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之家等大型商场晨会如何开
建材超市的管理分类有很多方面，如：卖场布局、商品陈列、开店选址、商品管理、采购管理、商品质量、诚信防损、物流配送、营销策划、人力资源、顾客服务、信息系统、进场指南、收银管理、超市营运等等。
你要的经营管理制度具体指那个方面，还是指全部的，请告知。
如你想寻求经营思路，我这里有篇文章，是上海好饰家建材园艺超市的经营理念，你可以参考一下。
从超市的角度来说，第一是个性化市场，因为个性化的需求和人们比较集约化的需求相比，这种需求不是说今天存在明天不存在，而是长久、永远存在的。
第二个是渠道是本钱，要有合理的、足够的、完备的网络，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本钱，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用什么来盈利呢
第三个我要表达一个一般原则，诚信是生命，品牌是力量。
上海好饰家建材园艺超市有限公司总占地面积五万余平方米，主要经营建材、家具、布艺、家电、园艺、艺术品、灯具、石材、宠物及宠物用品等，并提供代购材料、装潢设计、施工等一条龙服务，共有客商655家。
好饰家自1998年11月8日开业至今，年销售额约10亿元人民币，名列全国同类建筑装潢专卖市场前茅。
“集行成市”是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作为招商制的大卖场，如何实施商场化管理、服务好顾客是一个事关企业兴衰和合作共赢的重大课题。
建材装潢材料是很特殊的商品。
消费者一般一生才装修二三次，品种又特别多，很多消费者对商品不熟悉，在我们这个行业如何确保消费者的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只有通过我们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消费者才会到具有放心的消费环境的市场来购物，这也就是为我们的商户提供了最优良的经营环境。
为此，好饰家开展了“谁是我们的顾客
”专题大讨论。
通过讨论，使大家认识到：作为招商制的市场，我们的直接顾客是商户，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最终顾客是消费者，我们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只有消费者满意了，我们的客户才有生意，我们的企业才能发展。
思想统一以后，好饰家对本公司员工在培训过程中强化员工主人翁意识，落实首问责任制，明确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提出了公司的企业宗旨是“诚信天下，顾客至上”。
使员工思想得到统一。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多途径的宣传和培训，使广大客商和派驻营业员了解、认同、贯彻这一服务宗旨，提升服务品质，统一了客商和营业员的思想。
我们始终强调——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并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每一名员工、每一位营业员。
好饰家也因此涌现出很多好人好事，仅营业员因为拾金不昧而收到的表扬信就达数十封。
去年，好饰家抽查回访投诉处理的满意率达100%。
并于去年11月份通过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这标志着好饰家的服务和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顾客一提到好饰家就会想到优质的销售服务、温馨舒适的购物环境、琳琅满目的高品质商品和对时尚和潮流的追求。
好饰家正是以其商品的高品质、时尚流行、多样化，以及较好的售后服务保证，在顾客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好饰家代表了放心、满意、诚信、温馨，还代表了合作、竞争、互助、发展，是一个真正的“家”。
据统计，655家厂商都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业绩上升的约占95%以上，省、市级的名牌占20%，国际品牌占8%。
好饰家发挥了专卖市场的集约化优势，步入了建一家，强一家，再开一家，又红火一家的良性循环。
短短几年，好饰家杨浦店、好饰家汶水店、好饰家松江店......相继扩张成功，成为上海地区建筑装潢业的亮点。
为了确保消费者利益，好饰家首先把好商户的质量关。
好饰家在选择商户时坚持将商品的质量、品牌的知名度、经销商的服务质量作为评审标准，从根源上保证诚信工作的有效落实。
商户入驻好饰家，必须提供经营者营业执照、法人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商品代理证等，做到合法经营。
在商户管理中，好饰家还建立了“商户评价体系”，将商户的诚信度作为考核合格商户重要指标，并实施“末位淘汰制”，好饰家每年保持15%的更新率，淘汰不合格商户，吸纳美誉度好的商户，以保障好饰家诚信体系健康发展。
好饰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商品准入制度，上柜商品必须经过申报和检验，并向好饰家提供国家规定的必备证明，如进口产品必须要有海关的报关单及相应的完税单、产地证明、代理委托书等，并由好饰家提供“好饰家商户商品资料手册”，要求商户将以上资料统一装订成册，供消费者查阅。
好饰家售中管理环节中主要抓住 三单管理（单品管理、单价管理、单兵管理）： （1）单品管理 单品管理就是对商品的管理。
