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拜死人礼仪跪拜动作
论语上说，祭思敬，丧思我自己的做，双膝跪下(左腿略)，臀部坐在脚上，然后弯腰，双手呈型放在地上，额头扣地，正好在两手之间。
略微停顿片刻，然后直起身来，再次拜下。
注意，不要把臀部抬离脚面，那样不雅。
也可以采用南传佛教式。
其它基本相同，只是拜下的前与后，都要双手合十。
在唐朝以后，中国人不再习地而坐。
所以很多人在拜下去之后，完全起身站起来，然后再拜下去，要三次。
然而根据古书记载，古人仅拜两次。
礼记上说，礼从宜，使从俗。
所以要看家长是如何礼拜，我们按照他们的做法去做，就可以了。
错了也没关系。
现代中国礼崩乐坏，知道祭拜就已经很好了。
傣族 景颇族 阿昌族和德昂族的资料
，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傣族人民主居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hù）族佤族自治县和临沧地区，散居于云南的大部分地方。
傣族通常喜欢聚居在大河流域、坝区和热带地区。
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傣族人口有126万，绝大多数的傣族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1]。
国内科考资料表明:傣族与百濮及百越中的滇越有关，傣族先民出自我国云南西南傣族聚居区，东南亚各国傣族都来源于此。
中国傣族与缅甸的掸(傣)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和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为同一民族。
总人口6000万以上。
历史上傣族以云南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东部为核心建有傣族国家——妙香国。
后经历史演变，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傣族散居于我国西南一带和中南半岛各个国家。
在印度的东北阿萨姆邦亦有一部分傣族. 景颇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的山区，少数居住在怒江僳僳族自治州的芒马、岗房以及耿马、澜沧等县。
景颇族有景颇和载瓦两种方言，彼此通话困难。
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
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景颇语文。
景颇族有丰富、优美的口头文学流传，包括反映民族起源、迁徙历史的叙事长诗及神话、故事、寓言、谚语、谜语等。
景颇族主要从事农业。
景颇地区盛产珍贵的木材和各种药材。
经济作物有橡胶、油桐、茶叶、咖啡等。
景颇族普通崇信原始多神，部分人信仰基督教。
习俗 景颇族家庭中尚保留幼子继承制，幼子地位高于长子，长子婚后另立门户，幼子却留在家中赡养父母，财产也主要由幼子继承。
景颇族坦诚好客，一直保留着“吃白饭”的待客习惯。
即在日常交往中，无论走到那一寨、那一家，都可坐下来吃饭，并可以不付任何报酬。
对于任何一个不相识的人，主人都必须招待饭菜。
民间普遍认为：让客人饿着肚子走，是最不体面的事。
无论婚嫁、过节集会，走亲串戚，景颇族人都要提一只篮子，内装水酒、熟鸡蛋、糯米饭团，民间称“送礼篮”，主人接过礼篮后，要向随从的客人一一敬酒，最后才能自己喝，并清点礼物，然后再把篮子还给客人，以表示礼物如数收到。
很多地区平时进餐仍然沿袭无论男女长幼均把饭菜分份进餐，无需桌椅、餐具，饭菜都用芭蕉叶包好，进食时人手一份。
忌把叶包反。
无论喝酒喝汤，都是就地砍一截竹筒，筒口斜削一刀，随用随去。
食俗 景颇族闲时一日三餐，忙时一日两餐。
主食大米，喜食干饭和竹筒饭。
所种植的蔬菜大都是不需精耕细作的瓜、豆、青采、洋芋（土豆）等，辅以竹笋、水芹、野蒜等。
肉食以猪肉和鸡肉居多，农闲时进行渔猎，如捕猎野猪、麂子、山羊、野牛、野鸡、鸟雀，捕捞鱼蟹、田螺。
景颇族饮酒多是自制的低度酒，称水酒，成年男女更喜烧酒。
景颇族喝酒十分注重礼节，熟人相遇互相敬酒，不是接过来就喝，而是先倒回对方的酒筒里一点再喝。
大家共饮一杯酒时，每个人喝一口后都用手揩一下自己喝过的地方，再转给别人，如有老人在场，先让老人喝。
典型食品主要有：竹筒烤鱼、撒皮、舂鳝鱼、砂锅炖竹鼠。
节庆 “目瑙纵歌”，是云南省德宏景颇族群众性的歌舞活动，也是景颇族人民祝颂吉祥幸福、欢度丰收的传统节日。
“目脑”是景颇语的音译，意即“大伙跳舞”，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之后举行，为期2-3天，每逢“目脑纵歌”节，仪式往往从清晨到夜晚，甚至通宵狂欢。
每次目脑都要杀牛祭祀，然后牛肉大家分食，并伴以歌舞活动，参加者多时成千上万。
此外，还要祭“能尚”宸庙，祭“能尚”每年两次。
一次在春播，祭品比较隆重，届时要杀牛、猪、鸡等，以庆贺丰收。
景颇也过“吃新谷”节，“吃新谷”都选在农历八月的一个龙日，届时把新谷炒干、舂成米，与老米合在一起做饭，以喻老米、新米接续不断。
吃新饭时，要把饭菜和酒洒到地里一部分，献给地鬼，然后全家共餐。
阿昌族热情好客，尊老爱幼，有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仪。
有客来家小憩，主人要好酒好茶招待，吃饭礼让上座，如客人年轻，辈分小可推辞坐边座或下方坐；遇敬酒倒茶，忌不礼让就接受。
阿昌族待客有劝饭习俗，无论会喝酒、喝茶否，忌讳客人不接受；遇劝饭时，无论已饱否都应伸双手捧碗相接；双手接递或起身行礼，视为恭敬。
通常劝饭是象征性的，通过劝饭讲情说意，乃至唱劝饭山歌抒情，表示欢迎客人才是真正的缘由。
阿昌族解除婚约婚誓，须退回盟誓的相片及头发。
忌烧毁相片、头发，否则认为照片及头发烧毁后，人会大病乃至会疯。
阿昌族同姓忌婚配。
有招婿入门习俗，上门男子须改名随女方姓。
婚礼举行3天。
在婚礼中新娘、新郎逐桌去敬糖茶，客人喝毕放少许钱币于杯中。
阿昌族男女青年结婚的婚宴上，首先要请新娘的舅舅坐在上首，并摆上一盘用猪脑拌制的凉菜，酒宴后舅舅要送新娘一条约4.5千克的带猪尾巴的后腿，称为外家肉，表示新娘要永远不忘娘家的养育之恩。
阿昌族历史上曾有抢婚和逃婚和习俗。
抢婚一般由以下两种原因引起：一是男女深恋，但女方父母不同意，两人只好商定由男方来抢婚，造成既成事实后，迫使女方父母同意；二是订下婚约后姑娘反悔，男方不甘心，只好强抢，迫使姑娘就范。
逃婚一般发生在双方父母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恋人只好双双逃走，以此争取婚姻的自由。
上述习俗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变化，现已基本绝迹。
阿昌族结婚按长幼顺序进行，如长子未婚，次子和次女也不能结婚，姐姐未嫁，妹妹和弟弟也不能先于姐姐结婚。
如弟妹先于哥姐结婚，则要举行跨越礼和给哥姐一些钱，以对哥姐表示道歉和尊敬。
阿昌族的小伙子在娶亲的时候，要请两个手脚麻利，动作敏捷的陪郎帮着撑雨伞。
因为当新郎要进姑娘家的堂屋时，新娘寨子的年轻姑娘们都要从廊檐两旁向他泼清水，如果新郎被淋湿了，就会被人看不起；如果新郎滴水未沾，连陪郎也会得意骄傲。
据说，这伞是保护新郎免遭伤害的工具。
在很久以前，有个阿昌族的小妹妹叫腊咪，在她六七岁时父母双亡，靠着哥哥过日子。
十六岁时，两个哥哥分家，她便跟大哥在一起生活。
有一天，外寨一家叫腊纳的来向腊咪的哥哥提亲。
因为要娶腊咪的这个小伙子平时娇生惯养，脾气不好，甚至连开销都不会算。
为了能娶到腊咪，腊纳家的财礼给得十分丰厚，兄弟俩一算，除了办嫁妆外还能剩下一些用，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腊咪看不上这个小伙子，她喜欢一个叫腊舍的年轻人。
一次对歌后，俩人交换了定情物，并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日子。
腊咪的两个哥哥知道腊舍把妹妹拐走了，而且腊舍家也送齐了财礼，心里很不情愿。
两个嫂子见腊咪找了这样一个标致能干的小伙子也很嫉妒，就火上浇油，于是兄弟俩就想害死腊舍。
认亲的那天，天还很早，腊舍就到了腊咪的寨子。
但腊咪的两个哥哥不让他进门，说腊舍是晚上把人领走的，天黑了才能让他进家门。
好容易等到天黑下来，腊舍的伙伴放着鞭炮，吹着唢呐，热热闹闹地进了腊咪家，腊舍高高兴兴地走上坷头，正想拱手作揖，突然几盆冷水从廊檐两旁劈头盖脑地泼下来，只见眼前闪来两条白光，腊舍一声惨叫就倒下了。
腊咪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把自己勒死了。
