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资义经济制度的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雇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资本剥削劳动。
(1)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的前提。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运行的前提条件。
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所有权但丧失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过程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2)劳资关系的形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一般意义上，所有制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并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实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实质。
(3)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从社会再生产的三个主要环节入手阐释该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从直接生产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仅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能发生增殖。
资本的不同部分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变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的物质条件，只有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才带来剩余价值。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地采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方法。
从再生产来看，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应对竞争的压力，单个资本的规模通过积累和集中两种形式而不断地膨胀，资本有机构成随之提高，其结果是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现象的产生，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第二，剩余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等方面阐释了资本增殖的条件，揭示了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
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
产业资本要连续不断地循环，就不能处在某一种职能资本形式上，必须按一定比例分割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保持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并存性；必须保持每一种职能形式的依次转化。
也就是空间上的并存性，时间上的继起性。
资本运动速度的快慢会影响增殖能力的大小。
资本周转研究的是资本运动速度。
两大因素影响资本周转速度：一是周转时间，二是产业资本的结构，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与各自的周转速度。
资本运动速度影响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
社会资本运行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关键是要解决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问题。
分析社会资本运行的理论前提是：在物质形态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在价值形态上，社会总产品分为C、V、M三个部分。
无论在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中还是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之间、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都必须保持规模和结构上的协调，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第三，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则及其结果。
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劳资之间对新价值的分配决定了剩余价值总量。
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工资数量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基本经济关系，况且，工资的增幅远低于新价值的增幅，因而剩余价值总量不断递增。
其二，资本家各利益集团间对剩余价值的瓜分。
在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使得利润率平均化，形成了等量资本得等量利润的分配规则，在此基础上，不同部门的资本家集团分别获得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银行利润、地租等相应份额，完成对剩余价值的瓜分。
(4)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就使得经济危机有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下，再生产的比例并不能被自觉遵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所难免，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新的特点。
马克思是怎样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的
马克思认为货币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中，其本质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货币的职能，即货币的社会经济作用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
在其中，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使经济危机具有形式上的可能性。
在流通手段没有产生以前，商品交换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用公式表示为W-W,物物交换一旦成功，两种商品同时得到了实现，即萨伊所说的用产品购买产品。
在流通手段产生以后，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物物交换转变为商品流通，用公式表示为W-G-W，这一转变使原来的物物交换、两种商品同时实现变为先卖，后买两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所实现的只是一种商品，克服了物物交换在特定时空下必须需求一致的弊端，大大推进了商品交换，但是这种脱节使得商品所有者在出卖商品后，有可能将货币储藏起来，并不立即进行购买，而这种不购买行为会导致出于公式右端的另外一种商品无法实现，产生了危机的可能性。
在支付手段下，商品交换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进行，商品与货币分开流动，卖者与卖者形成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社会在信用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便会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链，即现实中的“三角债”，只要其中某一个链条发生断裂，就会引起“骨牌效应”，整个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分离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二者背离的最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存在。
在价值创造上，马克思与萨伊不同，是坚定的价值创造一元论者。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石，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则是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认为劳动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指的是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具体劳动指的是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劳动。
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坚持价值一元论的观点，认为价值始终是由劳动创造的，1个多世纪以后的凯恩斯实际上也是认可此观点的。
