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流行语言有哪些
80年代最为流行的20个词语 1、万元户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
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
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
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
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2、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
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
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
”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
”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
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
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
到80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3、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
从1981年至1986年，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
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
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4、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80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
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
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干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5、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
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
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6、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
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
特别是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250 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7、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80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
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
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
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
因此，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
到1989年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8、 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
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
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
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
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
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
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 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9、武打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
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
10、《读者文摘》 与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
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
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11、迪斯科、美学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
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 “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
虽然人们很决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12、大哥大 “大哥大”一词创源于南方，但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流行语。
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
80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
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
80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
“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
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13、人体、侃大山 1979年10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
九年后的1988年1，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平均观众超过1.2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儿谁会搭理
与此同时，这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则是一种玩世的社会心态。
一部分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而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侃大山” 的言语快感之中。
种种烦恼、郁闷都在这种亦庄亦谐的调侃中得到了释放。
14、 民工潮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
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
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
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民工潮的奔涌，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
民工的跨省流动总的看是一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
民工潮方兴未艾，经由各种渠道的疏导和管理，民工流动趋向有序，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
社会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农民喝彩。
15、走穴 《新民晚报》1989.4.24：“今天，一些影星、舞星、歌星，包括节目主持星等等群星，也到下面‘走穴’，也可能站在‘野台子’上热闹一番。
然而，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光彩往往被过重的市侩气熏黑了。
” “走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演艺界出现的新名词。
所谓“走穴”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走穴”是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
显然,“走穴”是一种无纪律的谋利行为,早已为公众所诟病。
16、下海 “下海”一词是在中国刚开放时的用词，意思就是做生意。
也含有风险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
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
“下海”曾带动一些普通人走向致富的道路，快速奔向小康生活。
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下海经商是一代人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抉择。
从改革开放初期“下海”一词就伴随着中国人一路走来。
一批又一批的人毫不犹豫的跳进商海，以身试水。
17、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具有同样的身心发展规律。