好饰家从99年开始实行单品管理，制订了详细严格的商品质量管理体系，从源头上免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同时，主动邀请市、区技监局、行业协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依靠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不定期地对大类商品进行抽检和销售指导，从而杜绝假冒伪劣商品和“三无”产品，对商场经营商品全过程监管，使消费者购买到放心商品。
（2）单价管理 商品价格管理的重点在于商品标价签的规范化管理和商品指导价管理。
好饰家要求经营者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填写标价签，还要求经营者做到实行一货一签，不误导消费。
同时，以商场内电脑触摸屏的形式将一周商品成交价公布出来，并告知消费者上一周同样商品的平均成交价，借此指导消费，从而有效地控制议价幅度，增加实价比例，杜绝经营者乱开价侵害消费者权益。
再者，通过以合同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形式与商品经营商约定，一旦发现商户存在价格欺诈现象，除了向消费者实行无因退货制度外，还将根据有关约定对商户予以处置。
从而使得商场的商品价格体系管理得以保障。
（3）单兵管理 好饰家将单兵管理作为管理的核心，以“人”为本，加强营业员管理。
由于营业员均由经营者聘任，因此绝大多数建材市场都存在营业员管理难的困难。
好饰家通过制订一系列的营业员管理制度，如岗前培训、考核制度；考勤管理；迎、送宾制度；星级、明星营业员评比制度；统一着装制度等，以此规范营业员行为规范，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通过好饰家专业培训的营业员累计已达1000多名。
此外，好饰家每月根据营业员行为规范考核计发底薪工资和每季度一次评比明星营业员等方法来激励营业员诚信服务的积极性。
同时，对一些违反规定，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营业员，给予严肃处理，决不袒护。
为加强售后服务，好饰家在开业之初就设立了消费者权益维护部，之所以没有将其简单的称之为投诉部，是因为其职责不仅仅是接受消费者的投诉，更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进行维权。
好饰家提出了“为消费者说话”的口号，变消费者弱势群体的地位为平等主体，真正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同时，好饰家还建立了消费回访制度，通过“商品信誉卡”反馈的信息和“投诉处理表”反馈的信息对消费者不定期回访，切实做好维权工作。
流通企业的体制创新必须要有制度保障，同时还要强调自律精神。
为确保消费者利益，好饰家自98年开业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向社会承诺：1诚信建市——把诚信作为开办市场的重要前提；2、公示工作——把商场的有关制度公示；3、消费维权——为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4、先行赔偿——由好饰家先行向消费者赔偿；5、无因退货——不污不损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商品在两周内无需理由退货；6、消费回访——定期对消费者按比例进行电话回访；7、市场自律——商户承诺“四不五无”，即不售假、不制假、不存假、不欺诈、无假冒商标、无虚假广告、无不正当竞争、无侵权现象、无欺行霸市。
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
如有顾客购买了地板，用剩后来退货，但该地板商已退场。
好饰家按照《先行赔偿制度》和《无因退货制度》的有关规定，由商场先行予以退货。
方便了消费者，也维护了好饰家的信誉。
如果您在好饰家商场中，发现有人不时拿出纸笔记录什么，请不要认为他们是其他商场派来的商业间谍，其实他们是好饰家自己聘请的“啄木鸟”，正在帮助好饰家在检查管理中的漏洞。
好饰家为了完善管理体系，借助了很多社会监督力量： 1．设立“好饰家诚信体系保障委员会” 好饰家以总经理为主任、公司各管理部门核心参加，并邀请市消保委领导担任顾问，同时聘请社区精神文明监督员、市民巡防团成员、新闻舆论监督员等十多人共同组成“好饰家诚信体系保障委员会”。
通过外聘监督员对好饰家的维权力度、店容店貌、品牌形象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来加强企业自律和管理规范，形成市民、社区和舆论三方面的监督，找出管理中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完善好饰家诚信体系的建设。
2．建立“悬赏捉劣监督奖” 设立悬赏捉劣监督奖。
好饰家代表全体商户向社会公开承诺，消费者在好饰家购买建材产品，如发现有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不法经营商户，向好饰家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举报，好饰家诚保委将会根据商品挂牌价金额的1~20％给予奖励。
比如发现标价2000元的卫浴系假冒名牌，即可获得400元的现金奖励。
机制是事物结构及其运动的保障，机制反映了事物的性质特点。
好饰家自从建立了这些创新的组织和制度后，大大加强了企业的自律规范，有效地降低了顾客投诉率，据统计，2003年平均每月投诉30起，2004年1-8月，每月投诉下降为10起左右，这些投诉都受到了妥善的处理，处理率为100%。
“好饰家”的三板斧“砍”出了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砍”出了年销售额10亿元人民币的大蛋糕，在终端顾客中形成了极好的口碑，使商户趋之若鹜。
