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内战时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1927～1937年间 蒋介石领导的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称为“”。
包括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
因后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战争，所以又称为或。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后，虽在桂系李宗仁和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压力下，曾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很快就趁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遭到各方反对之机，于1928年2月3日至7日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重新掌握了的军政大权。
为稳定国民党内部和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决定继续北伐，并将国民革命军分编为四个集团军，由他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
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
7日，下达总攻击令。
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4月7日至5月初为第一阶段，主要战场在鲁南和鲁西，参战部队为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诸部。
经过二十多天的作战，沿津浦铁路北进的第一集团军先后占领郯城、台儿庄、鱼台、枣庄、临城、韩庄、滕县、界河、邹县、兖州、金乡、曲阜，27日进抵泰安；由鲁西北进的孙良诚诸部先后攻占郓城、巨野、嘉祥、汶上，21日攻克济宁。
5月1日，第一集团军进入济南，张宗昌、孙传芳率直鲁军残部北逃。
②5月上旬至6月中旬为第二阶段，主要战场在河北，参战部队包括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
由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于5月6日命令第一集团军绕道北进，并于19日抵达郑州，与冯玉祥议定三路进攻京津的计划：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铁路之间地区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分别由京绥、正太铁路转赴京汉铁路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进。
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总攻，先后占领沧州、安国、博野、饶阳、张家口、保定等地。
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宣布退出北京，并于6月4日在返奉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
8日，第三集团军进入北京，12日和平接收天津。
③9月初至下旬为第三阶段，主要战场在冀东，参战部队主力为白崇禧率领的第四集团军。
9月4日，白命令各部攻击前进，经过八天作战，连克丰润、唐山、开平、滦州(今滦县)。
直鲁军炸毁滦河铁桥，固守滦河以东地区，14日，白再命各部渡河会攻昌黎。
23日，在奉军张学良的夹击下，直鲁军被迫接受改编，历时二十余天的滦河会战宣告结束。
至此，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讨伐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历次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收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南北以后，为确保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紧接着又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讨伐其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战争。
主要有：蒋桂战争1928年，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在北伐奉系等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中迅速膨胀，并得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的支持，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被南京国民政府选定为进攻的头一个目标。
其导火线是主席鲁涤平免职事件。
湖南是桂系联接广西的通道，但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却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与桂系貌合神离。
于是桂系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19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撤免鲁的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何键继任；并密派两师入湘解除鲁涤平等人的军队。
蒋介石以此为借口，组织讨逆军，于3月26日下令讨伐桂系。
讨逆军以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路，阻止桂军南逃；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
自3月27日投入战斗，至4月2日，先后占领武穴、罗田、黄冈、青山等地。
4日，桂系将领胡宗铎等在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投蒋的不利形势下，放弃武汉，退守鄂西。
5日，蒋军进驻武汉。
21日，胡宗铎等人通电下野，武汉战事结束。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为根本铲除桂系，随即组织了进攻广西的第二期作战。
5月21日，蒋军陈济棠部在广东芦苞、白泥一带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后组织的“护党讨贼军”主力。
25日，弃桂投蒋的何键部占领桂林、平乐。
6月2日，何、陈联军攻占梧州，进逼南宁。
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李宗仁、白崇禧等相偕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
蒋冯战争冯玉祥拥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大地区，且在蒋桂战争中扮演卞庄刺虎角色，欲收两虎之利，因此，蒋介石在取得讨桂战争基本胜利之后，立即增兵河南、山东，迫使冯玉祥收缩兵力，将山东、河南的西北军撤至陕西潼关，并于1929年5月27日通电宣布下野。
同年10月9日，冯部将领宋哲元等人再次发表反蒋通电，蒋冯战争又起。
从10月下旬至11月22日，蒋军在河南发动三次总攻，先后占领登封、洛阳、老河口、谷城、南漳，冯军再次失败，全部退回陕西。
蒋张桂战争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派去接防的一个师的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随即率部向湘西进军。
27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响应张发奎宣布独立，并率部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爆发。
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宣布罢免张发奎、俞作柏等人一切职务，命刘峙、川军刘文辉等部追击、堵截张军，陈济棠、吕焕炎督率所部克期歼灭俞作柏部。
9月26日，张发奎在湖南石门被何键湘军击败，退走辰州。
10月4日，吕焕炎引陈济棠粤军进入广西梧州，俞作柏逃往香港。
11月1日，张发奎部由湘西到达广西。
这时，汪精卫决心捐弃前嫌，联合桂系共同抗蒋，任李宗仁、黄绍□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副司令。
11月17日，李宗仁与张发奎发表联名讨蒋通电，指挥桂军，配合张发奎进攻广东，蒋张桂战争再度扩大。
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赴粤主持讨伐张桂军。
12月4日，何指挥谭道源等五路大军向张桂军反攻。
经半月激战，张桂军大败，退回广西。
蒋唐石战争1929年12月，正当蒋张桂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又爆发了蒋唐石战争。
12月2日，石友三在江苏浦口通电反蒋，隔江炮击南京城。
次日，唐生智等五十三人在河南郑州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拥汪(精卫)联张(发奎)，与石友三一致反蒋。