但兄弟姐妹关系会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作 中国 80 年代以后，随着把规定一对城市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优生和优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18、 第一、思想品德好。
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为集体服务，积极参加劳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执行《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在同学中能起模范作用。
第二、学习好。
即为“四化”学习的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学习成绩优良（低年级90分以上，中年级85分以上，高年级80分以上）或有显著进步。
第三、身体好。
即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体健康，体育成绩在75分以上（或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深圳速度 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
这个词出自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
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不过，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虽然以快速而著称，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施工单位都能模仿的，在某些地方即便是加长每天的工时都不可能达到。
其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因素，有的地方是不能达到的。
比如，深圳由于气候原因，混凝土的凝固期远短于中国内地很多城市，而且在施工时候加入了加速凝固的凝固剂，因此混凝土在浇铸后可以更快凝固，以加盖上面一层。
此外，建设中还使用了多层的楼板模板，不必等下面一层完全完成再将模板撤除而加盖上面一层，节约了不少时间。
20、夏时制 夏令时比标准时早一个小时。
例如，在夏令时的实施期间，标准时间的上午10点就成了夏令时的上午11点。
夏令时，又称日光节约时制或夏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夏令时间”。
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各个采纳夏令时的国家具体规定不同。
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
（各时区多数位于其理想边界之西，导致实际上全年实施夏令时。
） 1986年至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六年夏令时，每年从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2时整（北京时间）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
除1986年因是实行夏令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规定的时段施行。
夏令时实施期间，将时间向前调快一小时。
1992年4月5日后不再实行。
中共党史的80句口号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三个代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五讲四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个凡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整党建党、吐故纳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革命委员会好抓革命，促生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向雷锋同志学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反对修正主义人民公社好文化革命、技术革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万岁以阶级斗争为纲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平、民主、团结自力更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兵民是胜利之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中国共产党万岁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口号
高中历史老师回答您我回答各个时期的核心任务吧，有的有口号，有的没有。
1、1949—1956年，是过渡时期。
其中1949—1952年核心是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其中，抗美援朝有明确口号，那就是保家卫国。
1953—1956年核心是三大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一五计划（1952—1957）。
2、1956—196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核心是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八大”做出了正确探索。
可是后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由于修改了八大的正确探索，有了“左”倾的探索。
经济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要说口号，总路线应该算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错误发起了反右倾斗争。
即使有口号，既乱又都是“放屁”。
3、1966—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
口号更是铺天盖地。
最早最有“震撼力”的要数主席的大字报上的“宣言”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形势完全失控后，口号“震天响”。
4、1976—1978年，是徘徊时期。
“文革”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使得各项事业并未走出“文革”阴影，徘徊停止不前。
5、1978年至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要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十八大上，在目标上加入“和谐”的表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
“味道好极了”（雀巢咖啡经典广告词“人头马，自然来”（人头马XO）“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们做得更好”“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蓝天六必治“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我，没错的“车到山前必有有路必有丰田车”金利来“男人的世界”百氏，“今天你喝了没有
”
请问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八十、九十各有什么流行歌曲，一定要歌词，急求啊
●五十年代● 1949-1959年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父辈脑海里抹不去的印记。
那时，雄壮激进行曲是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纯净的音符也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这时期流行的歌曲绝少儿女情怀，多是抒发对祖国、领袖、英雄、生活的热爱，的祖国》、、、、、、一支支歌唱社会主义、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抗美援朝，保家为国，使、等“兵歌”广泛流传。
为了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
、等部分爱情歌曲纷纷登场，它们穿着“新民歌”的袍子，体现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为当时的少男少女深深喜爱。
这时期的著名歌唱家，如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胡松华等，均是通过广播电台向听众传播他们精心修饰的歌声，可以说，所有的声音都经过了官方的认可，这些激情高昂的“红色歌曲”，虽历经时代长河的洗刷，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所透出乐观精神和豪迈气概，使其永葆青春……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经过这个不同寻常的10年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年代难以言说，一场狂热的运动、一声拭血的口号或是一种关于饥饿的回忆。
六十年代的词汇：向雷锋同志学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反对修正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期间的歌曲多数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典型的歌曲有《唱支山歌给党听》《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七十年代● 1970-1980年，这块土地发生了多少大事，家国个体的命运，一会被跌落峰谷，一会又被抛向峰尖，领略着种种的冲击、震动，生成转换的局势一直在此消彼长，而全球化的思潮风云也是前所未有的。
