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演讲稿，主题“坚定信念跟党走，担当筑匠梦，600-800字
坚定信念跟党走，担当筑匠梦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方圆九州，泱泱大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浩如烟海。
九十五年风和雨，八千里路云和月。
九十五年历史沧桑、风波激荡；九十五年好汉辈出、情深意长。
蓦然回首，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九十五年的光辉历程。
从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
到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再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共产党，高举旗帜继往开来，让中国人民强起来。
到如今新一届的领导人又带领全国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百年之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而这其中的一切无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这累累的硕果无不闪耀着党性的光辉，党性的温暖
无论是隐姓埋名30年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还是退休以后，20年坚持每天出诊的仁医胡佩兰，或是荣誉迟到28年而一生不悔，见义勇为的好市民方俊明，在他们的心里，都时时刻刻都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用最纯粹、最勇敢、最无私奉献的一颗心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也唯有像他们这样用真情关心群众，用真爱爱护群众，用真干惠及群众，把为民谋利体现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之中，竭尽所能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福利。
为人民群众撑起一片祥和美丽的天空，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赞美，才能真正成为群众心里名副其实的一位好党员。
说到这，我不禁要提到这样一位普通的基层党员，她是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山西省襄垣县返底村党支部书记段爱平。
返底村地处山区资源匮乏，村民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村里的孩子们只能挤在一间阴暗破旧的危房里读书。
而那时的段爱平做煤炭生意已经积累了上百万的财产。
凭着一颗善良仁爱的心，1999年段爱平上任后，她先后给村里盖了起了新学校，建起了养老院。
为了使村民发家致富，她带领村民种植药材，改造电网，投资园林建设，为了这些项目段爱平已贴尽了自己的全部家财。
当村里遭遇了危险的汛情，段爱平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挨家挨户地察看、帮助受灾群众转移财物，浑然不顾自己已经是一个58岁，身患癌症晚期的病人，直至躺在了病床上她还一心惦记着，要尽力为村民做更多的事。
百万家财没有了，村里学校的教室却明亮了起来，原本健康的身体累垮了，乡村的面貌却改变了。
大山挡住了阳光，你用肩膀扛起乡亲的盼望。
村庄在渐渐丰满，你的身体却慢慢柔弱。
庄稼，总要把一切还给泥土。
你贴工，贴钱，贴命，你还贴近老百姓的心。
正因为中国有着千千万万个像段爱平这样敢于有做作为，甘于无怨无悔的好党员，才凝聚成了中国浩然勃发的正能量，点燃了中国梦想的火焰，照亮了中国前行的事业。
中国梦很大，而我的梦却很小。
我梦想着有一天能让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购物方便快捷的生活，住上安心舒适的房子，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我相信每一位身在企业工作的人都与我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必须坚定信念，情系百姓，爱岗敬业。
把方便带给百姓，把温暖回馈给客户。
让诚信迈上老百姓的心坎，让心中多一份责任和关怀。
用知识武装头脑，用行动践行诺言。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长顺威远人的胸怀和梦想
鲲鹏展翅九万里，策马扬鞭自奋蹄。
待到蛟龙入海时，再展宏图凌云志!
作为一名新时代大学生,你在疫情防控斗争中能做些什么
(1)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2)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3)林则徐,禁烟运动,壮我中华. (4)李宗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
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
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
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
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
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
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
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
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
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
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
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
”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
”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
“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
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
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
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
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
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
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
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
就可望收复了。
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
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
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
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
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
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
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
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
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
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
……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
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
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
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
”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
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
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
”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
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 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 1997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所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举行仪式，表彰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
出人意料的是他竟是一位华裔，此人就是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
显然，对陈瑞钿来说，此项殊荣迟到了几十年。
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Midland），它收藏有美国各种飞机300余架。
其下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专门收集和展出美国空战英雄的事迹。
但入选该馆的空战英雄，必须具有击落5架以上敌机的战绩，经该博物馆顾问委员会评选之后，才能被授予空战英雄（ACE）的头衔。
顾问委员会则由现役和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军事专家、航空专家组成，其中还有一名已退休的英国空军元帅，共120人。
在今年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四抗日空战大捷”的日子里，美国舆论界就陈瑞钿荣获空战英雄一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对其英雄事迹和坎坷人生进行了介绍。
例如象美国的《世界日报》、《国际日报》、《星岛日报》、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等。
1998年8月14日版《国际日报》撰文称他是“中国战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第一位空战英雄”；《世界日报》在刊登他在广东空军的戎装照时，称他是“中美共同的空战英雄”、“永远令人景仰”。
这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华侨同胞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战功卓著1932年，年仅19岁的陈瑞钿怀着满腔热血，返回祖国。
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四”空战。
两天后，他驾驶美制“霍克”双翼战斗机，击落了日本的“三菱”轰炸机，首开了自己击落敌机的纪录。
在1937年至1939年间，他共击落敌机六架，并协助僚机击落敌机三架。
在空战中，他骁勇奋战，敢打敢冲，其座机曾三度被敌机击落，但都跳伞成功幸运生还。
其中有一次，当他的座机被击中后，他奋不顾身驾机直冲敌机，将其撞毁。
他自己则是在座机失去一个机翼的情况下成功跳伞生还的。
另一次是在1939年秋任空军副大队长的陈瑞钿，曾两度率机掩护苏联援华空军轰炸昆仑关一带的敌占区。
在12月27日邕宁附近上空的战斗中，中方参战的3架飞机与日本10多架战斗机遭遇，经过长达1小时的激烈空战，中方共击落了3架敌机。
在战斗中，陈瑞钿的座机油箱不幸被敌机击中起火，自己全身也着了火。
他带火跳伞，为借助高速气流吹灭身上的火焰，他跳伞后并未及时开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直到快着陆时才开伞，虽然跳伞成功，但面部和全身上下仍被大面积烧伤。
他的英雄事迹当时被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战鹰”（Chima's Warhawk），同时还被编成美国英语课外读物《中国战鹰》出版。
美国于1946年发行的《真正英雄的真实漫画故事》（RealHeroes，True Stories in Comics）系列丛书，在当年3－4月出版的第13期，以《真正英雄的动人故事》（Thrilling Stories abourReal People）为题，介绍了他的抗日战绩和不平凡的经历。
为纪念他1937年以相对落后的双翼霍克战斗机击落日本先进的三菱九六式单翼轰炸机的战果，美国著名画家罗伊·格林内尔（Roy Grinnell）还专门作画表现了当时激烈的空战场面。
据说，好莱坞一电影公司还有意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
去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博物馆将他评选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早的空战英雄，也在情理之中。
在表彰仪式上，他被称为“美国第一位二次大战的空战英雄”。
经历坎坷陈瑞钿，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大江村，父亲是华裔母亲是秘鲁人。
1913年，陈瑞钿出生于美国俄勒岗州的波特兰市，早年就有志于飞行事业，所以在高中时期，就靠打工挣钱来学习飞行。
在日本入侵中国时他就取得了美国的飞行执照。
1932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波特兰市华人决定派遣志愿军回国参加抗日空战，当时陈瑞钿已从当地华人创办的美洲航空学校毕业，他便志愿与来自俄勒岗州、华盛顿州、加利弗尼亚州的13位爱国青年一道参加了志愿军，其中还有一位女青年。
陈瑞钿一行乘船首先抵达上海，但竟未被国民党中央军收留，当年11月，他便辗转到广州陈济棠麾下，参加了广东空军，不久便分配在广东空军第六飞行队，军衔少尉。
1935年，他被派往德国学习战斗机飞行和战术回国后晋升为中尉。
1936年7月，因陈济棠投归南京政府，广东空军随之被中央收编，陈瑞钿则被分配在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任战斗机飞行教官。
同年10月任驻广东空军第3大队17中队中队长。
1938年夏升任少校中队长。
1939年又升任第3大队副大队长。
