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意思
有什么样的环境才会有什么的英雄出来，这样的英雄才会创出相应的时势出来。
时刻在上演着沧海桑田的戏剧性场面，一轮大的行情波动可能就决定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而在不断的大浪淘沙之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显然是凤毛麟角。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成功者，就在于很好地把握了“时”和“势”，所谓“时势造英雄”何谓之英雄
“所谓英雄，就是做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的人。
”罗曼.罗兰如是说。
也许英雄就是个那么平凡的人，并非每个都有着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必定是让人可敬可佩的人。
然而许久以来，有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时势造就了英雄，亦或是英雄改变了时势
昔者曹操煮酒论英雄，天下之大，无一人放在眼内，‘惟使君(刘备)与操耳
’而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正可谓乱世出英雄。
而真正得势者，可得守势者又有几人
“秦扫六合，其势何壮哉
”，姑不论秦人之残暴，能平定天下者，英雄也
而秦始皇所以得天下者，惟暴惟武，未曾有丝毫之文治之功，是故二世而亡也
此则“时势造就了秦始皇也”
隋炀帝可谓昏君也，然京杭大运河大可与秦长城相媲美，只有够魄力者，才敢如此大胆地为人所不敢为。
而正因为此，隋亡矣
不得民心，不可谓之英雄，但他却改变了时势。
唐太宗皇帝，文有“贞观”，武功更可平天下，平突厥，可谓英雄否
然而又不可避免地有“玄武门之变”，是故英雄不是完人。
成吉思汗率领他的蒙古大军横扫千钧，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可谓英雄也
然大元王朝之残暴，有如秦人也，在历史的车轮中不可避免地灭亡了。
乱世也，时也；英雄者，得势者也
可谓大英雄也，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中国革命若非他，兴许结局就会改变了。
然而时势造英雄者，偶然性是很大的。
如果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能坚持正确的领导，也许他们就是英雄。
机会是平等的，所以英雄莫问出处。
之改革开放的提出，正是由于社会之需要，顺应时势之发展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所以如果若非是他，兴许另外一些领导人也会提出这个改革开放来的。
现今我们美好的生活是由无数无名英雄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血泪，用他们的生命所换来的。
正是由于这些无名的英雄，所以大英雄才更显得出他们的雄才大略，运筹帷幄。
就是故英雄乃得人心者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得道者，得势；失道者，失势。
时也，势乎
势者，命也
荀子有言曰：制天命而用之
英雄未必可以改变时势，但时势却是造就英雄的摇篮。
时势造英雄是个永恒不变的概念，乱世中如此，绿茵场上也是如斯。
远点的有意大利金童罗西，近点的有英格兰帅哥小贝，意大利国家队和红魔曼联的强大成就了他们“世界杯射手”和“三冠王英雄”的美誉，但在取下外在的光环之后，他们的杀伤力依旧是溟然众人矣。
或者说，现在的世界足坛更需要一些英雄造时势的壮举，一如当年的马拉多纳带领阿根廷队连续两次杀进世界杯决赛，让世界足坛多了一些人为制造的新鲜空气。
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切尔西的强大，虽然肯定会有很多人唾弃有钱人阿布的奢侈无度。
阿布并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愿意为英雄提供舞台的富绅，穆里尼奥目前在欧洲足坛如此飞扬跋扈，这也得益于俄罗斯老板给了他恃才放旷的机会。
这至少对世界足坛是件好事，天下足球之中又多了一种令人为之而动的性格。
接下来才有兰帕德引起的惊声尖叫，穆里尼奥给了他一个支点，他却用这个支点来撬动了整个世界足球。
切尔西可以谓之新，他们是一股在试图改变世界足坛格局的新兴势力。
而米兰则在进行一种蜕变，由一种传统的“1：0主义”逐步向更加现代的攻守平衡进化。
米兰人在近5年只获得了一个联赛冠军，这样的变化让我们淡忘了昔日的一个王朝，也让我们感叹欧洲足坛的时势风云变幻。
但安切洛蒂却在入主米兰之后展示了一种创造时势的能力，看看近两个赛季AC米兰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又一个王朝正有悄然崛起的迹象。
而皮尔洛则是米兰乃至整个意大利的新领军人物，他的存在，让意大利足球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
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种进步，英雄在变，时势也应该随之而变。
这正印证了足球运动中一个恒久不变的道理，就是人永远控制着足球。
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容易教人想到英雄，所以因大风而思猛士不独是刘邦一个人的情绪，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
我们的民族处在今日的危机上，希望英雄的出现比往昔更为迫切。
但是“英雄”这两个字的意义自来就没有很明确的解释，因此发生这篇论文所标的问题——到底英雄是时势造的呢
还是时势是英雄造的呢
“英雄”这两个字的真义须要详细地分析才能得到。
固然我们不以一个能为路边的少女把宝饰从贼人的手里夺回来的人为英雄，可是连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做的有时候也会受人崇拜。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于英雄的意义画出一个范围来。
古代的英雄在死后没有不受人间的俎豆，崇拜他们为神圣的。
照礼记祭法的规定，有被崇拜的资格的不外是五种。
第一是“法施于民”的，第二是“以死勤事”的，第三是“以劳定国”的，第四是“能御大灾”的，第五是“能捍大患”的。
法施于民是件[使]民有所，能依着他所给的方法去发展生活，像后稷能殖百谷，后土能平九州，后世的人崇祀他们为圣人。
（所谓圣人实际也是英雄的别名。
）以死勤事是能够尽他的责任到死不放手，像舜死在苍梧之野，鲧死于洪水，也是后世所崇仰的圣人。
以劳定国是能以劳力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使它回复到平安的状态，像黄帝，禹汤的功业一样。
御大灾，捍大患，是对于天灾人患能够用方法抵御，使人民得到平安。
这些是我们的祖先崇拜英雄的标准。
大体说起来，以死勤事，是含有消极性的，以劳定国，能御大灾，捍大患，也许能用自己的智能，他们是介在消极与积极中间的。
惟有法施于民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他必需具有超人的智能才成。