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是一个奇迹
它以诚信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石，合作共赢，打造了好饰家著名品牌。
国家建材局授予“全国规范化市场”、“全国绿色建材市场试点单位”荣誉称号，上海市物价局授予“物价计量信得过金牌单位”称号，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称号，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授予的“上海商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称号，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授予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单位”以及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授予“上海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先进集体”称号。
有哪些探险英雄，简述一下他们的事迹
庞斯·德·利昂：发现“阳光国度” 探险成果：发现佛罗里达 时 间：1513年 …… 曾经有一个传说，有一眼泉水叫做不老泉，第一个尝到不老泉的人，将得到财富、名誉和再次年轻的机会。
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这传说中的泉水到底在哪里。
西班牙探险家庞斯·德·利昂从南美洲启航，一直走到土耳其岛和圣·萨瓦多岛，也没有找到。
虽然庞斯没有找到不老泉，但是，作为第一个踏上这片土地、并将它命名为“Pascua Florida”（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佛罗里达）的欧洲人，他的确获得了财富和名誉。
马克·波罗：走进中国 探险成果：最早考察中国的欧洲人之一 时 间：始于1271年 在中世纪，当其他小伙伴还沉迷于弹子游戏时，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问他：要不要同他们一起骑马从意大利旅行到中国。
现在，让我们看看真正不可思议的事吧：这个热爱冒险的17岁男孩，竟然毫不犹豫答应了
马可说，在旅行中，他在沙漠里仿佛听到了死神的召唤。
但是，当他到达庞大而辉煌的元大都（元朝首都）时，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一切都那么神奇：可以买东西的纸（币）、色彩艳丽的纹身，像神话中独角兽一样的犀牛… 马可把这次旅行写成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马可·波罗游记》。
后来，就是这本书唤起了另一名意大利青年的冒险精神，他就是：克里斯多福·哥伦布。
佛迪南·麦哲伦：环球旅行 探险成果：进行了第一次环球航行 时 间：始于1519年 在佛迪南·麦哲伦的时代，人们相信地球是圆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通过环球旅行来证明这个事实。
于是，证明地球形状这件事，就成了麦哲伦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怕的暴风雨几乎使他的船队覆没。
由于食品短缺，他和他的队员们不得不拿船上的老鼠充饥。
3年过去了，只有5艘船胜利到达终点，就是这些船带回了第一批环球航行的勇士们。
大卫·立文斯顿：“闯”入非洲 探险成果：第一次考察了中部非洲 时 间：1841年至1873年 对于苏格兰博士、传教士大卫·立文斯顿来说，穿越非洲的沙漠、雨林和荒山，意味着实现了他自己的梦想。
他曾与狮子搏斗并差点失去一条手臂；他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并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将它命名为“维多利亚”。
他在寻找尼罗河源头的路上失明了。
5年后，新闻记者亨利·斯丹在一个小茅屋前找到了立文斯顿博士，并提出了著名的口号：“立文斯顿博士，我想我做
”这句口号，激励了无数后来的探险家。
罗伯特·皮尔瑞：到达北极 探险成果：最早到达北极 时 间：1909年 罗伯特·皮尔瑞和他信赖的伙伴马瑟·汉森（另一个天才探险家），以及其他4名队员一起向北前进。
前往北极的途中，他们铲除了15米高的冰峰，忍受着极其寒冷的天气，遭遇过漫无边际的大雾——那大雾仿佛是整个北美大草原燃烧冒出的黑烟。
当他们最终到达北极时，衣衫破烂的皮尔瑞激动万分，他挥舞着妻子亲手缝制的美国国旗，真实地感觉到自己正站在世界的顶端。
罗德·阿蒙森：到达南极 探险成果：最早到达南极 时 间：1911年 在向北极航行的途中，罗德·阿蒙森突然决定前往南极。
因为他认为，比起考察已经被开发的土地，成为首先到达南极的人更“酷”。
“我将在那里战胜你
”阿蒙森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他的竞争者——正在前往南极途中的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
在世界上最冷的地方，阿蒙森靠狗拖着雪橇在冰雪覆盖的荒原上滑行。
事实证明，这简直是绝妙的主意。
因为，斯科特选择了小马做交通工具，结果糟透了，马蹄在雪地上不停地打滑。
最后，阿蒙森比斯科特早四个星期到达南极
求一篇关于大国崛起论文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