70年代是中国人追求幸福征程的最后的黑夜，许多美丽的幻影划过这夜色，映照着人们，被人们纪念和珍藏；70年代涌动着物质和精神的渴望，这是中国非凡变化的前夜，一个多世纪以来沉郁的辛酸代价，终将有所获得。
70年代初期，歌曲的创作已稍有转机，抒情歌曲的创作受到欢迎，题材和手法也见多样。
如《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北京颂歌》等。
1976年，冬天过后醒来的是一个红彤彤的年代。
施光南心中流尚出欢快的《祝酒歌》旋律，堪称为亿万人民倾情的胜利之歌；而抒情歌曲迎来了一个伟大的复兴――这是历史变化、进步的一个折射，从该角度看，这场复兴的确是伟大的。
它的力量足可融化十年的坚冰，吹散徘徊不去的乌云。
《太阳岛上》、《妹妹找哥泪花流》、《乡恋》、《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开始响彻神州。
尤其是李谷一，她运用了“气声”演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但也更加加强了它的吸引力与震撼力。
●八十年代● 1980－1989是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最为动荡也最为繁荣的10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卡式录音机和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港台流行歌曲得天独厚地闯入千家万户，不容分说地叩击人们的耳膜，强烈地刺激了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带来内地通俗抒情歌曲创作的勃兴。
重新起步的流行音乐，经历了跟随港台流行歌曲的走向而变化到以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的必然过程。
80年代初期，谷建芬、铁源、付林、施光南等大批作曲家，以及乔羽、王健、晓光等词作家的先后介入，标志着我国通俗音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他们以良好的艺术素养、丰富的生活感受和深厚的民族文础，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渗透出明显的文化意识，体现出对通俗音乐艺术化的苦心示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可喜成绩。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小草》《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等80年代早期作品，那充满欢乐和阳光的音符像雪后的泉水一样四外流淌，滋润着“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心灵，使人感到可爱的祖国充满希望。
80年代中期郭峰以《让世界充满爱》为赌注一大批作品将艺术触角伸向人生、社会、历史，敞开心扉，提示人性，内涵丰富，从而使流行音乐得到广泛、真正的，并被得到官方正式命名“通俗歌曲”。
紧接着崔健、徐沛东、苏越等，以《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作品，把具有西北高原特色的单调置入摇滚性音乐的整体构思中，以民族传统音乐的神韵为流行歌曲注入新的活力，欣起的“西北风”席卷80年代末的歌坛，很快就在听众中引起共鸣。
有的专集发行量超过1500万盒……80年代的流行音乐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和争执后，“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形成鼎足之势，被列入声乐艺术之“正册”，流行音乐在理论和舆论面前终于获得了一席之地，其价值得到认可。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是中国飞速发展、开放的年代，港台、国外的音乐开始涌入，内地的流行音乐也趋于成熟。
九十年代的音乐就太多了，能成为时代代表的我想有《小芳》《笑脸》《涛声依旧》《新鸳鸯蝴蝶梦》《酒干倘卖无》《狼》《一场游戏一场梦》《星星点灯》等等。
★★★★至于歌词，你直接用百度搜索，输入歌曲名，选择搜索歌词就可以搜索到了。
★★★★ 呵呵，那就麻烦你老人家增加点悬赏分啦~
为什么80年代被称作文艺复兴的年代,这期间文学有什么代表人物?
80年代文学概况 一 过程：80年代前期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
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
(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
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
《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
)。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
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
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
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
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
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
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
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
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努力，是继续四五十年代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也包括周扬等在60年代)以悲剧结局告终的工作。
一方面，在承认文学的“革命”性质的前提下，推动文学挣脱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艺术模式控制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特质”，和重视文学社会承担、批判职能，倡导作家的“启蒙”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结合。
对“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坚持，公开发表周恩来、陈毅6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讲话(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等。
)，为50年代以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等文章的观点辩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质疑，都说明了推动“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人们，最初继续的是五六十年代“未竟”的工作，接过的是他们的旗帜(注：见《文艺报》1979年3月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家、批评家的发言，《文艺报》1979年第4期《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
)。
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注：当时文艺界对这篇文章反响热烈，《上海文学》等刊物还组织了有较大规模的讨论。
)，对于这一在中国左翼文学界长期流传的“根本性”观念的质疑，也是在左翼文学观的框架内，来反对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而寻求不离开文艺“特性”的文艺的政治功用：它申明的是左翼文学中受压抑的派别(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的思想路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开端所处理的问题，展开的论争，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发生于左翼文学的“陈旧”话题，或这些话题的延伸。
这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写真实”，“现代派”文学，人性和人道主义等。
在80年代初与文学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中，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注：刊发于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据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广州《南方周末》1997年12月12日)称，在周扬与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一起讨论后，由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起草。
王元化主要撰写有关重视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王若水撰写有关人道主义部分。
在此之前，王元化已就认识论和知性方法的问题，发表过文章(刊发于1979年上海《学术月刊》和1981年《上海文学》上的《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等)。
王若水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多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
最著名的是《为人道主义辩护》(上海《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
周扬的文章由王元化定稿，周扬作最后润色，并由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是重要的、产生很大争议的文章。
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
