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晋商还有商会活动吗
都有什么活动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
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
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
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
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
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
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
”（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
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
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
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
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
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
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
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
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
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
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
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
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
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
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
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
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
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
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
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
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
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
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
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
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
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
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
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
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
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
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
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
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
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
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
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
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
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
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
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清代晋商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晋商之空洞——首先表现在一：对晋商的财富空洞。
世间多俗人，所以，世间俗人对财富的膜拜也就很正常了，无论是山西人还是非山西人，一听说晋商如何如何，先有个概念就是晋商如何如何地有钱。
可是，晋商到底如何有钱，世间的俗人还真没什么概念。
2006年初，国人对晋商的财富理解就从中央电视台一套播放的《乔家大院》中的场景、故事和画面感受到了晋商的财富，于是干脆5-1黄金周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跑到了山西的乔家大院。
看什么去了
看晋商的财富去了。
其次表现在二：对晋商的形象空洞。
晋商形象何其辉煌。
但，硬是因为老西的低调和山西文字写作者的不努力，这晋商的形象居然硬是辉煌不起来，于是，徽商有胡雪岩，晋商是谁呢
也就因为放了个电视剧，才有了乔致庸。
其实，晋商的商人形象果真那么单薄吗
不是的，有多少山西人，就有多少晋商的独特形象。
这一块，要我们的当代和后代文艺乃至文字工作者好好努力，其实，这也是祖宗给后代留下的一碗饭呢
写山西商人、演山西商人，谁能比得过山西人呢
找工作、要创业，这就是机会。
第三表现在三：对当代晋商的空洞。
确实，当代的晋商在整个目前的中国商业社会的商人团体中表现一般，但是，其中并非无杰出者，相反，杰出者众。
可是，世人偏偏不了解也不熟悉，因为当代的山西人不宣传自己、也不显山露水，就形成了世人对当代晋商的空洞。
因为煤炭的需求，甚至干脆把煤炭老板等同于新时代的晋商。
我的观点，煤炭老板是晋商，但绝对不是今天晋商的全部，而事实是，我们的煤炭老板正在获得巨大财富后进行凤凰再生，这才是晋商后续发展的可怕和值得关注、值得自豪之处。
世人在艳羡晋商无比财富的同时，突然意识到了“啊，原来山西人这么有钱啊，咱得想办法去算计啊”。
于是，全中国对于晋商的概念，在“空洞”之外，现在，居然完全是“算计”了。
首先的表现一是：潘石屹算计了晋商。
在今天的中国，地产行业无疑是充满了精明商人的行业，而潘石屹则是地产行业中的精明商人。
他的精明最佳表现，就是，他算计了晋商。
这个算计，在我看来，完全没有贬义的意思，只是一种生意上的概念。
潘石屹盖了房子，卖给了山西人，他甚至经营组队到山西专门做营销。
而做生意精明的潘先生，更是精明到大谈特谈甚至撰文说“是山西人救了他”。
大概如此的概念吧。
其次的表现是二：更多人在算计晋商。
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得接续上前面说的感慨了，所谓昨天触动我的一件事情。
北京有个晋商博物馆，大概关心晋商的朋友多知道，他们编辑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风雨沧桑话晋商》。
这书印刷了1500本，每本定价7800块。
据说，已经销售了一部分。
现在，这个概念被北京的新京报拿到了，新京报为此经常做广告卖这书，不过目前来看效果一般。
这个项目，大概从新京报来说，是个算计晋商的概念，不过，让新京报苦恼的是，还没想好怎么去算计晋商。
这一点，就比潘老板差远了。
毕竟，这报纸还没赢利了，而潘老板则早已经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大老板了。
第三的表现则是：山西人算计晋商。
各位看官会说了，什么话啊，怎么叫山西人算计晋商。
可我说的是大实话。
先是，山西本地有了新晋商联合会，然后是或早或晚全国几地都有了当地的晋商商会，例如天津、例如武汉，更例如加拿大晋商商会。
还有北京的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或个人或组织，其实，都是在算计着晋商。
当然，算计归算计，但是，出发点和目的地那就各自不知了。
例如我呢，只有一点想法，真正把咱晋商的传统精华挖掘出来，传承下去，我这辈子就值得了，当然，如果还能够做更多的有益于山西的事情，我会觉得活得更有滋味。
或者空洞，或者算计，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是在空洞地算计，或者说算计着空洞。
一，或者山西人或者非山西人，如果你不了解晋商的话，那你根本谈不上算计，那就只能是空洞，那空洞还有甚意思呢。
所以，若想算计晋商，先得把老晋商的事情搞明白了，把新晋商的心思摸清楚了。
二，或者山西人或者非山西人，如果你只盯着晋商或山西荷包里那点或者说那许多钱，那你最后也只能是空洞。
山西人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商人，所以，跟山西人打交道，得实在点。
要先讲清楚给山西人的利益，然后再琢磨着可以从山西人口袋里掏出一点钱来。
这个道理，于山西人也同样适用。
有老乡说得好，你还不知道，山西人抠着呢。
要我说，山西人根本不抠，什么时候抠，就是你把我当傻帽的时候，我就装抠，懒得理你，让你得不着。
山西人要是觉得有用啊，那大方了去了。
所以，算计晋商，得从眼光离开他们的钱包开始。
是我有感而发的。
一方面代表了我的困惑，一方面讲述的也是事实。
而我则反过来想了，既然这么多人不了解晋商，那就是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半年多来，专门的研究让我对晋商略有所得，各位个人或公司，有兴趣的，我大可以讲述给大家听，愿意看的，则到我的博客上来看。
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愿意为此付出我的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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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是怎么衰落的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
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
”[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
[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
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
《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
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
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
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
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
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
山西的 “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
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
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
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
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
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4] 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
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
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
[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
[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
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
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
