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化茧成蝶”的诗句有哪些
拿来”意识的开放建构 鲁迅作为思想文化战线的“散兵”，其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其贡献也是方方面面的。
本章着重研究鲁迅晚年思想中一个鲜明的亮点，即他在1934年6月提出的拿来主义的主张，这是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
从20世纪初期在东京弘文书院翻译雨果的《哀尘》开始，在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整整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以后，鲁迅终于在晚年写下了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精辟地阐明了拿来主义观点，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作了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总结，从而形成了鲁迅所特有的、具有明显超前意识的开放建构，至今都为后人所折服。
拿来主义是大家熟知的。
然而人们对拿来主义的理解却还有很多分歧的意见，更谈不上对它的认识已经终结。
本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经过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像鲁迅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其作品和思想都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对他们的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像剥蚕茧似地一层一层剥下去，最后往往还得承认我们只是接近而不是把握了他的思想核心，任何一种新的见解的提出或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都不是研究工作的终止，而只会激起研究者们新的强烈的兴趣。
对拿来主义的研究也是这样。
直到目前，还有一些研究者怀疑拿来主义的确定性和完整性，害怕“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会产生不良后果。
还有的同志只注意了在吸收外来文化理论上和鲁迅的见解一致之处，忽略了他们理论上的差异，甚至把鲁迅1934年提出的关于大宅子的比喻，仅仅当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论述的一种诠解，而不注意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独创性，这样的理解显然显得狭隘了一些。
鲁迅拿来主义的精辟之处在哪里
他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的独创之处是什么
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和世界接轨”成为当代的一个响亮口号的时候，对鲁迅的“拿来主义”观点作一番重新的思考，对曾经感受的一切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返观，就很有必要了。
下面就拿来主义的前提、对立面和目的这三个方面，来阐述鲁迅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研读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为他的鞭辟入里、深沉蕴籍的分析方法，老辣峭拔、幽默隽永的语言风格所折服时，不得不承认，能给我们留下最难以忘怀印象的是下面的一段话：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鲁迅的话是那样明快犀利： 拿来的前提“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掩饰、调和的地方。
于是，就有一些好心人为此而忧心忡忡了：“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管中国今天的国情，随便地乱拿来，能行吗
”在这些同志看来，鲁迅的话已不怎么确切、不怎么完整了，非要在这“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上面加一些限制、规定一个框框不可了。
其实，要肯定拿来主义的意义，要正确估计它的独特价值，关键之处大约正在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上。
对待外来文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强调的是“批判继承”，将批判放在第一位，经批判以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而鲁迅主张的是“拿来主义”，先占有，然后再挑选，这两者的着眼点显然是有区别的，这正显示了两位伟大人物的不同风彩。
将他们比较孰高孰低并无多大意义，但否定他们对外来文化选择上的理论差异，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其实，鲁迅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25年的《看镜有感》中，对此就讲得很明确，他对我国汉唐时候国力的雄大极为赞赏：“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
鲁迅在此还用了一个类似“大宅子”的比喻：“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
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
只要是食物，我们就可以吃；只要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无需思索，绝不介怀，这是鲁迅拿来主义观点的重要前提。
鲁迅的这一独创性思想，很值得引起后人的重视。
将鲁迅的中外文化思想说成是“全盘西化”，显然是误解和歪曲；但如果回避或忽视了鲁迅“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主张，我们所面对的恐怕也不是真正的鲁迅。
为什么凡是外来文化都是可以拿来的呢
这首先是因为凡属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
社会物质生产是有历史连续性的，而作为同一定社会物质生产阶段相适应的文化，也总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的。
任何文化，即使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归根结底都包含着人类文化的积淀，都蕴蓄着人类文明的因子。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新时代中建立的新文化，就必定是吸取了人类以往一切文化的结晶。
正因为如此，鲁迅认为，即使是敌人，也是可以学习的。
就说日本吧，在30年代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然而鲁迅在文章中曾多次赞赏日本文化，指出日本的国民性确实很好，“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
”接着，又将日本和中国进行对比：“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
这是我所相信的”。
