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问题：口号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应。
这道题主要考点是“大跃进”，而大跃进的时间大概是58-60年。
每天都有一种拖拉机诞生明显很夸张，应该属于大跃进时期的口号，所以这幅图应该是58-60年之间所绘。
根据选项A．“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1953年），这个明显符合
海尔从最初到现在有过三种口号，请大家帮忙说下~也可以说是经营理念
“海尔，中国造”，是海尔创立自己品牌过程中喊出的口号，也是海尔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作为企业精神的极好体现。
海尔的口号中令人最深刻的当然是“真诚到永远”，沿用了20几年，已经融入了每一个海尔人的血液；“2008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我想也可以算是新的国际化的海尔的响亮口号。
下面是海尔的企业文化，其中自然也反应了海尔的经营理念。
海尔理念--海尔只有创业没有守业。
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
海尔作风--迅速反应，马上行动。
海尔管理模式--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海尔人才观念--人人是才，赛马不相马。
海尔用工制度--三工并存，动态转换。
海尔市场观念--市场惟一不变的法则就是永远在变；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卖信誉不是卖产品；否定自我，创造市场。
海尔名牌战略--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争第一；国门之内无名牌。
海尔质量观念--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优秀的产品是优秀的人干出来的。
海尔售后服务理念--用户永远是对的。
海尔资本运营理念--东方亮了再亮西方。
海尔国际市场战略--先难后易。
海尔发展方向--创造中国的世界名牌。
求几个关于大运河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故事
卖鱼桥：“季爵廷慰时登三元商辂榜，成化大理寺卿，致政归里。
宁良等，于湖上孤山建书院以居之，湖墅之归锦桥及夏罢弄、罢归弄皆以廷尉而得名。
生平风骨高骞，不随流俗，大司马徐忠襄公赠以诗云：身如五柳先生懒，心比孤山处士清。
”另据民间相传，此桥及附近是渔民集中卖鱼之地，故把桥就叫卖鱼桥了。
大关桥：话说说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距武林门北十余里有一座危桥叫“永安桥”。
它始建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是杭城北部北关镇上最大的一座桥梁，对往来商旅和两岸百姓的生活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
然而历经36载的风吹雨雪侵，日晒人车压，桥身已经严重受损。
往来通行的人们面对这座危桥都很害怕，能绕行就绕行，绕不了的，便只好练飞毛腿，无人敢在桥上多停留半秒，唯恐桥会突然垮塌，顷刻间夺去卿卿性命。
那时，北关镇上有一位叫陈德诚的长者，面对危桥，寝食难安。
他不顾年迈，一次又一次对桥进行勘察，思考修复方案。
同时，他也很清楚单凭其一己之力断然无法完成修桥福民的心愿，于是联合同辈余庆施、宗宥等人，又找到一位叫梵海的和尚，相约四方募化。
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知晓此事者亦皆相助。
陈德诚为修复永安桥可谓是呕心沥血，他不仅充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亲自监造。
绍兴八年(1138年)初春，从开工到竣工一年不到，新桥造成，并改名为：中兴永安桥。
中兴永安桥何时何因更名为北新桥，史无详实。
不过，淳熙十四年(1187年)，北新桥的叫法已经出现在有关文献中。
最确切的是《淳祐临安志》卷七中的记载：“北新桥，元名中兴永安桥(元，意即原来)。
”此后，北新桥之称，一直沿用到清代。
后改名大关桥。
拱宸桥：在杭州拱墅区北部，以桥得名。
拱宸桥横跨运河，东连丽水路、台州路;西接桥弄街，连小河路，是石结构三孔桥。
杭州市地名办的工作人员说，相传在古代，“宸”是指帝王住的地方，“拱”即拱手，两手相合表示敬意。
每当帝王南巡，这座高高的拱形石桥，象征对帝王的相迎和敬意，拱宸桥之名由此而来。
该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当时的举人祝华封，募集资金造桥。
清朝顺治八年，桥坍塌。
在康熙五十三年，由布政使段志熙倡导并率先捐款，林云寺的慧辂和尚竭力捐募款项相助，历时四年，建成现在的这座拱宸桥。
1895年，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杭州列为通商口岸。
1896年在此地建立洋关，抗战胜利后，洋关废除。
现在的拱宸桥，名字已演变为方向性区片名。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如何给新兵做思想工作
独立宣言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 美利坚合众国13个州的一致宣言 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有必要解除其与另一民族相连结的政治桎梏，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在世界列强中取得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对于人类舆论的真诚与尊重，要求他们必须将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起来被管辖者同意的政府。
