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下抗战内迁的情况
日本侵华引起的灾难，使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现代化财富化为乌有，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人口及各种机关被迫向西部后方进行迁移，众多外来社会要素在后方 经过长达8 年之久的整合，使西部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奇特的变异。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因外族入侵而迫不得已的内迁，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布局与发 展方向的调整变动，意义十分重大。
（一）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内迁是内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1937年开始的人口内迁，迁移方向是由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向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经济落后 地区运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短期内迁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突发性人口反向运动。
据统计，“”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
有学者更认为总 数当在6000万人，占中国当时4亿人口的15％以上。
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罕见的。
从1937 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柳州、贵阳增67％，西安增46％， 兰州、昆明增35％。
年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 增长了3倍。
贵阳、泸州、宜宾、广元等也成倍增加。
由移民造成的西南陡然高度集中 ，不仅改变了东西部长期失衡的格局，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内迁人口的职业构成并非人们想象的以农民为主。
战时内迁者不乏富有者，除党政军 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比例越高，农民比例最小。
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直接促进了后方社 会的变化。
中国政治中心移往西南，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都设置了许多机关，仅陪都重庆先后接纳和安置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政军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 各级官 员和公务员约万余人。
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迁到后方，大量的企业家、白领管理与技术工人纷纷随之内迁。
各类技术工人更多达数万人以上。
科 技人才的集中及其创造精神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经济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教师、学生、科研人员与各类文化艺术界人士。
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的高校约有56所，教师学生 达2万多人， 国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机关也大量迁往内地。
大批现代高质量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后方，对大后方的社会经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乃至现代化布局直接产生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
（二）文教科技界的“敦克尔克” 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专科学校30 所。
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上海与北平占三分之一，而 贵州、陕西一所没有。
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及止1938年，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坏，10所完全遭破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 学生减少了50％。
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脉，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徙——高校内迁。
中国高校内迁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是北方平津高校南下；二是沪宁 杭华东地区高校沿长江或浙江西进；三是广东、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
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共进行过三次高校内迁。
第一次是及至1938年内迁高 校共56所，占我国当时现存高校总数97所的57.5％。
第二次是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内迁高校21所，占21.78％。
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在此的 21所高校仓促再迁，损失极大。
总计抗战期间迁移高校106所， 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
内迁高校多采取合并办学与联合办学的形式。
合并办学的约占内迁高校的25％。
如安徽大 学因学生失散而合并入。
而联合办学效果更为明显，主要有以、为主的东南联大、以迁往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大、 以及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
原来东部以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教育中心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原先不平衡的教育布局渐趋于平衡。
大后方的科学技 术与文化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景象。
中国的科技中心通过内迁而转移到后方。
给西部地区科技发展带来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极好机遇。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各类科研机关及 各类科技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此时科技发明带有浓厚的“战时”特征。
