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从历史至今的发展是如何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
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
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
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
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
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
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
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
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
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
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
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
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
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
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
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
公元 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
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
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
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
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
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
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
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
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
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
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
1624年（明天启四年）。
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
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
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
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
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
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
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
生于1624年，早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为延平郡王。
因进攻南京受挫，后回师厦门，大修船舰，倾力筹划驱逐侵据台湾的荷兰人，收复国土。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厦门、金门，亲自率领2.5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
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台湾同胞的积极支援下，与荷军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将荷兰殖民总督和残敌围困在热兰遮城内。
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
在围城9个月之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不得不签字投降。
自此，中国人民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人的殖民制度。
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2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
为纪念故土，改称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
同时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肆垦荒，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琅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
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
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
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
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
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 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
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
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
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
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
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
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
起义军众达十数万。
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
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
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
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
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
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
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
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
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
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
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
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 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
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
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
”“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
”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 “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
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
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
……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
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
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
《自主宣言》中称： “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
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
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
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
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
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
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
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
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
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
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
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
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
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
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
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
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
其后，简辗转至厦门。
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
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
……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
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
自谓无负于清。
……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
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
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
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
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
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
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
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
……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
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
”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
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
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
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
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
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
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
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
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
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
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
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3万多人。
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
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
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
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
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
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
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
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
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
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
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
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
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
“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
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大致经历四个时期：(一）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当时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工农业生产几乎停顿，而军事性开支却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民众生活困难，经济濒临崩溃。
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外汇贸易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
50年代台湾农业发展迅速，增长率年均达各4.7％。
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人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
到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二)以农养工发展时期(1952-196O年)。
当时台湾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劳动力过剩，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逆差严重，外汇极度短缺，民众因收入低而无力消费进口工业品。
台湾当局以稳定中求发展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
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1957年高达71.5％，成为创汇主力。
台湾当局又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
在工业方面，重心放在资金需求量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厂周期短的民生工业上，以岛内生产替代进口，以适应岛内的消费水准，并节省外汇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
形成了糖、茶、菠萝及香茅油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水泥、玻璃、木制品、造纸、化肥、纺织、食油、面粉、塑胶原料及制品、人造纤维、自行车、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等进口替代工业。
(三)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1960-1986中)。
由于台湾市场狭小，当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市场已趋饱和，若继续发展将导致经济后劲乏力。
台湾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用低廉工资的国际比较利益，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如进行外汇贸易的改革、实施“奖励投资条例”、鼓励民间储蓄、对外销厂商实行税收和融资的优惠、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保税仓库等。
这个时期外资对台湾工业化和出口扩张起了重要作用，民间企业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产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力。
台湾企业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形成了生产上依赖日本、市场上依赖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
台湾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
从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20.1％，工业产值在台湾省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6O年的26.9%提高到1973年的43.8%;出口贸易额中工业制品的比重由l960年的32.3％增至l973年的84.6％。
至此，台湾工业建立起了一个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转型时期(l986年至今）。
自8O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工资也大幅上涨，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逐渐丧失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为此，台湾当局于1986中提出了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
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也初现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61.5%，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已名列世界前茅。
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的重心也逐渐从欧美转向亚洲，对美国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中的23.7％，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则由1998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
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
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开始成为净资本输出地区，累计至1995中，对外投资约300亿美元。
在这一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及香港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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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古代文学家陶渊明受到这一特定环境和风情的启发，写下了不朽名篇《桃花源记》，从而使黟县自古享有“桃花源里人家”的美誉。
黟县境内至今仍存有保护完整的古民居3600幢，为皖南之首，其中西递、宏村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宏村 宏村位于黟县西北11公里处。
在皖南众多风格独特的徽派民居村落中，宏村是最具代表性的。
从整个外观上说，宏村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既有山林野趣，又有水乡风貌，素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誉。
村中各户皆有水道相连，汩汩清泉从各户潺潺流过，层楼叠院与湖光山色交辉相映，处处是景，步步入画。
闲庭兴步其间，悠然之情浓烈得让人心醉。
村中数百幢古民居鳞次栉比，其间的“承志堂”是黟县保护最完美的古民居，其正厅横梁、斗拱、花门、窗棂上的木刻，工艺精细、层次繁复、人物众多，人不同面，面不同神，堪称徽派“四雕”艺术中的木雕精品。
宏村古村落西递 西递村四面环山，两条溪流从村北、村东经过村落在村南会源桥汇聚。
村落以一条纵向的街道和两条沿溪的道路为主要骨架，构成东向为主、向南北延伸的村落街巷系统。
所有街巷均以黟县青石铺地，古建筑为木结构、砖墙维护，木雕、石雕、砖雕丰富多彩，巷道、溪流、建筑布局相宜。
村落空间变化韵味有致，建筑色调朴素淡雅，体现了皖南古村落人居环境营造方面的杰出才能和成就，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西递村是一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该村源于公元11世纪，发展鼎盛于14-19世纪。
20世纪初，随着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西递村的发展也日趋缓慢。
由于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的侵袭，也未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村落原始形态保存完好，始终保持着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现保存的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均已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西递村被国家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单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并通过了专家评估考察。
2000年11月30日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递神秘南屏 南屏曾名叶村，因村西南背倚南屏山而得名。
自元朝末年叶姓从祁门白马山迁来后，村庄迅速扩展，明代已形成叶、程、李三大宗族齐聚分治的格局。
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由于三大姓之间的相互攀比，竞争进取，促使南屏村步入鼎盛时期。
全村一千多人丁，却有36眼井，72条巷，300多幢明清古民居。
且村中至今仍保存有相当规模的宗祠、支祠和家祠，被游客誉为“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景片《菊豆》在南屏村拍摄，促成了南屏旅游业的起步。
相继在该村拍摄的《大转折》、《徽商》等影视片，不断提高了南屏的知名度，被称作“中国影视村”。
该村先后推出了“《菊豆》故乡游”、“高墙深巷迷宫游”、“名人古迹探访游”等旅游口号，来南屏旅游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与日俱增。
南屏风光徽州木雕第一楼----卢村 卢村距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以北约1千米，卢村古民居群为清道光年间四品朝议大夫卢帮燮所建，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志诚堂、思齐堂、思成堂等宅院，其中闻名遐迩的“木雕楼”为徽派木雕艺术的极品，由当时主人雇用两位工匠花20年时间精雕细刻而成，被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
木雕楼最典型的当数志诚堂的木雕装饰，走进志诚堂，立刻就会被整座厅堂内精美绝伦的木雕装饰所震撼，志诚堂的木雕采用了混雕、线雕、隐雕、剔雕、透雕等精湛工艺雕刻而成，那栩栩如生生，夸张的人物、动物等各类造型，无不折射出古代艺人娴熟的技巧及超凡的智慧。
曾经引起很大反响的黄梅剧《徽州女人》就是以木雕楼为场景而搬上舞台。
2002年著名电影演员斯琴高娃因主演《走出蓝水河》而来到卢村，并成为卢村“荣誉村民”。
公共关系的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兴盛时期的时间,口号,代表人物跟典型事件.