本书引论中提到的鲁迅在《今春的两种感想》的演讲中的一段话，初看起来，似乎是有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之嫌，但实际上鲁迅在这里并不是对日本军人杀中国人这一具体事情的评价，而是在此表达了鲁迅一贯的日本观，同上引的有关日本的论述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早年留学日本起，鲁迅就对日本人“做事认真”的国民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藤野先生》中，对藤野先生主动查阅自己的听课笔记、订正学生绘图中的不确切之处的认真态度，倍加赞扬；晚年他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谈话更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
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
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
”接着，鲁迅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命题：“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
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
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
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鲁迅知道，在当时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似乎还不是说的时机；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说不可的。
”而鲁迅1933年在北京的演讲，同样是将日本同自己的祖国进行对比，从而辛辣地讽刺了中国人“招牌一挂就算成功”的陋习。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学生们是正在大练义勇军之类，但不久自然就收场，这种情形，已见过好几次了。
”其精神同上述话是一致的，打中了中国人做事“马马虎虎”病痛的要害，这实际上是真正爱国主义的表现，对此是不应该有误读的。
就在写《拿来主义》后两个多月，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又指出了日本的另一个长处：“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
‘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
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鲁迅所概括的日本人做事“认真”和“会摹仿”两个优点，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当年鲁迅针对某些人对此悻悻然还特地指出：“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这就是说： 做不做奴才与学不学他人长处是两回事，满口爱国而实则崇洋媚外、满身国粹而骨子里却奴性十足，这样的人是大有所在的。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所说的是日本的长处，当然是应该学习的，但如真是有毒的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可以“拿来”呢
回答仍然是肯定的。
鲁迅明确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
”如果人民的体魄十分康健，有了辨别的头脑，那么即使是有毒的帝国主义的东西，介绍过来，供分析比较之用，也是有益的。
“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 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
”由此可见，那种唯恐“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会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带来不利影响，搞了许多禁条、许多避忌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是一种对自己的事业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实践上的典范，即使是有毒的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而是“拿来”以后，经过一番改造制作功夫后，将其“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如众所周知的尼采哲学，以超人哲学著称，极端强调个人主义，将希望寄托在伟大和天才人物身上，认为只要天才人物出现，社会也就活跃起来了。
瞿秋白认为： 即使是在鲁迅的青年时代，尼采哲学也“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
瞿秋白的论断是否完全合理，我们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尼采的思想，过分地强调只依靠少数人，我们将它们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范畴，大约是不会错的。
因而，如果把尼采哲学简单地当作唯心主义或反动哲学一脚踢开，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但青年时代的鲁迅，却将尼采哲学拿来，吸收其合理的内核，给予脱胎换骨的改造，终于将他的某些思想转化为构成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希望出现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来唤醒沉睡中的民众，高呼“今日精神界之战士安在”，其来源正在于“超人”哲学。
又如，《铸剑》中黑色人嘲笑“同情”之类的观念的一段话：“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
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
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也明显地受到了尼采的影响。
尼采的超人哲学从图强精神出发，反对一切“慈悲”、“同情”、“怜悯”、“善”之类的说教，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恶”，往往是一个“可怕结局的序幕”。
而鲁迅却将此改造运用，使黑色人的话成为一篇彻底的反抗宣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是运用拿来主义观点的极好的范例。
也许以鲁迅对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借鉴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阿氏在苏联被认为是颓废的虚无主义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他的作品曾受到高尔基的严厉的批评，苏联文艺界一贯对他持否定态度。
鲁迅也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
”但是，鲁迅并没有放弃对阿尔志跋绥夫的借鉴。