在价值分配领域内，由于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载体，因此在价值分配是必须考虑到使用价值的创造。
使用价值的源泉有三个：土地、资本、劳动者的劳动，因此这三种要素的所有者就可以凭借其对生产要素的拥有来参与价值的分配，大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来获取地租，资本所有者凭借对资本的所有获取利息或利润，劳动力的所有者凭借对劳动的拥有获取工资，这三种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依据是要素对使用价值的贡献，按要素分配会产生两极分化。
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不统一，这种不统一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进一步加剧了二者之间的背离。
资本积累使资本家手中所握有的资本和财富数量大为增加，随着资本数量的日益增加，社会生产力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资本积累使资本数量增加，与资本积累相伴随，由于资本主义内在机制作用，资本有机构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通过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尤其是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来实现的，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往往采取的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必然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使得不变资本比例增加，可变资本比例减少，相对剩余人口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价值分配朝着有利于资本家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资本积累一方面使得生产力不断进步，商品供给剧增，但另一方，却产生无产阶级的贫困，需求不断减小，当供给需求的矛盾激化时，危机的爆发成为一种必然。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弊端作了深刻的分析，针对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提出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但这种代替并不是无条件的，共产主义需要建立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资本主义之上，这一个条件背后隐藏着对人性的高要求，既人性已经“利己”转化为“利他”，以此来解决共产主义下的可能的“搭便车”行为。
但同时也要看到，其分析主要集中在两大阶级对立性上，而对两大阶级的统一性却并没有做过多的涉及，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称为斗争学说的原因。
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对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曾有的进步性并没有在理论上作过多的研究，只是笼统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较之封建制度极大的激发了人的积极性，并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产力较之过去所有时代所产生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原理或方法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时，必须牢记这一基本原理，而不能简单、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战后所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有着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特殊性，现实远比理论复杂。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必须认识到中国当前生产力总体上并不发达，且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首要问题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警惕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的同时，更要警惕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进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敬爱的织：支部能通过我加入党组织我感到非常荣幸。
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得纪念的日子，同时，在我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里程碑。
因为一直以来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心愿和努力的方向。
今天，虽然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但我深知在我身上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这些都需要我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努力做到和积极改进。
我在今后的学习中要加强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立足本职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业务，积极进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标准，是党性的表现，也是我在以后的工作道路中的标准和目的，并且把它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做到不怕吃苦，不计较个人得失，自觉为群众做出表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要继续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自觉地接受党员和群众的帮助与监督，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仅仅是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有感 300多字
[《共和》感（一）]《走向共和》观后感直到前天，我终于把《走向共和》（以下《走》）这部电视剧看完了，《走向共和》观后感（一）。
看完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感觉总有那么些东西触动着自己，于是就想着写点东西。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写起，于是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自己对很多看法都是有共鸣的，于是试着结合材料以及自己的看法写下下面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
郝尔岑说“历史没有剧本”，这是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心史。
历史事件之间的上下连接，只是人为阐释出来的联系。
而历史也总是蒙上了重重迷雾，我们不能保证照史书上复原就是真实。
作为编剧，我们只有从人物性格出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根据人物性格，推测他会干什么，从而写出这些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并据以组织史料。
这样，在做到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再做到艺术真实。
[①]作为一名观众，我认为这部戏是很好地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这也是它能引起无数人共鸣的原因之一。
一、《走》的简单介绍及其故事梗概这部电视剧于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映，播映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很多观众表示从这里看到了更加真实的历史；但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史学界的争议，不少人认为这部电视剧在给像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历史人物翻案，很多人认为这部电视剧的很多剧情脱离了史实。
于是，当年针对这部电视剧展开了一个涉及很多“界”参加的大讨论，一片热闹啊
甚至这部电视剧之后的几年还有很多人去看去怀念，我看到有人写《<走>逝世五周年纪念》这样的文章。
由此也可见这部电视剧的魅力了。
但是《走》播映完一遍之后就被电视台禁播了，至于禁播的原因，谁看了应该心里会清楚；如果没有看的人直接找到最后一集看看孙中山的演讲，你就应该大致清楚了。
不过多亏了网络，让像我这样的人还能看这部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剧。
关于本剧的编写而言，编剧之一盛和煜说到：“三年磨一剑，百感交集。
总结起来就三字：不容易
整个剧本创作过程的不容易。