公共关系 [英文] Public Relations 缩写符号:P.R 简称:公关“公共关系”一词是由英文“Public Relations”翻译而来的，中文可译为“公共关系”或“公众关系”，不论是其字面意思还是其实际意思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都是指组织机构与公众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传播关系。
关于公共关系的各种定义有很多。
综合各种定义，我们给公共关系下一个定义：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手段使自己与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使双方达到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管理活动。
这个定义反映了公共关系是一种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管理职能。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的一系列促销活动。
它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
它是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
它又是一种活动，当一个工商企业或个人有意识地、自觉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维持自己的公共关系状态时，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
作为公共关系主体长期发展战略组合的一部分，公共关系的涵义是指这种管理职能：评估社会公众的态度，确认与公众利益相符合的个人或组织的政策与程序，拟定并执行各种行动方案，提高主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善形象，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与接受。
一、简述公共关系学和研究内容。
答：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九个方面： （1）公共关系学的概念、范畴及其本质（说明什么是公共关系）； （2）公共关系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说明公共关系的来龙去脉）； （3）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及其功能（说明谁在搞公关
搞什么
）； （4）公众对象分析（说明与谁开展公关活动）； （5）公共关系的管理过程（说明公共关系怎样做）； （6）公共关系的媒介及其应用方法（说明公共关系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进行）； （7）公共关系实务活动（说明：公共关系工作主要做些什么）； （8）公共关系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制约； （9）公共关系在中国应用和研究的国情和特色。
二、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谈谈学习公共关系学的现实意义。
答：学习公共关系学的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 （1）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对外开放需要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双沟通，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了解世界，一方面向世界传播自己；对外开放使形象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树立公关意识和加强公关管理；对外开放需要按国际惯例办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即，学习和运用公共关系有利于完善和规范组织的行为。
（2）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体制改革促进了横向联系的发展，使组织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给组织的关系状态（社会关系和舆论）和行为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因此需要应用公共关系加强组织的社会沟通和社会协调。
（3）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带来了大范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激烈和市场竞争关系，企业组织需要运用公共关系来拓展合作关系，加强竞争能力，树立组织及其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和沟通方法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往观念和交往行为的变化。
特别是大众传播的发展使公众舆论的作用日益增强，从而使组织形象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运用公关手段来了解舆论，引导舆论，改善组织的生存、发展环境。
（5）适应社会稳定的需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需要加强社会的公共关系工作，增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增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了解、理解、信任和合作，形成和谐的社会气氛。
三、试述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并请举例说明。
答：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公共关系指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与沟通。
人际关系指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联系：（1）从工作内容上看，公众关系中包含了许多人际关系。
（2）从工作方法看，公关工作需要运用人际沟通的手段，要求公关人员具备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力。
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1）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组织，人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是个人；（2）公共关系的对象是公众，人际关系的对象是私人关系；（3）公共关系是组织的管理职能，人际关系是个人的交际技巧；（4）公共关系较强调运用大众传播，人际关系局限于人际传播。
（举例说明略） 四、结合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说明在中国古代为什么只有类似于现代的公共关系
答：公共关系产生于美国，是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与技术等条件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其一，就文化条件而言，经历了由理性向人性的转变。
尊重人性的、尊重个人感情和尊严的，人文的，开放的文化，正是公共关系得以滋生及成长的土壤。
其二，就政治条件而言，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政治。
虽然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促使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为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又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
其三，就经济条件而言，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公共关系观念和实务的发展。
这是公共关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最后，就技术条件而言，大众传播超越了个体传播。
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大众传媒的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地球村的出现，为人们进行大规模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性，并为公共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与方法。
正是由于本世纪初人性文化的勃兴，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达和大众传播技术的日趋普及与提高等诸方面因素的滋生与促成，才使公共关系学这门崭新的科学脱颖而出。
反观中国古代社会，情形恰好相反，184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被人们所重视；宗法观念和关系仍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人性文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在中国没有产生的土壤。
