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曾流行过这样一句口号：“30年超英国，50年超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对该口号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时处于新中国建设初期，由于大跃进、左倾思想的错误，人民的生活水品较低，还有许多人饿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科学技术水平低，粮食产量不高，农业没有大规模的机械生产。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为什么取消对华援助
19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中关系最为复杂和紧张的时期。
中国在1949年后首次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许多错误与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充分表现出来，食品危机没有出现缓解的征兆。
不但如此，苏中两国间在50年代末出现的分歧不仅涉及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而且还包括两国利益的战略分歧。
中国“放弃学习苏联模式”的口号，意味着极力争取与苏联在军事和战略上保持独立，这同样也是由于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问题所决定的。
谈论影响苏中关系恶化新的因素以及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应当指出这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更是在中国经济危机日趋加重背景下，首先触及两国民族利益的对外政策概念分歧。
1958年的台湾危机证实了中国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
苏联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如果1954年沿海岛屿的类似情况曾得到苏联的无条件支持，但在1958年的反应则相反。
中国领导对沿海岛屿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方式，造成了远东局势的紧张。
情况的复杂还在于中苏之间具有的同盟义务。
无论中国，还是苏联的文献资料都证明在1958年8月轰炸沿海岛屿前一个月，与赫鲁晓夫在会面中没有讨论该问题。
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我们在1958年没有得到炮击台湾地区沿海岛屿的通报。
同样如此，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印度支那边界冲突的实质和中国意图的通报。
”同样证实了在1958年夏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中没有提到炮轰沿海岛屿的问题。
从台湾危机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在未来武装解决“两个中国”问题上，首先寄希望于苏联公开的军事支持。
葛罗米柯对此向苏共中央通报了1958年9月7日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
“周恩来同志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假如美国发动反对中国的战争，并为此使用战略核武器，苏联应当做出强烈警告，但不参加战争。
只是在美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由此冒险扩大战争，苏联应用核武器给予回击。
”“依靠自身的力量”为基础的独立对外政策路线，预示着北京认为可以使自己的政策不受苏联利益的束缚。
事先不进行协商，相反还拒绝进行军事合作的上述前景，显然不能令苏联政府满意。
苏中两国对外政策概念的分歧不仅局限于台湾问题。
长崎市发生的拔掉中国红旗事件导致中国1958上半年在对日关系上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
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停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进出口业务，拒绝同日本签订渔业协定，减少了文化联系。
不仅如此，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58年6月接见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时表示：“如果日本当局继续使关系紧张化，组织任何挑衅，那么我们有力量重演1945年。
”日本借口保障民族国防进行积极武装的结果再次令苏联领导对可能履行与中国签订的，主要条款旨在共同打击日本武装干涉的友好条约的义务感到担心。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在1959年春严重恶化。
根据苏斯洛夫的看法，“关系恶化是同西藏反革命叛乱相联系的，印度反动势力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
中国同志正确果断地镇压了西藏叛乱。
为呼应帝国主义报刊对西藏问题的叫嚣，他们把自己宣传运动的主要火力集中转移到反对印度和尼赫鲁本人身上。
不排除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他远见卓识地意识到印度与中国、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友好的迫切重要意义。
如果印度反动势力得以将尼赫鲁推翻，社会主义阵营将遭受严重损失。
然而中国人说：“他们认为尼赫鲁政府有下台的可能，但如果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执政，并非是大灾大难。
”根据他们的看法，这只是在印度加速了革命。
中国上述对外政策立场的结果导致与印度关系的紧张和边境冲突。
至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则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限制农业地区，其中包括10多万华人在内的外国人贸易后，中印争论紧张起来。
中国方面就上述事件的抗议遭致该国的反华情绪强烈。
中国政府的类似举动令苏联政府感到担忧，因为这有可能促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转向实行不符合苏联利益的方针。
如果再提及中国与缅甸、泰国的不和睦关系，那么在1960年初，中国对外政策路线导致与亚洲及远东地区几乎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不良状况。
苏联领导的对此看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削弱了中国（同样包括苏联）在亚洲的地位，在一系列亚洲国家中出现的与西方及美国结盟的强化趋势，意味着完全不符合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对外路线。
所有这些国家间的问题在中苏领导的会面中都曾讨论过。
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中国期间，在会谈中提出了亟待改善两国领导就对外政策重大事件进行相互通报的问题。
赫鲁晓夫1959年对说：“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作为中国的盟友，我们却不知道中国同志明天在对外政策领域里采取什么措施。
”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中国同志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反应过敏，他们声明自己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政策完全正确，并能够将其对尼赫鲁关系的正确路线进行下去。
会谈进行的极其紧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中国对尼赫鲁关系的路线似乎是虚与委蛇的，而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加强硬和正确。
显然，我们对上述声明予以了坚决的驳斥。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新中国的人口增长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高峰期?
一、205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 国成立以前，由于外患、社会动荡，人口增长缓慢。
新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下降，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人口迅速增长。
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泡沫式的短暂“繁荣”，造成了人力不够用的假象，“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等口与在当时广为流传。
二、20世纪60年代初人口的缓慢增长 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
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
由于饥饿、疾病等原因，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三、1962年至1973年的人口迅速增长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补偿性生育高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失控，人口增长迅速。
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全国人口总数从1965年的7.25亿猛增至1971年的8.52亿。
四、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增长 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
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
此阶段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增长 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
但由于1962年后人口出生高峰期的男女逐步进入生育年龄，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净增人口仍有1000多万。
进入9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呈现“三低”的现代型模式，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