蒋介石采取拉拢阎锡山、张学良，政治诱降石友三，重点打击唐生智的方针。
12月中下旬，蒋军和阎锡山晋军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唐军，先后攻占遂平、郾城、郑州等地，并在驻马店地区摧毁唐军供应站。
1930年1月初，唐生智化装潜逃，所遗各部接受蒋军改编，唐石反蒋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蒋阎冯桂大战1930年春，阎锡山见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人先后为蒋介石所败，自身地位朝不保夕，于是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电约蒋介石同时下野。
阎的反蒋号召，得到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的响应和支持。
3月14、15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冯、李宣誓就职。
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向湖南进兵；鹿钟麟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西向河南进兵；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北向山东进兵；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鲁西南会攻济南；并内定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为五、六、七、八方面军总司令。
5日，蒋介石撤免阎锡山本兼各职。
12日，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鲁西阻阎军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何成□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在河南许昌以南地区牵制冯军；陈调元为总预备兵团总指挥。
5月1日在南京誓师，11日下达总攻击令，讨伐阎冯桂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经历三个阶段：①5月11日至6月下旬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蒋军虽一度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宁陵、睢县、民权等地，但总的形势对蒋不利。
归德很快被冯军收复，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先后被桂军和阎军占领，蒋军不得不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
②7月至9月中旬为第二阶段。
反蒋各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但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蒋军的变化。
在湖南，蒋军三路反攻长沙，迫使张发奎和桂军于7月4日退回广西。
在山东，蒋介石调集重兵，自8月1日起，对兖州以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仲宫镇、邱庄、野老庄、肥城、界首等地，并在泰安激战五昼夜，歼灭阎军主力大部。
15日，蒋军重占济南。
在河南，蒋介石于挫败冯玉祥以攻取江苏徐州为目标的“八月攻势”后，复厚集兵力于陇海、平汉两铁路，对冯军发动了全线总攻，并于9月17日攻占洛阳附近的龙门，迫使截断后路的冯军转向豫北撤退。
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均取得全面胜利。
③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为第三阶段。
由于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反蒋联军迅速瓦解，扩大会议移至太原举行，不久即风流云散。
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所部被张学良、蒋介石改编，战争结束。
“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海陆丰、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始即采取剿灭方针，1930年10月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战争的胜利之后，更进入了以主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江西的五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1930年8月，蒋介石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
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别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总方针。
12月，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指挥十一个师又两个旅，总计十万余人，采用“长驱并进”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宁都、雩都(今于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进攻。
12月16～28日，蒋军先后进至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坡、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泰和等地。
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由东固向龙冈前进，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俘。
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撤退，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遭红军伏击，被歼一个多旅，残部逃向临川。
其余各师闻风丧胆，纷纷退却。
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总计损兵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参战部队除第一次围剿战争失败后留下的各师外，又增调九个师和四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
4月1日，蒋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龙冈、宁都、东固、潭头、沙溪、大金竹、洛口、广昌方向推进。
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遭到在这里持重待机二十余日的红军主力的突然攻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
19日，由水南东窜的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大部又在白沙被追击红军歼灭。
22日，二十七师一个旅覆灭于中村之战。
27日，第五师的四个团在广昌被歼。
31日，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被消灭于建宁。
前后十五天，蒋介石连败五仗，损兵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枝。
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围剿”6月21日，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
他自任总司令，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人为军事顾问，新调嫡系部队五个师共十万人为主力军，加上一二次“围剿”战争中未被红军消灭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计三十万人。
7月1日，蒋采用长驱直入战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四军团，由南城方面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由吉安、永丰、乐安方面进攻。
蒋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二十余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宁都等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8月6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遭到采用避实击虚、敌退我追战术的红军的猛然攻击，总计被歼十七个团，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再告失败。
第四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攻取沈阳，侵占东北全境事件。