有的只是君权神（天）授。
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观念。
专制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所谓朕即国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兴起的民主浪潮有着天壤之别。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其生产组织方式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元，一村一乡为活动界限，其社会联系其实是一种以家庭村落为支点的血缘、人缘、地缘关系。
这种狭隘、固定、封闭的经济社会，落后的经济活动方式只能产生落后的传播沟通手段。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尚不具备产生公共关系的四个基本条件，因而在中国古代只有类似于现代的公共关系。
家乡变化，3000字的作文
新农村与我家乡的变化 暑期实践是学校教育向课堂外的一种延伸，是人生至关重要的历程，回首那段日子，碰过壁，受过累，艰苦的生活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再辛苦再累吃的只是素菜洗的只是冷水澡，一包五角钱的豆奶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但那种快乐却是从未体验过的，他时刻提醒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大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做出自己应做的一份贡献
作为农村区域发展大二的一名学生，而今的我也已经保研，可以说要建设怎样的新农村、如何来建设新农村，是我必须思考的问题。
说起新农村，我不得不提起我走过、深入调研了解过的村庄，有的实现了农民的搬迁上楼人均产值也很高可是农民的再发展问题困难重重；有些表面看起来朴素内部却形成了一条可持续的产业环；有些正在蓬勃发展；有些却还是处于最原始甚至连吃饭问题都没解决的状态。
这样一种最广大农民生活的村庄现状，正反映出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二元结构日趋凸显。
作为在新农村建设中站在排头兵位置、村庄建设的十大名村，其经济实力不可小视，但是在这次在做滕头村规划的时候，我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已有的村庄发展模式是否正确
是否真是中国新农村未来建设的整体框架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否有走形式主义的危险
生态是腾头村的最大的优势，可是该村的土地规划以及社会治理等一些细节又似乎在告诉我其实在腾头的发展过程中，优势并没有好好发挥、劣势却处处凸显。
细看十大名村，没有一个村不是有自己的支柱的产业，工业之路是每个村都始终在坚持的。
虽然现代社会已经有绿色工业、后工业社会等等的主流化，可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毕竟是一个能耗型产业，它是不可能也绝对不可以代替农业生产的。
如果在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个村都搞支柱工业，鄙弃掉原始的农业优势，即使劳动力转移能解决所有农民的生计问题，可是我们美好的农村环境、鸟语花香的田园生活又岂不是以后都成了稀缺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十大名村搞土地集约化，实现农民搬迁上楼，拆掉那些原本可以居住的农民住房，追求村庄的统一整齐化，却忽视了多样化的发展，近乎盲目追求那种形式主义的方式也实在堪忧。
当然，我并不是在说十大名村的发展模式不对，因为他们抓住了时代的发展机遇，现在拥有了一定的村集体经济基础，追求村庄的外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现在中国的农村又有几个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又有几个村庄能套用这种模式呢
我们通常说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在这里我也想简单谈谈十大名村发展理念的普及化。
我们应当要寻找一种能适合现在一些落后贫穷农村发展的对策。
欧洲，由于欧共体的出现和扩大，越来越显现出融合的大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也是必然的、不能逆转的。
分析欧洲，很容易看到，整个欧洲的社会状况、气候、土地等等都跟中国有神似之处。
再拿欧洲其中一个发达国家德国来举例，现在德国的农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建设的城市化，而是呈现出外在朴素、内部软硬件建设全面发展的现象。
也就是说农村的建设是完全在尊重已有环境的基础上，以不改变既有资源，着重于如何进一步保护、高效利用已有空间的理念下面开展的。
德国，一个在世界大战中重创了的国家，发展的速度是如此的惊人，其中的建设思路是否很有待探询
现在的中国要发展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至少还要有50年的道路要走，50年不长，可是却不能以50年的资源为代价，实现短期繁荣和增长。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同于韩国，而是更应该像欧洲一样，重视真正实力，也就是实质的提高，避免单纯的表面形式主义是必须克服的问题。
防微杜渐，保证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国的建设，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继续背负的责任；“三农”，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面临的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感谢这次东阳之行，感谢提供这次机会的中国村社促进协会，感谢这次比赛前后给我关心、鼓励的师长和朋友们
虽然这次比赛，在辩论上存在着那么些遗憾，可是我也从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这些学校的老师和选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为自己更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做了准备。
衷心希望友谊长存，更希望这次会议能给中国村镇的建设带来进一步深远的影响。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已经结束了，但社会实践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却远没有结束。
使我们走出校园，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走上了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社会的大课堂上去经受风雨，见识世面，增长才干。
十天的社会实践虽然比较辛苦。
是庆幸
还是依恋
回想起来，才发觉，原来乏味中充满着希望，苦涩中流露出甘甜。
通过这次实践每位队员都成熟了，能更全面的看待问题，使自身经验更丰富，能力更卓越，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
我想，美好不仅仅是回忆，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以启迪和无穷的前进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和工作目标，也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举措。
这不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重大历史任务，更是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与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
二、坚持生态优先，推进我的家乡--东阳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1.加强环境保护立法和管理。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强完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强化对耕地、水资源、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监控，约束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为生产绿色、无污染农产品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为农村居民提供山川秀丽的人居环境。
2.以生态产业化作为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根据区域农村资源特点，通过综合利用现代农业技术，调整生态链条中的农业结构，对人们从事生态建设中零星的、分散的经济活动进行优化组合，将建设“生态家园”和“区域生态产业”结合起来，培植具有比较优势的生态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富民农业产业群、产业带、产业区和产业基地，充分发挥生态农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支撑作用。
3.生态移民和补贴维护生态制度创新。
在有些生态极度脆弱的农村地区，如果不发展经济，财政收入、农民收入就无法解决；如果要发展经济，就得破土垦荒或开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无形中就会破坏生态环境。
