&@9c7@&sS8v['Z(A;n+R\\\\$L X,h国学论坛3c*`9q$k-m'~+R8V%s\\\/z;y第二部分我想和大家所说的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问题。
在座的诸位将来很多是要从事历史工作的，不管以后从事的是学术研究工作还是历史普及工作，都需要面对一个责任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的职业特点，首先的使命就是将这种历史的精神向大众的转移；第二，我们还要接受不同层次文化受众的优秀文化，以创造更优秀的文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将这种精神向我们所要面对大众转移
我们都知道，一名历史工作者的精神不仅有着别人的传授，还有的在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的独立的研究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文献的解读，如何正确的理解文献不仅关系到继承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创新和传授的问题。
这里单单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有许多人连书都没有读懂，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害人子弟，这本身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很多人天天和别人谈论什么独立自由，但是在工作中避重就轻、阿谀逢迎；生活中毫无诚信可言，只知道以煽风点火为能事，这种人即使有一定的水平，我们也只能说他并不能做一个历史精神的传播者。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我们在道德修养上不仅要能够做到达到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而且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
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不管他所从事的职业是什么，比如说教师、专业的研究者、作家、编辑、记者等职业，我们都要有一种意念，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将会影响很多人。
假如你去当一名老师，受你影响的就是你所教授的学生。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狗是什么呢
刍狗就是古代在祭祀的时候用草扎的一个用具，他的唯一作用就是只是做一个摆设而已，祭祀完了以后就把他丢弃。
我觉得老子的这个说法非常恰当，比如说你有一天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走在路上总想踢两脚，踩在你脚下的花花草草可就倒霉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地位无论高低，他总是要影响一部分人的。
如果没有责任心，那就是害人不浅。
国学论坛\\\/f5{,o `0D5Y+t第二，我们还要接受不同层次文化受众的优秀文化，以创造更优秀的文化，这就是一个在学习基础上创造的问题。
大家知道，司马迁在创作《史记》就很清楚的体现了继承和创造的统一。
在司马迁在创作《史记》之前，曾经作为汉武帝的侍从随汉武帝周游全国，到处采访他个人所关注的历史事实，比如他在《史记。
信陵君列传》中写道：候生者，为大梁夷门监者。
司马迁为了具体说明夷门到底是什么门，在这篇传记的最后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亲自到了大梁，访问当地的居民，最后才知道夷门就是东门。
当然，司马迁还有一个继承的问题，当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就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司马迁正是在他的父亲的遗言下，开始遍读他当时所可以见到的书籍，开始了《史记》的创作。
从司马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继承固然重要，但是创造也非常关键。
具体说来，这种创造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的。
比如在历史上有许多民歌得以流传下来，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像一些民族早期的一些史诗作品，例如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希腊的《荷马史诗》等，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显得尤为突出，早在周朝的时候，政府就有一个机关专门从事民歌的收集，在《诗经》中许多民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保存，同时收集人还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就成为文人自觉地学校民间文学的举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刘禹锡根据民歌创作的《竹枝词》，像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这样的句子民歌的痕迹就非常明显。
更不要说后来的话本、小说了。
第二个来源是外来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
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对我们的文化影响极大，且不说深入生活中的佛教观念，只要听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中国语言学中的音韵学就是在借鉴佛教翻译中的注音。
到了近代，这种文化的交流就显得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本国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已经与远远落后于外国，尤其是日本。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就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一定要把汉学的中心夺到中国来。
这一点，在今天的形势下，显得更为突出。
一篇演讲稿
我从小就爱读书，书给予我无尽的乐趣和启示。
一本好书不仅可以让人学到知识，还可以陶冶情操，懂得怎样做人。
我读过许多育人的书，如：《成语故事》中的《克己奉公》就讲了祭遵为官清廉，严格约束自己，一心一意为公这么一个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使我羞愧以前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行为。
所以从此我学会了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严格约束自己，时时心中想着别人。
书里的知识无穷无尽啊
最近我读了《小学生简快作文》后，收益非浅，书中有很多美好的童话，性格各异的人物，奇异的幻想，迷人的景物，新奇的故事，有趣的百科知识，这些都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读书，充实了我们的大脑，带领我们进入新奇的知识领域，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正如高尔基说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大多也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如果没有书，人们将会变的孤陋寡闻，如果没有书，就不会有这么发达的科技，所以书是人类最好的精神食粮。
再如：《木偶奇遇记》这本书读后给人以很多的启发，特别是做人方面。
它讲了一个木匠把一块会说话的木头作成了木偶，而这个木偶十分贪婪，做人很不诚实，当他受到惩罚改正错误后，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这个童话故事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就是为了表达贪婪的可怕，教育我们做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得人。
不止这些，读科技类的书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现代科技的发达，社会的进步；读历史类的书还可以让我们知道过去的事情。
读书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读书不仅让人获得知识，还教育我们怎样做人，为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得人，今后我要多读书，读好书。
有关历史人物的演讲稿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
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
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
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
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
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
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
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
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
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
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
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
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
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 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