看来，我们可以有两种英雄：一是消极的。
二是积极的。
消极的英雄只是保持已成的现状，使人民过平安的日子，教他们不受天灾人患的伤害，能够在不得已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一切。
积极的英雄是能为人群发明或发现新事和新法度，使他们能在停滞的生活中得到进步，在痛苦的生活中减少痛苦，换一句话，就是，他能改造世界和增进人间的幸福。
今日一般人心目中的英雄多半不是属于第二类，并且是属于第一类中很狭窄的一种，就是说，只有那为保护人民不惜生命的战士才被称为英雄。
这种英雄不一定能造时势，甚或为时势所造。
因为这类的英雄非先有一个时势排在他面前，不能显出他的本领，所以时势的分量比英雄本身来得重些。
反过来说，积极的英雄并不等到人间生活发生什么障碍，才把他制造出来。
人们看不到的痛苦，他先看到，人们还没遇到困难，他先想象出来。
他在人们安于现成生活的时候为他们创制新生活，使他们向上发展。
也许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可能性很小。
真英雄必定是造时势者。
时势被他造得成与不成，于他的英雄本色并无妨碍，事的成败不足为英雄的准度。
通常的见解每以为成功者便是英雄，那是不确的。
成功或由于机会好。
“河无大鱼，小虾称王”，在一个没有特出人才的时境，有小本领便可做大事。
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
还有些是偶然的成功，作者本身也梦想不到他会有那么样的成就。
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并没有明了的认识，也没有把握，甚至本来是要保守，到头来却变成革命，因为一般的倾向所归，他也乐得随从。
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
还有些是剥削或榨取他人的智力或体力来制造自己的势力和地位。
他的成功与受崇敬完全站在欺骗和剥削的黑幕前面。
有时自己做不够，还要自己的家人亲戚来帮他做，揽到国家大权，便任用私人，培植爪牙。
可怜的是浑浑沌沌的群众不会裁制他，并不是他真有英雄的本领。
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
我们细细地把历史读一遍，便觉得时势所造的英雄比造时势的英雄更多。
这中间有一条很大的道理。
我们姑且当造时势的英雄是人间所需求的真英雄，而这种英雄本是天生的。
真英雄是超人，但假英雄或拟英雄也许是中人以下的“下人”（Underman）。
所谓假英雄是指那班偶然得到意外的成功的投机家而言。
所谓拟英雄是指那班被时势所驱遣，迫得去做轰轰烈烈的事业的苦干者而言。
所谓下人是对于超人而言。
他的智力与体质甚至不及中人。
在世间里，中人都很少，超人更谈不上，等到黄河清也不定等得到一个出现。
人间最可怜悯的是下人太多，尤其是从下人中产生出来的英雄比较多。
这类的英雄若是过多，就于国族有害。
怎么讲呢
因为他们没有中人的智力而作超人的权威，自我的意识太重，每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智能是为他们的光荣和地位而有的态度。
这样损多数人以利少数人的情形便是封建制度。
英雄与封建制度本来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应当分别的是古代的封建英雄于其同时的一般群众中确实具有超人的能力，而现代的封建英雄只是靠机缘。
哪怕他是乳臭未除，只要家里有人掌大权，他便是了不得的人物。
哪怕他智能低劣，只要能够联络权要，他便是群众的领袖。
他的方法是利用新闻和金钱来替他鼓吹，甚至神化一个过去的人物来做他的面具。
一个人生时碌碌无奇，死后或者会被人当做“民族英雄”来崇拜，其原因多半在此。
这类神化的民族英雄实际等于下劣民族的咒物。
今日全世界人类的智力平均起来恐怕不及高等小学的程度，所以凡有高一点的知识而敢有所作为的都有做领袖或独裁者的可能。
不过这并不是群众的福利。
我们讲英雄的事业应当以全世界民众的福利为对象，损人利己固不足道，乃至用发展自己民族的口号去掠夺他民族的土地的也不能算是英雄。
今日世界时局的困难多半由于这类的英雄所造成。
如果我们缩小范围来讲一下我们的英雄，我们也会觉得有许多是下人中所产出的。
他们的要求是金钱与名誉。
金钱可以使他们左右时势，若说他们是造时势的英雄，其原动力只是这样，并非智能。
名誉使他们享受群众的信仰，欺骗到万古流芳的虚荣。
他们的要求既是如此低下，无怪他们只会把持武力，操纵金融，结党营私，持权逐利，毁群众的福利来增益自己。
他们只会享受和浪费，并无何等远虑，以善巧方便得到金钱名誉之后，便走到海外去做寓公，将后半生事业付与第二帮民贼。
我们讲到假英雄之多，便想到在人群中是否个个有做英雄的可能。
现在人间还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情况底下过日子。
不但是人所享受的不平等，最根本的是智力与体力的差异太甚。
英雄是天生吗
不。
英雄是依赖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训练所造成的。
英雄是有种的。
我们应当从优生学的原理研求人种的改善，凡是智力不完，体质有亏的父母都不许他们传后代。
反之，要鼓励身心健全的男女多从事于第二代民众的生育。
这样，真英雄的体质与理智的基础先打稳固，造成英雄的可能性便多。
否则生来生去，只靠“碰彩”，于人间将来的改进是毫无把握的。
第二步还要使社会重视生育，好种的男女一生下来当要特意看护他们，注意训练他们，使他们的身心得以均衡地发展。
现在已有科学家注意到食物与体质性格与寿命的关系，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选种，否则用科学方法来培养下人，延长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剥削群众的时间更长，那就不好了。
真英雄是不受时势所左右的。
因为他是一个“形全于外，心全于中”的人，他的主见真而正，他的毅力恒而坚。
他能时时检察自己，看出自己的弱点，而谋所以改善的步骤。
事业的成败不是他所计较的，惟有正义与向上是要紧的。
今日我们所渴望的是这样的英雄。
我们对于强敌的侵略，所希望的抗敌英雄也要属于这一类的人物。
战争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赌博的一种，但在真英雄的心目中，这事是正义的保障。
为正义而战，虽不胜也应当做，毫无可疑的。
最后，我们还是希望造时势的英雄出现，惟有他才能拯民众于水火之中。
等到人人的智力能够约束自己与发展自己，人间真正平等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不需要英雄。
英雄本是蛮野社会遗下的名目，在智能平均与普遍发展像蜂蚁的社会可以说个个都是英雄，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不能自卫，没有一个不能为群众牺牲自己。
所以我想无论个个人达到身心健全，能利益群众的时代是全英雄时代，也是无英雄时代。
宋江是不是投降派
为什么
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
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
”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
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