他在1920年前后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阿氏的作品，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并写了序跋，作了公正的评价。
鲁迅为什么偏爱阿尔志跋绥夫呢
他从中“拿来”的又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阿氏小说的写实主义引起了鲁迅的兴趣，他在前面所引的同一文中指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
”又赞赏了他的作品是“如实描出”，塑了“时代的肖像”。
我们知道，鲁迅对现实主义标准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仅对《红楼梦》作过“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赞词。
从“如实描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阿尔志跋绥夫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了。
其次，是阿氏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愚昧、麻木、落后的群众形象，而那些为了许多不幸者而在奋斗着的改革者，将一生最宝贵的东西去做牺牲，其中的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
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提出的改革者和群众的隔膜问题，同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药》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
在翻译和介绍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之后，鲁迅既在《故乡》、《阿Q正传》等一系列作品中揭露了国民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又在《孤独者》等小说中写出了觉醒者的不幸： S城中沉默空气竟使魏连殳无地自容，连大良、二良这样的孩子也寻魏连殳的开心，其中所表达的痛苦之深刻是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
显然，鲁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中也是拿来了有益的营养的。
人类文明中确实有许多奇特的现象。
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一旦实现了博大胸怀和无畏胆识的同构，他就可以从宣传“超人哲学”的哲学家和颓废派作家的作品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如果对尼采和阿尔志跋绥夫，只强调批判，批字当头，就会将他们完全弃之于人们的视野之外，而鲁迅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吸收了什么，他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鲁迅了。
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先拿过来，然后才谈得上挑选，继而消化和吸收，这就是鲁迅拿来主义观点独创性意义之所在。
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对此不必惊慌失措，更不必来个急刹车，只要多做一些挑选工作就是了。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右的倾向当然是错误的，而对拿来主义的任何限制则更是不必要的。
将外来文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之后，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用上的，而是是分清主次，区分良莠，“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在挑选和使用的过程中，要有坚定的主体意识，“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坚持一定的原则和标准。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又发表了一系列独创性意见，并批评了不少与之对立的观点。
关于拿来主义的对立面，人们一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到的“关门主义”“送去主义”上，这当然是正确的。
对“孱头”、“昏蛋”、“废物”的批评，大家也已经说得很多。
但我认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论者还很少触及，即鲁迅在挑选外来文化的原则上强调了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保持原状，而是为了成为新人；在使用上当然要“以我为主”，但又不是“万物皆备于我”。
这样，鲁迅的批判锋芒针对了比“关门主义”、“送去主义”更虚伪、更危险的封建顽固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殊光辉。
自1840年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虽然有林则徐这样的有识之士开始将眼光放到世界上去，魏源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清王朝起初一直是采取了“关门主义”的对策，关起门来一味地抱残守缺，以抵制西方文明的冲击；在帝国主义前面卑躬屈膝，妥协求和，甚至将大好河山也采取“送去主义”，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
同帝国主义交手几回后，清政府渐渐地知道“子曰诗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后来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了策略上的改变。
到了洋务运动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已不一概地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允许将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拿来了，他们仍然抵制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特别害怕民权、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
在这方面，洋务派头目张之洞就扮演了一个牧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一度曾相当时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
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政府制度，都只是“器”和“用”，而不是“道”和“体”，“道”和“体”还是中国纲常名教的圣人之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文。
”张之洞曾虚假地表示，他并不反对变法，说“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但坚持“体”不能变，“用”是可以变的。