后来，人们为了保障新郎的人身安全，就在新郎到达新娘家门口时撑起伞来遮住新郎，叫做：伞护新郎保全身。
因此，这种特殊用处的伞实际是阿昌族新郎的护身符。
德昂族 De’ang nationality 中国的少数民族。
(见彩图)自称达昂。
又分若买、凉、布雷等支系,汉语统称崩龙。
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称为德昂族。
散居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五县一镇及保山、临沧、思茅地区所辖各县。
潞西县三合山和镇康县军弄等地是德昂族的聚居区。
人口为12295人(1982)。
使用德昂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操布雷、若买、纳盎3种方言。
无文字。
族源 崩龙称谓，最早见于清王昶《征缅纪闻》。
汉晋时的濮人、隋唐时的茫蛮、扑子蛮、望苴子蛮是今德昂、佤、布朗等族的先民。
他们先后臣服于汉、晋等王朝及唐宋时期之南诏、大理国。
元以后，他们的先民又沦为傣族土司的属民。
反帝反封建斗争 19世纪初，德昂族人民反抗芒市傣族土司的压迫和统治，提出“官家不公平，杀死官家解不平”的口号，联合傣族人民爆发了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最后由于芒市土司得到清政府和汉族地主的支持，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近代以来，德昂族与景颇族等族人民曾共同抗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云南西部地区的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从缅甸侵入中国的德宏地区，当时沦陷区的德昂族人民参加了汉、傣等族人民组织的一支二千余人的游击队，用铜炮枪、长刀及弩弓，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多次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德昂族人民各村组织自卫队，反抗国民党统治。
解放军进入云南后，德昂族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歼灭逃窜之国民党军队，迎来了德昂族的解放。
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德昂族属傣族封建土司统治，头人多世袭或由土司任免。
头人称达岗（汉族称为总伙头），相当于乡长，管辖数村。
每村设达吉岗一人（汉族称为伙头），并设达朴隆、达基格等头人，协助达吉岗处理村内一切事务，为土司摊派款项和贡物。
属景颇族山官（见景颇族山官制）直接管辖的德昂族，还要向山官缴纳一定数量的保头税、官工、官谷等，同时，要向国民党政府缴纳苛捐杂税。
德昂族的家庭，在20世纪初，还保留着父系大家庭公社的特征：每个大家庭由三至四代有血缘关系的若干小家庭组成，共居一长房，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
随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逐渐确立，个体经济的发展，外来商品货币的冲击，高利贷、雇工和实物地租的出现，促使大家庭日趋瓦解，而建立起个体小家庭。
文化和风俗习惯 德昂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男女婚前享有恋爱自由，姑娘选择对象有一定自主权,但最后要征得父母同意。
结婚时,男家要给女方一定聘礼。
若夫妻不睦，男方提出离婚，只要出几斤米、几元钱，请村寨头人祭神树后，即可通知女方回娘家。
女方提出离婚，要赔偿男方聘礼。
新中国成立后已发生变化。
德昂族民间有着绚丽多彩的刺绣和雕刻艺术，有揭露反动统治者罪恶，歌颂劳动人民的爱情等内容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
如反映男女爱情悲剧的《芦笙哀调》、《帮工调》，笛音哀婉凄恻，非常感人。
乐器受附近傣族、景颇族和佤族影响，也使用铓锣和象脚鼓。
管弦乐器有葫芦笙、笛、小三弦、小四弦等。
木鼓是本民族独特的一种头部宽、脚部窄的短鼓。
舞蹈以木鼓伴奏，称木鼓舞。
不同支系的妇女有不同的服饰，从其统裙横线条纹的颜色来识别。
她们上着开襟短衫，头缠包头，戴银器及彩色玻璃珠，束腰箍，扎裹腿。
男子着黑布圆领大面襟，缠黑色或白色包头。
少年喜带大耳坠和银项圈。
住房分竹楼和土屋两种。
竹楼亦称干栏，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
靠坝区村寨，多居土木结构的茅屋，厢房关牲畜，堆放柴草和安置脚碓。
节日有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做摆、烧白柴等，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希望采纳
佛教为什么分为小乘和大乘
佛陀入灭後，原始佛教逐渐分裂为二十多个派系，各个派系在师承、见解、区域、语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组织。
直到公元1世纪，佛教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动态。
由于居士佛教日益活跃起来，在家信众逐渐形成了集团。
与出家弟子对佛陀教法的信仰相比，这些居士集团主要以释迦牟尼的人格为信仰，根据佛陀的慈悲精神，创造了代替佛陀而实践慈悲的菩萨形象，并且提出了拯救众生的口号，这种像菩萨一样的行为就被称为“菩萨行”。
渐渐地，信仰菩萨行的人越来越多，大乘佛教就此产生了。
自从大乘佛教建立以後，信仰佛教原始教义的集团就被称为“小乘”，从此以後，大乘和小乘两派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对峙之势，小乘认为大乘不是佛陀的教义，大乘则把小乘看作外道，两者互相排斥，纷争不休。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修行方式、修行目的和佛陀观等方面有许多不同看法。
所谓“乘”，是梵文yana(音译“衍那”)的意译，有“乘载”或“道路”之意。
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佛教内形成了一些具有新的思想学说和教义教规的派别。
这些佛教派别自称他们的目的是“普渡众生”，他们信奉的教义好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船，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此岸世界到达涅磐解脱的彼岸世界，从而成就佛果。
所以这一派自称是“大乘”，而把原来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一派贬称为“小乘”。
但是这一称呼，“小乘”佛教派别本身是不承认的，例如现在缅甸、泰国、伊斯兰卡等国的佛教，一直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大乘和小乘的区别，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在对于佛陀释迦牟尼的看法上，小乘佛教一般把他看做是一个教主、导师，是一个达到彻底觉悟的人。
大乘佛教则把释迦看做是一个威力广大、法力无边、全知全能的佛，并且认为除释迦牟尼佛外，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有无数的佛。
其次，在修持方法上，小乘佛教主张修戒、定、慧“三学”(通过守持戒律，修习禅定而获得智慧)、“八正道”(八种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方法)。
大乘佛教则除了“三学”、“八正道”外，还偏重于修习包括“六度”、“四摄”在内的“菩萨行”。
菩萨思想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一大特色。
所谓菩萨，即指立下弘大誓愿，要救渡一切众生脱离苦海，从而得到彻底解脱的佛教修行者。
大乘佛教徒把释迦牟尼成佛以前的修持阶段，即在修习“菩萨行”的阶段作为自己修行的榜样，因此大乘佛教徒主张可以在家修行，并不强调一定要像小乘佛教徒那样需要出家修行，这也是大乘和小乘的重要区别之一。
大乘教徒把菩萨的修行发放概括为“六度”、“四摄”。
“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们认为这六种方法是能够脱离生死苦海，达到涅磐彼岸的通道。