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从1932年6月起，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坐镇武汉，自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又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三万兵力，计分两步进行：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然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先后丧失，红军分别转入四川和湘鄂边。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设置行营，部署其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步计划。
他调集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组成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主军，以蔡廷锴、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左右两路军策应，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乐安、宜黄、金溪、南城向广昌进攻。
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黄陂，遭红军伏击，五十二师全军覆没，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两师师长先后被俘。
3月21日，其第十一师又在草台岗、徐庄地区被埋伏的红军歼灭大部，其余各师纷纷后撤，至此，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
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
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
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
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十年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基本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内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属于争权夺利，双方都不是正义的；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则完全是阻碍历史进步的非正义战争。
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的混战，特别是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几次“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求阎锡山部下一旅长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资料，姓张，大约叫张X楼，可能是叫张全楼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龙云的人物事迹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
原名仁坤。
广东花县人。
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他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
咸丰三年定都南京，称天京。
颁《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
八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遂密诏（一说无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
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
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
次年，石达开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
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诸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度过难关。
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
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之议，固守天京。
三年四月病卒。
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1821～1856）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一。
广平桂平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入拜上帝会。
二十七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外出未归，他假托代天父传言，主持拜上帝会事务。
后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四子。
金田起义后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
封东王，称九千岁，掌握军政，节制诸王。
他是起义军前期的实际指挥者，曾指挥太平军成功地突围永安，攻克武昌、汉口、汉阳等重镇。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他又筹划、组织了太平军第一次西征和北伐诸战役，并以其名义与英国公使通信，宣布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
他战功显赫，位高权重。
因居功骄横与天王洪秀全矛盾加剧。
咸丰六年（1856），在太平军连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后，他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一说未逼封）。
洪秀全遂下密诏（一说无密诏）令领兵在外的韦昌辉、石达开等返天京除杨。
韦昌辉率部抵天京后，突袭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全家。
而后又有意扩大事态，诛戮杨秀清部属二万余人，逼走石达开，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史称天京事变。
事后不久，洪秀全在诛杀韦昌辉以后，追念杨秀清前功，将其死日定为“东王升天节”以志怀念。
太平天国西王肖朝贵肖朝贵，生于清嘉庆末年，壮族，武宣县河马乡下武兰村人。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加入由冯云山组织的紫荆山拜上帝会。
后到壮、汉、瑶各族人民中去宣传拜上帝会的教义和好处，串连发动各族群众人会。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紫荆山拜上帝会从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斗争，提出“同衣同食”、“把天堂搬到人问”口号，英勇地向封建统治挑战。
地方官吏和土豪劣绅十分仇视和恐惧。
土豪王作新勾结桂平县官府逮捕冯云山、逼走洪秀全后，扬言“杀绝拜上帝佬”。
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肖朝贵和杨秀清挺身而出，组织民众增强团结，安定人心。
并发动烧炭工人捐集了几百串钱，疏通官府营救冯云山出狱。
金田起义前夕，肖朝贵回武宣家乡招集会众，并动员同族兄弟参加起义。
他断然自毁庐舍，表示破斧沉舟，义无反顾的反清革命决心。
在肖朝贵的带动下，群众踊跃参加团营。
1851年(清咸丰元年)1月11日，爆发了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肖朝贵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3月18日，他在武宣东乡代天兄传言，针对当时军事给养困难和太平军内部有动摇、开小差的情况，教育太平军广大将士恪守天条命令，和睦团结，互相帮助。
扎营不得入村搜索财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缴获银元不得私分，特别强调要同心同力打江山。
在武宣东乡的会战中，太平军大败清军，取得了金田起义以来最大的胜利。
肖朝贵在协助洪秀全动员、鼓舞和指挥太平军英勇杀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称天王，封五军主将，肖朝贵为右弼正军师、前军主将，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而居第三位。
从此，肖朝贵担负着率领太平军主力部队的重任，转战千里，功勋卓著。
1851年7月，太平军撤离武宣、象州，回师紫荆、金田。
