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帝王都有谁
秦始皇 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大幅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
驰道并实行「车同轨」,均宽五十步。
驰道的作用有数项,一说是使交通方便,以利管理六国旧地,一说主要目的为方便北方战争前线的补给,还有一说是方便始皇出巡时能畅通无阻。
除秦直道和秦栈道外大多在秦故地与六国旧道以及在秦征伐六国时修建的道路上基础上拓建而成。
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及秦直道。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后,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于是命史禄开凿河渠以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
运河在最终在始皇二十年(前219年)至二十三年(前215年)修成。
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
因此此项工程在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使中国进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
他也使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基础。
但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汉武帝 【旷世武功】?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
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执政。
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
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靠女人、珠宝,换取短暂和平。
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选送张骞出使大月氐,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
年仅17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却未能决胜千里,马邑之战失利。
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
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
纵然毁誉参半,但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
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
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
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
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
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
但44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
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
《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
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
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十分之八。
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
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
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
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千古文治】?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
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
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
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
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
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
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
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
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政治。
这种重自律轻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强权至上,个人专制。
曾经的天朝上国,就这样一次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始终无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摆脱因人兴废的历史惯性。
儒家对民众心理:且不论到了宋明理学,儒家学说走向极端。
单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中国人就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
如此,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结愈加浓厚,甚至反过来成为昏君和贪官孽生的土壤。
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然而,能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
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
名为知人善用,多少人为之贻误终身。
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
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
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
《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
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又以诸侯酎(zhòu,咒)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削去106名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刘邦所封诸侯王,削捋殆尽。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
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
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
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
而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令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夺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
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之后,晋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乱。
唐初鉴于前辙,王而不藩,安史之乱后,肃宗又大事封藩,终以藩镇割据,断送唐朝。
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两宋无藩镇之祸。
明太祖立国,复大封诸王领藩地,终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赣王朱辰濠之叛乱。
明世宗以藩王入承大统,追赠生父,闹成著名的大议礼,随之明亡。
清朝力惩前失,王而不藩,定制亲王不出国门,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祸。
由此可见,古来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统,正统偏安者共二百余人,真正懂得国家政体并善以此治国者,不过秦皇、汉武、宋太祖、清圣祖四人而已。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
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酷吏王温舒,嗜血成性,杀人为乐。
汉代处决犯人,以十二月为限。
春天到来,不能再杀人了,王温舒迎风感慨:如果让冬天再处长一个月,我的事(处决犯人)就办完了。
(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
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 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
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大司农颜异与张汤意见不合,张汤竟然以“腹诽”罪名杀了颜异。
什么叫“腹诽”
就是肚子里有意见。
这较之一千年多年以后,秦桧构陷岳飞的“莫须有”之罪,一样的荒诞,一样的恐怖
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
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
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
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矣 唐太宗 1 他不拘一格的用人,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2 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的予以采纳; 3 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一部份)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
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违害与影响; 4 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认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全国死刑犯2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2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2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5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高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6 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吓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在坚持和请求下才勉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7 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荜何力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现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8 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9 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在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下,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10 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11 由于社会安定,商业经济得到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也正如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康熙 康熙皇帝是清朝十二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智擒敖拜,三征准噶尔,平定三藩,打击沙俄侵略,收复台湾,蠲免赋税,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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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强大,请的功绩 汉武帝是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六国,建立了秦王朝。
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执政。
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
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换取短暂和平。
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选送张骞出使大月氐,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
年仅17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马邑之战失利。
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
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
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
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
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
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
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
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但44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
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
《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
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
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十分之八。
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
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
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
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千古文治】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
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
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
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
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
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
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
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
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以人为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独尊儒术”让人们都懂得礼义教化,精忠报国等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
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品质,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
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
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
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
《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
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
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
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
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
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
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
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毁誉参半】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
这就是《轮台罪己诏》。
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
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
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
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
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
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
黯言之甚怒。
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
患人不能识之耳。
苟能识之,何患无人
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
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
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
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
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而他生平中的一个错误,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
信惑神怪,巡游无度。
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
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
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
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
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
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
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
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
在平常人眼里他果决、自信、雄才大略。
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
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
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
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
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
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
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