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理论上的，不如说更主要是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上的。
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批评了“终极真理”的观点。
提出在认识论上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的两范畴，以划分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认为知性和理性相混淆，以为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是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根源。
文章提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文章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
在阐释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是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思潮中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的“异化”概念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束缚下的解放。
文章引出的最大“麻烦”，是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异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权力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或宗教异化)。
这篇文章既得到热烈支持，也很快受到激烈批评(注：在周扬发表讲话后，本来定于3月9日结束的“学术报告会”突然决定延期，并开始对讲话的观点进行批评。
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周扬讲话时，同时刊发会上对这一讲话的批评发言：《黄楠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
)。
对周扬文章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批评，由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注：这是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经修改后刊于《红旗》1984年第2期。
)一文中进行，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带有根本性质错误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的问题。
随后，周扬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注：1983年11月，周扬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在11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上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参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
1983年至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问题和现象被作为“精神污染”列举的事项，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注：参见1983年第11期《文艺报》社论和12期座谈会报道。
) 二 过程：80年代后期 80年代文学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80年代的文学主题，作家的基本构成，文学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五六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话题”的范围，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而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变得远为复杂。
在80年代中期或稍后，“文革”后一度享誉的“复出”作家、诗人，有的创作仍获取新的进展，而许多人则已越过自己创作“高峰”。
在面对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巨大压力下，缺乏调整自己步调的潜力，或者显得迟滞，或者新作日见减少。
“朦胧诗”的作者也大多走过他们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青年诗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跃姿态的，并不是很多。
有的“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停滞状态。
显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普遍短暂的问题，在80年代并没有成为历史。
为文学写作所作的准备的不足，和开放之后文学潮流急遽的变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现超出一般时期的速度。
当然，各种“类型”作家中，都存在沉稳而坚实者，尤其是被称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
他们和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
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
)。
对于长期习惯于确定的主题意向和“写实”的表现方法的读者和批评家来说，它们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引起阐释和评价上的分歧。
这些作品的主要部分，表现了似乎正相反对的倾向，并在创作成果上昭示了发生于这一年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
一是所谓文学的“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
另一是“现代派”的文学潮流。
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
当时被指认为“现代派”文学的，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
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
文学“寻根”引起了争论，“现代派”文学也同样。
和几年前的争论相比，这次对“现代派的”争论，提出问题的方式虽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批评者和支持者意见本身，却已发生分裂。
热烈赞扬这些作品的，有的认为中国当代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这是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创新；有的则指出这些小说的核心是表现时代的进步，“而不是精神的颓废”，在“荒诞”、“魔幻”的外衣下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在批评的意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是文学的“堕落”的严厉指责依然存在；但又出现了这些作品还不够“现代派”(以西方某些“现代派”文本为标尺)，而有了“伪现代派”的谑称(注：参见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等文章。
)。
1985年或更早一点时间，“朦胧诗”已经“式微”。
除了杨炼、顾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外，其他作者的作品日见减少。
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的被称为“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
他们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
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
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
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
(注：据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对“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预告(徐敬亚执笔)称：1986年，“全国二千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决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
”这则消息没有提供上述数字来源的说明。
)为显示“新生代”诗的实绩，1986年的九十月间，《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先后用九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几十家“诗派”(“诗社”)的宣言，代表诗人的简历和代表作。
在这些“诗派”、诗人之中，既有许多真诚的艺术探索者，也不乏“闹剧”的热衷者；“大展”的策划者清楚这一点，但并不在意，因为“挑战性”的展示，是他们主要的意图。
(注：“大展”的主要策划者徐敬亚在“大展”的《编后》(《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24日)中写道，“在正式的报刊上，人们就是不能看到诗坛探索的全部真实，漠视、片面、歪曲——已远非个人性习惯”。
“大展”材料在报纸刊出后，由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调整、补充，编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1988年出版。
