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好不好，详细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有长处、有不足，综合来看才能给个“好”或“不好”的评价。
我客观地说：工程大（上海人30年来习惯称呼为工技大）的优势，除了区位外，最主要的还在学校定位比较准，没有动辄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培养尖端人才之类的口号，而是注重实用、应用，与同类院校相比，它的毕业学生动手能力强，适应社会快，在上海很受欢迎，所以毕业了留在上海工作的几率很大。
可以说，只要你愿意留上海工作，基本都没问题（当然，实在太烂的也不行）。
工技大在上海、苏南、浙北名气大得吓人，在北方、中西部地区因为近些年才开始招生，所以名气较小。
此外，它的一些优势专业相当突出，比如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航空及飞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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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近年来突然大发的涂料等，不比名牌大学差，更不用说有些戴着211帽子的烂校了。
不足点，主要就是研究型不足，科研、理论基础确实不扎实。
举个相反的例子，中国科大，厉害吧，基础理论研究在世界上赫赫有名，却应用性不咋滴。
工技大与它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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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大到底好不好
答案有了：对于想留大城市、长三角就业的，很好；对于想当顶尖专家学者的，不好。
对了，它的校园号称上海最美大学校园（非常漂亮，3条河流纵横），所在的松江大学城被公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大学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怎样，主要是学风方面
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中心。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以毛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
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
到1952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
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个组，进行工作。
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
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
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
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
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
上层座呈方形。
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
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
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
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
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
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
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大石。
碑身正面（北面）镌刻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
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
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止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赓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
该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国际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同志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
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首都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
这8种设计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三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设计，有了望台的设计，红墙上立碑的设计，碑顶立群像的设计和最后被采用的碑形设计。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构思中，设计意见有较大的差别。
当时分歧较大的意见有：1、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
2、下层台阶要不要作成检阅台。
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开窗，可供了望北京市容。
4、意见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顶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宝顶歇山式，还是塑造英雄的群雕。
因为这些意见不统一，使得工程难以启动。
最后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决定：1、台基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
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下层平台决定不作检阅台设计。
3、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了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
空筒碑身也使得碑体重量大大减轻，连地下的混凝土在内，总重量只有一万吨左右。
（由于设计合理，当时虽然没有考虑抗震因素，但纪念碑却经受了大地震的考验。
）4、最难确定的碑顶暂缓设计，选意见最为集中的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制成1∶5的模型，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就在底层按陈列室设计全部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台基做成实体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如下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是不合适的。
关于纪念碑建在何处，也经过广泛的讨论。
开始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中华门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
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全国人民政治活动中心——天安门广场。
纪念碑的位置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
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
纪念碑总高37.94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
浮雕高2米，总长4..68米，雕刻着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
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手书批示。
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周恩来总理书写了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石，重达百吨，采自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
采运工作历时七个半月，于1953年4月1日动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
7116名工人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开采用打槽办法，运输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
1953年7月开采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
经过第一次加工，将石料上面做平，重量减为280吨。
10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半山腰平坦处）行走60米。
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
经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后，石料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重量为102吨。
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15公里，9月27日安全到达车站（空军油库）。
9月28日，在青岛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将大石料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90吨车皮。
根据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100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
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一路平安。
三个夜晚之后，碑心石奇迹般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工地。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
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
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
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
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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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烈士的资料
宋振中（1941－1949），男，解放战争时期的小烈士。
宋振中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
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他也被带进了监狱。
宋振中从小跟着母亲在女牢中长大，一直到四五岁还没有见过关在男牢中的父亲。
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小振．中长到八九岁时，个头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从小就很懂事，他的妈妈为了给他换一点大豆吃，就去做苦工，可每次开饭时，“小萝卜头”总是让妈妈吃。
他还常常搜集一些破布条、破袜子留给妈妈做鞋用。
从五岁起，他就学着自己缝补破衣服了。
“小萝卜头”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提出让他出去上学，特务们怕暴露他们的罪行，硬是不让，经过多次斗争，才同意由同监狱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教“小萝卜头”念书。
“小萝卜头”学习非常刻苦，记忆力很强，也很懂礼貌，非常尊敬老师。
监狱生活使“小萝卜头”懂得了许多道理，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人的非人虐待、折磨，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都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就知道恨谁、爱谁。
他还经常帮助大人做秘密工作。
由于他年龄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
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监狱后，就是由他从男牢传到女牢，从楼上传到楼下的。
每当大人商量事情，“小萝卜头”总是坐在门口放哨，他还帮助大入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传递东西。
在国民党溃逃之前，特务们安排杀害“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
残酷的敌人用刺刀杀死了他的父母，又逼向“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
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劈 胸就是几刀，把他杀害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宋振中和他的父母为革命烈士。
一、陈翰章 陈翰章，吉林省敦化县人，1913年生。
1930年毕业于敦化敖东中学，受聘为县立小学教师，兼《吉长日报》通讯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2年9月加入抗日救国军，在前方司令部任秘书，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秋，任抗日工农义务队中队指导员，在牡丹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5年春，任绥宁反日同盟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兼中共师党委书记。
1936年4月，调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五师师长兼中 共道南特委常委。
1939年8月，任中共南满省委委员、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
在艰苦的岁月里，陈翰章率部转战于宁安、额穆、敦化、蛟河等地，屡挫日本侵略军。
1940年12月8日，他带领30多人的小队伍，活动于镜泊湖边，因叛徒告密，被日军重兵包围，虽奋力死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于镜泊湖东南岸的小弯弯沟村附近，壮烈殉国。
二、汪亚臣 汪亚臣，曾用名汪雅臣，1911年生，工人出身。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宋德林义勇军部队，活动于五常县拉林河流域各地。
1936年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影响，率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并任军长，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配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英勇作战，给予日军严重打击。
1941年1月29日，于五常县石头亮子河畔，被日军包围，激战中身负重伤被俘，在去贾家沟途中光荣殉国。
三、卢冬生 卢冬生，化名宋明，1907年生，湖南省湘潭县人。
7岁即打短工放牛，10岁进湘潭城里一家铁工厂学徒。
1921年进入湘军当兵，1926年参加北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共产党员陈赓的影响和带动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12月7日，经陈赓、王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随贺龙、周逸群等赴湘鄂西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手枪连长，红二军团七师营长、团长，独立师 政委，红三军教导团团长、红七师师长、军党委委员、红二军团四师师长等职。
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
1939年3月被组织派赴苏联伏龙芝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
1941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任教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哈尔滨任松江军区司令员。
同年11月16日不幸牺牲。
时年38岁。
四、马识途 马识途，1903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29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回到沈阳第三高中教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愤然入关，在东北中学和北平第二女中任教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太行山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曾任专署副科长、秘书及太行山干部学校教导主任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嫩江省政府秘书主任并代理秘书长。
1945年12月24日夜，被一伙闯入省政府大院的匪徒杀害。
五、孙西林 孙西林，原名孙锡麟，1910年生，辽宁省昌图县人。
早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即参加了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比利时留学，后流亡到法国，从事工人运动。
1934年调苏联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6年回国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央城市工作部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抗大东北干部队支部书记，延安女子大学指导员等职。
1945年11月抵达佳木斯市，任中共合江省工委委员，佳木斯地区专员兼佳木斯市副市长。
1946年1月31日上午，孙西林在与佳木斯市委领导开会时，被隐藏在内部的国民党特务行刺，不幸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