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和政治基础
一、第一次合作形和政治基础1、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旨在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共两党实现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作。
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2、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一大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
二、新三民主义1、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生前对其“三民主义”思想作出的最后一个版本的修正，是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和依靠农工的思想体现。
2、核心思想：（1）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
（2）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
“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
”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
（3）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
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
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是
一回事。
当严格的说，还是应该是新。
不新三民主义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新三民主义纳入了三大政策。
新三民主义，是指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
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提出，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
所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才被提出来，其实际也是新三民主义的实质。
国共党第二次合作所获得的胜利有那些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一、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胜利抗日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国内团结，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对日抗战的总路线，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有举国一致的抗日。
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发生有利变化抗日战争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消长，改变了它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且奠定了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基础。
抗战爆发时，我党党员只有4万人；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总共只有五六万人。
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影响有限，军事力量弱小。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渐走向全国、全世界，军事力量也有了空前的发展。
我党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民族抗战，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抗战胜利时，我党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 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共产党始终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努力，坚持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制定和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
这些政策保障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推动了全国抗战。
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
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取得的；维护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推动民主革命进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
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存在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侵略者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发展，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势力朝相反方向变化，是它们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产生的对抗战的不同态度、与人民群众的不同关系造成的。
由于国共两党的政策、方针及其实践存在着巨大差异，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明显不同。
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力量大发展，威望不断上升；国民党丧失民心，日渐孤立，地位急剧下降。
两党各自不同的政治运行，决定了各自的政治前程。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分裂，第二次合作，分裂的危害和成果
一: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背景: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
中国的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相应地发生变化. 二: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 1935年6月10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与一切可能反蒋抗日的政治军事派别协作，共同进行反蒋抗日的武装斗争。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接着，中共中央于12月下旬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后，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被迫对其政策作出调整。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集团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
与此相联系，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在上述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的接触。
尽管这个接触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的诚意，只是想借谈判“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没法达成协议，但还是沟通了彼此的情况，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从而为两党的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但是，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上停下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了6次谈判。
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商谈，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共计45万人，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三: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意义 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时间是1937年9月23日. 即从:1937年底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____--开始
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分别在什么时候
国共合作的最基本原因是1、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
2、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还只有国民党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
而且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
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
所以国共合作也是两党共同的愿望。
3、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
4，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起了五四运动影响。
国共合作建立在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上。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过程
国民党在1924年至1926年对农民运动的支持，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广东的地主阶层大多是支持陈炯明的。
但北伐的革命风暴席卷湖南、湖北、江西后，这一地区大多数军官被吸收到了革命军中，一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除非培训了很多农民鼓动员的共产党同意取消土地革命（此前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工作一直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
土地问题变得日益尖锐的时候，斯大林1926年10月强迫中共约束农民运动，以期缓和矛盾
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国共两党甚至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象征。
在此次会议上，政府领导人因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在作出战略决策时根本不同自己商量产生了极端不安的心理，企图通过学和政府来控制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于是，任命汪精卫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因1926春就逃亡法国，暂由谭延闿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吸收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任命谭平山负责农民部，苏兆征负责工人部。
这些工作都是在蒋介石明确宣布他的意图是东进上海而不是北上北京，在北伐异常顺利时莫斯科一改反对军事讨伐转而热情赞扬北伐，蒋介石的突然转向，导致了莫斯科支持革命政府企图通过改组党、政府和军队的办法迫使蒋介石服从于党的领导的措施。
土地政策是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
1927年3月，共产党提交的一份“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对那些搞反革命活动的人处以死刑或关押。
1927年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了成员包括和谭平山两名共产党员在内的五人中央土地委员会，为组长。
之后该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的扩大会议，拟定了一个“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该草案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
这个文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如何界定，五人小组没在草案中写入他们小范围讨论时的界定标准：“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均是反革命。
”对于没收土地的方法方式分为两种：一是政治没收，也就是土地所有权归政府；二是经济没收，也就是暂时不触及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而由政府支持租种的农民不再向地主交纳租金。
1927年4月22日，决议草案正式提交土地问题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
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就这个草案的态度使矛盾表面化。
革命政府主席汪精认为：“……关于决议草案第一项，是政治的没收，似嫌笼统，因为由此可以变为经济的没收。
我们现在要问所谓耕者有其田，是否今日即需做到
如不予明确决定，即可用政治的没收其名，而做经济的没收其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的头衔，而没收其土地。
” 共产党员夏曦认为：“草案是一部分没收，其未被没收的部分仍有地权，如此有两种佃农：耕国家的，耕私人的。
……两种所纳田税不同，则农民立即分化，贫农与富农立即斗争，革命必致破坏。
所以，这个草案是否能行，甚属疑问。
” 共产党员彭泽湘则要求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土地。
争论各方难以平衡，后来又邀请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会议。
4月2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参加会议。
鲍罗廷建议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即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只实行有限制的没收，而在其他地区则要用大量的激进的口号来发动农民。
陈独秀支持鲍罗廷的意见。
5月6日，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终于通过，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都不在没收之列，规定“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
“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规定只要他们有亲属在军队服役，即使是最大的地主的土地也可不没收。
最后通过的决议案，虽然露骨地对军队实权派妥协，但是，一场社会革命发动起来后，想紧急刹车是非常困难的
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使他们简单地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的行动，也就是全部拒绝向地主交纳租金。
面对农民的革命行动，即使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人物、作为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委员长的谭延闿也日益不满；武汉政府迫切需要湖南军阀唐生智的支持，虽然唐生智一直表现开明，但他军官团中大多数出身于湖南地主家庭，唐生智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模糊；唐生智领导的第35军军长何键更是公开对“侵犯”其官兵土地利益表示强烈不满…… 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五个常务委员中有三个同时土地委员会：共产党员、谭平山和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领导人邓演达。
现在他们至为急迫的任务转为约束农民自发的没收土地以维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
莫斯科置国共合作随时可能破裂的危险信号于不顾，坚持要求共产党不仅要同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合作，而且还要同蒋介石合作。
作为落实莫斯科指示的一个步骤，上海工人在起义后把这个城市交给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很快就在1927年4月用对上海工人的大屠杀来作回答
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宣告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