) 在80年代中期，理论批评的变化也值得重视。
虽说这期间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的重视异乎寻常且最引人瞩目(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但改变理论批评界的面貌和格局的，是一批中青年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出现。
有异于上一代批评家的知识背景，尤其是生命体验在批评中的融入，建设起他们批评的个性品格和思想深度。
(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了这些中青年批评家的专集。
列入“新人文论”的主要有：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陈思和《批评与想像》，李劼《个性
自我
创造》等。
“文艺探索书系的理论部分，出版了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赵园《艰难的选择》、鲁枢元《文艺心理阐释》、夏中义《艺术链》、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等批评论著。
)在这一年，刘再复发表了引起争论的《论文学主体性》(注：刊于《文学评论》(北京)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
)的长文。
他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建立了他的“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这一“体系”构造的现实动力，来自于对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的厌恶和批判。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先后发表。
(注：黄子平等的文章刊于《文学评论》(北京)第5期，他们三人并在这一年的《读书》(北京)上，连续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三人谈”的对话。
论文和对话等，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陈思和的文章刊于《复旦学报》(上海)1985年第3期。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强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整体”把握的主张，不仅推动研究视角、方法的更新，而且暗含着一种重要的观察、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尺度的提出，因而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在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
这些命题的提出，表达了作家对文学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特性地位的关切。
在涉及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包容着多个方面，如对于要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这一口号这时受到广泛怀疑)，对文学只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以及长期以来忽视文学的“本体”问题的检讨。
这说明，当代作家原先过分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
在此时，“文学自觉”既是一种期待，也可以说是对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
不过，期待之物所带来的苦涩“后果”，也开始体味到。
1988年初，《文艺报》发表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注：载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作者王蒙，署名阳雨。
)一文，反映了在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读者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程度降低等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复杂的心理反应。
对于“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
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
四 总体风格和作家姿态 在80年代，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的提问。
这种责任承担，使有关“历史”清算和(群体的和个人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作家或有意，或无意的选择。
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
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
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
(注：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某一方面的特征，黄子平曾用“紧张”这一语词来描述。
见他为《1990年度小说选》撰写的序言。
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这里的沉重、紧张，既是指情感“色调”，但也指结构形态，作品的“质地”。
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作家那里，这种“基调”呈现为多样的表现方式。
从情感“色调”而言，有那么多的悲剧性事件需要讲述，那么多长期被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宣泄(“激情的作用往往胜过技巧的效果”)，那么多的社会、人生问题需要探讨，而若干基本观念也需要重估。
80年代的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个体与群体，生命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历史，传统与革新，东方与西方等问题，都要求进入文学文本，试图在创作中涉及和讨论。
在“文体”上和“结构”上，则是较少空隙的密度。
叙述语调既是那样的紧张急迫，而作品中又常拥挤着众多的意象、隐喻、象征和寓言，以此来承担过重过多的“意义”和“问题”。
在80年代，能够以较为裕如和放松的笔调与风格来写作的作家并不多(汪曾祺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相当普遍的“美感”基调，与作家的现实处境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当代普遍性的象征思维方式和审美风尚的延伸。
探索、创新，是80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的强烈意识。
探索、创新、突破、超越等，是文学批评界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与西方现代文学，也与本国“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以及当代台湾等地区的文学)，使作家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不尽人意的状况，而产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愿望，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现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年龄段的作家，都努力从各个方面，去获取激活“超越性”的创造力的因素，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的跃动”(注：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编辑前言》。
该书系出版于1986-1988年间，收“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
创作方面有《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探索戏剧集》等，理论有刘再复等多人的专著。
)。
不同的思想艺术基点和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样的情形：发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猎的题材(爱情，监狱和劳改队，性，庸常琐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经验……)；创造很难用“正面”、“反面”，“伟大”、“渺小”的标准加以划分，在道德判断上暧昧含糊的人物；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悲剧，悲喜剧，反讽，“零度情感”的叙述，……)，运用前此当代文学中罕见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角，纪实与虚构的互相渗透)……其间，最为重要的探索也许表现在“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
这包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这自然会在文学的思想艺术形态上得到体现。
创新的强烈愿望，既是文学界充满活力的证明，但也是浮躁心态的流露。
不少作家(特别是“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很有限，长久的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吸取人类文化成果的任务又如此艰巨，这种种压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