战时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一，促成 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第二，锤炼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自己的工业科技人才；第三，发展和完善了中国近代科技体系与促进工业科技进步的制度。
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后方去”、“到延安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奔赴内地。
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汇聚了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和中 国当时的主要文化机构和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仅迁至重庆的就有上百个。
由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也迁到重庆，全面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
桂林因为进步报刊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城，重庆更以汇聚了数百家中外报刊、通讯社而成为中国抗战的新闻中心。
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 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
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历史的进步。
其动力，无疑是爱国主义起了关键作用。
傲视天地全面将
与动物相处的好处 动物的爱感天动地 你曾亲密接触过动物吗
你读过关于动物的文章吗
你对动物有深层认识吗
你知道动物与人类有哪些相似的东西吗? 我们人类爱自己的孩子，实际是与动物共同的一种本能。
熊猫妈妈、猴妈妈总是把孩子抱在怀里，那是怕孩子受到伤害。
母象与它的孩子总是形影不离，幼象喜欢打盹，为此，母象便不断地唤醒它；幼象学走路或与其它象嬉戏时，母象便会站在几步之外保护着它；如果看到幼象有危险，母象就会用鼻子把幼象卷起来。
鳄鱼看起来够残忍的吧，可它产蛋孵出小鳄鱼来，为了从偷食的蜥蜴口中抢救出自己的孩子，它一趟又一趟快速地往返于沙滩和水中，用大嘴一次衔十多只小鳄鱼，放到自己的水中王国；在孩子们成长的日子里，它总让这些小东西时时趴在自己背上。
雌企鹅将蛋生在雄企鹅的脚背上后，雄企鹅立即放下肚皮将蛋严严实实包裹起来，从此64天不吃不喝直到孵化出小企鹅，体重减少40%还多。
为什么它不与雌企鹅轮流上岗下海去找点吃的呢
因为在南极零下三四十度的环境里，蛋一着地就会立即冻坏。
这是多么地爱子情深啊
我们人类追求爱情，可是你知道吗
一部分动物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还是人所不及的。
丧偶的天鹅只会在爱侣的尸体旁悲啼而死，绝不另觅新欢，那情景即使铁石心肠也会怦然心动。
海鸥与爱侣也是生死相随。
据说，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上，有一个考察队员，听说海鸥卵颜色多变十分好看，就攀到悬崖上想掏几只看看，无意间捉住了一只小海鸥。
谁知小海鸥的叫声惊动了其它的海鸥，海鸥便成群结队地赶来营救。
当时，那个考察队员刚刚落到地面，头顶上已聚集了成千上万只海鸥在飞旋、鸣叫、展开攻击。
以群居方式生活的海鸥，在遭到侵袭的时候，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它们的攻击方式非常独特，轮流往那个队员的身上“噼里啪啦”的排屎，命中率几乎达到100%。
不大一会儿工夫，那个队员全身就被臭气熏天的海鸥屎涂成了白色，而且海鸥还在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八方向他云集。
情急之中，那个队员向空中开了一枪。
枪声过后，只见一只海鸥在空中挣扎了几下落到了海里，当时还没有死，这时突然从海鸥群中飞出另一只海鸥，急速落在那只受伤的海鸥身旁，它紧紧挨着受伤的海鸥，并排漂浮在海面上，随波而去。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的情形震惊了，谁也没想到海鸥对爱情竟会这样生死不渝，那个开枪的考察队员更是后悔莫及。
我们人类中有忠臣、义士，动物中也不乏忠肝义胆者。
对主人耿耿忠心的义犬自不必说，其它所有动物几乎都懂得投桃报李，就连人类一贯鄙夷的狼也不例外，古今中外流传着许多狼报恩的故事便是明证。
我们人类智慧非凡，动物也不愚蠢。
杂技团、动物乐园中许多演技非凡的“高手”，给观众带来了多少快乐
但人类偏偏对动物的聪明视而不见。
譬如，人类总认为猪是最愚蠢的，连骂人都有“蠢猪”一词，因此对猪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年节婚丧，杀猪宰羊。
吃腻肥肉吃瘦肉，如今又时尚吃乳猪。
其实猪也是很聪明的，经过特殊训练，它能像警犬一样协助破案。
在危急时刻，它还懂得营救主人呢
即使我们从动物身上看不到人类的本性，也能从人类身上找到一些动物的本性。
动物已溶进华夏文化的血脉 动物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溶进了华夏文化的血脉。
在中国文化中，动物是有阶级成分的。
龙和凤是动物界最高的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出任中国皇室的形象大使。
中国的皇宫中几乎无一例外都要雕龙绘凤，以此广告天下：龙、凤为皇氏独家专有也
中国的皇帝要着龙袍，皇后要戴凤冠。
皇帝更是以龙自居，身体叫龙体、相貌叫龙颜、风度叫龙章、走路叫龙行虎步、未即位时叫龙潜、死了叫龙驭宾天，甚至连皇帝的宝座也叫龙椅。
如今哪一个广告明星能这般风光独占
或许是符合肚里能撑船的要求吧，大象这个庞然大物，在中国文化中也是独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这有中国象棋为证，黑子是“象”，红子是“相”，权力相等，级别一样，可见“象”便是“相”，是相国，是丞相。
与大象的温和相比，兽中之王的老虎则是虎虎生威，所以中国人喜欢以“虎将”来称呼武功不凡的将领，甚至还要荫及其子孙，所谓“虎门无犬子”是也。
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横行霸道的螃蟹也是当将军的，虾是当兵的，所谓“虾兵蟹将”是也。
牛和马虽然都是劳工阶级，但马的运气似乎要好得多，个别骏马甚至被称为龙马，至于上了大师画页的八骏更是身价百万，成了大款们争相追逐的宝贝。
猴子应该是不甘于现状的革命者。
它们常常揭竿竖旗，占山为王，甚至有自封“齐天大圣”者。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猴子的造反精神是革命者的楷模。
孙大圣一根金箍棒打遍海陆空，甚至从中国一路打到西天佛国，所向披靡。
蚂蚁当然是草根阶级，在动物界的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
所以老百姓被称为“蚁民”，被权势者踩在脚下是理所当然的。
蜜蜂的情况较为复杂，阶级分化严重，大多数工蜂，终日辛劳，采花酿蜜，极少数雌蜂蜕化变质，当女皇，搞独裁。
另有部分雌蜂，因受一些蝴蝶腐朽生活诱惑，也追求刺激，贪图享乐，一并成了狂蜂浪蝶，为国人所不齿。