在《劝学篇》中，他提出，开矿、看报、译书、练兵、科举等等，都是可以变更的，他甚至赞成一些无关宏旨的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是不能变革的，对于维新派涉及政权问题的开设议院的主张，他就大加刁难，认为绝对不能实行。
“中体西用”论实际上是用根本不变的假变法来抵制真正的变革，当年严复就嘲笑这是将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身上，使“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以，要真正实现拿来主义，引进外来文化，真正引导中国同世界接轨、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深入批判这种已经深入骨髓的“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观念，它具有巨大的欺骗性，严重地影响了在中国引进外国文化，使得在我国进行任何政治上经济上的真正改革都成为不可能的事。
而鲁迅的“拿来主义”同洋务派的“中体西学”论是截然不同的。
他在贯彻拿来主义观点的同时，还大致上从四个方面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了批判。
一是指出封建顽固派引进外国文化的偏颇。
他们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中央之国，有万古不变的圣人之道来治理，便将任何洋思想、洋学说均拒之门外，绝不接受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而只引进“声光化电”之类的物质文明，甚至只是将享受堕落的奢侈品拿进来。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 统治者“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
即是说，他们所主张的，多半只着重于物质文明，这原本也不是不可以，但实际上他们吸取的是物质文明中最虚伪最偏颇的东西。
接着，鲁迅就明确指出： 不少人实际上是“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
在提出“拿来主义”观点后半年，鲁迅在《花边文学·奇怪》等文中，讽刺了那种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追求享乐的恶劣现象：“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
穷奢极欲的享受腐化，当然离不开现代文明，哪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会放弃这一点呢
“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他们一概照收不误；而大宅子里存放着鸦片，他们便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起来，一群姨太太，当然也是不会让她们走散的。
二是揭露封建统治者向西方资产阶级吸取统治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方法。
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是为了反抗西方，不失为抵抗侵略的先进思想；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是在封建政体上点缀一点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科技和军事技艺，用外国人的“船坚炮利”来保护和巩固封建制度。
正因为如此，张之洞的哲学提出来后，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所赏识，成为清王朝的御用哲学，连顽固派的头目慈禧到晚年也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一些统治办法，就是她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于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准备采取“新政”措施，表示要改革军制、取消科举、调整机构、裁减冗员；后来甚至还派了载沣等五大臣出洋到欧美、日本考察新政，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将西方学来的立宪制作为对付人民的以退为进的手段。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揭露了其实质：“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
”慈禧所推行的立宪制，并未触动封建制度的实质，实际上只是变换了统治方式，让更多的暴君骑在人民头上，于国于民毫无好处。
这一类“西方文明”，鲁迅是坚决拒绝接受的。
在《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中，鲁迅还感叹竟然因为电，使得被压迫者受苦、丧命，揭露了上海的“文明人”利用西方科技文明对付反抗者的罪恶。
三是摧毁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的奇谈怪论。
在这个精神支柱的支撑下，张之洞们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教之原本”，甚至以阿Q“我先前比你阔，你算什么东西”的态度，胡说什么外国的科学文化，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过的，西学是秦代战乱期间流传出去的，墨经是光学之宗，句读乃西语之祖，等等。
结论是“讲西学必先讲中学”，以免先入为主，被西学迷失了方向。
针对这种谬论，鲁迅在《阿Q正传·恋爱的悲剧》一节中就作了嘲讽，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鲁迅在一系列杂文中，更是对封建文明道德作了最猛烈的抨击，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同时还辛辣地嘲笑了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鲁迅认为，这些将中国封建道德视为圣旨的伪君子，即使学一点外国文明，也不过是“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为了彻底摧毁这个精神支柱，鲁迅还借用了外国作者和作品中有益的东西。
1924年，鲁迅在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后，在其中的《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的译者附记中说： 此文“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
但我看除了开首这一节攻击旅馆制度和第三节攻击馈送仪节的和中国不甚相干外，其他却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
鲁迅认为： 以精神文明自诩，这是中国人病痛的要害，从日本的这部著作中，也是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
鲁迅还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摧毁封建顽固派的这个精神支柱，那么中国的希望就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
四是发出了敲碎中国封建主义这只黑色大染缸的号召。