清军纠集3万兵力，分两路南北夹击太平军，太平军被包围在金田、莫村的狭小地区内，形势危急，少数人叛变。
7月13日，肖朝贵在莫村配合杨秀清又一次代天兄传言，严厉斥责一些人“各为私，不公心，不忠心”。
激励将士团结，忠于革命，鼓舞士气，反对叛逃。
由于太平天国军民的努力，度过了难关，转危为安。
9月中旬，太平军突围到平南县的思旺圩。
15日，清广西提督向荣绕道人平南的官村，扎营数十座，企图拦截太平军的去路。
肖朝贵率领的前军和冯云山率领的后军密切配合，乘向荣立足未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其发起突然袭击。
向荣措手不及，阵脚大乱，几乎全军覆没，将领毙命一二十人，大批粮草军械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
平南官村大捷，为太平军胜利进军扫清道路。
9月25日，肖朝贵指挥罗大纲率领前锋，以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攻下永安州(今蒙山县城)。
太平军在永安半年中，进行休整和加强农民政权建设，肖朝贵驻扎州城西面二里的寇岭炮台上，指挥太平军的主力部队在西线战场上多次打败清军的军事“围剿”。
同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为了表彰“同打江山”的功臣，加封肖朝贵为西王、八千岁。
1852年(清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肖朝贵督率太平军几千人担负着反击清军追袭的重任。
4月7日，清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大军尾随追来。
肖朝贵和南王冯云山奉命反击。
4月8日，乌兰泰率清军来犯，太平军居高临下，发动凌厉攻势，歼灭清军四五千人。
清将长瑞等四总兵毙命。
乌兰泰堕崖受伤，仅以身免。
清军在广西的主力基本被打垮。
太平军乘胜北上，一路势如破竹。
1852年夏，太平军从桂北全州进入湖南期间，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联名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几篇重要檄文。
猛烈抨击清朝的倒行逆施，列举了官僚地主盘剥民脂民膏的罪状。
宣告了清朝“妖运告终”，“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世界来临。
动员广大人民大力支援革命，号召清官兵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共同反清，“同享太平之乐”。
这几篇檄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对团结人民、孤立敌人、推动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肖朝贵统帅前军，出广西、入湖南，“所攻必克”，节节胜利，连克道州、桂阳、安仁、攸县，7月25日攻破醴陵，充实了军需给养。
这时，肖朝贵向天王洪秀全献策：长沙清军兵单力薄，如果拨数千精兵，神速攻袭，垂手可得。
洪秀全采纳了肖朝贵的建议，即命肖朝贵率军督战。
1852年7月27日，肖朝贵率军直奔长沙，在石马铺一战告捷，大败清军。
然后亲率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几位猛将，领兵在离长沙十里处扎营，准备攻城。
长沙守将罗绕典事先得报，不与肖朝贵交锋，只紧闭城门不出，命令城里8000清兵按兵不动。
肖朝贵在胜利面前，骄兵疾进，又远离了太平军的后续部队，孤军深入。
结果，由于兵力单薄，不能合围长沙，只好占据城南外的妙高峰、鳌山庙，抢修工事，以作侧面攻城。
这时，长沙清兵增至10万之众，清将江忠源率援军赶到，占据城南高地天心阁和蔡公坟两地，夹击太平军。
7月28日，肖朝贵在后军不继的不利形势下，拔队攻城。
当天上午，双方激战几小时，肖朝贵指挥太平军连破清方营盘多座，乘胜推进七八里，杀死杀伤清方将官数十人、清兵2000多人，缴获火药4000余担，以及大小火炮和军粮无数。
但是，太平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局部的胜利无法扭转整个战局，长沙仍无法攻下。
7月29日，肖朝贵亲带卫队临阵指挥。
他“勇猛刚强，冲锋第一”，挥刀往来，呼号激烈。
正当与敌混战中，他不幸被清军发炮击中，洞穿胸部，血流如注，但他视死如归，在临难时还对太平军将士说：“攻取长沙，有进无退。
我今天马革裹尸，上登天堂，也是如愿的。
”最后，他壮烈牺牲，时年仅30余岁。
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1822—1852)冯云山(1822—1852)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
广东花县人。
又名乙龙。
自幼习诵经史，博览诸书，但屡试不第，执教村塾。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与洪秀全创建拜上帝会。
次年与洪秀全到广西贵县发展会众。
同年9月只身入桂平紫荆山区，充当雇工，塾师，在烧炭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宣传拜上帝教，发展会众，吸收杨秀清、萧朝贵等山区农民。
烧炭工人3000余人参加，为太平天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1847年秋，洪秀全来紫荆山区后，协助洪设立拜上帝会总机关，参与制订“十款天条”和各种仪式。
1848年1月，因遭劣绅控告，在桂平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
同年10月经营救出狱后，积极协助洪秀全筹划武装起义。
1851年金田起义时，任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
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为南王、七千岁。
太平天国军制、官制、礼制、历法等均出自其手。
1852年6月，进攻全州时中炮受伤，至簑衣渡牺牲。
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1823～1856）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一。
又名韦正。
广西桂平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入拜上帝会。
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五子。
金田起义后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地位仅次天王洪秀金、东王杨秀清对杨秀清素怀不满，但表面装作顺从。
咸丰六年（1856）督师江西时，洪、杨矛盾爆发,他接到天王密诏（一说无密诏）后率兵3000星夜回天京诛杀杨秀清及其家眷。
有意扩大事态，株连杀戮杨部属二万余人，史称天京事变。
后欲加害石达开。
石达开逃离天京，起兵安徽，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以谢天下”。
十月初五，洪秀全下诏讨韦，处死韦昌辉，削其封号，贬为“死孽”。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1831～1863）太平天国军事统帅之一。
广西贵县人。
早年加入拜上帝会，与洪秀全、冯云山等共谋举义。
金田起义后，被封为左军主将，旋封翼王。
在太平军由广西向金陵（今南京）进军途中，任开路先锋，屡建战功。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春，太平天国建都金陵，称天京，石达开留京协助洪秀全、杨秀清处理军政要务。
四年，西征军在湖南湘潭为曾国藩的湘军所败，节节后撤，武汉失守，九江危急。
他奉命率援军赴湖口，指挥九江、梅家洲守军顽强抗敌，将湘军水师的小船困锁于鄱阳湖内，重创其笨重大船于长江水域，由此西征军扭转战局。
六年春，奉命回援天京，协同燕王秦日纲等部，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共解天京之围。
六年秋，天京爆发内讧，石达开奉诏回京辅政，合朝拥戴。
七年夏，因受洪秀全疑忌，率10余万众，脱离皖、赣根据地，转战浙、闽，后折入湖南，进图四川，与湘军作战失利，被迫撤入广西。
十一年秋，他重振队伍，在川南、黔北转战年余，屡战受挫。
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夏，进至越厅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南），为大渡河所阻，又遭清军及士兵围困，进退无路，陷于绝境。
他冀图“舍命以全三军”，投入清营，后不仅部属惨遭屠杀，自己也在成都遇害。
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青年将领、后期军事统帅。
广西藤县人。
少孤，14岁随叔父参加金田起义。
清咸丰三年（1853），随军西征。
次年攻武昌，因功升殿右三十检点，转战湖北、安徽等地。
六年春，镇江被困，随燕王秦日纲往援，与守将约定内外夹攻，遂大败清军，解镇江围，并与各友军共破江北、江南大营。
石达开出走后，受封为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和李秀成等同主军政。
八年夏，与李秀成先破浦口江北大营，继而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
九年，晋封英王。
十年，会同各军再破江南大营，东征苏（州）、常（州）。
时湘军四路东下，安庆被围，他注重上游，力主先救安庆。
秋，太平军计分两路，合取湖北，迫敌回救。
他率大军趋北路，于次年二月进抵湖北黄州（今黄冈），因受英国侵略者的阻挠和南路李秀成误期，未能合取武昌，遂回师径援安庆，多次苦战失利。
八月，安庆陷落，陈玉成退守庐州，受严责革职。