中国的狗是地地道道的“狗东西”，它们专干坏事，或狗尾续貂，或狗仗人势，或昏犬吠日，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形象极为不佳。
中国人对狗的评价甚低，诸如，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等等，几乎无一是处。
还有部分狗或因丧家，或因落水而沦为走狗、狗腿子。
虽然也有时来运转，成了狗头军师或幕僚，甚至成了官吏的（如下级官吏在上级官僚面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但总得看主人眼色行事，仅供驱谴而已。
在中国文化中，某些动物已成了社会和个人某种状态的镜子。
龙和虎是朝气与活力的象征，逢年过节书写并张贴对联是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而歌赞盛世又非龙腾虎跃莫属也；在中国民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赋予一种动物形象：虎背熊腰者，獐头鼠目者，轻舒猿臂者，扭捏蛇腰者，豹眼圆睁者，莺声婉转者，鹰鼻鹞眼奸诈者，狼心狗肺反叛者，龙韬虎略成大事者，狼子野心图谋不轨者……穷形尽相。
就连历史伟人也常被人以动物比之，秦始皇声音喑哑低沉，人喻之为豺；汉高祖两手过膝，史书称之为猿；孙仲谋双眼发黄，身材伟岸，人们赞他鹞眼虎身。
到了现代，动物名称甚至简化为了对人的评价，胆怯谓之熊，气壮谓之牛，愚蠢谓之猪，小气谓之狗（苟），歹毒谓毒蛇，游猎男人谓之鸡，喜夜生活谓之猫，组织偷渡者谓蛇头……纷纷扰扰一幅动物人像图。
在中国历法中，每个人都是有动物属性的。
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你必属其中之一，概莫能外。
这表明了我们的祖先对人与动物关系的一种深刻认识。
在中国武术和各种功法中，许多动作都是摹仿动物的举止而创造的。
猴拳、蛇拳、螳螂拳、鹰爪功、蛤蟆功、鹤翔庄气功……等直接以动物之名冠之。
是动物的引领才精华了国人搏击的诀窍，使中国武功名扬全球；是动物的灵性给了国人深刻启示，才使华夏养生之术奥妙无穷。
总之，动物已成为了华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动物引领人类科学向前发展 动物世界是奇妙无比的，有无穷无尽的奥妙可以让我们人类去探索，去学习，从而促进人类科学的发展。
动物的视觉可以说是“气象万千”。
不同的动物具有不同构造的双眼，其视觉功能也各不相同。
青蛙的双眼对一切静止的事物可以视而不见，但能够敏捷地发现运动着的目标，并能迅速判断目标的位置、运动方向和速度，并且立即选择最好的攻击姿势和攻击时间；鸟类的眼睛不仅可以超远距离观察微小物体，而且总是突出环境中的重要部分；蜜蜂的眼睛不仅能够看到完整的光谱，甚至还能看到人类双眼看不见的紫外线，因此在蜜蜂的眼中，风中摇曳的花朵不仅有漂亮鲜艳的色彩，还笼罩在一片紫色的光环之中，那是比人类眼中更为绚丽多姿的美妙景象；蝴蝶、蜻蜓等昆虫的眼睛是由成千上万的小眼组织构成的复眼，通过复眼看世界，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同样的画面。
人类摹仿动物的这些奇妙眼睛，制造出了各种奇妙的“电子眼”或摄像镜，才让我们有机会领略这世界的奇妙之处。
擅长追踪狩猎的动物，它们的嗅觉非常发达。
实验证明，德国狼狗的侦察气味能力高出人类100万倍。
所以在警察的破案侦察工作中，有些案件往往需要警犬做助手。
老鼠身材小巧，可以深入十分狭小的地方，所以经过特殊训练的警鼠具有得天独厚的现场侦察优势，在侦破贩毒分子利用满载货物的船舱底部藏匿毒品的案件中屡立奇功。
部分动物的听觉系统奇妙到了极点。
譬如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简直出神入化，它们在漆黑的夜幕中，凭着自己尖叫声的回音避开障碍，捕捉食物，而且不受自己以外所有其它声音的干扰。
人类摹仿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原理制造出了雷达。
蝙蝠捕食这样本领高强，但有一种小小的夜蛾却能从它嘴边逃之夭夭。
这种夜蛾身上长有一种巧妙的“耳朵”，在30米外就可察知蝙蝠的声音，使它能够有充裕的时间来逃逸。
人们摹仿夜蛾的这种“耳朵”便制造出了反雷达装置。
乌贼有“水中火箭”之称。
它的运动器官是腹部下面的一个漏斗状管子。
游泳的时候，它尾部向前，头和触手紧贴成一条长带，肌肉一收缩，就把进入漏斗的水猛地喷将出去，由此产生一股极大的反作用力，使自身像“火箭”那样快速前进。
喷气式飞机、火箭等都是应用这种反作用原理设计制造的。
乌贼体内长着一种乌贼骨，又叫“海瓢蛸”，起着支撑身体的作用。
乌贼骨的腹面松软多孔，孔内藏着水和空气。
当水多气少时，乌贼的密度增加了，便往下沉；反过来，气多水少时，乌贼的密度就减少了，便向上游。
乌贼利用自由调节体内水气的比例来上下灵活自如地升降。
人类从乌贼身上得到启发，便制造出了潜水艇。
许多动物预测地震的能力是人类远远不及的。
譬如老鼠，它们往往提前几天便能准确地“判断”出将要发生的地震，于是收拾行装，倾巢出动逃离地震灾区。
螳螂在地震前4小时依靠尾须上的微型“感震器”能感知将要发生地震，于是纷纷向地面或室外逃窜。
如果人类具有这种能力，该可以挽救多少震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啊
仿生学的发展日新月异。
人们模拟水母的感觉器研制了风暴预测器；模拟猫头鹰的眼睛研制出了红外线摄像仪；模拟鸽眼研制出了专门检测药盒的电子鸽眼；模拟蜻蜓翅膀改进飞机机翼……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总之，仿生学已成为科学领域蓬勃发展的一种学问，动物是人类当之无愧的老师。
虐杀动物破坏大自然平衡 动物是神奇的，动物对人类也是友好的，只要你不侵入它的领地，威胁它的生存，就连狮虎豹狼都决不会对人有危险的举动。
海豚和许多种鲸更是以助人为乐，是动物中的“活雷锋”，正是有了它们的热情帮助和挺身而出，才有海中遇难人的生还。
警犬在敌人偷袭时飞身而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主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人类中当然也不乏对动物有爱心的人，但许多人表达爱心的方式却是违反动物常情的。
当我们笼养动物的时候，可否知道我们的行为剥夺了动物的天伦之乐
当我们在动物园中随意给动物投掷食物的时候，可否知道我们的行为有可能致使动物撑死
人类的成长史几乎就是一部屠杀动物的历史。
人类自从制造出刀枪之后，似乎便忘记了自身的“出处”和动物对人类的好处。
吃动物的肉，寝动物的皮，甚至仅仅为了用动物的牙齿或角作装饰，也要对动物大开杀戒。
西班牙斗牛是人类虐待动物的极致表现。
尽情地挑逗，尽情地玩弄，尽情地杀戮，而且还开通全球电视现场直播，用以满足全人类残酷的心理需求。
人类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研制出各种专门屠杀动物的工具，诸如鸟枪、雕弓、羊刀……从帝王到平民，都以大肆屠杀动物为荣。
视动物的生命如草芥，对动物的屠杀便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数千种动物的灭绝。
据央视《人与自然》介绍：1781年，渡渡鸟灭绝，原生活于印度洋；1799年，蓝马羚灭绝，原生活于南非；1844年，大海雀灭绝，原生活于大西洋北部岛屿；1876年，欧洲野马灭绝，原生活于欧洲；1883年，斑驴灭绝，野生灭绝在1860 年，原生活于南非；1893年，白臀叶猴在中国境内灭绝，原生活于亚洲；1914年，旅鸽灭绝，野外灭绝在1900年，原生活于北美；1917年，佛罗里达狼灭绝，原生活于北美；1925年，高加索野牛灭绝，原生活于欧洲……麋鹿本是中国特有的而且为皇家专有的动物，由于皇帝喜好围猎，大肆捕杀，致使在中国境内灭绝后，反过来又从英国引进。
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 到了现在，一部分人仍不悔改，不仅嗜好穿戴动物皮毛制作的衣裤鞋帽，而且还嗜好吃野生动物的肉。