“四摄”是指大乘佛教徒在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在与他人相处时需要遵守的原则，具体是指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大乘佛教认为这是菩萨救渡众生时所应遵守的原则和方法。
为了与小乘相区别，大乘教徒把自己的思想学说称之为“菩萨思想”，把自己的修行实践称作“菩萨行”，把自己所尊奉的戒律称之为“菩萨戒”。
在教义学说上，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重要区别是:小乘佛教一般主张“我空法有”，即否定个人的主观精神主题，但对客观世界的否定却不彻底，部分小乘佛教派别则通过“分析”的方法来否定客观事物，实际上却承认事物的基本组成因素“极微”的存在，带有唯物思想倾向。
大乘佛教则通通常主张“人法两空”，既否定人的主观精神主题，也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他们认为关于客观事物“空”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分析”方法得到的，而是“缘起性空”，即一切“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不存在本质实体，因而是“空”。
事物现象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象而已。
“性空幻有”，这是大乘思想，特别是早期大乘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外在修行目标上，小乘佛教把证得“阿罗汉”果作为修行的最高目标。
而大乘佛教则以“普渡众生”为修行宗旨，以成佛作为最高的修行目标。
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三武灭佛
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一般认为是在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
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
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
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狂热毫不亚于一场全国范围内对某些人的极端崇拜。
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
在这样的狂热下，那时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现在，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
然而盛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反佛运动，其中有三次规模较大，而发起这场运动的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个武字，所以就称为“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
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
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编辑本段]【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编辑本段]【北周武帝灭佛】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
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
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病逝于出征前夕，令后人唏嘘。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怎么会反佛呢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
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
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对宇文护要求他辅佐少主。
宇文护表面许诺。
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
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
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
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掌握。
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
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
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
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编辑本段]【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
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
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
”(《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
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
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
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
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
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
《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
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
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
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
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
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
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
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尚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
即位后，即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并亲临三殿，受法箓。
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时，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
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
道教徒的煽动，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迅速衰退。
以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
