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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历史简介
青岛历史大事 田单破燕 【田单破燕】战国时期，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攻克齐国70余城，唯有莒和即墨久攻不下。
当时的即墨城位于今青岛平度市古岘镇的大朱毛村一带，是与临淄齐名的齐国大邑。
当率众守城的田单得知燕王以骑劫取代乐毅为将时，便进行反攻。
田单下令将城中千余头牛集中起来，牛角上绑上尖刀，牛身上披五彩缯衣，牛尾上捆苇草并灌上油脂。
夜间，在城墙上开几十处洞穴，将牛纵出，燃其尾部苇草，牛被烧痛，便疯狂向燕军营垒冲去，5000名壮士随后发起猛攻，城中老幼鼓噪助威，燕军溃败。
田单乘势收复了齐国全部失地。
? 秦始皇三登琅缳台 【秦始皇三登琅缳台】琅缳台在今青岛胶南市琅缳镇境内，秦始皇曾三次登临。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东巡郡县时首登琅缳，乐而忘返，留居3月，迁3万户于琅缳台下，亲自督工筑起了雄伟的琅缳台，立石颂德。
次年(前218)，秦始皇巡游胶东半岛归途中，再次登临琅缳台。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巡视东方时，第三次登上琅缳台。
秦始皇前后三次登临琅缳台期间，还派遣徐福入海求仙药。
? 田横岛五百义士殉节 【田横岛五百义士殉节】汉刘邦称帝后，齐王田横率500徒属退居今青岛即墨市田横镇东3?5公里海中岛上。
汉王五年(前202)，田横应诏赴洛阳，行至途中自刎而死，随行两门客亦死。
消息传到海岛后，500壮士肝胆俱裂，于田横衣冠冢前哀唱《薤露歌》，歌罢集体挥刀自杀殉节。
后人感其忠烈，遂收其遗骨合葬于岛顶，立庙祭祀，后世遂称此岛为田横岛。
? 郑玄讲学不其山 【郑玄讲学不其山】东汉中平五年(188)冬十月，经学家郑玄(字康成)率门人到不其山(今青岛城阳区惜福镇铁骑山)避难，并在此处筑庐设帐授徒。
明正德七年(1512)，即墨知县高允中在郑康成授徒的书院村，重建康成书院。
? 法显崂山登岸 【法显崂山登岸】东晋名僧法显去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求取佛经，历时13年。
乘商船返国途中遇飓风，于东晋义熙八年(412)漂泊到崂山南岸登陆，被长广郡太守李嶷接至不其县城。
法显居不其县城期间，翻译了不少佛经，对佛教在青岛地区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 王伯恭聚众崂山 【王伯恭聚众崂山】南北朝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兖州人王伯恭在崂山聚众，反抗北魏南侵，自称齐王，与东莱镇将孔伯孙战，败死。
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镇之南窑半岛，至今留有民间传闻之王伯恭点将台。
? 重建即墨县 【重建即墨县】隋开皇十六年(596)重建即墨县，治所设于即墨城(今即墨市即墨镇)。
战国时即墨为齐国大邑，秦代建即墨县，城址在今平度市古岘镇，北齐天保七年(556)废除。
重建的即墨县除包括原即墨县之部分境域外，还兼有原壮武、不其、皋虞3县之地，今青岛市区皆包括在内。
? 设板桥镇市舶司 【设板桥镇市舶司】唐武德六年(623)，在今青岛胶州市区设板桥镇，海上贸易肇兴。
宋元?三年(1088)，又设密州板桥镇市舶司，管理内外航务和中外商人的海上贸易，抽取进出港口的贸易关税。
为宋代北方唯一对外开放港口。
? 宋金海战 【宋金海战】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率兵4路进攻南宋，其中一路为水军，由工部尚书苏保衡任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奴为副都统制，率战船600余艘、军士7万余人，由胶西(今青岛胶州市)海港出发。
驶出胶州湾后，主帅驻泊在灵山卫附近的唐岛，船队则绵延海上数里。
南宋朝廷命李保为浙西路副总管，率仅有的100余艘战船，于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从江阴出发，北上迎战。
十月，李保水师到达今日照市石臼所海上，与金兵相隔仅30里。
李保力排众议，率舟出击，在今青岛胶南市鸭岛附近与金兵鏖战，金兵战船顿成火海而全军覆没。
因鸭岛当时名为陈家岛，故又称陈家岛海战。
? 丘处机三来崂山 【丘处机三来崂山】金明昌六年(1195)、泰和八年(1208)、大安元年(1209)，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3次来崂山说法阐教和谈玄布道，对崂山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
嗣后，崂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被称为全真道教天下第二丛林。
? 胶莱运河漕运 【胶莱运河漕运】元至元十七年(1280)，莱州人姚演建议开凿胶莱运河，以缩短千里海程，利于南粮北运。
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在原胶河和胶莱北河的基础上开通了从胶州湾麻湾口到莱州湾海仓口的胶莱运河。
至元二十一年(1284)通过这条运河运粮达3600万公斤，占该年江淮漕粮的60%。
因大型粮船不能直接驶入运河，必须在塔埠头过驳中转，由是胶州湾内船舶云集，码头岸边仓廒棋布，是为胶州湾航运空前繁荣的一年。
? 设卫所防御倭寇 【设卫所防御倭寇】明初，为防御倭寇入侵，沿海设有海防卫所。
洪武五年(1372)，在胶州境内设灵山卫，下辖夏河千户所、胶州千户所和灵山卫本所。
洪武二十一年(1388)，在即墨县境内设鳌山卫，下辖雄崖千户所和浮山千户所。
为设立卫所，朝廷不仅派来驻军，还从云南、江淮迁来大批军户，实行屯垦，并从河南、山西向青岛地区移民，以巩固海防。
? 青岛地区设海关 【青岛地区设海关】清同治四年(1865)，东海关在今青岛地区的塔埠头、金家口、青岛口设立3个分关，并在灵山卫、女姑口、沧口、沙子口、登窑和薛家岛等海口设常关分卡或代办处，管理口岸和征收关税。
? 清末胶澳设防 【清末胶澳设防】清末，胶州湾为无防地区。
清光绪十七年(1891)，北洋大臣李鸿章偕山东巡抚张曜由威海抵胶州湾巡视，返京后，于是年6月11日上奏朝廷，提出胶澳(今青岛)设防之建议。
6月14日，清政府颁布谕旨，议决在胶澳设防，并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于翌年率4营清兵移驻青岛。
? 德国侵占青岛 【德国侵占青岛】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11月1日，德国政府以山东省发生的巨野教案为借口，派舰队进入胶州湾，11月14日晨，德国海军陆战队官兵720人在青岛登陆，守将章高元避战自撤。
清政府屈辱求和，11月30日又命章高元率部移驻烟台。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又名《胶澳租界条约》)，租期99年，并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沿线矿产。
? 青岛的铁路、港口建设 【青岛的铁路、港口建设】德国侵占青岛后，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和扩大势力范围，不惜巨资建港筑路。
胶济铁路始建于1899年9月，于1904年6月全线通车。
港口建设始于1898年4月，1901年青岛小港工程竣工，1904年3月青岛大港一号码头北岸的5个泊位建成并对外开放。
随之，二号码头、三号码头(即今之五号码头)和中央栈桥至1906年又次第竣工。
1908年建成作为石油码头的四号码头。
至此，青岛大港形成规模。
? 辛亥革命即墨起义 【辛亥革命即墨起义】1912年1月，同盟会会员周敦恂、陈献堂、隋子孚、宋兆麟等20余人，在即墨成立保安会，筹办军火，集聚力量，准备响应辛亥革命。
1月27日晚，即墨县革命党军100余人占领县署，拘禁清朝知县，成立了临时民政署。
后来，遭清军镇压，起义失败，死难者17人。
? 孙中山莅临青岛 【孙中山莅临青岛】1912年9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赴北京商讨国是，接受了统筹全国铁路事宜之大权，随后赴各地视察。
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由济南乘火车到青岛，下榻于青岛大饭店。
在青岛期间，孙中山出席了广东会馆组织的欢迎大会，还到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发表了讲话，并游览了崂山。
9月30日，孙中山乘船前往上海。