从99年到现在（笔者注，现在指2003年），数易其稿，个中艰苦，无以言表。
剧本写的很辛苦，当然，也很精致。
作为编剧，能得到每一个看过剧本的人的赞赏，这是最大的安慰。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该剧的制作者在创作这部戏所花费的心血。
《走》主要讲了近代中国从1894年到1924年这三十年的跌宕起伏的历史，应该可以说这三十年间的历史是我国近代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最剧烈、最全面、最深刻的转型时期，至于为何选择这段历史，该剧编剧盛和煜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这样提到“就文明形态的进步而言，这段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内涵。
正如有论者所描述的那样，清末民初是一个尴尬的时代，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而这又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在西方文明本体上的强烈冲击下，各种人物、各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是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罕见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他的缺憾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他的混乱就是他的活力所在。
所以我们选择这段历史。
”不管怎么说，《走》剧是一部悲剧，并且是一部时代的悲剧。
它能引发一百多年之后的我们思考。
哦，谈了这么久还没有说这部戏的故事梗概。
该剧的故事梗概如下[②]：“慈禧要修颐和园风光地过六十岁生日，李鸿章担心日本扩充海军渐成威胁，想加强北洋水师实力，设“海防捐”，又找洋人借钱，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得搞了一次令人心酸的演习。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受命签订《马关条约》，在日本遇刺大难不死，但从此背着汉奸恶名退出政治舞台。
甲午兵败之后，朝廷决定训练新军，袁世凯沽名钓誉取得新贵荣禄信任，开始小站练兵，经营政治资本。
康有为等举子联名上书朝廷，要求维新变法，光绪虽然也想维新自强，但被慈禧易举地将维新血腥镇压。
逃亡海外的康梁在檀香山宣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驳斥康梁，宣传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国才有希望。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西逃。
为保慈禧安全回銮，袁世凯学西方组建警察，正缺兵少将无人可用的慈禧于是很器重袁世凯。
屡败于洋人丢尽颜面的慈禧听说立宪共和可以强国，也派五大臣出国考察，袁世凯和权臣王爷通过交易结成联盟，借机推行“新官制”，获得更大权力。
慈禧死，载沣摄政，罢免袁世凯，亲贵专权，遏压民意。
革命党乘机起事，辛亥革命爆发。
朝廷只好又任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利用朝廷向革命军讨价还价，又用革命军要挟朝廷，逼隆裕皇太后退位，孙中山为了实现共和理想的大局，将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暴露了袁世凯封建军阀政客面目，引发二次革命。
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
袁世凯采用武力威胁和流氓手段演出了一场滑稽的闹剧，并且解散国会，清除国民党议员。
袁世凯再无忌惮，索性复辟当皇帝，蔡锷起兵讨袁护法，袁世凯不得人心，众叛亲离，只当了83天皇帝便惶惶而死。
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国人从抗议“二十一条”引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传播到中国，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即将诞生，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酝酿。
”二、关于《走》的五大人物《走》剧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上最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年代与事件时，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视角，对李鸿章、光绪、慈禧、袁世凯、孙中山（这五人也是该剧的主角）这些已被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也有了一些新的诠释。
或许是一种新的解读，引起了争议。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该剧是如何解读这五大主角的吧[③]。
（一）李鸿章：大清国的“裱糊匠” 李鸿章是清末重臣，曾经参与了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和八国联军和谈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以前李鸿章被定位为“卖国贼”，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历史上的李鸿章。
史料记载，李鸿章说过自己是裱糊匠，大清国好比是一间茅草房，有些小风小雨就会有破洞，他就来修修补补；但如果遇到大风暴，屋子塌了，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这种说法表明了他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位。
《走》主要表现了他为大清国忍辱负重、左抵右挡和与西方列强周旋，争取国家利益等政治活动。
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是李鸿章接到光绪密旨后忍痛签署的，他为此背负了“卖国贼”的罪名。
北洋水师一度是远东地区最强大的舰队，世界排名第四，如果李鸿章没有才华，这些事情是无法做到的，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形容当时的李鸿章再恰当不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剧对李鸿章的塑造过于正面，于是有人就以为这部剧是在给李鸿章翻案。
我觉得这种看法绝对了。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
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
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
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
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
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
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
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
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
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
张、李政见常相龃龉。
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
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观后感《《走向共和》观后感（一）》。
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
是非得失如何
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
需要认真梳理。
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二）慈禧：清末的女政治家 以往的影视作品，过多地表现了慈禧专制、腐败和残暴的一面，但没有深入地体现她为什么专制，为什么腐败。
慈禧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对下属实行专制，她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统治和皇族的利益；慈禧兴趣广泛，京剧就是因为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才得以全面发展的。
用北洋水师经费修建颐和园，庆祝六十大寿，是慈禧最著名的腐败行为。
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她真的不知道北洋水师的重要性吗
她为何要斥如此巨资为自己祝寿，理由何在
《走向共和》中用一段慈禧的话说出了她的想法。
慈禧说，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也要过得风光漂亮，这样就会被邻居看得起。
如果她的生日过不好，就无法体现大清国中兴以来的大好形势，就会被西方列强欺辱，就会影响到江山社稷。
姑且不论她的这种想法是否正确，电视剧中对慈禧腐败行为思想根源的剖析，可以让观众更深刻全面地领会这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
（三）光绪：和慈禧也有亲情 《走向共和》揭示了光绪性格中有血气的一面，光绪皇帝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魄力和勇气。
而且他和慈禧之间不全是不共戴天的关系，也有亲情，也有母爱。