因此，这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要换一种角度去考虑，引入“不发展就是发展”的新理念，沿两种思路展开：一种是继续推行生态移民。
我国近些年开展的生态移民，对缓解贫困、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在自然环境极度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地区，应继续推进生态移民，通过向区外迁移农村人口，杜绝人类在生态脆弱区的开发经营性活动，采取大面积的封禁治理与保护等措施牞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利用自然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来从整体上保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这是最便捷、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生态移民成本高，农民改行择业空间狭小，移民安置难度也大，有时候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加强科学论证和工作协调。
另一种是补贴维护生态制度创新。
要合理确定生态恢复和自然保护区，科学规划区内村落分布，引导居民相对集中，围绕居民点建设一定面积的高效基本农田，在解决好群众的生产、生活等问题的前提下，减少大面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有计划地补贴居民日常生活开支，引导居民从事维护和保护生态环境区工作。
另外，国家和地方政府可通过多方筹集资金，尝试设立“生态维护奖励基金”，对维护生态环境做出重大贡献的村镇和个人予以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维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十大文明古国是哪些?
据我说知，好像是四大文明古国。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
历史名词解释
分封制：天子把自已直接管辖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于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让他们建立封国，保卫中央。
宗法制：宗法制度规定天子、诸侯等职位，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
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
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以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是地方分权的对称。
这种形式起源于中国秦朝，并在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并迅速衰落。
这种制度通常与君主专制相提并论。
另外，也跟地方权力较大的几种政权体制作为对照。
有观点认为现在中央集权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于民主政体之下，如今世界上的许多单一制国家仍旧实行中央集权制。
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被史学界认为进存在于封建社会和部分专制政体之中。
古希腊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若干村落的国家形态。
特点是小国寡民，各城邦长期独立自治。
古希腊城邦政治：古希腊是是一个多城邦林立的地区，因此许多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有在此地区发展与实践，有些古希腊城邦如斯巴达一样奉行君主制，将统治权集中在国王手中；有一些城邦则如雅典一样实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城邦则由贵族统治或由少数人控制的议会（councils）统治。
雅典民主政治：即古希腊雅典国家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
它的形成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氏族贵族与平民斗争和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产物。
核心是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原则上公民都有权利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
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
但是雅典民主政治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是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权利，妇女，外邦人，奴隶都被排除在外。
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为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
英国君主立宪制：立宪的君主虽然依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或多或少受到宪法明确地规定。
这样君主的权力多少受到限制，有一些君主的权力被限制到仅仅作为国家的代表，而没有实际的权力，称为“虚位元首”——英国、日本、泰国等都是此类例子，但君主依然很受人民爱戴和尊重。
英国国王拥有一定特权。
例如所有的议案要变成法律形式上依然需要国王的核准。
王室特权还包括解散议会，订立条约，宣战，授勋。
但事实上，国王对这些权力的行使通常是依据首相和其他内阁大臣的建议。
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清朝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是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结束。
因此而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岛也在这次战争中被割让给英国，除此之外，英国还得到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至于割地和赔款，对近代中国来说也是第一次。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至1860年间发生于中国本土，英国与法国联手进攻清朝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所以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和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
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清朝后期，由洪秀全所建立的政权，前身为1843年创立之“拜上帝会”。
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
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计存在13年。
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
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 自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
而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趁火打劫，妄图吞霸中国。
八国（英、法、美、俄、意、日、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义和团攻击外国人为借口而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战争后签订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彻底形成。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旨在推翻中国五千年来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
又名“双十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颠覆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五千多年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
在中国 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中，1911年为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场发生于中国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
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异常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