由于封建文化在我国盘根错节、无孔不入、极其顽固，它具有对外来文化巨大的溶解和销蚀能力，先进的外国文化到了中国也不顶用，“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这也许是封建势力对付外来文化最厉害的一着，因而鲁迅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重大的社会动荡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更明显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由于落入了中国这只大染缸里，西方文明产生不了实质性的作用，中国并无明显的社会进步。
十月革命带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面貌为之一新，然而由于封建意识的腐蚀，在20世纪中期，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竟然也沾染了封建的遗毒，其影响至今还远远没有消除。
想到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就会感到鲁迅关于“黑色大染缸”的警告是多么正确，鲁迅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批判，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深刻的意义。
一篇文章的读后感
【转贴】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名剑 剑 一种平直、细长、带尖、两面有刃的短兵械，是内涵最为丰富的兵器之一。
剑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皇帝授予的尚方剑，具有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
剑是僧、道们降妖伏魔的法器，可“于千里之外取人首级”。
剑是礼仪中显示地位等级的标志。
在古代有严格的佩剑制度，佩剑人的年龄、地位不同，装饰剑的金属或玉石等也不同。
剑还是一种显示文化的风雅佩饰，文人学士佩之以示高雅不俗。
西周就已出现了剑。
在车战时代，它是一种短兵相接时才运用的防身兵器，车战衰退后，剑曾一度作为军阵格斗的利器，后来刀取代了剑的格杀作用，剑遂成为琥艺家们掌中爱物，迅速发展成多种演练形式。
在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剑术形成了“斗剑”和“舞剑”两类 斗剑是两人互较胜负的格斗。
在战国时，斗剑之风很盛。
“吴王好剑客，百姓我剑瘢”（《管子》），“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庄子•说剑》）。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与奋威将军邓展曾在一次宫殿宴饮时，以甘蔗当剑，斗法较技。
斗剑的方法，在战国时就已有了很好的总结。
最著名的便是一位名为越女的武术家论剑：“凡乎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
见之如好妇，夺之似惧虎。
布形候气，与神俱往。
杳之若日，偏如腾兔。
追形逐影，光若仿佛。
呼吸往来，不及法禁。
纵横逆顺，直复不闻。
”（《吴越春秋•卷九》）这些论述阐明了剑技中的虚实、先后、内外、强弱、形神等，还述及了速度、路线、呼吸等具体方法。
舞剑是个人单练形式为主的剑术运动，周秦时代已有记载。
《孔子家语》载：“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
”晋代傅玄在《短兵篇》描述当时的集体剑舞说：“剑为短兵，其势险危。
疾逾飞电，回拖应规。
武节齐身，或合或离。
电发星骛，若景若差。
兵法攸象，军容是仪。
”在剑舞等武舞的影响下，舞剑逐步发展形成了明清后蔚为大观的剑术套路运动。
剑术套路名目很多，如七星剑、昆吾剑、青萍剑、太极剑、八卦剑、达摩剑等，不下数百种之多。
七星绝命剑 一把三尺长的软剑。
剑刃上嵌着七颗星状的暗器，一剑刺出，使剑人的内力劲透剑身之时，那七颗星状的暗器便飞脱疾出，出其不意地取人性命。
此剑为江湖名宿玄机子祖传之宝，玄机子死后无嗣，七星绝命剑便落入其关门弟子崔北海的手中。
但崔北海手持此剑多行不义，卒为大侠护花所败。
（见古龙《吸血蛾》） 七修剑 为当年七修真人镇山之宝，属上古降魔利器。
该剑既出，能幻出道道金白之光，光到之处，杀伤力极强。
七修真人后将此剑传与杜铁池。
杜铁池得此宝后，降妖伏魔，大建奇功，后杜铁池成为七修门掌门。
（见萧逸《塞外伏魔》） 七绝魔剑 太极剑李清尘的祖传宝剑。
七绝剑剑法奇诡，去如闪电，削铁如泥。
此剑出手必伤人，几招一出，剑势便无法控制，素有“招不过十”之称。
七绝魔剑之下，从无幸免者，不是死亡，就是残废。
（见卧龙生《七绝魔剑》） 飞剑 以口吐出可以远距离伤人的小型剑器，非修行至剑仙不能为之。
多见于旧派武侠小说中，新派作品以其荒诞落套，极少出现。
白玉拂尘剑 魔教三大高手之一的通玄道长所携的一柄魔剑。
此物乃用万年寒玉所制，不但坚逾精钢，挥动之际，还会发出寒气，普通练武之人连一拂也经受不了。
而他练剑数十年，已把阳极真气融合在剑招之中，对敌时阴极真气源源从剑身发出，至阴至寒之气随着剑招的变化，也一招重过一招，剑光晶莹，宛如冰刀，周围气温也随之下降。
（见东方玉《扇公子》） 地煞潜龙剑 武当山天风观金须道长张涵汪遥镇观之宝。
这是一柄削钢斩铁、切金断玉的宝剑。
绿鲨鱼皮鞘，金吞口，黄绒挽手，剑出鞘时，呛啷声音清脆、悠长，声似龙吟 ，剑身颤动，寒光闪闪，耀人眼目。
（见郑证因著《鹰爪王》） 夺情剑 一代剑豪狄武子的兵器。
狄武子爱剑成痴，孤傲绝世，直到中年时才爱上一位姑娘。
不料就在他俩成亲前夕，姑娘却和他的好友神刀彭琼幽会。
狄武子伤心之际，一剑杀了彭琼，从此以剑为伴，以剑为命，再也不谈婚娶之事。
他的剑因而称为“夺情剑”。
（见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 作者： 那张白纸叫曾经 2007-3-1 21:19 回复此发言 -------------------------------------------------------------------------------- 2 【转贴】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名剑 冰魄寒光剑 以冰窟出万年寒玉所炼成的一把宝剑。
此剑通体透明，耀眼生辉，剑一出鞘，便觉冷气森森，是下林异宝。
此剑剑主为冰川天女。
冰川天女善用冰川剑法操持此剑，威力甚大。
（见梁羽生《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 朱雀剑 点苍派镇派之宝。
相传为战国时一位剑圣所铸，剑芒紫红，剑身三尺，但是剑芒可伸至一尺，只要将内劲贯注剑尖，则剑芒又可伸张半尺，连剑身共有四尺半长。
朱雀剑配合点苍海花剑法，威力无比，是以傲视江湖。
（见陈青云《病书生》） 血剑1 削铁如泥的神奇兵器。
此刻颜色血红，两指一弹便响起一阵龙吟。
神剑无敌邱瑞山从沙陀派手中夺来此剑后，受伤隐居云雾山下迷宫中。
四十年来无数武林高手觊觎此剑，皆在迷宫中迷路而死。
邱瑞山后来传此剑给张定远，助他多次脱困。
（见古龙《迷光血影》） 血剑2 号称武林第一神器。
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豪杰，为它牺牲性命。
数百年前，武林中出现一位“血魔王”，手中剑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由于杀人太多，剑刃血气太重，最后，宝剑一旦拔出，不杀人便无法还入鞘中，故有血剑之名。
血剑一出，无血不归。
血剑一度曾为前辈贤者所得，拨乱反正，斩魔驱恶，为天下武林缔造一段清明佳话，故又有圣剑之誉。
（见曹若冰《血剑屠龙》） 血魂神剑 相传为战国时代魔尊者所遣之物。
血魂神剑的威力，主要在于剑柄上的那粒血魂珠。
血魂珠本身能散发一种香雾，被香雾迷倒的人，需两昼夜才能清醒，持剑之人以本身真元通过握剑的手掌逼出血珠，光华透过剑身传出，功力最高的人，可将血芒逼涨到五尺，加上剑身与剑之长，一丈以内可以伤人。
（见陈青云《残肢令》） 血痕剑 七煞儒生闵孝的兵刃。
