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1928 1997 1900 1949
第一组图形（2014、1928、1997）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2、3、2，第二组图形（1900、1949、
）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3、3、
；其2014、1928、1997；1900、1949、
的封闭区域数分别为2、3、2；3、3、
；将其两两分组：2、3；2、3；3、
；后一个图形的封闭区域数等于前一个图形的封闭区域数加1；故
=4。
因此选择数据1840。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口号
高中历史老师回答您我回答各个时期的核心任务吧，有的有口号，有的没有。
1、1949—1956年，是过渡时期。
其中1949—1952年核心是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其中，抗美援朝有明确口号，那就是保家卫国。
1953—1956年核心是三大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一五计划（1952—1957）。
2、1956—196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核心是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八大”做出了正确探索。
可是后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由于修改了八大的正确探索，有了“左”倾的探索。
经济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要说口号，总路线应该算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错误发起了反右倾斗争。
即使有口号，既乱又都是“放屁”。
3、1966—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
口号更是铺天盖地。
最早最有“震撼力”的要数主席的大字报上的“宣言”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形势完全失控后，口号“震天响”。
4、1976—1978年，是徘徊时期。
“文革”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使得各项事业并未走出“文革”阴影，徘徊停止不前。
5、1978年至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要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十八大上，在目标上加入“和谐”的表述。
中国什么时候完成近代化的
一、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进程及阶段特征1．资本主义近代化探索（1840——1949年）（1）起步阶段（1840——1895年）：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在中国被迫开放的港口城市出现，这些企业使用机器生产，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正式开始。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领导的，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兴办了一批军工企业，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到了中国；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兴办的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
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领域渗透。
（2）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是最重要的阶段。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①经济近代化（工业化）有了长足的进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②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政治民主化）实现重大突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革命派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1921年中共成立后，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开创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近代化的新纪元。
③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型：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向西方学习，从生产技术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
（3）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缓慢地、艰难地向现代化中国发展。
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采取了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制订工业发展计划，开展经济建设，是中国近代化事业有所发展的十年。
抗战爆发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被打断。
2．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时期（1949——20世纪90年代）（1）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时期（1949——1978年）特点：探索中曲折前进（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世纪90年代） 特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主要表现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②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③明确提出富强（经济现代化）、民主（政治现代化）、文明（文化现代化）的目标二、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的阶段特征1．从1840年到19世纪6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社会原有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近代民族机器工业出现，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
2．从19世纪60年代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起，形成了以封建经济为主体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3．从1927年国共十年对峙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社会经济结构表现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为支配地位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4．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并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构成了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5．从1953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6．从1956年底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7．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国营、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并存发展。
8．20世纪90年代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
三、近代前期几种主要的经济形态1．本国封建自然经济：鸦片战争以后逐步解体。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土改运动将其消灭。
2．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甲午战争后取得合法地位，加紧对华资本输出。
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没收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3．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2）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3）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比较迅速发展（4）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5）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曲折；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壮大（6）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商业得到合理调整；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4．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依附于英美，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
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没收，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中国共产党标语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