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外抗强权(对抗日本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而创立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唯物主义角度所编写而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创立的。
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
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推翻了俄罗斯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工人运动：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包括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京汉大罢工等。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显示了党的组织发动能力，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
但是，它也清楚地告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仅靠无产阶级，不进行武装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的。
长征：长征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
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在二万五千华里以上，因此长征又常被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
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人代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代表大会包括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政体，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法律程序，由选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地方各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国家权力机关，并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
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在这类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
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它们是参政党。
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在国家采取重大措施或决定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中国共产党都事先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取得统一认识，然后再形成决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常设专门委员会中，在地方各级人大中，均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更好地参政、议政并发挥监督作用；在人民政协中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而创造的方针，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方针，亦为于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所采用的制度。
一国两制政策以一个中国为原则，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及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及民主制度。
冷战：冷战是指美国和苏联及他们的盟友在1945年至1990年代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冲突和竞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对抗双方都尽力避免导致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
欧共体：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是现在欧盟的前身，依据1965年通过的布鲁塞尔条约成立。
欧共体由欧洲煤钢共同体（又名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三个相互独立的组织组成，其中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最为重要。
七十年中国外交成就：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建立外交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热潮，许多国家纷纷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曾国藩对湖南省的历史贡献是什么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所培育的典型代表，同时，他又以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事功成就，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他的这种贡献，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 一、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 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
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自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
三湘四水所哺育的民众，无一不受其熏陶，区别只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而已。
这正是湘军能诞生在湖南，能建功于天下的基础所在。
曾氏所领导的这支部队，前前后后有过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
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
\ 于是，湖湘文化中的固有品质，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活动中得到极大的张扬。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
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
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
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
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
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
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
”“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形成“无湘不成军”的现象。
\ 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一次最好的普及。
胡林翼请老儒在军中讲授《四书》《五经》，王錱的营地入夜则刁斗声与诵书声相混合。
类似这样的军营读书事例，常见于近世湘人笔记中。
\ 说过“军队是所大学校”，此话极有道理。
湘军就是没有楼房的大学，战场就是没有黑板的教室。
世世代代住在穷山僻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数十万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有了人世间最复杂最机巧最严酷的争斗经历，他们的眼界大为扩开，他们的胸襟大为拓展，他们的见识大为提高。
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从此知道，除了家庭外还有社会，除了生存外还有信仰，除了物质外还有精神。
于是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一次质的提升，甚至飞跃。
国家、天下、道义等等这些过去只是少数士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功业追求被提升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的任事态度被提升为硬寨死战、屡败屡战的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
这里明显地有着一个方向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公义，由小村落转向大世界。