?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无暇东顾青岛，给对青岛垂涎已久的日本以可乘之机。
191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于9月15日前将胶澳租借地无条件交给日本，德军对此置若罔闻。
1914年8月23日，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封锁了胶州湾口的青岛海域。
9月2日，日本第18师团的一个旅团在龙口登陆，长途奔袭青岛，并乘机占据了胶济铁路。
9月18日，该师团的另一个旅团在崂山湾的仰口登陆。
9月23日，参战的英军西库斯联队1200余人也从崂山湾登陆。
至此，英、日联军完成了从陆地对青岛德军的包围。
10月31日，日军向占据青岛的德军发起总攻，德军力寡不敌，于11月7日投降。
1914年11月16日，日军进入青岛市区，自此青岛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 中国政府收回青岛 【中国政府收回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收回青岛曾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
又经5个月的交涉，于1922年12月1日签订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中国付出巨款，赎回了青岛主权和胶济铁路。
1922年12月10日，中日双方在青岛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国正式收回青岛主权。
? 中共青岛党组织建立 【中共青岛党组织建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后，出席会议的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回山东开展革命工作。
1923年秋，邓恩铭来青岛建立中共党、团组织，在此期间，王尽美亦来青岛进行革命活动。
邓恩铭以《胶澳日报》副刊编辑的身份为掩护，深入到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共青岛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3年11月，邓恩铭等已发展了11名团员，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
1924年夏，又在今四方区海岸路18号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组长。
1925年2月，中共青岛组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
? 青岛惨案 【青岛惨案】1925年4月底，青岛发生了1?8万纱厂工人参加的大罢工，5月10日罢工胜利，各纱厂复工。
这时，日本厂主不但不履行复工条件，反而勾结军警封闭工会，于是青岛各纱厂又举行了第二次联合大罢工。
罢工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遣军舰开进胶州湾，准备登陆屠杀工人，一面强迫北洋政府出面镇压。
1925年5月29日，山东督军张宗昌和胶澳督办温树德出动军警2000余人，包围3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8人，重伤17人，75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3000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此为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领导这次工人运动的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李慰农和支持工人运动的民主人士、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惨遭杀害。
? 大刀会暴动 【大刀会暴动】自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1927年农历七月，今青岛胶南市北部发生了大刀会暴动，遍布13个乡镇、400多个村庄，参加者数万人。
会众手持大刀长矛，抗捐税、砸盐局、围攻乡公所、抗击官兵，声势浩大。
胶南大刀会与诸城、日照各县大刀会汇合，攻打王台镇，其口号是：打下王台进胶县，打下胶县进济南。
军阀张宗昌调集重兵，出动飞机、大炮、骑兵等围攻大刀会众，在残酷镇压下，该年农历十月大刀会星散解体。
? 日资纱厂工人大罢工 【日资纱厂工人大罢工】1929年7月，青岛日资六大纱厂工人为反击日本厂主用停业手段迫害工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其他工厂也随之相继罢工，在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罢工坚持了122天，个别工厂达134天。
1936年11月，青岛各日资纱厂工人进行罢工和怠工斗争，12月2日，驻青岛的日本总领事馆决定日资9大纱厂全部停工，进行报复。
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1000余人在青岛强行登陆，包围纱厂，断绝交通，逮捕工人，迫使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7项无理要求，逼令工人复工。
?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军60余艘军舰和几十架飞机侵入青岛海域和领空，在军舰和飞机的掩护下，日军在市郊的山东头登陆。
1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国崎支队和海军第四舰队先后进入市区。
国民党青岛市长兼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未作任何抵抗之准备，在下令炸毁9个日资纱厂和港口重要设备、炸沉部分舰船后，提前于1937年12月27日率部逃离青岛。
? 美军盘踞青岛 【美军盘踞青岛】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乘机盘踞青岛。
1945年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司令谢勃尔少将偕高级幕僚由前海栈桥登陆，10月11、12日，该师2个团和7个直属营共2?7万人相继在青岛码头登陆。
嗣后，美军蜂拥而来，并出动大批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至青岛。
1946年5月13日，美国海军第7舰队抵达青岛。
1946年11月，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把青岛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海军基地之一。
美军盘踞青岛期间，不断进行军事演习，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并横行市区，肆意残害中国人民。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青岛的青即战役，美军迫于形势，撤离青岛。
? 青岛市人民政府成立 【青岛市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青岛。
青岛市人民政府同日成立，市长马保三。
《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关于红军的故事
湘江战役－－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进入湘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
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
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
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
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
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
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