同治元年（1862）春，派部将陈得才等率师去陕西等地招兵，庐州守军兵单并围急。
四月，率部突围，走寿州（今安徽寿县），为叛徒苗沛霖诱捕，解送清营。
五月初八，在河南延津县就义，年仅26岁。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1823～1864）太平天国将领、后期军事统帅。
广西藤县人。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参加太平军。
三年二月克金陵（今南京），称天京，以功保升军帅、监军。
次年，调守庐州（今合肥）。
六年春，随燕王秦日纲回救镇江，与清军大战于高资、汤头，解镇江之围，旋大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
晋升地官正丞相，七年，封合天侯。
时当天京事变后，授命为副掌率，与陈玉成同掌兵符，提调军务。
八年夏，与陈玉成等共商解京围之策。
九月大破清军江北大营。
十月，在三河之战中配合陈玉成部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
九年，封忠王。
曾与干王洪仁共订“围魏救赵”之策，并于十年初亲率大军奔袭杭州，诱敌分兵，然后间道驰还，五路合击，再破江南大营；又乘胜东取苏（州）、常（州），建立苏福省，为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开辟了新的重要基地。
但李秀成此后对天京上游战事重视不足，在二次西征中进兵迟缓，合攻湖北误期，进抵湖北南部后即撤军东下，虽得一浙江而安庆陷落，天京西面失去屏障。
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进军上海，未克。
集结各路大军（共十三王）回救天京，久战无功而退；又北进江北，半途而返，损折精锐大半，军势大挫。
二年，受任真忠军师，主持天京战守。
湘军围城日急，他力主“让城别走”，洪秀全固执不从，遂致坐困。
三年六月十六，天京城破，他保护幼主突出重围后被俘。
写有长篇供词，记述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甚详，但流露出偷生乞怜情绪，不久被杀害。
酒的别称有哪些
酒的别称 欢伯、杯中物、金波、秬鬯、白堕、冻醪、壶觞、壶中物、酌、酤、醑、醍醐、 黄封、清酌、昔酒、缥酒、青州从事、平原督邮、曲生、曲秀才、曲道士、 曲居士、曲蘖、春、茅柴、香蚁、浮蚁、绿蚁、碧蚁、天禄、椒浆、忘忧物、 扫愁帚、钓诗钩、狂药、酒兵、般若汤、清圣、浊贤 我国酿酒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自产生之日开始，就受到先民欢迎。
人们在 饮酒赞酒的时候，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
这些名字，大都 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者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 等等而定。
酒的很多绰号在民间流传甚广，所以文在诗词、小说中常被用作酒的 代名词。
这也是中国酒俗文化的一个特色。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
这个 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
其 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
如宋代杨万里在诗之四 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
又，金代元好问在诗中写道， “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
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 樽（杯）中酒不空”。
陶潜在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在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
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 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
据《诗经。
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
〔传〕：黑黍也。
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 曰“鬯”。
「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
王赐召虎，以鬯 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
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
据北魏中记载， “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
经一旬， 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
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 里。
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
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 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
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
因 此，后人便以“白堕”作为酒的代称。
苏辙在诗中写道， “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冻醪：即春酒。
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
据记载 ，“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传】：春酒，冻醪也。
宋代朱翼中在 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
杜牧在 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 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 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
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 “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
据《文选·左思(魏都赋)》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
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
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
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 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
〔传」：酤，酒。
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
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
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
醍醐：特指美酒。
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 “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
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 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
又据《书言故事·酒类》 记载，“御赐酒曰黄封”。
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
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
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
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 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 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
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
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 康狄所营”。
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
“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 。
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 ，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