一些“先富起来”的大款们，尤其是一些大权在握的公款消费者，竞赛似的以吃珍稀动物来显示自己的级别和能耐。
据调查，仅我国东部的几个经济发达省，近几年每年吃掉的野生动物便有数千万之巨，而且其中许多种类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这是人类自己提出的口号，可是人类却先背叛了朋友，使一些动物遭受灭顶之灾，从这个世界消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另一些动物朋友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它们不愿消失，因为它们也热爱这个世界，更热爱自己的生命。
也许正是这个缘由，大自然开始了无情的报复。
非洲黑猩猩在惨遭人类杀害食用的同时，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了人类，并迅速向全世界扩散开来。
目前，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已达数千万，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三百多万，而且这两个数字正呈几何数率递增
中国人好吃果子狸，果子狸于是将非典病毒传染给中国人。
2003年春天的一场“非典”之灾，向我们敲响的警钟，难道还不能使我们警醒吗
天道酬善，物极必反。
人们啊，我们并不是虎豹豺狼的后裔，为什么要如此凶残地虐杀动物
我们的心并不是花岗石筑造，为什么不能与动物和谐相处
有谁有当代文学史的复习资料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召开。
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总结、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的具体细则。
（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文协等各个下属专业协会。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当做“当代文学”的起点。
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兴国”具有新的特征。
首先，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地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五四”以及后走家多出身江浙、福建和四川、湖南：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巴金、丁玲等；五六十年代出身及写作前后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注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
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创作上普遍准备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学批判活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50-51）；对萧也牧（主要《我们夫妇之间》）等的创作的批评（51）；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54-55）；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55）；文学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57）；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巴人《论人情》等）；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 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对象“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时代精神会和”论、“写‘中间人物’论”）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诗歌理论和时间上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的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五六十年代诗歌的写实倾向“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事件、场景的框架。
五六十年代代表诗人李季《菊花石》（《王贵与李香香》）、闻捷、韦其麟、张志民、（青年诗人：）邵燕祥、李瑛、公刘、梁上泉、顾工、流沙河、（政治抒情诗：）贺敬之、郭小川（《一个和八个》）五十年代作家如何看待小说题材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在“题材”问题上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本身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很大的差异。
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社会生活“空间”上：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时间上：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
实际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标准）。
第二，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区分高低。
（主要\\\/重大题材，次要\\\/非重大题材），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重大”行至的斗争（政治斗争，“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显示的当前脾气额的政治任务，优于逝去的历史陈迹；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感情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五六十年代小说类型的单一化写英雄典型、写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情节线索，在小说理论、创作中取得绝对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不多。
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家（除山西、陕西之外）：李准《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五六十年代一个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为主一个小说“流派”。
具有以下特征：一、地域上，赵树理、马烽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深吸，作品写的也多山西农村生活。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作家在生活中“不做旁观者”的主张。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