\ 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于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了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主要内容。
\ 二、为湖湘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即所谓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各自为战，无须团体，故而农耕者从来就没有团队集体的观念。
过去，外国人称中国是一盘散沙。
湖南以农立省，散沙现象更为严重。
自从曾氏组建湘军后，此种现象开始有了改变。
曾氏组建湘军，有意利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家在战场上能彼此照应，生死与共，借以克服绿营普遍存在的“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
残酷的战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教育着湘军兵勇：团结起来就能打赢仗，仗打赢了，升官发财，大家都好；仗打输了，什么战利品也得不到，大家都不好。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这样赞颂湘军的团队精神：“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
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
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 湘军之后，团队观念在湖南广大人群中得到认可，大家能自觉地集合结队，抱团打伙。
近世湖南最有名的团队华兴会、新民学会，不仅是中国团队的典范，也是世界政坛上成功团队的典范。
在《新青年》上最早向全国人民喊出“民众大联合”口号的，不是别人，而是湖南人，由此看来便不是偶然。
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由此看来也便不是偶然。
就连湖南的出家人也知道团队的重要。
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八指头陀，便是湖南人。
\ 因为地形原因，湖南历来闭塞，人们活动的范围不出洞庭湖。
湘南方言中的“出湖”一词，说的是有能力有出息的意思，其源即肇于此。
是战争让湖南人走出洞庭湖，驰骋大江南北；也是战争，让湖南人最早接触西洋的武器，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胡林翼之死是因为亲眼看到洋船的“迅如奔马”。
他认为“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
在这点上，曾氏的器识比胡远大。
作为湘军的领袖，战争逼迫曾氏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
他的思索和应对写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的奏折中：“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曾氏的这个建议很快形成国策。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得以建立，曾氏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得以开办。
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
去世的前一年，曾氏又联合李鸿章奏请官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
“业成而归”，以使中国“渐图自强”。
去世的当年七月，此建议付诸实现。
因为湘军的缘故，“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
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中里都开始有了西洋、东洋的概念。
\ 正因为此，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
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等等。
\ 团队观念、世界眼光，这便是曾氏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时代新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点。
\ 三、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曾氏事业的成功，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至少在两个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 一是在精神上。
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但因为缺乏时代机遇的凑泊，长期以来，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
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强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结。
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 这种自信心甚或自恋情结，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
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再进而以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
在如此环境中，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
\ 二是在物质上。
湘军是一支得胜之师。
因为胜利，出息了一大批人才。
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
这些人凭着权势和声望，为湖湘文化的弘扬贡献着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力量。
也因为是胜利之师，所获的战利品便极多，仅南京一城，便号称“金银如海，财货如山”，这些金银财货大部分落入湘军吉字营的腰包。
湖南很快冒出一批有钱人。
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到大都市读书，直至飘洋出海。
为湖南现代风气的开启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分。
那时湖南的教育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湖南的传媒业发达，《湘报》《湘学报》名满海内。
湖南的维新业发达，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推进出力甚大。
湖南的宪政业发达，湘人居然制定了湖南省宪法，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惟一的省宪。
湖南的实业也不落后，矿藏开采、内河航运等都走在各省前列。
著名的守旧派首领王先谦便既是岳麓书院山长，又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
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文人下海的最有名范例。
\ 就这样终于造就了百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辉煌局面。
\ 四、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无论政治、经济与文化，与中原、江南相比，湖南都落后。
王闿运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
”自从曾氏所创建的湘军成功后，湖南开始被世人刮目相看。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句话已为世所公认。
“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大经济出自大学问。
湖湘文化遂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
“五四”期间，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
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
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坚忍不拔的湖南人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就这样鼓舞着全国士人和民众。
\ 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的关注。
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 湖湘文化是六千多万三湘儿女的共同财富，我们应当珍惜。
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的存在，我们应当正视。
当然，那一段历史是千千万万湘人共同书写的历史，曾国藩只是因其领袖的地位，而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符号。
这一点，笔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