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
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
……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有些人是不同意的。
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
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
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
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
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
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
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
“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
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
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
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
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
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
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
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
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
有没有不一样呢
有。
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
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
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
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
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
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
《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
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
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
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
《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
”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
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
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
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
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
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
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
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
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
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
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
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
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
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
招甚鸟安
”一脚把桌子踢起，踮个粉碎。
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
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
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
”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
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么投降派和革命派
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事实正是如此。
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
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
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
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
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
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
头也砍了，“义”也尽了。
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
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
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
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
“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
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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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宪（900—967），字孟文，号葆光子，家世务农。
陵州贵平（今仁寿县）人。
后唐时为陵州判官，有政誉。
光宪自幼好学，博通经史，著述甚多。
所著有、、及二卷。
所撰，太平兴国初（976），以“纪事失实”，“诏毁之”。
现存20卷，记唐五代政治、士大夫言行、社会风俗和词家掌故。
孙光宪代表作：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
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
兰红波碧忆潇湘。
北宋时，四川地区出现了一位博学奇才、创解经书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这便是世称武陵先生或君平先生的龙昌期。
昌期字起之，号竹轩，北宋陵井监（今仁寿）人，生于宋太祖开宝四年辛未岁（971）,一生研读经书、讲学、博览群籍。
程遇孙 (
-
)字叔达，仁寿人也。
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
少年雄于文，已而折节为南轩之学。
范文叔居二江，所谓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
先生有兄壬孙，官至雅州签判，亦躬行君子，与先生最友爱。
及卒于官，贻书以玉环为诀。
先生每见玉环，则呜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韩驹（1080～1135），字子苍，蜀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
早年从苏辙学。
徽宗政和初以献赋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
旋因曾为苏氏学，谪监蒲城市易务，迁知分宁县。
召为著作郎。
宣和五年（1123），除秘书少监。
六年，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擢权直学士院。
钦宗靖康元年（1126），由知应天府移知黄州，寻又因苏氏学提举江州太平观。
高宗即位，知江州。
绍兴五年卒於抚州，年五十六（明弘治卷二四）。
苏辙称其诗如储光羲，吕本中亦引之入江西诗派。
有四卷传世。
卷四四五有传。
韩驹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校以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旧藏抄本（简称王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清宣统二年沈曾植仿宋刊本（简称沈本）。
新辑集外诗编为第五卷。
何栗（1088—1127），字文缜，宋哲宗元祐三年生于仙井监（今仁寿）瑞云山，何栗于政和五年（1115）中进士第一，历任校书郎，提举京畿学事，主簿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讲。
死后追赠为观文殿大学士。
虞允文（1110 —1174）,字彬甫,南宁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仁寿县藕塘湾（今藕塘乡）人，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史称“六岁育《九经》，七岁能属文”。
少时就读于县城瑞竹园，绍兴二十四（1154）年考中进士，先后作彭州通判，黎州、渠州知州，均有显著政绩。
161年在采石矶率一万八千将士，击败六十万金军，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地多的奇迹。
第二年，由秘书丞转至礼部郎，再调为中书舍人，参与国政。
1961年11月6日，当同志读到《二十四史·宋史》中记叙虞允文在民族危难当头，毅然率兵抵御外侵，最终以少胜多，取得采石矶大捷时，欣然提笔旁批“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可见对其推崇之意虞集，宋度宗咸淳八年——元顺帝至正八年（1272—1348），字伯生，仁寿人，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
历官国子司业、秘书少监、奎章阁侍书学士、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史称其“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
早岁曾辟二室，弟盘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虞集的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兼工篆隶。
《书史会要》称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说：康里子山评虞书“雄剑倚天，长桥架海”、“莺雏出巢，神采可爱。
”李东阳云：“书家者流所谓人品高、师法古者，伯生殆兼而有之。
”传世书迹甚多，有《垂虹桥记》、《不及入阁帖》、《奉记都运帖》、《书王氏草韵后》、《书儗岘台记》、《答翼之诗卷》、《与总管札》、《集欧辽碑》、《杂诗卷》、《诗翰》、《长洲县宣圣学记》等。
兼精书论，著有《论草书》、《论隶书》、《论书》等。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
何卓，四川仁寿人，政和状元，曾多次上书揭露权臣王黼结党营私，专权误国，并最终以15条罪状参倒王黼及其同党胡松年、胡益等。
金兵长驱直入中原时，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敌，并以尚书右仆射（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的尚书省长官）兼中书侍郎的身份取代唐恪为相，组织京师保卫战。
京师陷落后，他与徽、钦二帝被掳往金营。
被押往金国后，绝食而死潘文华（1886—1950），字仲三，仁寿县文宫场人，生于光绪十二年报(1886)。
18岁当二等兵，次年升上等兵，被推荐参加国术比赛，表演精彩，人称“潘鹞子”，提升为弁目队助教。
1908年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被任为见习排长。
1910年随新军入藏平叛，回川后任川军连长，继升营长、团长、旅长。
1920年，刘湘军用困乏，潘以两万银元支援，自此刘潘紧密结合，刘委潘为川军第四师师长，后任重庆市市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潘文华奉命出川抗日，潘文华回川调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9年，解放军进军四川，潘文华会同刘文辉、邓锡侯在彭县宣布起义，促成川西迅速解放。
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潘文华曾多次捐款赈数本县灾荒．在重庆期间，曾指定自己开办的“补益大药房”免费为仁寿提供防疫药品，发散各乡。