长三尺八寸，阔约两指，青光闪闪，宛似一泓秋水，寒光逼人毫发。
剑背正中有一道鲜红血痕，直通剑尖，浑同血丝一样，天然生成。
此剑为武林三宝之首，不但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而且谁若用此剑七年以上，必会与此心灵互相感应。
每次江湖有杀劫来临时，剑背正中的血痕恍若在流动，而一沾血腥，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见陈青云《沉剑迷星》） 冰弦剑 稀世宝剑。
剑身细窄，刃薄，舞时劈风有声，音若冰瑟，故此得名。
据伟为殷商七剑之一。
（见萧逸《饮马流花河》） 伽蓝剑 神剑。
万载菩提木所制，坚逾金钢，可避百邪，任何神刃亦无法损伤分毫。
天心大师佩挂此剑上百年，坐化前赠予华逸云。
华逸云用此剑行侠仗义，去暴除奸，成为武林第一剑手。
菩提树又名摩诃菩提。
佛教徒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树下得证菩提果而成佛，故名。
菩提树原产印度，晋唐时传入我国。
此树属桑科，常绿乔木，在我国云南及广东均有栽培。
树干富乳浆，可提硬性橡胶。
所谓菩提木坚逾金钢之说全无科学根据。
（见云中岳《霸海风云》） 灵空剑 神兵利器，由铸剑大师邵空子炼成，未几邵大师请一名宿相此宝剑，那名宿却认为是一柄凶剑，剑身上光纹四射如火，主大凶，佩带都必定招致不详，甚至会有家破人亡之祸。
善良的邵大师立刻就将灵空剑毁了，再用残剑的余铁炼成一柄其薄如纸的薄刀，后来神剑应无物以一本剑谱将之换走，又传给了他的爱徒世袭一等侯狄青麟，狄青鳞曾以之杀害河朔大侠万君武，由于又薄又快，杀人后竟不见血迹。
（见古龙《七种武器》） 灵蛇剑 其形又细又长，能藏于竹竿之中，一旦出鞘寒光闪现，颤动如灵蛇，因而得名。
此剑遇微风则会不停抖颤，让敌手看不出其剑尖指向何方，更看不出要刺向何方，连剑光的颜色都仿佛在变，有时变赤，有时变青。
高手有用之，灵如青竹，毒如赤练，七步断魂，生命不见。
（见古龙《七种武器》） 泪痕剑 一代杰出剑侠萧大师所铸的一柄天下无双的宝剑。
此剑剑背上有一道痕迹，看上去有如泪痕。
据传，此便出炉时，神鬼共忌，剑上显现出一种无法可解的凶兆，不但出鞘必饮人血，萧大师身边最亲近的一个人也将作为其祭礼。
萧大师见此大惊失色，忍不住流下泪水，滴落在剑上，化做了泪痕，故名泪痕剑。
（见古龙《英雄无泪》） 作者： 那张白纸叫曾经 2007-3-1 21:19 回复此发言 -------------------------------------------------------------------------------- 3 【转贴】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名剑 怒剑 传说中的名剑。
当年邵空子铸罢离别钩和温柔刀后，将残铁熔合，又加上太行山最悲壮那一役的烈士热血，铸成了怒剑。
怒剑初成，剑身上的光纹乱如蚕丝，剑尖上光纹四射如火；天地鬼神皆怒，苍穹雷声怒吼，春雨提前半月来临，故怒剑又名春怒。
邵空子见状，认为此剑带有戾气，是不祥之物，于是以身相殉，剑亦不知所终。
后来，一位神秘老人指点杨铮，在自己的心时在发现了怒剑，最终以赤手空拳战胜了执有温柔刀和离别钩的狄青麟。
（见古龙《那一剑的风情》） 真武剑 武当派创始之祖张三丰的佩剑。
张三丰中年时用它扫荡群邪，威震江湖，晚年则极少使用。
此剑向来是武当派镇山之宝，曾被魔教盗去，任盈盈出任魔教教主后归还给武当派掌门冲虚道长。
（见金庸《笑傲江湖》） 倚天剑 女侠黄蓉于襄阳城破前，聘高手匠人将杨过赠给其女郭襄的一柄玄铁重剑熔了，再加以西方精金，铸成此剑和屠龙刀。
并在此剑中藏有武学秘籍，最宝贵的是一部《九阴真经》和一部《降龙十八掌掌法精义》。
屠龙刀中藏有兵书。
盼后人得之，替天行道，驱除鞑虏。
因而此后江湖盛传口号曰：“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此剑经峨眉派祖师太手中，杀了不少明教子弟。
其后第四代掌门周芷若用计从赵敏手中夺得此剑和屠龙刀，以刀剑互斫，取得兵书和武籍，速成了《九阴真经》中阴毒的九阴白骨爪等功夫。
在少林寺英雄大会上力挫群雄，夺得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
此剑则一断为二，毁于一旦。
（见金庸《倚天屠龙记》） 游龙剑 天山派两把镇山宝剑之一，号称华夏名列第二的宝剑（第一把宝剑是武当派的腾蛟剑）。
此剑剑锋在阳光之下，有如一泓清水清亮耀眼，神物利器，确非凡品。
此剑为天山派掌门人唐晓澜的儿子唐经天怕佩。
（见梁羽生《云海玉弓缘》） 银月飞霜剑 千年宝剑，奇妙之处在于剑后有白色细索相连护腕。
这细索采处万事大吉山异种冰蚕丝，不畏利刃。
护腕是金钱蛇皮制成，上下有两片寒铁，寒铁片可拒刀剑。
连接蛇皮之处，还缠绕着七丈二的天蚕丝线，从而使短剑既可作兵刃，亦可当暗器，由连接丝线操纵，远近随心，内功精深的人可放尽天蚕丝索而伤人于十二丈的距离内。
七王爷的女儿朱盈盈以此剑屡立战功。
（见卧龙生《飞花逐月》） 据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二四》：“天蚕出阳江，其食必樟枫叶。
岁三月熟醋浸之，抽丝长七八尺，色如金，坚韧异常，以作蒲葵扇缘，名天蚕丝。
”天蚕，又名山蚕，日本柞丝。
蚕茧为长圆形，呈绿色，可抽丝。
小说中对天蚕丝的作用作了艺术夸张。
绿虹剑 上古著名兵器，据传为铸全大师欧阳冶子所造。
欧阳冶子一生铸了六把名剑：巨阙、青霜、紫电、吴钩、鱼肠、绿虹、绿虹是剑是其中最短的一柄，剑身宽八分，长六寸四分，剑柄长三寸六分；它虽短，但带有二丈四尺长的铿尾，普通刀剑只要碰上铿尾便被毁折。
绿虹剑初为战国时的赵国以重金购得，后落入秦将白起之手。
秦亡之后，此剑失踪。
宋朝明，剑客玄玄子偶获此剑，杀人无数；后流入湘灵子、赤贞子等一代名侠之手。
明朝英宗年间，大侠龙卷风于志敏于南海深处获得此剑，诛杀了赤身魔教巨魔茅士亨。
（见墨余生《大侠龙卷风》） 琥珀神剑 海内第一奇人屠龙仙子所制的奇异兵器，脸身赤红，并发出红色剑芒，由于剑鞘中衬有一层猫皮，与琥珀磨擦而生电，再以内力将“电”保留在剑身上不使发散，与人交战时对手势必触电，无法把持自身的兵器，从而克敌制胜。
此剑屠龙仙子传给爱徒毛文琪，所向披靡，但仇恕无意间以竹剑对阵，电力受阻，遂击败毛文琪。
（见古龙《湘妃剑》）查琥珀为非金属物质，磨擦虽可生电，但性极脆无法单独制剑，亦未闻能将之与钢铁合金。
越王八剑 相传越王占勾践以白马白牛祀昆吾之神，从昆吾山（今河南濮阳西南）采精金铸冶八剑，即掩日、断水、转魄、悬翦、惊鲵、灭魂、却邪、真刚八大名剑。
两千年后，灭魂神剑流传于武林新秀方邪真手。
在洛阳相思林畔相思亭，方邪真挟魂剑之威一招击败邪派高手蔡旋钟，传为武林佳话。
作者： 那张白纸叫曾经 2007-3-1 21:19 回复此发言 -------------------------------------------------------------------------------- 4 【转贴】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名剑 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八大宝剑，威不可挡，鬼神共忌。
“掩日”一出，指日则光尽暗；“断水”一出，以之划水，水分而不合；“转魄”一出，以之指月，蟾兔为之倒转；“悬翦”一出，飞鸟游虫，自触其刃，如斩截也；至于“惊鲵”神剑，以之泛海，鲸鲵为之深入；“灭魂”，则为神兵挟之夜行，不逢魑魅；“却邪”更有辟煞功效，妖魔见之则伏；“真刚”宝剑，切玉断金，如削土木。
（见温瑞安著《杀楚》） 寒星剑 相传为唐代豪侠所铸宝剑。
它青光闪闪，寒气逼人，形状古朴，长约二尺半左右，剑柄雕有一条青色的龙，剑芒神缩，忽高忽低，震颤不停。
此全光芒锐利，杀孽过重，故持此剑者应慎用，多造杀孽必遭天谴。
（见陈青云《病书生》） 寒螭剑 厉神君的宝剑，以万年寒铁铸成，宽才两指，十分柔软，却可男斩钉截铁。
剑鞘的里层是绿鲨皮，外层用天蚕丝织成，不畏刀剑水火。
此剑不用时，可以当腰带束在腰间；用时只须轻轻一按，剑就可以出鞘。
厉神君把它送给了楚玉祥。
（见东方玉《东方第一剑》） 辟邪剑 沐天澜所持之物，为滇南武林大侠葛乾荪师父所赐。
这柄宝便能斩金截铁，绝非凡品，自柄宝剑能斩金截铁，绝非凡品，自柄至锷，三尺九寸，莹若秋水，叩如龙吟。