四、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能听懂、读懂。
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马烽《结婚》、西戎《丰产记》等。
革命历史小说孙犁《风云初记》《山地回忆》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高云览《小城春秋》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烈火金刚》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欧阳山《三家巷》（通俗小说一章中也有出现）罗广斌《红岩》茹志娟《百合花》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党费》萧平《三月雪》刘真《英雄的乐章》菡子《万妞》非革命题材历史小说姚雪垠《李自成》对孙犁小说的评价总体而言，孙犁小说的格局不大，有时且有平淡、重复之处。
但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因其鲜明特色，而能够穿越变换的政治和文学的风雨。
工业题材小说周立波《铁水奔流》艾芜《百炼成钢》草明《乘风破浪》最初的“异端”（非“主流”，被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短篇）、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天明》、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中国，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刘绍棠《西苑草》、宗璞《红豆》（细致绵密，相当感伤）、陆文夫《小巷深处》、郭小川的诗《一个和八个》、流沙河《草木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十七年散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集结出版、《依依惜别的深情》；秦牧《社稷坛抒情》；杨朔《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老舍的《茶馆》老舍写于1957年的一部三幕剧，讲述了北京城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989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以及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和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借此表现十九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作品从“侧面”，从“小人物”、“小社会”出发，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义，其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憎恶，堪称当代的经典作品，也是老舍在当代最重的作品。
话剧的高潮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等《年青的一代》1962年秋，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纪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江青一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一、《纪要》攻击了“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黑线”专了政。
二、重申了在“批示”中的判断。
认为“这十几年”真正的好作品不多，不少是“中间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声明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三、在对“就问以批判的同时，指出要创造“新文艺”，并要“搞出好样板”，题材上把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上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创新队伍上要“重新组是文艺队伍”，包括“重新教育”被“腐蚀”的“文艺干部”和工农兵的加入。
四、开列了必须“破除迷信“的中外文学的名单，包括“中外古典文学”和“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
《纪要》表达了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
“文革文学”的特征“文革文学”制成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
其特点如下：总的来说基本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和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线。
另一方面，比较五六十年代，“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1、 政治的直接“美学化”2、确定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做是“神秘主义”加以拒绝和清除。
3、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广泛运用象征的方法，意义指向确定“公共”的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
4、创造新人形象成为一条规定严格、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
所有作品必须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和支配地位，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能有什么性格思想的弱点。
5、戏剧居于中心地位，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了影响。
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主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
“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小说的特征“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对立“阵线”更加分明，冲突也更加尖锐激烈，“阶级斗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每一空隙，被组织成笼罩一切的网。
穆旦《冥想》八十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五十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