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到1939年12月27日的昆仑关战斗他在华东、华南、中南地区执行过多次截击、护航等任务，参加过著名的杭州笕桥大捷、武汉大空战和南京保卫战等重大战役。
陈瑞钿在昆仑关战斗中，因座机油箱起火被严重烧伤以后，因交通不便，整整用了三天才被送往柳州医院，当时面部伤口已感染发炎。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较差，不能得到很好治疗，以后又辗转香港、衡阳，最后经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帮助，才于1940年返回美国就医。
在美国，他的面部虽然经过五年的整容治疗但并不成功。
他不顾面部已扭曲变形，于1945年初又返回祖国，在驼峰航线执行空运任务，继续为抗日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则转任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
1949年夏天，他回到波特兰市并于1952年在当地一家邮局从事信件整理、分发工作，直至1983年退休。
1997年9月3日不幸病逝，享年84岁。
陈瑞钿前后有三位夫人。
第一位是爱国华侨伍月梅，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政府外交官员伍迁芳之女。
她是在广东读书时与陈瑞钿认识的。
在一次日本飞机夜袭柳州时，为救丈夫，她扑伏在丈夫身上不幸被弹片击中遇难陈瑞钿与伍月梅育有2男。
开始第二位是他在美国纽约的五年治疗过程中认识的一位护士小姐，美国人弗朗西斯·梅尔道克（FrancisMurdock）。
1945年，由于陈瑞钿出院后又返回祖国抗日，所以他们从此分手。
两人育有一女。
第三位夫人叫杨瑞芝，是上海人。
她是在中国航空公司作地勤服务工作时与他认识的，于1948年结婚。
他们育有一个男孩，现为美国国务院驻新加坡的一名外交官。
陈瑞钿现共有子女4人、孙子10人，曾孙1人。
名列榜首 陈瑞钿的英雄事迹和坎坷经历极大地震动了另一位美国空战英雄，他就是肯恩·杰恩斯特（KenJernstbt）。
肯恩·杰恩斯特是美国空军志愿援华飞虎队飞行员，他在退伍以后曾担任俄勒岗州参议员30多年。
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日作战中，他取得了摧毁12架敌机的辉煌战绩（空中击落日机5架，击毁地面日机7架）。
因此，他早就获得了美国空战英雄（ACE）的头衔。
在陈瑞钿1940年乘机返美就医时，他也搭乘同一架飞机，两人因此相识。
他自己虽然已功成名就，但当他了解了陈瑞钿作战英勇无畏、战功卓著和不幸遭遇后，深为感动。
他认为，陈瑞钿无疑是美国二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为此他长期以来一直为陈瑞钿在空战英雄榜上无名打抱不平，并竭力向空军博物馆顾问委员会推举陈瑞钿入选空战英雄榜。
但是，顾问委员会认为，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以后，而陈瑞钿在1940年已返回美国就医，而且，当时陈瑞钿参加的不是美国空军，而是广东空军，所以迟迟不能认定。
其实，长期以来，国民党空军的态度也很令人失望：首先，把怀着以航空报效祖国到上海投军的陈瑞钿拒之门外就不应该；其次，对有如此战功的陈瑞钿不宣传、不表彰，原因是陈不是嫡系中央军而是广东空军。
前台湾空军总司令赖名汤上将在谈及此事时，就曾说：陈瑞钿是陈济棠的广东派系军队，非属中央军，虽打下多架日机，但不算数。
真是荒谬
经肯恩·杰恩斯特坚持不懈地奔走、游说，顾问委员会终于以陈瑞钿是打击同样的敌人，美国空军飞虎队早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前就已在中国战场与日作战，陈瑞钿本人也是美国公民为理由，接受了杰恩斯特的推荐在评选过程中，杰恩斯特也极力坚持陈瑞钿才是第一位击落日本飞机的美国英雄。
因此，陈瑞钿的名字才在1997年刻在了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的英雄榜上，正式被评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第一位空战英雄。
此次与他同时被评选列入《美国空军战斗英雄名人录》的还有另外七位美国空军英雄。
陈瑞钿是在生前得知这一消息的，原打算亲自到场参加表彰仪式，不幸的是，就在举行仪式的前一个月零一天与世长辞了，而由他17岁的孙子代他出席了这次盛会。
陈瑞钿的英雄事迹和不幸遭遇，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华人和新闻媒体更是关注。
新闻界除广为宣传报道外，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还准备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拍摄成专集，并有意将当时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空战英雄们拍摄成系列专题片。
为此，他们特地委托美国硅谷专家叶晨晖博士帮助寻找、收集有关陈瑞钿生前的资料，特别是面部毁容前的照片，以及其它英雄的资料。
叶晨晖先生对空战历史颇有研究，去年他曾经通过华文媒体（见本刊1997年6月号《巴伯的在华奇遇》一文），并经过湖南有关部门的多方努力，终于在今年初找到了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救过美国空战英雄巴伯的两个恩人。
巴伯在那次遇险获救之前，曾驾机击落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见本刊1997年6月号《谁击落山本该水落石出了》一文）。
徵集陈瑞钿生前资料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披露以后，不少热心读者纷纷提供线索，叶晨晖先生很快就找到了现居住在波特兰市的陈瑞钿少校的遗孀杨瑞芝女士，并有幸见到了她珍藏的陈瑞钿初入广东空军时的英俊戎装照，以及《中国战鹰》一书。
参考资料：借鉴：小松博客 之前的回答，谢谢
老舍资料简介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
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
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
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
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
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
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
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
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1926)和(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
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
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
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
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
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
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
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
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
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
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
《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
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
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
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
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
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
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
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
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
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
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
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
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
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
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
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
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
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
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
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
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
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
《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
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
《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
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
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
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
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
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
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
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
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
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
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
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
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
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
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
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
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
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
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
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
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
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
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
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
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
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
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
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
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
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
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
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
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
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
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
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
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
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
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
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
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
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
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
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
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
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
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
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
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谁能说下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爆发了五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
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
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
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
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
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
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
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
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
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
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
《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
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
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
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
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
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
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
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
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
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
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
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
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
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
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
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
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
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
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
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
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
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
《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
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
《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
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
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
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
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
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
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
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
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
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
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
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
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
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
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
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
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
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
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
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
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
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
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
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
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
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
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
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
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
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
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
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
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
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
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
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
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
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
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
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
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
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
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
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
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
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
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
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
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求以“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为主题的征文，字数600到1200，大文豪，求救啊，体裁不限，随
这样可以吧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
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
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
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
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
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
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
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
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
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
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
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
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
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
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
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
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
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
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
《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
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
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
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
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
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
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
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
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
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
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
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
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
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
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
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
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
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
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
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
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
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
《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
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
《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
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