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新政府所根据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幸福。
诚然，慎重会使得一个建立已久的政府不因微不足道的和暂时的原因而被改变，过去的一切经验也表明，人类更倾向于忍受尚能忍受的苦难，而不去为了拯救自己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
但是，当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的行为连绵不断、层出不穷，证明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这就是我们这些殖民地的人民一向忍受的苦难，以及现在不得不起来改变原先政治制度的原因。
当今大不列颠王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复重演的伤天害理、巧取豪夺的历史。
所有这些行径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我们这些州里建立专制的暴政统治。
为了证明这一点，特将事实陈诸于世界公正人士之前：— 他拒绝批准那些对公共福利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那些紧急的、极其重要的法律，除非那些法律在经他同意之前暂停施行；而暂停施行期间，他又对那些法律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其它有关人民向广大地区迁居的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愿意放弃其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这种代表权对人民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只有对暴君来说才是可伯的。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特别的、极不方便的、远离政府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旨意。
他屡次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这些议会曾坚定不移地反抗他对人民权利的侵犯。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时期地不让人民另选新议会；不可抹煞的立法权力又归一般民众行使；而其时各州仍然处于内乱外患的危险之中。
他竭力抑制各州的人口增长；为此目的，他为《外国人归化法》设置障碍，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确立司法权力的法律，从而阻碍司法行政管理工作。
他使法官的任职年限、薪金数额及支付办法完全由他个人意志来决定。
他滥设新职，派遣大批官吏来钳制我们的人民，耗尽我们人民的财力。
他不经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在和平时期就把常备军驻扎在我们各州。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政权，并凌驾于政权之上。
他与某些人相互勾结，要我们屈服于一种与我们的体制格格不入、没有为我们法律所承认的管辖权之下；并且批准那些炮制的假冒法案。
在我们这里驻扎大量的武装部队。
用欺骗性审讯来包庇那些杀害我们各州居民的人，使他们得以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的同意即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的陪审权力。
以莫须有的罪名押送我们去海外受审。
在邻近的地区废除保障自由的英国法律体制，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其疆界，企图使它迅即成为一个样板和一件顺手的工具，以便进而把同样的专制统治引向我们这些殖民地。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那些最宝贵的法令，并且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
关闭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受其保护，并对我们开战。
这样，表明了他已放弃在这里的政权。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骚扰我们的沿海地区，焚毁我们的城镇，并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刻正在调运大量的外籍雇佣军，意在制造死亡、毁灭和专制暴虐。
他已经造成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都罕见的残暴和背信弃义的气氛。
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强迫在公海上被俘的我们的同胞武装起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充当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者死于自己亲人朋友之手。
他在我们之间煽动内乱，并竭力挑动我们的边疆居民、那些残酷无情的未开化的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的著名的作战原则是不分男女老幼、不论何种情况，一概格杀勿论。
在这些高压政策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曾以最谦卑的言词请求予以纠正；而每次的吁请所得到的答复都只是屡遭损害。