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
[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
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
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
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
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
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
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
[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
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
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
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
”[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
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
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
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
[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
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
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
[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
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
[15] 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
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
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
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
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
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
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
[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
[17] 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
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
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
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
[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
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
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
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
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
[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
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
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
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
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
[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
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
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
[22] 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
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
[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
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
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
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
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
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
《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
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
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
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
[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
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
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
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
[26] 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
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
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
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
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
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
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
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
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
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
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
[28] 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
它的衰落极生动地展示了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关于北京山西企业商会的资料
三晋人在京有了自己的“家”。
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山西企业商会今日正式在京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京工作的三晋人有30余万人，分布在投资、金融、房产、医学、媒体、餐饮等各个领域。
北京山西企业商会是由山西省驻北京办事处、北京华夏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牵头，联系多家山西在京的企业建成的合法民间社团组织，现有会员企业近200家，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精英。
成立大会上，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了商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商会理事会、监事会。
省领导李政文、范堆相、薛荣哲、边鸣涛以及曾经在山西工作及山西籍的老同志、山西省在京企业的代表百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1月23日，北京山西企业商会2008年迎春茶话会，在北京凯瑞豪门食府宴会厅隆重举行。
来自各界的代表500人欢聚一堂，围绕“秉承晋商济世情怀，建设首都回报家乡“这一主题，畅所欲言。
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为建设首都、回报家乡，做出更大贡献。
茶话会由北京山西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行红智主持，部分在京的山西籍和在山西工作过的省部级老领导及部队老首长，部分国家中央国家机关和部队山西籍领导，部分首都著名高校领导和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山西省各地市在京创业的企业家、商会副会长、副秘书长和会员单位代表，以及中央和北京20家新闻媒体出席。
会上，北京山西企业商会会长李亚新说，“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也是北京山西企业商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要进一步整合商会的凝集力，把商会这个“窗口”和“平台”建好，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在京的晋商秉承晋商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共谋发展，实现京、晋双赢。
”与会成员热烈拥护。
会上爆出消息：2008年四、五月份在北京山西企业商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将要评选北京晋商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新闻人物。
其评选标准是：2007年营收一亿元以上；2007年上交税收500万元以上；进京创业以来，为山西招商引资100万元以上；累计为家乡捐资30万元以上（四条中符合其中一条即可符合推荐和申报条件）。
评选结束后，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揭晓仪式和颁奖大会。
另据了解：商会按照一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设为议定和要求，成立了商会秘书处、联络部、财务部和商报编辑部，并已出版了《北京晋商》杂志和两期《北京晋商》报纸，各4.5万份。
山西商会北京代表处 QQ：16651806 山西商会北京代表处 QQ：16651806 本商会是在北京的山西人开的，欢迎更多的老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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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晋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由晋商商会联合发起（深圳山西商会、湖北晋商商会、河南省晋商会、重庆山西商会、宁波山西商会、甘肃晋商商会、浙江山西商会、上海山西商会、苏州山西商会、临汾新晋商联合会）,并出资5000万元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注册的电子商务服务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鹏飞成立时间：2014-04-29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工商注册号：44030110925992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B4-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