堪称稀世之宝。
（见朱贞木《罗刹夫人》） 腾蛟剑 宝剑。
此剑用东产的白金精炼而成，锋得无比，屈伸如意，可以当作腰带围在腰间，也可卷成一卷握在手里。
相传是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佩剑。
后为抗清大将李定国所得。
李定国兵败之后交此剑于心腹爱将保存。
在一偶然机会中，桂仲明发现此剑后，用它杀敌。
（见梁羽生《七剑下天山》） 蔷薇剑 这把剑上下里外皆赤红如血，剑在鞘中，同样可以杀人似刈草。
这把剑的最可怕之处，本不在剑锋而在剑鞘。
其便鞘系由“血蔷薇”的花汁染红，血蔷薇则是由五种毒血浇灌成的蔷薇，而五种毒血指的是七寸阴蛇、百节蜈蚣、千年寒螭、赤火毒獗，再有就是那些不忠不义的叛徒贼子。
若是遇上了“五毒”，剑鞘上血蔷薇的花魂就会复活，而属于五毒的动物或人就会嗅到一种神秘、奇异的香气，眼前火红一片，战斗力也随之丧失，毙命于蔷薇剑下。
但若是遇上孝子忠臣，义气男儿，这柄剑的威力就根本发挥不出来。
武功高强的剑客雁南飞枉持一柄蔷薇剑，却甘心情愿作武林恶魔公子羽折替身，因此，他虽能诛杀公孙屠等丑类，在大侠傅红雪的快刀之下却难逃窜公道。
（见古龙《天涯明月刀》） 碧血照丹青 一把黑绿色的短剑，剑长一尺七寸，骤看似乎没有什么光泽，但若多看两眼，便会觉得剑气森森，逼人眉睫，连眼睛都难睁开。
“碧血照丹青”是一把上古神剑。
据说自古以来，所有神兵利器在冶造时，都要以活人的血来祭剑之后，才能铸成，还有些人竟不惜以身殉剑，因此自干将莫邪始，每一柄宝剑的历史，必定有一段凄恻动人的故事。
寻常的宝剑，只需一人鲜血祭之便可铸成，但这柄“碧血照丹青”，铸剑师的妻子儿女徒弟几个都相继以身殉剑，却都没用，铸剑师悲愤之下，自己也挺身跃入炉中，随后炉火竟立刻转青，又燃烧了两日后，一个过路的道人将剑铸成。
先前那铸剑师在跃入炉中时，曾赌了个恶咒，说此剑若能出炉，以后见到此剑的人，必将死于此剑之下，果然，在“碧血照丹青”出炉的一刹间，天地俱为之变色，一声霹雳震倒，竟恰巧跌到这把剑上，于是就作了这柄剑出世后的第一个牺牲品。
“碧血照丹青”的所有者、移花宫邀月宫主视之逾拱璧，后来却在魏无牙的老鼠洞把这柄神兵交给了徒弟花无缺，以便让他杀死他自己的孪生兄弟江小鱼，造成一幕人间悲剧。
在江小鱼的精心筹划下，邀月宫主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见古龙《绝代双骄》）
历史作业：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在中国发展开来
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 二\\r☆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r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是否是“欧风美雨”的产物的问题，史学界尚无定论。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多数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的移植过来。
”因此，它是“欧风美雨的产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在缓慢地朝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传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它破坏了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些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得以发生，同时又被原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利用而滋长，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表现为双重的发生过程。
”因此，不能说它只是“欧风美雨的产物”。
处理这一问题，要把下面两个问题区分开来：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否是欧风美丽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
“欧风美丽”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破坏作用，毁掉了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二是促进作用，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扩大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和资金，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新的社会条件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形成的，这隐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落后地区后果的理论认识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自身发展的经济规律必将导致民族资本主义形成。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与“欧风美丽”关系甚密，对其有资金、技术、机器等方面的依赖。
\\r☆关于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阶段性特点\\r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即着眼于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侵略方式逐步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侵略目的转为争夺并独占投资场所。
表现在谋求侵略权益上，早期主要是强开通商口岸，设租界。
而后期转变为谋取资本输出特权。
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
其中《中法新约》较早显现出这种变化，即法国要求获得在中国广西和云南的筑路权。
到《马关条约》表现：更为明显直接要求在中国通商口岸办工厂和大片割地，体现了列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的要求，以至迅速刺激和引发了瓜分狂潮。
另外，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又不能截然分开，在四五十年代商品输出阶段，已有早期的资本输出，只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为商品输出服务，如沿海的外资工厂，把收来的棉花、茶叶、蚕茧等加工之后运回本国，既减少消耗，又增加效益。
而19世纪末以资本输出为主阶段，商品输出也仍然存在。
\\r☆关于租界、租借地\\r租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通商口岸或城市划出作为外侨居住和贸易的一定区域，作为其进一步侵略该国的据点，上海英租界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租界。
“租借地”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将其划定经济手段控制某国的一定区域，不许别国插足的特殊区域，是向殖民地发展的过渡形式。