国民党强拉壮丁，他曾出假条据抵任务，减轻仁寿应征兵员数额。
仁寿县国民兵团成立，为发展地方武装，潘文华与唐式遵合送步枪200支、了弹10000发。
1937年，派3上连的兵力修筑仁寿县城至借田铺的公路，全长四十余公里，先后捐次银元11万元。
潘又在文宫乡创办私立“文华中学”，为家乡培养人才。
解放后，潘文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1月16日在成都病逝，终年64岁。
唐式遵 (1883-1950)，字子晋，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四川省仁寿县人，国民党抗日名将，曾任川军刘湘部队第二十一军军长，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
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民族生死存亡危局，唐式遵率部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自作诗云：“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同志曾对他以客观评价，说他在抗战期间，“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1937年冬天布防江南一带，一度统兵驻扎九华山。
据《九华山志》：唐式遵于1942年8月间住宿祗园禅寺内。
为激发全体将士和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毅然出资派人携刻“固我山河”这一口号。
石鲁（1919年至1982年），四川仁寿人。
原姓冯，名亚衍，因崇拜石涛和鲁迅，改名石鲁。
1934年入成都东方美专研习中国画，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
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了大批反映人民战争的版画、年画、连环画等。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转入中国画的探索与创新。
其力作《古长城内外》、《转战陕北》、《延河饮马》、《东方欲晓》等，在画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肖瑞华 (1946.7-2003.10.24)四川仁寿人。
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8月西安矿业学院毕业，在青海省西宁铁厂、西宁市重工业局、西宁市经委工作。
1983年任西宁市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5年任西宁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
1986年任西宁市委常委、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市委秘书长。
1989年任西宁市委副书记。
1994年任海西州委书记。
2000年11月任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中共15、16大代表。
2003年10月24日在北京逝世。
黄汲清（1904-
）,曾用名黄德淦，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地层学家、石油地质学家。
四川仁寿人，1904年3月30日生。
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他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并获学士学位，1932年赴瑞士留学，先在伯尔尼大学，后转入浓霞台大学学习，1935年获博士学位。
1936年春回国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次年任所长，1940年任简任技正，1946年在北平编辑丁文江遗作，1947年回中央地质调查所主编中国地质图，同时兼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起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部西南地质局局长，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室主任。
1958年任地质科学研究院（今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后为地学部）学部委员，并当选为常委，后被选为地学部常委、副主任。
冯健吴 字太虞，又字游，四川省仁寿县人。
师承王个符、潘天寿、褚乐三诸家，创办东方美专，长期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精书、画、篆刻，诗词。
杨汝岱，男，汉族，1926年12月生，四川仁寿人。
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月参加工作，相当高中文化。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四、十五大代表，第四、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
现亦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王守明，现代营销管理学者，MBA研究生，职业经理人，策划人，6PS定论理论提出者。
1974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县中岗乡，曾用名：王建明 ，毕业后在广东工作，擅长于现代企业战略制定与实施。
曾任中德合资德纳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00年主案策划山东鹏洋科技CIS策划；2001年主案黄川摩托战略策划。
期间著有《现代企业战略与管理》；02年后定居于上海。
致力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98年—2000任职德纳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期间著有《现代企业战略与管理》；2000年-2002年任职广州天硕企业策划公司策划总监著有《小型企业策略与执行》； 2003年提出现代企业6PS定位。
2010年策划执行中国画长卷《神州颂》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览会联合国信息发展网观展览。
2010年3月与著名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紫砂壶名家范伟群先生合作名壶--神州颂世博 2010年6月与著名根雕大师江道荣合作根雕《孔子》、《君临山野》参展2010上海世博会国际信息发展网馆2楼-世界艺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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