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 县。
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从事”、“督邮”，原为官名。
宋代苏轼 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 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
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
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 叶法善，居玄真观。
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
突有一少年傲 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
良久暂起，如风旋转。
法善以为是 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
坐客 大笑饮之，其味甚佳”。
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
明代清雪居士 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
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 难忘曲秀才”的诗句。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 ，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
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 “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
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 “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曲蘖：本意指酒母。
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
据 《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
苏拭在《浊醪有妙理 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
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 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 倾一盏即醺人”。
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
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 曰茅柴”。
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
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 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
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 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
香蚁、浮蚁：酒的别名。
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
韦庄在《冬日长安 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
白居易在《同李十一 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 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
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 放绣箔半钩”。
天禄：这是酒的别称。
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 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
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 “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
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
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
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
《楚辞。
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
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 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
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 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
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 、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
晋代陶潜在《饮 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 壶自倾”。
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 未用问升斗。
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 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
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 称。
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
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
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 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 免之。
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
’崇乃止”。
唐代 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 酒的诗句。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
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 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
兵可千日 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
唐代张彦谦在 《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
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
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 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
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 记载。
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 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 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
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 《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 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 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 圣人’……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
邈性修 慎，偶醉言耳’”。
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唐代季适 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
宋代陆游在《溯溪》诗 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