一个君主，当他的每个行为都已打上暴君的烙印时，是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
我们并没有置我们的英国弟兄于不顾。
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构企图把不合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曾提醒他们注意，我们移殖来此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况。
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侠义精神呼吁，恳请他们念及同种同宗的情谊，抵制那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友谊。
但是，他们对这种正义的、血肉之亲的呼吁置若罔闻。
因此，我们不得不宣布与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友。
因此，我们，集合在大会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祟高的正义人士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庄严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按其权利必须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已经解除一切效忠于英王室的义务，从此完全断绝、并必须断绝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
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缔和、同盟、通商或采取其它一切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行动。
为了拥护此项宣言，我们怀着神明保佑的坚定信心，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荣誉，互相宣誓。
【背景链接】 历史追溯到1776年的7月4日， 美国国会通过由13州代表签字的 《独立宣言》，正式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
然而，美国的独立 并非由一纸宣言而体现，而是经过1775年至1783年，总共八年的血腥 战争，英军战败投降，才有结果的。
不过，追求生命自由平等的《独立宣言》，仍然是美国以至人类 历史发展的一大里程碑。
本报记者得未来人之助，来到签署《独立宣 言》的大现场。
美国开国元勋们经历了冗长严肃的辩论过程后，昨天终于在费城 栗树街（Chestnut Street）的独立宫（Independence Hall）内，签 署了脱离英国人统治的《独立宣言》。
在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上签字 的，共有56名各界人士。
记者采访了起草委员会五人中的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我从1999年的资料中得知，他是美国第三任总统。
当时的杰佛逊只有33岁，并且是在内心极其痛苦的情况下写出这 部伟大作品，因为当时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前又死了一个孩子， 爱妻玛霞正在生病。
杰佛逊中等个子，瘦长身材，淡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宽大的额 头，薄嘴唇，尖下巴，俨然一幅智慧超群的神态。
他在受访谈到《独 立宣言》时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辩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割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 福的权利。
” 他的这一番话，是《独立宣言》全文的精髓之处。
《独立宣言》是在北美13个殖民地一再遭受英国政府的压迫和剥 削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它为人权奠下基调，说明人类具有的以上权 利是上帝在造人时所赋予的，而人类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因此组织政 府。
宣言明确指出：“为确保这些权利，推广并促进这些权利，人民 起而组织政府；政府既是人民所组织的，它的权力，当然就来自人民 。
” 它提出一个重要原则：人民既然可以组织政府，当然也可以解散 政府，并且另组一个新政府，不过，人民必须是在走投无路、忍无可 忍的情况下，才能起而解除一种既有的政治联系，建立另一种政治联 系。
宣言确立的原则，总结了北美人民经历了英国人的压迫所获得历 史经验，它也成为民主政体发展的蓝本。
与此同时，英国人欺人太甚 的行径，也通过宣言的阐明让后人得知。
宣言中有这么一段申诉：“任何苦难，只要是还可以忍受，他们 （北美人民）是不会为了一己的权利而随意地改变久已习惯的政府的 。
但是，等到一连串的暴虐和掠夺莫不指往一个方面发展、证明了政 府的全部意图不过是把人民置于专制的虐政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 权利，而且，也有义务把这个政府推翻，以便为他们的未来安全寻求 新的保证……” 由此可见，英国人对待殖民地人民“无法无天”的行为，已到了 令人发指的地步。
有鉴于此，北美殖民地人民为了表明推翻英国统治，强调人权与 平等的决心，杰佛逊在宣言中，义正词严数说英国人在13州倒行逆施 的罪行。
记者从追溯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英国人在北美洲的政治权，是根 据一纸合约建立起来的，而最高主权还是操在北美洲人民手上。