光绪四岁入宫，在慈禧的抚养下长大。
光绪小时候很胆小，不要保姆，慈禧经常把他抱在怀里。
他们这种感情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露，电视剧进行了一些细致入微的处理：比如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慈禧和光绪母子见面抱头痛哭；光绪主张变法得到了慈禧的认同，慈禧嘱咐他不要丢面子，初一、十五别忘了祭祖，不要完全穿洋人的衣服等情节。
当然，在《走向共和》中，光绪和慈禧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观点上的冲突。
（四）袁世凯：也有才干和权谋 袁世凯历来被称为“窃国大盗”，如何避免把这一形象的脸谱化，是《走向共和》剧组反复考虑的问题。
《走向共和》中，袁世凯三十六七岁就出场了，当时只是一个从三品的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在北京无所事事，郁郁不得志。
在对袁世凯这个形象的加工中，剧本创作人员着力描绘了他的才干、权谋和政治手腕，如果袁世凯没有才华而且昏庸无道，是不可能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当上皇帝的。
袁世凯复辟的想法和深厚的封建土壤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复辟是当时社会的一股逆流。
当时民主意识正在普及，就连光绪皇帝和慈禧都在思考变法和立宪，而袁世凯却要重新当皇帝，其最终结果不言而喻。
对袁世凯内心世界和心理历程的诠释，可以加深观众对辛亥革命前后那段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变幻、最跌宕起伏的年代的了解，令其深知和平和民主来之不易。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
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订立二十一条出卖主权，这些理应谴责。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
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
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
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
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
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
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
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
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
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
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
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
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
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
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
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
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
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
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
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
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
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
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五）孙中山：失败时也会很急躁 孙中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做事情光明正大，不太善于搞政治权谋，一再被袁世凯欺骗。
以往的影视作品多表现孙中山的革命者风采和气度，对他性格中有缺陷的一面表现不足，《走向共和》塑造了孙中山如何从一个热血青年到革命领袖的成长过程。
剧中的孙中山经历了大量艰难坎坷，失败再失败，有时很急躁，也发脾气，经常因为革命上的事情和黄兴吵架，这些情节都会让观众感到亲切而自然。
虽然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但他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失误，塑造一个真实的孙中山是对历史的尊重。
三、《走》剧的一处硬伤[④]长达59集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张勋“复辟”清王朝的历史关头仓促地结束了，这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惊愕不止：是不是将片名看走了眼
《走向共和》走向“共和”了吗
想不到，投资4000余万元的“鸿篇巨制”，竟这样“虎头蛇尾”。
诚然，该剧为观众展示了一幅清末民初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刻画了一系列当时政坛的代表人物，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都用了较长的篇幅、丰满的想象、生动的细节予以勾画。
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表现得较有特点，如光绪的懦弱、杨度的固执、女记者田沫的机敏等，包括北洋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刻画得有章有节。
但《走向共和》顾名思义，应是反映中国从封建制走向共和制的艰辛历程，浓墨重彩的应是为实现共和而英勇奋斗的志士仁人。
但对于这一点该剧表现得却恰恰不够充分。
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篇幅本来就有限，更多表现的还是其“不成熟”的方面。
如开“空头支票”，承诺将十元借款以十倍偿还，最后在投宿旅店时被老板娘认出、追要借款，孙在雨中狼狈逃避；在遭受挫折后，让革命党人宣誓效忠领袖，还为这样的极端做法自我辩解为“权宜之计”等。
也许编导者是想实践他们所主张的“塑造领袖人物平民化的一方面”，但平民化不等于平庸化。
如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没有任何细节刻画出两人志同道合的感情基础，也没有凸现出宋庆龄选择孙中山为配偶的内外动因，应当说对宋庆龄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刻画要比描写袁世凯爱妾英子的笔墨要稀薄得多。
反而是在孙宋二人的婚礼上，安排了一个以钢笔环代替戒指的细节，不仅不能让人感到编导者预期的幽默感，反而俗气十足。
这种格调不高的设计，在孙中山的人物塑造中常有体现。
该剧编导者曾称，这部剧前半部分着重描写的是慈禧，后半部分着重描写的是孙中山。
在后半部剧中孙中山虽出场次数多一些，但仍显浮皮潦草，缺乏生动丰富的细节来展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他伟大的人格魅力，使人很难看出孙中山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李鸿章的戏在整部戏里虽不是最多的，但细节刻画却有力得多。
如临危受命签约讲和一场中的“舌战群儒”，塑造了一位充满对中国落于他人之后的无奈和寸土必争、有血有肉的李鸿章。
而对孙中山的刻画，就缺少这样的精彩之笔。
对共和之父孙中山的描写都如此简单，那些为共和而战的其他人物的塑造就更为单薄了。
重要的历史事件如蔡锷发起的讨袁运动更是一笔带过。
因此，观此剧给人的印象是，描写清宫廷帝王臣子之事细致，反映走向共和过程简单；孙中山等人的形象单薄，远不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形象来得丰满完整。
于是乎，反对共和制的慈禧、袁世凯成为该剧的主角，为共和制奔走的孙中山、黄兴等反成了陪衬，这部剧的主次颠倒，编导的这种处理让人感到这部片子与其叫做《走向共和》，不如叫做《走向共和之前的清廷》也许更为妥帖。
当一心想称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后，该剧便匆匆结束了，为推翻专制实现共和还在不懈奋斗的孙中山等革命者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
而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此之后，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还有许多可书可写之事。
要在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上建立“共和”，其艰难可想而知，其生死的考验也非常严峻。
这些史实如果用艺术的形式来展现，将揭示中国从封建走向共和是历史的必然。
这比目前打上一长串的字幕要形象得多，也更能增强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重要内容的缺失，不能不说是对这部电视剧宏大主题的削弱，也是这部巨作艺术上的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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