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
在当时“客”、“奴”同义。
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
由上可见。
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
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
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
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
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
而且，屯田制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
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
曹操实行屯田。
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
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
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
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
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
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
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
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 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主。
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
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
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
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
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
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
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
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
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
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
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
四、曹操与“唯才是举” 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
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
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
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
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
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
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
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 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
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
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
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
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
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
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
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
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
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
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
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
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
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六、曹操与建安文学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后来发表的《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
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没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养了他们。
相反，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使得建安七子培养和影响了曹丕、曹植的写作；同时也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使他们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只能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了。
李则纲也认为，不应该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
当时的建安文学集团对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补益。
曹操虽然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
他对他所笼络的文人也多有残杀，如孔融就因讥讽他而被杀。
胡世厚等在《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刘知渐的观点。
他们认为，曹操是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
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
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周，并鼓励他们创作。
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七、曹操的思想 漆泽邦认为，曹操的思想是懦法杂用，二者结合。
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为了消灭割据，统一全国；二是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镇压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
他十分推崇儒术。
北方统一后，他下令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采用的传统手段。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曹操的思想以儒家为主。
他为父报仇，屠杀徐州人民，是他尽“孝”的表现。
他不是法家，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家那样废除宗法制度，反对儒家的“亲亲”观点。
不管在教育思想上，还是人才问题上，他都以儒家思想为标准。
吴其昌在《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思想中包括儒、法、道、兵、名等各家思想，他是杂家的代表人物。
曹操在运用这些思想时，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变化，把它们区分为主次两个方面。
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矛盾。
这应该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中去解释。
（刘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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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
林肯总统
豁达的胸襟，优雅的风度，何等高明的政治家呀
明代杨守陈的官职是洗马，是太子外出活动的先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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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陈故意答道：“勤快就多洗，偷懒就少洗，没有定数。
”不久，驿站长接到通报，说一位御史要来，他就叫杨守陈让出上房，杨守陈说：“等他来了，再让也不迟。
”御史到了，一见是自己的老师，立即向他行礼请安。
驿站长见状，慌忙扑倒在地，乞求饶恕，杨守陈却一点也不怪罪他。