他们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包括：艾青、汪曾祺、唐湜、王蒙、张贤亮、昌耀、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公刘、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另一部分是“知青”的一群，包括：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食指、芒克、江河、杨炼、舒婷、北岛、林莽、严力。
此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容忽视的力量（高行健、刘心武）。
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海子、韩东、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
伤痕文学由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的作品。
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卢新华的《伤痕》为开端，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等。
这类作品以中短篇为主，艺术上比较粗糙，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象征：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寻根”实际上是为了修复民族精神，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
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郑义《远村》等。
开端是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长春》上短文《文学的“根”》的发表。
先锋小说八十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作的试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
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学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
代表作家作品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洪峰《奔丧》，苏童《妻妾成群》，格非《迷舟》，孙甘露《请女人猜谜》，余华《现实一种》新写实小说不同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主张表现平庸、琐屑的俗世化“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小说流派。
“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另一个价值平面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地标。
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
”也被称为“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等。
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刘震云《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
现代派文学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的文学变革。
主要的探索趋向为对于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的“超越”，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的生存命题。
包括“寻根小说”“先锋派”“第三代诗”等现象。
八十年代文学特征1、沉重、紧张的作品基调。
2、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
3、持续的超越、创新的压力，给八十年代文学带来“潮流化”的特征。
“归来者”的诗艾青《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邵燕祥《愤怒的蟋蟀》，流沙河《草木篇》（散文诗）《故园九咏》（诙谐的遥曲体制），昌耀《慈航》（长诗），曾卓《悬崖边的树》，绿原《重读<圣经>》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
代表诗人作品包括北岛《回答》《走向冬天》、顾城《一代人》、江河《大雁塔》、杨炼《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舒婷《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
“第三代”或新生代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
主要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南京一带。
代表社团和作家有：南京“他们文学社”（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于小伟、朱文、朱朱等）、上海“古典主义（“海上”、“大陆”、“撒娇”）”（孟浪、陆忆敏、陈东东、刘漫流、王寅、宋琳、张真、默默、张小波等）、四川新生代——最活跃（整体主义：石光华、宋渠&宋炜；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莽汉主意：万夏、马松、李亚伟；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尚仲敏）第三代主要诗人和作品李亚伟《中文系》、《硬汉们》，胡东《女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韩东《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悬棺》《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翟永明《女人》（组诗），海子《麦地组诗》《太阳》七部书，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复出作家”的代表作王蒙《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活动变人形》（长篇），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长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5·19长镜头》（纪实小说）《钟鼓楼》，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都是长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知青小说的演变卢新华《伤痕》，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女性作家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与往事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