\\r☆资本主义国家两种侵华方式的比较列强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并以《马关条约》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以商品输出为主的方式和帝国主义阶段的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方式\\r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本质相同，都为掠夺中国的财富；二者的不同点主要有：商品输出主要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特权，倾销工业品，掠夺原料，在通商口岸办工厂，剥削中国人民；《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列强除继续商品输出外，还通过奴役性贷款，开办工矿和修铁路进行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的掠夺性更强。
我们知道，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和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必然引起中国民主革命的进一步高涨。
\\r帝国主义侵华方式的改变，从根本上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决定的。
\\r资本输出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是一战前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加剧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贫困和落后，严重阻碍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加速了这些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r☆康、梁维新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联系和区别\\r联系：①早期维新思想是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即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②都主张变法：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
③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r区别：①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
康、梁维新思想不仅提出了具体改革的方案，还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较完整的理论。
②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付诸行动；康、梁将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r☆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r“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然而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这个口号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又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的产物。
这一日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所逐步形成的朴素认识，反映了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广大小生产者在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而只能停留在将封建国家作为被侵略的整体来保卫的思想阶段。
“灭洋”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但它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扶清”虽然同样具有爱国和保国的含义，却又将“中国”、“清廷”等观念混同，这表明义和团在主观上不反对清政府，也没有表示反对封建制度。
“扶清灭洋”的提出，最初曾起了发展队伍和壮大声势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
但这一口号也使义和团在斗争中对清朝统治阶级放松了警惕，不能识破清政府的诡计，以致后来上当受骗。
\\r义和团运动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高潮（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和失败的过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策略也有一个剿灭、招抚再剿杀的变化。
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反映在中国政治上就是清朝统治日益半殖民地化，日益不敢得罪洋人，对反对外国侵略的人民斗争采取日益严厉的镇压手段，这就迫使人民群众在反侵略的同时不得不武装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从而动摇和打击了清朝统治，如义和团运动初期，山东冠县义和拳、平原县义和拳和清朝官兵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和战斗。
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因此对义和团采取剿灭的政策。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义和团大批迫近和进入京津地区，直接危及清朝统治，如果继续和义和团对抗，清朝统治包括慈禧太后也要立即被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吞没，用清政府给各省督抚的电文说：“剿之，则即刻祸起时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
”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策略由“剿灭”改为“招抚”，承认义和团合法，企图加以控制利用。
清政府公开改变“招抚”策略，转而“剿杀”义和团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天津，逼近北京之际。
这时由于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义和团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已不再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而八国联军的强大侵略势力直接危及清朝统治，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取得侵略者的“宽容”和“谅解”，清政府可耻地出卖了义和团，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综上所述，清政府对义和团策略的变化始终围绕一个目标：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统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