历史演讲稿怎样写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历史的演范文：关于历史的演讲稿范文关于历史的选择演讲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历史的选择》这一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中国改革30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
这就像那梅花呀，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鸟儿选择了天空，因为它有一双能够凌空飞翔的翅膀；鱼儿选择了海洋，因为它有一条能够游水的尾巴；骏马选择了驰聘千里，因为它有矫健的身姿；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
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千磨万韧还坚劲”，选择了“粉身碎骨全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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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是指流传至今的文学，是文学中的精髓。
传统文学的范畴比较窄，传统文学的形式主要有诗歌（唐诗、汉诗……）词（宋词）曲（元曲）、赋一类教正式的文学形式。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儿女的骄傲。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代代传承。
延续至今，让中华文化在时间的起承转合中熠熠生辉，在世纪的轮回中沉着洗练。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批判传承，古为今用。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1）上 古 时 期：神话传说 （如：《盘古开天辟地》）（2）先 秦 时 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如：《风》、《雅》、《颂》等）（3）两 汉 时期：辞赋 乐府民歌 历史散文（如：《十虞》、《上林》、《史记》）（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如：《七哀诗》）（5）唐 代 时 期：诗（如：《鸳鸯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6）宋 代 时 期：词（如：《如梦令》）（7）元 代 时 期：曲（如：《窦娥冤》、《西厢记》）（8）明 清 时 期：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早在《易经》中，便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民族精神不仅集中地体现在一些历史事件和民族英雄身上，同时也深深地渗透至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学之中。
民族气节、爱国精神等这些情操也需要中学生去陶冶，这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应该去做的事。
有时候理性思维也需要传统文学的熏陶的。
这就要求中学生能做到读完这些经典名著。
一、初高中共读部分：(10种)①《西游记》(明)吴承恩著 已阅②《水浒传》(明)施耐庵、罗贯中著 已阅③《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 已阅（2遍）④《红楼梦》(清)曹雪芹、高鹗著⑤《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选编⑥《宋词选》胡云翼选编⑦《阿Q正传》鲁迅著⑧《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编⑨《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⑩《数理化通俗演义》梁衡著二、初中必读部分：(15种)初一年级：①《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 已阅②《安徒生童话全集》(丹麦)安徒生著，叶君健译 已阅（版本未知）③《童年》(俄)高尔基著，刘辽逸译④《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国)凡尔纳著，范希衡译⑤《爱的教育》(意大利)亚米契斯著,田雅青译初二年级：①《青春之歌》杨沫著②《骆驼祥子》老舍著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④《福尔摩斯探案集》(英国)柯南道尔著，丁钟华等译 已阅⑤《居里夫人传》(法国)埃里 居里著，友明彻译初三年级：①《家》巴金著②《牛虻》(爱尔兰)伏尼契著，李俍民译③《高老头》(法国)巴尔扎克著，傅雷译④《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英国)兰姆姐弟改写，萧乾译⑤《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青少年版)》上海教育出版社编三、高中必读部分：(15种)高一年级：①《矛盾论》、《实践论》***著②《围城》钱钟书著 已阅③《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德国)斯威布著,楚图南译④《谈美》朱光潜著⑤《科学发现纵横谈》王锌坤著高二年级：①《子夜》茅盾著②《悲惨世界》(法国)雨果著，李丹、方于译③《简 爱》(英国)夏洛蒂 勃朗特著，祝庆英译④《圣经故事》刘小江编写⑤《傅雷家书》傅敏编写高三年级：①《***宣言》(德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③《老人与海》(美国)海明威著，海观译④《培根随笔选》(英国)培根著，何新译⑤《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美国)巴巴 沃得、雷内 杜勃斯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它包含着极具丰富的内容，就其最重要内容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1．崇尚伦理，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
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没身处地他人着想，爱人如已的博大胸怀。
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所谓自强不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奋发国强好孜不倦、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夸父追目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
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背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邻土，谁护国家的尊严，是同一种自强息的精神密可分。
2、传统文化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物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审美。
文化和道德素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1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必然发生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就可能被淘汰。
竞争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上的竞争，科技上的竞争，管理上的竞争，人才上的竞争等，其中重要的是人才竞争，而在人才的竞争中，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上占着尤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高，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的修养、注重人类文素质的培养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人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应当以真的加以宏扬。
3．传统文化的道德与社会主义道貌岸然德建设。
我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是很高的价值。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只是我国，在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人文道德素质下降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结果。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加，因而引起了传统道德的剧然冲突，出现了世界性的道德水准的下降。
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宏扬优秀的传统道德，概制人的利已私心和贪欲的膨胀做别克已利人。
要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绝对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
传统文化都是有继承发现同时也有创新性。
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是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通规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民族道德建设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解决思想，要用合乎实际的行为有效的优良道德规范来教育人，以娃娃开始，不断的进行人生观道德观价值的教育，培养出素质的适会21世纪需要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