但是 英国人却喧宾夺主，他们错误地以为主权是在自己手上，想方设法要 取消合约，以为所欲为。
英国人甚至发动攻势，抢夺北美洲的土地和财富，并暴虐地控制 殖民地人民，面对这样的侵犯，北美殖民地人民是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若再不还击，北美洲人民就会完全丧失与生俱有的平等性和民主权 利了。
他们终于联合起来，以《独立宣言》作为向英国宣战的檄文，决 心组成一个新国家，而乔治·华盛顿获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独立宣言》是一篇气势万千的历史性文件，它谈到人权、人民 和政府的关系、更数落了英国人的不是，然而，最重要的是它为人民 带来了国家诞生的喜讯。
《独立宣言》定于1776年7月8日公开发表，7月的费城虽酷热难耐，但当费城人民接获这消息时，都以极其喜悦的心情传播这项消息 ，不少人纷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教堂更以彻夜不停的钟声，欢庆自 由的来临。
英国苛捐杂税逼人太甚 记者昨天在独立宫外，遇到曾在《宾州新闻》（Penn-sylvania Journal）服务的一名老报人，他激动地说：“今天我们有幸在这里 见证国会通过《独立宣言》，这真是神圣庄严的一刻
” 他紧接着说：“你知道吗
在这之前，我们的人民已忍受了不少 委屈，英国人任意实行苛捐杂税，对我们巧取豪夺，什么蜜糖法案、 印花税法案等等，样样都要钱，他们凭什么权力这样欺负人
幸好， 作为传媒的一分子，我们尽了本分，扭转了局势。
” 老报人说明了人民生气的原因。
他说：“你想想，这是不是很不 合理啊
有权力向殖民地征税的应该是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 ，更何况英国议事堂在通过征税法案的时候，并没有坐着13州人民选 出的代议士啊，而他们要我们一而再缴税，以补充因战争费用沉重而 趋困的国库，我们怎么可以忍受呢
” 因此，在那一年，有9州代表举行“印花税法案会议”（Stamp Act Conference），采取联合行动对付印花税法案，同时派代表交涉。
殖民地报纸也有所反应，有些依规定贴印花，不过反对及拒贴的 也不少，有些报纸反而在贴印花处或头版显要位置，贴上了一幅和“ 印花税”大小一般的骷髅图案。
老报人透露，他保留了一份当时贴上骷髅图案的报纸，并愿意提 供该份报纸供《历史大现场》报道使用。
尽管如此，税务斗争是没完没了的，英国人不断玩弄手段，他们 虽然在1766年取消印花税法案，但又保留茶税。
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 下，当事态发展至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市民乔装印第安人闯入海 港，偷偷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货轮，把它运载的茶叶一箱又一箱地丢到 海里，北美人民已忍无可忍了。
为了报复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议会在1774年先后通过了“不可 容忍的法案”，采取高压性措施，英国人不但封锁波士顿港，还动武 ，这可激怒了北美人民。
美国人于是在1776年，树立了《独立宣言》。
新闻背景 13州的由来 当“美国人”这个概念仍未产生之前，住在北美13州土地上的居 民，到底是些什么人
以现代用语来说，他们都是“外来移民”，以英国人居多，也包 括法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
早在1585年，英国人只要获得女皇的一纸《特许状》，便有权到 北美洲去开拓新天地。
《特许状》赋予英国人的好处是：只要在北美洲发现和拥有土地 ，都会是开拓者及其后裔的私有财产。
因此在伊丽沙白一世时代，英 国人大量到北美洲去。
然而，移民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刻意要摆脱在祖国所受到的束缚 与限制，希望拥有自主的权力。
17世纪，英国人在缅因（Maine）州与南北卡罗来纳州之间建立 了十余个小殖民地。
这些地区大都是反对英国国教的教徒避难所。
例 如1620年登陆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及1681年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州的 贵格会（Quakers）信徒等。
这一类由开拓者组成的小型社区，在大西洋沿岸随处可见。
他们 是为了建立新家园，追求更自由幸福的生活才远涉重洋的，但是，祖 家的统治者，却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枷锁，直到大西洋彼岸的觉醒。
未来人说：美国还记得宣言精神吗
这个时候翻开《独立宣言》，未免感慨万分。
我未来人在想，今 日的美国是否把不少开国之初的原意歪曲了
当时一纸社会公约，便让政府和人民肃然起敬，默默遵守。
政府 也不敢违背超然的道德法则，因为这么做，就等于向人民毁约。
此外 ，《独立宣言》酝酿的岁月，美国人也凭了对上帝的信仰，得到鼓舞 ，推翻了来自欧洲的殖民统治。
曾几何时，一个强大起来的美国不单乐于充当世界宪兵，更以“ 替天行道”的名义到处点火。
开国元勋华盛顿曾苦口婆心，劝美国人 不可卷入欧战，但今天他的子孙却把战车开往五洲。
此外，美国今天的领袖政要社会贤达，又是否还有超然的道德法 则在他们头上呢
唉
独立运动大事记 1775年： 首次战役为列克星敦（Lexington）之役。
华盛顿指挥殖民地居民组 成的军队围攻波士顿内的英国人。
1776年： 英国人撤出波士顿；殖民地居民宣布独立。
7月4日签署《独立宣言》。
1777年： 殖民地军在纽约州萨拉托加（Saratoga）取得决定性胜利，迫使英军 投降。
1778年： 法国与美国结成联盟。
1781年： 华盛顿在法国的陆、海军配合下，彻底打垮敌人。
英军首领康华里在 弗吉尼亚州的约克敦（Yorktown）投降，战争结束。
1783年： 《巴黎条约》签定，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