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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之际的三大进步思想家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三大思想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开创了新思潮、新学风。
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论点，比如反对君主专制，提高商人地位，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
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君主集权严重的清朝并没有多少发展，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儒学的批判1、王夫之（1）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的石船山麓，世称船山先生。
他刻苦钻研，勤于著述，著作有一百余种，主要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和《通读鉴论》等。
后人集为《船山遗书》。
（2）思想主张：更多的是批判理学，而不是儒学。
他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
2、黄宗羲（1）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
浙江余姚人。
思想家、史学家。
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抗清。
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
学问渊博，研究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史学上尤有成就。
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2）思想主张：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呼吁废除“一家之法”建立 “天下之法 ”，主张君臣 平等。
批判旧儒学的“君为臣纲”的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新思想命题。
3、顾炎武（1）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
世称亭林先生。
他学问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很有研究。
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2）思想主张：主张经世致用，最注重实学。
反对不切实际的学风，提倡实践，求真。
批判君主专制和官僚士大夫的腐败。
提出“众治 ”的主张。
顾炎武更多的是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而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求真知。
中国三大史学派别的介绍
一、 世界的三大文化是汉文化(即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
二、简介：1、汉文化一般指汉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的总和，又称为华夏文化，历代汉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汉民族特色。
中国有三千多年有实物可考的历史，四千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几千年间，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成就。
2、西方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个体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特征是具有个体性特性，其核心问题就在于西方强调个体自由度的发挥，所以，西方文化可称之为“个体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观念的共识，在当前的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观念的共识，那就是东方文化的整体性和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它们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
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化观念，产生了不同特性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
3、伊斯兰文化，世界三大宗教文化、五大地域文化之一。
产生于公元7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西亚、中东和北非，是在先知穆罕默德传播的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由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和突厥文化融合发展而成。
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得益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民族、波斯民族、突厥民族的强盛与对外扩张。
但是，如果没有伊斯兰教的兴起，就不会有阿拉伯民族的崛起，没有阿拉伯民族的崛起，也就不会有伊斯兰文化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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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个“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旧唐书·刘子玄传》对于刘氏所云史学三才论，有详细的解说：“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
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时人以为知言。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唐代大史家刘知己提出“史学三长论”的观点，认为史家须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而其中又以史识为灵魂。
换言之，以旅美作家林达的通俗表达即是：“记录和呈现历史当然是重要的，而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能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所谓史才，是指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组织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
所谓史学，是指对史料、对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比如要求史家应熟知著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等。
所谓史识，是指有自己对历史和史书编撰的独立的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
清代章学诚曾在“三长”的基础上，加上“史德”，实际上已包含在“史识”之中。
历史的问题许多是无法用善恶概念来区分的，把史识简单地理解为区分善恶，自然是刘知几认识的局限所在。
有人说刘知几的才不过是辞采，学则不过是记诵，仅就上文刘知几所言来看。
再说，刘氏把才看作文才，把学看作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既是一种天分，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史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历练。
一个史家如果亲身参与实际的生活斗争，有了现实的经验，对历史的理解就深刻了。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
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
史识是个人参与社会历史活动行为的思想主导，是史家认识、评价历史的理性判断的根据，是史著的灵魂；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
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
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
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
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
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
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
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
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
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
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
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
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
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
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
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
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
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
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
”充分肯定史家直书史事的品质与惩恶扬善的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