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
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
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
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
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
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
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
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
狭路相逢勇者胜。
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
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
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详细经过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详细经过巧渡金沙江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
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
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
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
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
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
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
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
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
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
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
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
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
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强渡大渡河大渡河上的铁索桥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
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
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
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
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
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包座战役：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详细经过激战腊子口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
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
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
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
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
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
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
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
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
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
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
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
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酣战直罗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围歼红军、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详细经过直罗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
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
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
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
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
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征战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
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蒋介石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人数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有8万人,1936年到陕北约3万人.红2,6军团长征时有1.7万人1936年到延安的红二方面军约1万余人.红25军长征时有2981人,1935年到延安3400人.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5,9军团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25军到陕南时为2500人,在陕南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部队发展到近5000人,1935年七月,25军主力3700多人由陕南出发,于9月到达陕北.
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的是什么
“”口号的最初提出，是在19世纪末叶的晚清时期，即从到期间（1894—1900）。
在这五六年间，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先后发出了“”的响亮呼喊。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后，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
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这种形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和极大愤怒。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人们在悲愤中思索和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
“”的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和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这个组织的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且郑重宣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第一卷，19、22页）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
不久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
这个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良封建政治，而根本动因则是出发于救亡图存。
在运动中维新派反复宣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危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康有为）于是，他们也提出了中国如何“自振”的问题。
康有为说：“天地为愁，我将何容
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
”（）梁启超也说，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因此，一切有志之士，都应把握“中国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
这里所说的“激耻以振之”、“自振”等等，显然与“振兴中华”是同一含义。
戊戌维新运动刚失败，反帝爱国的就如狂飙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
在这场斗争中，义和团同样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
有一个材料说：“（义和团）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
”（第3分册）在义和团的一些传单、揭帖、告白中，一方面指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的罪恶，一方面表示要“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决心。
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带有某些迷信色彩和笼统排外主义倾向，但在这层薄薄的外衣下包裹着的爱国主义实体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同的政治派别似乎是不谋而合地提出大体相同的口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表明，在当时，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已经成为时代之要求，人心之所向，因此，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一切爱国的、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到“振兴中华”的必要性和神圣性。
事实上，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振兴中华”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政治改革、抗击侵略和革命斗争中去的。
“振兴中华”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是，近代史上这种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1955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相关资料 兴中会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清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并起草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声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会员入会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意即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联邦政府。
次年，孙中山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对会章进行了部分修改，进一步阐述了该会“振兴中华”的宗旨：“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兴中会的主要成员是爱国知识分子、爱过商人和会党分子，他们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或民族主义思想。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开始形成。
兴中会成立后，先后策动和领导了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之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部分成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政治团体。
又名译书局、强学书局或强学局，以求“中国自强”为宗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在翁同龢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文廷式出面组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强学会叙》，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意在唤起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早日促成变法。
会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后孙公园，以《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
会员每十天集会一次，安排专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
后又在上海设分会，发行《强学报》。
同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在李鸿章授意下，上疏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饬严禁”。
旋被清廷封禁，该为官书局。
保国会 清末进步爱国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7日），康有为、李盛铎联合各省旅京维新志士倡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保国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国地日割、过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
计划在京师、上海分设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在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集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会上痛陈国势阽危，国难深重，号召人们各尽其力，奋起保国，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
随后，陈虬等联合浙江11府3厅1州旅京人士成立保浙会，四川旅京人士成立保川会，云南旅京人士成立保滇会，参加者逾百人。
因频遭封建顽固派弹劾、恫吓，谤言四起，保国会遂告无形解散。
求阎锡山部下一旅长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资料，姓张，大约叫张X楼，可能是叫张全楼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