佛教作为异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
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
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
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
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
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
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
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
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编辑本段]【后周世宗灭佛】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
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
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编辑本段]【影响和评价】 北周武帝灭佛运动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治的原则，断绝了佛教寺院与平民政府分权抗仪，发展成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国皇朝政教分离的传统，使中国在此后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得以在国家制度上保持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
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唐武宗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极盛而走向衰微了。
但是大量僧尼还俗，寺庙土地与财富受过政府所有，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
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
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
但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
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
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
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
[编辑本段]【“三武灭佛”原因】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
如果把它们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了；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儒学之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
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说都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争，尤其是会昌法难，道佛之争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佛教的发展必然给封建国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道教和佛教的争端往往是封建国家采取灭佛措施的一个导火索，它的背后常常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
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
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
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
”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
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
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
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
”（《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
）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
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
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
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
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
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
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
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
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
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
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
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争，经济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
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
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
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
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
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
”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
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
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
佛教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具体上
单一神论
个人建议：就这一就有很多精妙，如说的获罪于天所祷也——是不作恶免遭天谴，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如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应该是古代的谚语，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县官不如现管”、“阎王好哄小鬼难缠”等都是此意，都蕴含这人生哲学的，在一定范围都是有道理的；再就是王孙贾和孔子的沟通，也很有味道，里面的弦外之音也很丰富，可以看下面的背景。
希望有点帮助。
白话直解：王孙贾问：“‘与其向比较尊贵的祭祀场所“奥“祈祷保佑，不如向并不尊贵但五祀之一的“灶神”祈祷保佑’，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这话不对。
如果犯了滔天大罪，向什么神祈祷也没用了。
”下面是 拍灶君的马屁（见南怀瑾 论语别裁）【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
”何谓也
子曰：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很多年，卫灵公对他非常好，但卫灵公又偏宠有名的美人——南子。
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
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见过我们在大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
现在用电炉、瓦斯炉，没有灶了，当然也就没有灶神。
为什么要祭灶神呢
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
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
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
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
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
成吗
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
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
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
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
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
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
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
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
为什么呢
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
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
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
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
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
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
为什么他们拜灶神
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
“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
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
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祇的牌位。
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
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
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
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
“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
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
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
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
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
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
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
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
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
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
城隍归谁管
归阎王管。
阎王去归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归谁管
玉皇大帝的妈妈——瑶池圣母。
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
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
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
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
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
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
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
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
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
他说一个人真的做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
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
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需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
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
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
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
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
周代文化呢
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
“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
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
“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
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
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
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